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曾國藩更刻意講求籠絡和控製部屬，利用同鄉、師生、親朋等關係，結成以他為中心的集團，並對個別敢於不遵從他領導的人給予打擊。
尊重、服從上級領導同謀求自身的獨立發展，這在各種不同的社會製度下都是不易妥善處理的重大問題。在專製製度下，情況更為棘手。曾國藩高出同時代人的卓識之一，是局麵做大時公開鼓勵下屬謀求獨立發展。這並不是說曾國藩主張不分是非，倡導互相吹捧的庸俗風氣。
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軍都必須嚴格，但在方法上則必須著眼於表揚和鼓勵，而在批評缺點錯誤的時候也必須注意選擇適當的場合，照顧對方的自尊。他的這些主張同現代心理學有驚人的暗合之處。例如，馬斯洛就認為：“除了少數病態的人之外，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對於他們的穩定的、牢固不變的、通常較高的評價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種對於自尊、自重和來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個性心理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則是不斷追求優越，這是人們行動的內驅力，它引導著個人和種族不斷進步。
在放權方麵，曾國藩始終表現得很開明，並適時加以鼓勵，湘軍的力量發展很快，並逐漸成為一個龐大的集團勢力，而且始終保持相對的統一性，至少也以曾國藩為其共同的精神領袖。這使曾國藩的事業規模迅速擴大，十年後，湘軍集團中督撫大帥，紛出並立，與曾國藩地位相當相近者就有二十餘人。這些軍隊與督撫協調行動，互相配合照應，更使曾國藩的聲望如日中天。
看來鼓勵手下獨立發展，既有一個襟懷問題，也有一個時機問題。放權也是如此。
自先秦荀子等人開始，就鼓勵後人超越前輩。不過，真正見諸行動的人，特別是軍事和政治領導者，卻曆來是鮮見的特立獨行。中國傳統文化中，雖不乏尊重個人獨立人格的論述，那也不過是吉光片羽。專製製度下的上下關係以順從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為美德。曾國藩卻力倡“自立門戶”“自辟乾坤”，把傳統文化中尊重個人的因素發揮盡致。為此，他甚至主張，寧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而能“遇事體察”者，不用“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的官氣十足之輩。這固然與他領導的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跌宕起伏，生死相循，不能不充分發揮部屬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有關，也顯示了他罕見的胸懷。
對於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曾國藩都體現了他鼓勵下屬謀求發展的精神。李鴻章赴上海練淮軍，曾國藩說：“少荃去，我高枕無憂矣。唯此間少一臂助，奈何？”李鴻章再請，曾國藩不但欣然同意，還送上馬扶一程，這令李鴻章終生銘記。
李鴻章所募淮勇到安慶後，曾國藩“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湘軍營規以訓練之”。1862年2月22日，李鴻章移駐安慶北門城外營內，曾國藩親臨祝賀。李鴻章深知淮勇實力單薄，難膺重任。他知道自己的部隊除張遇春一營外，均係新勇，戰守難恃，往征異地，若無精兵宿將，立有覆敗之虞。因此，他懇請曾國藩調撥數營湘勇，以加強戰鬥力。曾國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擊，又打算憑借湘軍榜樣“為皖人之介”，以陶鑄淮軍風氣，因而允其所請，陸續調撥湘勇八營，歸其節製。其中有曾國藩新兵兩營，由韓正國統帶，充任李鴻章親兵；開字兩營，借自曾國荃，由程學啟統帶，程係陳玉成部太平軍叛徒，其部下多籍隸兩淮；林字兩營，由滕嗣林、滕嗣武統帶，乃係江蘇巡撫薛煥使之在湖南招募而來，原為四千人，經曾國藩裁汰至千人，編入淮軍；熊字營由陳飛熊統帶，坦字營由馬先槐統帶，均係奉曾國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由湘軍部將陳士傑率領，隨同李鴻章援滬，因陳氏不願前往，遂撥歸淮軍。所有這些，就是淮軍初創時期的基幹隊伍，共計十三營，六千五百人。後來李鴻章陪同曾國藩檢閱銘、鼎、樹、慶和程學啟、膝嗣林等營，標誌著淮軍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隻能患難相助，不會同根相殘。他認為湘、淮本是一家，淮軍由湘軍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誼”。
對於左宗棠，雖然他在多種場合曾對曾國藩有微言，兩人也幾年不通音訊，但在收複新疆這個問題上，他第一個薦舉左宗棠，同樣能說明他的胸襟。
讓能者上、庸者下。
獎懲分明是曾國藩用人的一個基本原則。他對部屬要求極為嚴格，尤其是其立下的軍令，更要求部屬必須做到。他認為“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不良將，痛懲一輩”，那麼“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興”。他經常引用孫武演兵殺寵姬的故事來說明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