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人重要，育人更重要。
曾國藩從辦理團練開始，一步步發展到擁有幾省軍政大權的封疆大吏，其湘軍也成為清政府維持統治的一支重要力量。這期間，曾國藩的培養、選拔人才之道尤其值得重視。在曾國藩重用的人才中，固然以家鄉湖南為主，這種地緣上的密切關係使他們在一起有一種天然的親和感，這是一種心靈上的認同，同時，曾國藩在人才的培養、選拔和任用上也有自己獨到的做法。
曾國藩在總結為政之道時說：“細思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廣收”就是在廣泛的範圍內招攬人才。招來人才不一定馬上重用，要仔細考察，通過培養教育，如果合格才加以重用。“嚴繩”就是在培養、選拔人才時，有嚴格的標準。
曾國藩把培養人才的方法分為四種：教誨、甄別、保舉、超摧。教誨是培養人才，甄別、保舉、超摧是為了推薦人才，四個方麵都是培養選拔人才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作為領導者，要有識別人才的本領，能夠看出一個人優缺點、是否具備培養的潛質，然後再因材施教，助其成長，這就是曾國藩所謂“勤教”。在這一點上，領導者的責任同老師的責任是相通的。
在教育過程中，要嚴格要求人才，這就是“嚴繩”，否則，鬆散懈怠，教育不會有成果。要讓被教育者既有自我追求向上的動力，也有稍有不慎就要受到責備的壓力。他曾對人說：“督責者，商鞍立木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
督促下屬們上進，首先要立下規矩，有了規矩，就要嚴格遵守，違反者，嚴懲不貸，就像孫子在訓練吳國嬪妃時一樣，對違抗命令者，嚴格法辦，決不姑息。隻有這樣，才能使人們老老實實按規矩辦事。在教育培養的過程中，要區分不同類型的人，給予不同的獎懲、鼓勵方法：
高明者好顧體麵，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為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為廉。
卑瑣者本無遠誌，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
好臉麵，懂得禮義廉恥的，就許之以大義，曉之以理；心胸狹小、好利者，就許之以利，管教太嚴了，也會有恐懼之心，但稍放鬆一點，他就肆無忌憚，因此，要時時留心才行。表彰一個人時，宜在大庭廣眾之下進行，對個人來說，是一種榮譽，對其他人來說則是一種榜樣的力量、一種刺激。批評就要在私下裏單獨進行，這樣可以照顧被批評者的臉麵，同時照樣可以起到改正錯誤的效果，而且更容易從思想深處與之溝通，比板起臉來、不分青紅皂白地一通訓斥要好得多。
要想教育別人、培養別人，自己首先要有好的表率，言傳身教，以身作則。正如曾國藩自己說的：
“自立準繩，自為守之，並約同誌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
樹立一個標準，自己首先要嚴格遵守，然後與誌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互相激勵，共同進步，這樣在教育下屬時才有說服力，“欲正人先正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人常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但大多數人不能不為利所動，所以也要體察並滿足人們的這種物質需求。曾國藩一生清廉，不愛錢財，不汲汲名利，因此他在選將上也將不愛錢財不好名作為一條標準。他說，為名利而來的人，提拔稍遲一點就懷恨不已，薪水略少一點就計較不止，這種人胸無大誌，最沒有出息。
但曾國藩在用兵上，卻主張以利來獲得軍心，以厚賞來得兵將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堅持實行了一種厚餉養兵的統軍方式，得到了一支勇猛無比的軍事力量，這是他在軍事上取勝的重要原因。
曾國藩認為，綠營兵腐敗無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兵餉太低，綠營步兵月餉一兩五錢，綠營的守兵月餉一兩，綠營馬兵月餉二兩。這種情況在清朝初年勉強可以維持生活，至道光以後，米價上漲，綠營兵餉已不夠維持五口之家食用，加之綠營兵餉日薄，這更無法依靠兵餉來維持生計了。
《道鹹宦海見聞錄》記載，綠營兵“營中公費，近年益亦缺，各種雜出費用無一不攤派兵餉，是以每月每兵僅得兵餉三錢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紀或另有他項技藝，借資事畜”，因此綠營兵就不得不經常出營尋求生計，便忽視了在營訓練，最後導致戰鬥力低下。綠營軍官為了聚斂財富也常常克扣軍餉或冒領軍餉，導致綠營軍軍心不穩。
曾國藩在起始辦團練的時候就規定口糧，操演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恤銀六十兩；征“土匪”減半，比綠營的餉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軍的軍餉是相當優厚的，湘軍士卒的月餉幾乎是綠營兵月餉的三倍或三倍以上。連曾國藩本人也認為軍餉過於豐厚，湘軍幾乎人人足於財。曾國藩通過厚餉養兵的原則，收到了一些成效。湘軍士兵的兵餉，除個人生活外，還可貼補家用，因此能夠安心操練，提高了戰鬥力。曾國藩一改綠營兵因口糧不足而常常離營兼做它事荒於訓練的弊病，同時，曾國藩也希望通過給將領以豐厚的收入，來減少克扣兵餉的事情發生，達到“養廉”的目的。曾國藩在奏疏中闡述了這一想法，“臣初定汀營響項，稍示優裕，原冀月有贏餘，以養將領之廉，而作軍士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