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則。他說：“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這裏所說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從戰爭誰正義誰不正義的角度說的，而是指具體戰役戰鬥中，誰先動手、何時動手的問題，即戰役戰鬥何者為主、何者為客的問題。所以他說：“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精審也。”何謂主客？曾國藩羅列道：“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呐喊放槍者為客，後呐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為主。”如何處理主與客？他說：“凡出隊有宜速者、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製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評論湘軍將領說：“近日諸名將，多禮堂好先去尋賊，李希庵好賊來尋我。休、祁、黟諸軍但知先發製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勞，養精以應敵，又可靜以審勢，乘機以破敵。所以，曾國藩認為，以主待客是致敵而不至於敵的最穩健的方略。“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潦，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壕而應之，則是反客為主，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壕，則我常為主，這就是所說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國藩甚至把這套“主客論”進而推到了戰略問題上。他認為江南大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對於“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向榮、和春隻專注金陵一隅，而不顧對金陵上遊的爭奪，在江北，連與江浦、六合緊連的和州、無為一帶也不去占領，安慶、廬州更不在他們的戰爭全局的投影之內。在江南，對與江南大營毗鄰的皖南地區，未嚴加控製，以鞏固大營的後方，這叫做全失內外之勢。與此同時，向榮、和春又根據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閩、援皖、援江北，近者數百裏，遠者二三千裏，援軍四馳，轉戰不歸”，被太平軍各個擊破。如馮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營，幾被全殲於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餘人全部被殲於揚州，張國棵大敗於浦口，周天培部全軍覆滅。僅這兩次戰役，共損失“兵勇一萬數千名，精銳失之過半”，這叫做全失主客之勢。江南大營的內外、主客之勢之所以全失，曾國藩認為，這是因為向榮等“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
總之，曾國藩對待戰爭中的快慢問題、靜動主客問題，都是以“穩慎”二字為出發點來立論的。這不但是他行軍打仗的原則，也是他為人處世的原則。
凡事要親身入局。
有人曾經這樣說：“如果你不知道你該往何處去，便不會達到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實現的目標太多，跟沒有想法、沒有目標其實是一樣的。
在遭遇挫敗的一段時間，過去的一切似乎總是揮之不去，我們仿佛被釘死在上麵了。我們會一直思考，又不時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們有行動能力之前，必須先回顧過去並且了解它的意義。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為自己一生的曆史學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對自己誠實。除非我們解答出何以失敗的問題，否則就無法把失敗變成成功之母。
隻有用分析家冷靜的眼光，而不是情緒化的埋怨責備，才能把我們從失敗的性格之中解放出來。為什麼聰明的人會失敗？原因有一大籮筐，它無疑比我們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敗實在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難免，能夠從失敗中汲取經驗，才是了不起的事。
聰明人唯一與眾不同的，是他們能夠記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敗教訓，，例如墜入空想。
曾國藩最不喜歡經常空幻想、發牢騷、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親身入局，才能有改變的希望”的原則。
曾國藩處世的成功，和他主張的做事必須躬親實踐有關。關於這一點，清末的蔡冠洛說：
“曾國藩以前任兩江總督時，討論研究的文書，條理清楚嚴密，沒有不是親手製定的章程，沒有不是親自圈點的文書。前年他回去任兩江總督時，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鎮東南，他自己說如稍有怠惰安逸，則內心會負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餘接見各方麵的客人，見到後必定要訪問周詳，殷勤訓導勉勵。對於幕僚下屬賢明與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沒有不默默地記在心裏的。他患病不起，實在是由於平日事無巨細均須親自過問，用盡了精力、費盡了心思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