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北周趙善做尚書右仆射，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趙）善之咎也。’”功歸下僚，罪責自己承擔。不過推功與攬罪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分離的，某些人以推功見長，某些人則因攬罪而聞名。
先說推功。西漢趙廣漢做郡守，經常“推功善歸下”，常說：這是某某曹掾所為，非我所及。由於趙廣漢“行之發於至誠”，致使看到或聽到此事的僚吏們都“輸寫心腹，無所隱匿，鹹願為用，僵仆無所避”；東漢的劉寬為南陽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張湯也精於此道。張湯奏事，漢武帝連連說好，張湯就會說：這個奏章不是我想出來的，而是掾史某某所為。
推功法是僚屬主動積極的再創造過程。它以對僚屬過去成績的肯定，激發他們的自覺性並給予充分的再表現的機會。同時，由於推功涉及的是某個具體的個人，而不是籠統的“大家”，所以既鼓勵了當事者，又激勵了見知的其餘僚屬。
再說攬罪。攬罪法以官長引咎自責為特征。聞人晉做泰山太守，“吏有過謬，引以自責。”官長反躬自責，將僚吏的罪過等同於自己的過錯，“自責”已經是出人意料的“過分”行為。
而一旦從引咎自責進入到引咎自罰，“過分”就更會帶來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時，長孫儉做荊州刺史兼東南道行台仆射。轄區內鄭縣的縣令泉璨有不法行為，被百姓告發，經過審訊，判定所告屬實。長孫儉召集僚屬，當眾宣布：這都是因為我教誨不夠，恩信不及，是我的罪過，不是泉璨的過錯。於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罰了三十杖，卻沒有製裁縣令。據說，自此之後，“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聽說此事後，下詔褒勉慰勞他。權臣宇文察也寫信給長孫儉說：“近來聽說您部內縣令犯罪，你自罰三十杖，警示眾僚。過去雖聽說過‘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說的是憂公忘私、知無不為的事，但還不如您舍身自罰、訓誡群僚。”聽說之後，很是讚賞。
攬罪法也創造著僚屬的主動積極性。它對僚屑行為的否定，是通過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這就是傳統儒學的“恕”道。結果，同樣以曲折的方式激勵了僚屬。因為按照“恕”道，不應當再讓官長“自責”“自罰”了，誰要再引起這種後果，就會惹發眾怒、引火燒身。推功攬罪是一種稀見、難得、過分的極端舉動，也正因為如此，它具有撼動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罰示恩法。中國古代有一種通行的施之於僚屬的責罰力式，，杖罰，也即打板子。各級官長都擁有對僚屬的杖罰權。但精於治道、治術的官長們往往放棄這種法定的懲罰權，不依恃杖罰而求得治理。唐玄宗開元初，碭山縣令韋恒“為政寬惠，人吏愛之”，遇皇帝出巡，硒山應當供應衣食住行事宜。當時沿途州縣懼怕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務於鞭撲”，督責吏人。韋恒“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德宗貞元時，吳湊做京兆尹，僚吏“非大過，不行笞責”，隻是召來當麵問清事情原委，批評之後將之放歸繼續工作。“吏尤惕厲，庶務鹹舉。”
陸象先，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劍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寬仁為政”。同僚司馬韋抱真勸說他：“希望您厲行杖罰，樹立威名。否則，一旦下僚懈怠起來，卻沒有震懾他們的東西。”陸象先說：“做官能夠治理就行了，何必用嚴刑來樹立威風！損人利己，那不是寬恕之道。”後來，陸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東道按察使。
一次，一個小吏犯罪，陸象先隻是批評他幾句，就放他回去了。旁邊的錄事說：“這種情況按法應當行杖。”陸象先駁斥說：“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麼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說今後一定要打板子的話，那就從你開始吧！”一席話說得錄事“慚愧而退”。按照陸象先的說法：天下本來是沒有多少事的，隻是那些庸人插手幹擾，這才搞得繁不勝繁。如果在源頭上就以清靜安之，不用發愁，事情自然就減少了。因而，陸象先前後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鹹懷思之。”
武則天時，徐有功為蒲州司法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胥吏們感恩戴德，互相誡約：誰犯了徐司法杖罰，大家就一起來貶斥懲罰他！結果，胥吏們爭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到徐有功任滿離開蒲州，沒有，個人被杖罰過。
玄宗先天時，李日知做刑部尚書。他做官的風格是“不施捶撻而事集”，既不用杖罰威脅，公事也都辦利索了。有一次，一個令史接到詔敕，竟忘記了當天發下去。這當然是了不得的過失，作為刑部長官的李日知自然發怒了。他召集眾僚，命人取來杖板，準備杖罰這個小吏。但轉而一想，又改變了主意，對那個令史說：“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會說你能撩撥我發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聲名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兒女也瞧不起你了。這次就饒了你吧！”從此之後，“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眾共謫之。”
陸象先把大肆杖罰看成不會得一日安寧的“繁擾”下策，以為一施杖罰就會造成“打而不勝打”的惡性循環，所以，他認為不用杖罰是“安靜”“簡化”的根源，也即開始不打板子，最終也就無人可打了。其實不罰示恩的功效也在於此，它能使官與吏的關係呈良性循環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