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鳴自是歡天喜地，當下也不打算去揚州謀什麼肥差了。因為胡雪岩給他的感覺太不一樣了，為人爽快，有情有義，而且出手大方。自己如果去給官府當差，誰知道又要受當官的多大的氣呢，更何況報酬還不及胡雪岩所給的一半呢。
在給下屬報酬這一方麵，胡雪岩有點類似請劉慶生做檔手時的做法，都是十分大方地許以當事人想也不敢想的高薪。正是這種做法，為胡雪岩贏得了下屬做事的忠心、熱情與賣力，為胡雪岩省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胡雪岩的機靈善變、足智多謀是他有別於他人的獨特人格魅力，因此能夠吸引很多人為他高高興興的辦事。胡雪岩可謂因人成事，談笑之間，往往隱藏有他的深謀遠慮。
智者、勇者、貪者、愚者。
商業活動千頭萬緒，每一項工作都需要有合適人才承擔。在挑選人員時，注重的應是其能力能否勝任該項工作，而不是與此無關的其他什麼標準。用人的目的是“成事”，用後能“成事”就是用對了人。因此，能力或者說“才”應當是第一位的。中國人的傳統，往往太強調“德”，有時還過於看重資曆、背景、學曆、對上級的服從等，其結果常常使平庸之輩占據要津、屍位素餐、毫無建樹；而一些才能之士卻因為有這樣或那樣的欠缺而得不到重用，懷才不遇，長期受壓抑，由壓抑而生怨氣，怨氣生而離心離德。如果實行了這樣的用人政策，商業活動的前景必然衰敗。
事實上，德才兼備的人才自然是最為理想的人選，而事情往往如魚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有才之人未必盡德，有法之人未必有事。如果求全責備，就會選不到人才，事業也會因人才的匱乏而停滯。
況且，每個人的天資、秉性、愛好和特長是不同的。中國古代兵書將人分為“智者”“勇者”“貪者”“愚者”四類。四種人都有自己的誌向。“智者”追求建功立業；“勇者”向往實現淩雲壯誌；“貪者”謀求利祿；“愚者”不顧犧牲。社會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他們在生活中發揮各自的作用，用人者關鍵是看能否駕馭他們為己所用。
才德不可兼具，行事特點又各不同，就需要“因其至情而用之”。《施氏七書講義》中說：“在人雖有不同之材，而在我則有因任之要。彼之智足以謀，吾則與之謀，彼既足盡其智，豈不足以立其功乎？彼之勇足以製敵，吾則使之應敵，彼既得以鼓其勇，豈不足以行其誌乎？彼唯貪也，吾因而誘之以利，則彼必邀趨其利。彼唯愚也，吾因而用之以誠，則彼必不顧其死。”
胡雪岩在其商事活動中，四種人才皆常兼用。胡雪岩也深諳各種人才的脾性特點，適時地對他們加以引導利用。
如果就胡雪岩自己的出身和經曆來講，胡雪岩最為欠缺的就是“智”，也就是知高遠、斷正誤的能力。也許有人會說，胡雪岩那麼精明一個人，怎麼會缺乏“智”？事實上，我們這裏所說的“智”，是“方以智、圓而神”中的“方智”。胡雪岩的精明能幹，證明了他在“圓而神”方麵有著過人的才能，如果說他有智，也至多是“圓智”。圓智至多是處世的方法技巧，而不是對世事原則的廣泛全麵的認識。因為他是學徒出身，自小為生計而奔波，少有學習的機會，和社會接觸的機會和層麵也不深，所以他雖能體人情、重義氣，但對規範的學識卻一竅不通。不說與經世致用無關的純粹學識了，就連與商業活動關聯較緊的知識，比如官場製度、外文常識、西洋各國的基本概況，他都所知甚少。這種知識之“知”（即“智”，即“方智”）的欠缺，就影響了他的商業活動。
不過胡雪岩自知其不知，所以能盡力利用各種人才，以彌補自己在這一方麵的欠缺。當代企業家牟其中的一些做法，與他頗為類似。牟其中深知自己學識範圍有限，但是他能夠廣交朋友，搞商業的朋友，搞金融的朋友，搞教育的朋友，搞經濟的朋友，搞軍事的朋友，甚至專業到搞飛機、搞導彈的朋友，他都交。按照牟其中的說法，我自己雖然沒有學到這些專業，但我交了學這些專業的朋友，我自己也就成了這一方麵的專家。不必我自己去學，隻需依靠我的這些朋友，我就可以在這些領域縱橫馳騁。如此說來，有了這些朋友牟其中自己也就成了金融專家、教育專家、經濟專家、飛機專家、導彈專家、橋梁專家、道理專家……正是假借各種專業方麵的優勢，牟其中才能用三年時間坐下來談判，和化工、鐵路、商貿、外交、軍事諸方麵人才打交道，完成了幾十個億的跨國易貨，用中國的日用工業品換回了俄羅斯的大型客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