總之，曾國藩的這些事例說明了一個道理：不但當官要耐煩，而且做任何事都要耐煩。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總不是辦法，隻有靜下心來冷靜思考、慎重處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話，心急似火、性烈如馬隻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個人便越控製不住大局。
俗話說，心急吃不得熱豆腐。世界之事風雲變幻，處處藏著危機，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業陷入困境甚至絕境；而凡事求穩慎則可以使人穩打穩紮，少犯錯誤，有助於事業的長遠發展。因此，對於成大事的人來說，凡事不可不穩慎。
曾國藩認為一生當求穩慎，不可過急。他於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其實，隻過了一個多月，金陵就被湘軍占領。曾國藩在臨行前的這些叮嚀，應是針對急功貪利的曾國荃的一劑攻心藥，同時也說明，“穩慎”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名。”鹹豐十年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十一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
曾國藩是非常反對速戰速決的。尹杏農曾兩次寫信給正在“剿撚”前線的曾國藩，借指責周亞夫委棄梁孝王的故事，力陳“兵貴神速”之義。公元前154年，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時，接受一個幕客的建議，讓梁國與精銳的吳楚大軍交戰，而自己壁於昌邑，深溝高壘，隻出輕兵至淮泗口，絕吳餉道。吳楚軍經過與粱國之戰後，銳氣大挫，且饑餓不堪，勉力向周亞夫軍挑戰時，周亞夫又堅壁不出，隻得引軍而去。這時，周亞夫立發精兵追擊，一舉而破吳楚大軍。曾國藩在回信中盛讚周亞夫這種深溝高壘、後發製人的戰術，並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與‘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於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為什麼他做“極拙極鈍之事”？因為他認為，“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曾國藩讚曾國荃說的兩句話為“良為至論”：“穩紮穩打，機動則發。”然後馬上補充說：“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故須極力追求，處處用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訣，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曾國荃統兵在吉安前線時，他叮嚀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餘昔在營中誠請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他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帶來嚴重惡果，士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則不達。曾國藩這個於穩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說是他的戰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蔽，此善於用氣者也。”這些例子說明：當兩軍對壘，善靜者善養己之銳氣，躁動者必將再衰三竭，雖未戰而靜者已先勝一籌。所以，曾國藩說：“凡行兵，須積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的道理。”在沒有現代化武器、打仗隻有刀矛、全靠體力、全憑勇氣的情況下，曾國藩的“靜”字法，無疑是有合理性的。自然，曾國藩的“靜”字法，並不是消極疲遝，被動挨打。他指出“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靜時如山之屹立，不可動搖；動則如水之奔騰，不可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