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誌同道合的人打天下。
為什麼有些人能聯手打天下，有些人總是單打獨鬥，其學問何在？曾國藩在用權做人時注意聯手打天下，他與恭親王奕在許多大政方針上保持了一致，即為一例。在洋務運動中，奕主持於內，他宣力於外，共同描繪了中國的近代工業化藍圖，兩人並稱“洋務領袖”。這與他聯手打天下的交際學問關係密切。
值得重視的是，當朝中興起停止造船的風潮並即將經慈禧太後認可時，奕與曾國藩又一同阻止了這一決議。
這是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十四日下發的一件特別引人注目的奏折，是內閣學士宋普奏請停止自造輪船的：
“閩省連年製造輪船，聞經費已撥用至四五百萬，未免糜費太重。此項輪船將調用以製夷，則早經議和，不必為此猜嫌之舉，且用之外洋交鋒，斷不能如各國輪船之利便；名為遠謀，實同虛耗。江南、上海等情況大體相同，應請旨飭下閩浙、兩江督臣，將兩處輪船局應行停止。”
看到這個奏折，奕很難過。近兩年，由於種種原因，近代化項目不但沒有增加，現在居然連這已成之局也要取消了。如果倒退幾年，他一定要一馬當先出麵力爭，就像當年進行同文館之爭那樣。可是，他現在年齡增加了，受的挫折多了，變得深沉了一些。他決定暫時不置可否，交與相關大吏去討論，相信他們必有可以維持原計劃的辦法。
兩宮皇太後聽說船政局浪費很大，就想要停止造船。按照這層旨意，奕指示章京草擬寄諭：
“……製造輪船原為綢繆未雨、力圖自強之策。如果製造合宜，可以禦侮，自應不惜小費而墮遠謀。若如宋晉所奏，是徒費帑金，未操勝算，即應迅速變通。”
當時中國隻有兩處造船基地，一是福州船廠，二是江南製造總局。所以這封寄諭在發往福建大吏文煜和王凱泰的同時，也發給管理江南軍務和漕務的曾國藩、張之萬，要求他們“妥籌熟計，據實奏聞”。
文煜和王凱泰的複奏傾向於停造，但指出如果停造，那麼按合同應承擔經濟損失，至少還需白搭七十餘萬兩白銀給法方，同時指出宋晉的處理方案也不妥，以造成之軍艦租給殷實商人，“殊屬可惜”，沿海靠老式師船巡邏又不如“輪船之靈捷”。綜合來看，這篇複奏的態度就是含糊其辭了。
曾國藩的複奏則是斬釘截鐵的，堅決反對停造。他從“勤遠略”的高度講到中國不為外夷所製並無他法，隻有精造船艦，他國視為攻我之利器，我也有之，久之，外國失去挾製中國之具，中國必出“自主”。這個回奏恐怕是曾國藩臨終前最有價值的一份奏疏。奏疏上達京師不久，曾國藩就病逝了。
奕也沒有急於作出決定，他坐下來進行冷靜思考，感到宋晉所提的造船問題如果不辯論清楚，那麼中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就很容易被否定，剛剛開始的大機器生產就會夭折，中國依然會落後挨打。
奕對新式大機器工業生產有著深厚的感情。正是他，在鹹豐末年就建議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槍炮，也是由於他的維持調護，曾國藩的安慶軍械所、金陵機器局，李鴻章的上海洋炮局、蘇州洋炮局和江南製造總局，崇厚的天津機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才得以開辦。他已經嚐到了甜頭，靠著這些工廠源源不斷生產的槍、炮和彈藥鎮壓了風起雲湧的農民大起義，他還自信走工業化的道路能夠實現“自強”的目標。
確信造船問題事關工業化的大方向後，奕決定在更大範圍內組織封疆大吏進行討論，特別是讓那些洋務大員來駁斥宋晉的頑固主張。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軍機處發給直隸總督李鴻章、陝甘總督左宗棠、閩浙總督文煜、福建巡撫王凱泰和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如下寄諭：
“左宗棠前議創造輪船，用意深遠。唯造未及半，用數已過原估，且禦侮仍無把握，其未成之船三號需經費尚多。當此用款支納之時，暫行停止，固節省帑金之一道。唯天下事創始甚難，即裁撤亦可草率從事。且當時設局意主自強，此時所造輪船據稱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應力求製勝之法，若速從節用起見，恐失當日經營締造之苦心。著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通盤籌劃，現在究竟應否裁撤，或不能即時裁撤，並將局內浮費如何減省以節經費，輪船如何製造方可以禦侮各節，悉心具奏。除輪船外，還要求討論洋槍、洋炮、彈藥是否也‘尚須製造’。”
奕主持發出這封廷寄時，他有一種更濃重的蒼涼感，在諸多方麵與他協調一致的曾國藩已於二月初四日病逝於兩江總督任上。他將寫好的“寄諭兩江總督曾某”字樣抽出來，因此這次關於造船的討論不可能有曾國藩參加了。
曾國藩治人術中的“聯合策略”就是：一個人要想成大事，必須聯合可以聯合的人，不能走單打獨鬥之路，否則你就可能會受製於一群人而顯得力量薄弱，無法實現目標。曾國藩治人，懂得用聯合策略控製他人，可以說他的智慧與技術均高人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