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需要代換理論。小利是小忍而得的，忍的實質是先不求利，而求做事。做小事體，從開始忍耐到獲利的間隔小，獲利也就小；做大事體，從開始忍耐到獲利的間隔大，獲利也就大。一般來說，隻要方法正確，獲利和所做的事體和忍耐的能力總是成正比的。封建時代，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書一讀便是寒窗十年，所得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商業活動和讀書的道理一樣，用急功近利的做法，根本別想獲有黃金屋、顏如玉。“先不必求利，要取勢。”胡雪岩看出利勢不分家，就有了他的取勢行為。官勢的成功給他帶來了厚利，“光有官勢還不夠，商場的勢力我也要。這兩樣要到了，還不夠，還要有洋場的勢力。”
這就典型地道出了胡雪岩在商業上的總體謀略。這個謀略的核心是取勢，猶若修水庫蓄水，猶如修鐵道運輸。開頭看起來成本大、回收慢，然而，一旦水庫、鐵路修好了，建成了，由此而獲得的利益卻是穩而源長的。
對於胡雪岩來說，他做生意的固有手法就是要放眼光、放膽量。他不屑於因蠅頭小利而障住了身手，他看得遠，所以心思用得深。
天下大勢他很了解。首先是洪楊之亂，由此而引起整個社會的人口大流動、財富大變遷，非一時可以安頓。其次是海禁大開，眼看著洋槍洋炮挾著西方產品滾滾流入中國市場。中國和西方有巨大的差距，也非一時可以彌補。
他不但了解大勢，而且獨具主見。一般人因洪楊之亂而惶惶忙於逃命的、乘機撈一把的都有。胡雪岩看準了，“長毛”是不會持久的，官軍早晚要把他們打敗。既然形勢是這樣，渾水摸魚、兩麵三刀、投機取巧，都不是地道的作為。最好的做法，就是幫官軍打勝仗。隻要能幫官軍打勝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虧本也做。要曉得這不是虧本，而是放資本下去，隻要官軍打了勝仗，時勢一太平，什麼生意不好做？到那時候，你是出過力的，公家自會報答你，做生意便會處處方便。你想想看，這還有不發達的？
了解大勢了，就好取勢。勢在官軍這邊，自然要幫官軍。隻有昏頭黑腦的那些人，才不計社會大的走勢，單為眼前可圖的幾筆小小生意而斷了大的前程。
洋人那一麵也是這道理。“洋人雖刁，刁在道理上。隻要占住了理，跟洋人的交涉也並不難辦。”
這種看法，在海禁開放之初，著實頗有與俗不同之處。因為照一般的見解，洋人不是被看作茹毛飲血的野人，就是被視作不可冒犯的神人，結果就無法和洋人平等相待，做出了許多滑稽可笑的事情。
胡雪岩一開始就定了講道理、互惠互利的宗旨，自然又占了風氣之先，為他商業上的發達做了心理上的準備。
有了對這兩個大變動的分析，胡雪岩就逐漸把做生意的力量和心思放在了蓄勢取勢上。看到了大的形勢並順應大的形勢走，這是順勢。但是光有這一點還不夠，跟著大勢走僅僅是順應時勢，胡雪岩還要進一層，他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置身於能控製大勢的核心，這就是“做勢”。
順勢是眼光，取勢是目的，做勢就是行動。
在官場上，通過資助王有齡、黃宗漢、麟桂、何桂清、左宗棠等人，通過為他們出謀獻策、出力出資，把他們的功名與利益和自己的事業緊緊聯結在一起，從而達到“此人須臾不可離”或者說“天下一日不可無胡雪岩”的效果，這樣就取得了官勢。
王有齡、何桂清等的升遷和享樂離不開胡雪岩；左宗棠平定叛亂、建立萬世功名也離不開胡雪岩。
胡雪岩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所以也就能抓住他們。抓住了這些人，也就抓住了他們做官而自然形成的官勢。有這些靠山在，運糧撥餉、籌款購槍，無一不可堂而皇之地去做。這些人也正眼巴巴地等著你的這些東西，又何愁不能從中漁利？
同樣，撇開社會和政治的原則，單從商人牟利的角度看，即使是最發達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也處處可見官與商結合的事例，或者說，商業與政治勢力結合與運用的事例。
比如，美國石油大亨哈默，曾被譽為“紅色資本家”。“紅色”即官（勢），“資本家”即商（利）。
又比如，現在有好多半官方基金社“慈善”機構，國外資本家趨之若鶩。大批資金的湧入都是有條件的，需要接受基金的機構代他們疏通某些關係。這需要疏通的便是官（事），目的還是為了商。隻是現代社會做法越來越隱蔽，給人一種在商言商、商政不幹的表象。不過，這假象著實瞞不住每一位能一手通“官”者。隻要有官勢可取的地方，便有商人在行動。單就商業自身的利益來講，沒有什麼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