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下天羅地網，人才盡為我用。
在鑒別、選拔、任用人才方麵，曾國藩的“明字訣”具有另一層含義，即要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樹人之道。
能不能鑒別、選拔、任用人才，不僅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吏治世風，還關係到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因此，曾國藩對於人才非常重視，不論在何時，他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後來就有人評價他說：“曾國藩之好才愛士，為當時之最。故中興將吏大半出於其幕”“曾國藩昔官京師，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軒，尤勤訪察。雖一藝之才，閣不甄錄，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此類評價之多，難以一一列舉。
善於識人用人是曾國藩成功的根本要訣。他認為，“為政之要，首務得人”“得一好人，便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則重於山嶽，少一人則弱於嬰兒”“除得人之外，無一事可恃”。但是用人極難，知人尤難，所以他慨歎“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經過長期實踐，曾國藩提出了一套認識和鑒別、考察人才的理論和方法。他在《應詔陳言疏》中提出應以“考言”為主，看他是否具備一定的語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還要考察人的誌趣、意誌、態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誌趣”而言，曾國藩認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高貴者“慕往哲盛隆之軌”，高低貴賤立時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樸實廉介為質”，要有操守而無“官氣”，這是考察和選拔人才的標準；就“思想”而言，曾國藩認為不外乎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
為了識別和鑒別人才，曾國藩甚至還發明了“相人”之術，從“神骨”、剛柔、容貌、五官、須眉、聲音、情態、氣色等方麵來“相人”。雖然看相之術有許多迷信色彩，但是曾國藩相人之術中某些合理的內容對於識別和選拔人才，還是有一些可取之處的。
曾國藩的知人之明，僅從他的幕府組成人員來看，就可窺見一斑。有人曾經對曾國藩的幕府人才作了總結，認為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幾類：
謀略人才：郭嵩燾、左宗棠、李鴻章、陳士傑、李鴻裔、薛福成等。
作戰人才：彭玉麟、楊載福、唐訓方、黃潤昌等。
軍需人才：李瀚章、甘晉、郭嵩燾、李興銳等。
文書人才：羅置、程鴻詔、向師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趙烈文、倪文蔚、方宗誠等。
文教人才：吳敏樹、莫友芝、陸艾、俞越、戴望、吳汝綸、張裕釗、劉壽曾等。
製造人才：李善蘭、徐壽、華衡芳、馮俊光、陳蘭彬、容閎等。
僅上麵所提及的曾氏幕府的佼佼者來看，就有近50人之多。因此，當時就有人在評價曾國藩幕府人才之盛時說：“幕府人才，一時稱盛，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贏、倪文蔚、甘紹盤、方謀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
容閎評述曾國藩的幕僚時也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家，無不畢集。幾於舉國人才之精華，彙集於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足以吸收羅致之也。”
從這些評論來看，無不是對曾國藩的知人之明和廣致人才推崇備至，這也從另一方麵體現了曾國藩善於知人、明於用人的思想。
事實上，曾國藩對自己身邊的幕僚和營中將領也有許多中肯的評價，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曾國藩的知人之明，也可以領略到他的用人之術。下麵僅舉幾例：
對於胡林翼，曾國藩說：“膽識絕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細，為軍中萬不可少之員。”
對於左宗棠，曾國藩說：“其才可獨立一麵，固已曆有明征。其雖求才太急，或有聽言稍偏之時；措詞過峻，不無令人難處；而思力精專，識量閡遠，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左帥平定甘肅之後，恐下文尚長，亦由天生過人之精力，任此艱巨也。”
對於李鴻章，曾國藩說：“少荃天資於公犢最相近，所擬奏谘函批，皆有大過人之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遠蹠，治事清核，實鄙人所不逮”“殊為眼明手辣”。對於周梧岡，曾國藩評價說：“於軍中小事尚能辦理妥辦，遇有大事則無識無膽”“暗於大局，不能受風浪，若紮營放哨、巡更發探、開仗分枝，窮係宿將，不可多得。”
對於楊載福，曾國藩說：“氣韻沉雄，出奇製勝。”
對於彭玉麟，曾國藩說：“淡於榮利，退讓為懷。”
在論及營中諸將時，曾國藩說：“塔齊布，一威望之將；畢金科，一曉悍之將；王福、韓升均屬難得之才……”
“人才難得亦難知”，這是我國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認識和選拔人才時說的一句話。因此，如何正確認識人才、將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適的位置，是當政者需要著意關注的問題。曾國藩在這方麵已經做了成功的範例，如果曾國藩手下沒有這麼多人才，可以說他就難以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