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的說：“湘軍之中疾疫大作，鮑軍十病六七，豈能擋我巨炮？”李鴻章終不為所動。但李鴻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於是他想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一是上奏朝廷，說曾國藩完全能夠平此大亂，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請派他的弟弟攜大炮到曾國藩處聽其指揮、助攻。金陵城終於攻下。
據說，大功告成之日，李鴻章親往祝賀，曾國藩帶曾國荃迎於下關，親執李鴻章之手，說：“曾家兄弟的臉麵薄，全賴你了！”李鴻章自然謙遜一番。
紅旗報捷時，曾國藩一再聲稱，大功之成，實賴朝廷的指揮和諸官將的同心協力，至於他們曾家兄弟是仰賴天恩，得享其名，實是僥幸而來，隻字不提一個“功”字。他對李鴻章當然也要多多美言。
曾國藩談到收複安慶之事，總是歸功於胡林翼的籌謀劃策、多隆阿的艱苦戰鬥。談到後來攻下金陵，則又歸功於各位將領，而沒一句話提及他弟弟曾國荃。談到僧格林沁進攻撚軍的時候，曾國藩讚揚他能吃苦耐勞，說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談到李鴻章、左宗棠時，則稱他們是一代名流，不是說自愧不如，就是說謀略莫及。
曾國藩認為，中國人向來以“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作為友道的至高學問，但實際上，不但“富貴不相忘者”極少，而且能夠“同患難”的更是少而又少。曾國藩在湘軍中灌輸一種靈魂，就是“生死不棄”，這也是湘軍這個團體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精神支柱。
真誠最能打動人。
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他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能力化為己用的人。而它做到這一點的秘密就在於以誠待人，用真誠來打動對方的心，虛心接受對方的意見，而不是虛與委蛇，這樣就能使別人信任他，他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吸引真正的人才，真正做成大事。
用真誠來打動別人，認真聽取別人意見，然後加以改正，這一原則曾國藩在《答歐陽勳》的信中就充分表現了出來：“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劄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然而鑒於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從命。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我曾經思慮自己心胸不夠寬宏、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我都廣泛吸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我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我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麵，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他們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裏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都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唯言的默契。離別之後唯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摻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麵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做出幾副麵孔。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痛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而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麼吸收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裏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其他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注》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國藩的師友中，李鴻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諍友。這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