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係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鹹豐皇帝將李元度由溫處道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三千，進駐兵家必爭之地徽州。至徽州不滿十日，李世賢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是李元度明顯傾向王有齡的跡象，及至他回到祁門大營，也絲毫沒有閉門思過的跡象，竟然擅自向糧台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這使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參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氣憤地說：“聽君之便。”
後來，李鴻章負氣離開祁門，輾轉波折，欲複歸至曾的門下，曾國藩則大度相容，並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他的弱點是懦緩，即膽子小與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
正是因為曾國藩用真誠來打動對方的心，所以他才既有邵蕙西、李鴻章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這也是他德業能夠不斷長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交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古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隻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這幾句話，不慍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當即記下了他的感受：“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道德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
處世交友如果能夠真正做到待人以誠，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改正自己的過錯，並且從不苛求於人，那麼他就能夠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他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而使自己取得成功。而那些不能夠待人以誠的人，就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就會成為飄流孤島之上的“魯賓遜”，事業的發展就會失去許多良機，成就偉業就隻可能是一種妄想。在這一點上，曾國藩的“待人以誠，天下歸心”的關係絕學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借別人的力量成就自己。
曆來有遠見的智者都認為，為官治政，以善用人才為大學問，因為一個人的能力再大，也終究有限，隻有那些善於用人之長以補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的事業。荀子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裏；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性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善借助於物力尚且絕江河而致千裏，何況善於借助人力呢？曾國藩則是以借人之力為力，並放到自己的用人學問中。
曾國藩對於個人在集體中的地位和作用，有著明確的認識。他說：“細想古往今來，億萬年無有終期，人們生活在這中間，數十年隻是須臾瞬息。大地數萬裏，不能窮極，人在其中休息遊玩，白天猶如一間房子，晚上猶如一張臥榻。古人的書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煙海，人們一生所能讀的不過九牛一毛。事情複雜多樣，可以獲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萬條，人們一生中力所能及之時，不過如太倉一粟。知道上天悠悠無窮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麼遇到憂患和非常不順心之事時，應當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寬廣，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據的位置非常小，那麼遇到榮耀名利相爭之時，應當退讓三分，以柔道處之；知道古今人們的著述非常豐富，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陋，那麼就不敢以一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並以謙虛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複雜多樣，而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那麼就不敢以功名自矜，應當思考推舉賢才而一起去完成偉大的功業。如果這樣，那麼自私自滿的觀念就可漸漸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