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一雙空手起來的，到頭來仍舊一雙空手，不輸啥！不但不輸，吃過、喝過、闊過，都是賺頭。隻要我不死，照樣一雙空手再翻過來。”
這種眼光和心胸，在商人中有不少同其類者。與胡雪岩同期而稍後的徐潤，就是這樣一位經得起波折的人物。
徐潤以買辦起家。鹹豐到同治年間，洪楊變起，上海租界人口由500人猛增到14．2萬人，大量地主、富商逃離家鄉，躲入租界，使得投資房地產成為十分有利可圖的事業。
徐潤從同治三年（1863年）到光緒九年（1883年），陸續購置地皮6100多畝，其中建築地皮3200多畝，所建築的洋房、住宅、商店等，每年可收租金12萬餘兩，房地產價值總額達223萬餘兩。
也就是在1883年，和胡雪岩一樣，因為遇到中法戰爭，法國兵艦馳抵吳淞口，上海富戶紛紛提款離滬，全市錢莊信用崩潰。另一方麵，胡雪岩阜康錢莊倒閉，致使其他錢業同行也都資金周轉不靈，紛紛向徐潤逼債。
徐潤無奈，隻好將自己的產業賤價出售，抵償債務，一下子虧損了八九十萬兩。徐潤遇到了一生最慘重的經商失敗。
徐潤遭此變故，並不灰心，曾自書一副對聯解嘲：“放寬肚皮裝氣，咬定牙根吃虧”，仍在尋找機會東山再起。
光緒十六年（1890年）以後，徐潤變賣家中古董器玩、書籍字畫、先母遺物和夫人珠寶等，共得銀八九萬兩，繼續投資於房地產業，先後在上海和天津購地3000餘畝。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在天津新劃租界區，徐潤購得的房地產也被外國人占去，使他再次蒙受很大損失。
在房地產經營方麵，徐潤數次受挫，並不順利。但他不甘失敗，屢挫屢起，充分體現出一個大商人所具有的心理韌性。
胡雪岩和徐潤，同是近代著名的商人，在大變故、大挫折麵前，兩人的態度都很沉著。尤其是胡雪岩失敗的原因，一方麵是李鴻章為代表的官僚勢力不支持，拆後台；另一方麵則是為了保護傳統手工絲織業，為了蠶農的利益而和洋人鬥法。失敗後，胡雪岩態度光明磊落，欠誰的款還誰的錢，力所能及，決不拖欠，因而為時人稱道，被認為是“杭鐵頭”的典型代表。
這種心理素質，在大事的比照麵前，已經化為一種修養。它需要一個人長期的磨礪，才能真正獲得。
曾國藩在其家書中，自敘經曆，從中可以看出我們所說的心理素質和一個人所受磨礪的關係來：
“餘平生吃數大塹，而癸醜六月不與焉。第一壬辰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戍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嶽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笑之。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為有本領，不敢自以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練後得來。”
胡雪岩處變不驚、遇喜不亂的心理素質，也正和曾國藩一樣，是從長期的經曆中積澱提升出來的。細考人的一生，真正的智力差別固然存在，而意誌的差別對一個人事業的成敗、為人形象的好壞所起的作用則更大。
邊打邊拉，營構洋場勢力。
胡雪岩借重的另一個勢力就是洋人。按胡雪岩自己的說法，他的成功得力於兩個局勢的大轉變。第一個是洪楊之亂，第二個是漕海禁大開。
兩者共同形成一個紛紛攘攘的亂世。而胡雪岩是典型的亂世英豪，善於應對亂世，把握方向，整頓秩序。
他對洋場的利用，也正得力於他這種能力。
在胡雪岩首次做絲繭生意時，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並且遇見了洋買辦古應春，二人一見如故，相約要用好洋場勢力，做出一番市麵來。
胡雪岩在洋場勢力的確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為西北平叛而特設的上海采運局。
上海采運局可管的事體甚多。牽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籌借洋款，前後合計在一千六百萬兩以上；第二是購買輪船機器，用於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購買各色最新的西式槍支彈藥和炮械。
由於左宗棠平叛心堅，對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務方麵無不要胡雪岩出麵接洽。這樣一來，逐漸形成了胡雪岩的買辦壟斷地位。
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麵前的紅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幾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結。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場勢力的形成。
勢力一旦形成，別人就不易進入。就像自然保護區一樣，在保護區內是保護的動物的天下，外類不得涉足。想涉入也是不大可能，因為洋人認準了胡雪岩，不大相信不相幹的來頭。所以江南製造總局曾有一位買辦，滿心歡喜地接了胡雪岩手中的一筆軍火生意，卻被洋人告之，槍支的底價早已開給了胡雪岩，不管誰來做都需要給胡雪岩留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