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一個人不論是智慧絕頂者，還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完美無缺；相反，愚笨至極的人也有可愛之處。本著這樣的想法，尤其是他認為自己屬於“中材”，或接近於“笨”的一類，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長，以補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個智囊團，有什麼疑難問題，曾國藩都讓他們出高招、獻良策。
在同幕僚長期合作共事的過程中，曾國藩經常以各種形式向他們征求意見，在遇有大事決斷不下時尤為如此。有時幕僚們也常主動向曾國藩投遞條陳，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解決辦法，以供其采擇。
幕僚們提出的意見，無疑會對曾國藩產生重要影響，這方麵的事例可以說是俯拾即是，如他采納郭嵩燾的意見設立水師，湘軍水師從此名聞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視，這可以說是曾國藩初期成敗之關鍵。鹹豐四年（1854年）太平軍圍困長沙，官紳求救，全賴湘軍，而羽翼尚未豐滿的湘軍能否打好這一仗，事關存亡。曾國藩親自召集各營官多次討論戰守之策，又在官署設建議箱，請幕僚出謀劃策。他最終采納了陳士傑、李元度的建議，遂有湘潭大捷。鹹豐十年（1860年）秋是湘軍與太平軍戰事的關鍵時刻，英法聯軍進犯北京，鹹豐帝出逃前發諭旨令鮑超北援，曾國藩陷入極難境地：北上勤王屬君國最大之事，萬難推辭，但有虎將之稱的鮑超一旦北上，兵力就會驟減，與太平軍將難以對峙，自己多年經營將毀於一旦。於是，他令幕僚各抒己見，最後采納李鴻章“按兵請旨，且無稍動”的策略，渡過一次危機。不久，下安慶，圍天京，形成了對太平軍作戰的優勢。而那些聞旨而動的“勤王軍”，勞民傷財，卻貽笑天下。其他方麵，如曾國藩采納容閎的意見，設“製器之器”，送有識之士出國留學，使他成為洋務派的領袖等等，不勝枚舉。可以說，曾國藩是以眾人的智慧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眾人相勘之益，也多次寫信讓他的弟弟曾國荃如法炮製。他說左宗棠的氣概和膽略過於常人，因而希望能與他一起共事，讓他來幫助彌補自己的不足之處。他還勸曾國荃“早早提拔”下屬，再三叮囑：“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後曾國荃屢遭彈劾，誹議也多，曾國藩認為是他手下無好參謀所致。
在談到用人才時，曾國藩特別強調了要小心謹慎，盡可能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量才錄用，揚長避短。曾國藩就八類主要人才，進一步論述了他們在應用中的優勢與不足。
1.“王化之才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為主的人，屬於清談家一流的人才，他們適合做全麵的統轄工作，而“以之治小則迂”。譬如說一個人總想做大生意，但資力不夠，小生意又不願做。這樣，他做生意賺不到錢，娶個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這個人實在是夠無能的了，在這個時候，有幾人能知他的王化才幹呢？
以小人的斤斤計較來麵對國家大政，那也是一種“迂”，鬧下的不隻是笑話，而且是巨大的損失，甚至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在他們當權時，是很難四平八穩地把國家引上繁榮富強道路的。
2.“器能之才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益”
精明強幹，德、術、法都倡導，但主張與力度都不夠強的人才，是獨當一麵的器能之才。他們有精力和智慧去開創局麵、治繁理亂，比如在民智尚未開化的地方，由於民風野蠻而缺少正常社會秩序，不用強力手段去征服，隻用一味的文明說教，多半會越治越亂。器能之人可能會以暴抗暴，先把惡勢力和惡霸除掉，使當地人得到實惠，讓他們慢慢接受文明教化，那麼地方就會日漸平安、富裕了。
3.“策術之才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