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假如時機沒有來臨，也一定不可輕舉妄動。當陶朱公還在輔佐越王勾踐時，出主意把熟穀賣給吳國，以傷其農。勾踐依計行事得逞後，認為吳國既遭此患，正好乘勝出擊，但陶朱公說不可，時機未到。第二年依然如是，越王有些著急，就抱怨陶朱公。等到第三年，陶朱公對越王說：“時機到了，請馬上出擊。”越王出兵，果然敗了吳國。這時吳王派人來求饒，請求放他一命。越王征求陶朱公的意見，陶朱公說不可，這時候正是斷其根苗的好時機，如果猶豫了，必定留下禍患。
其實這道理很簡單。當年吳王有機會殺越王而不殺，白白錯過了時機，留下了禍根，才導致失敗的下場。
出於同樣的順應天時的道理，陶朱公在越國全勝後，知道“天下平，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乃是一個不易之理。所以他約了自己的好朋友文種一起出逃。文種不明白，非說自己還有一套治國圖富的大道理要用。結果文種不久就被越王賜死，而陶朱公先逃到魯國，在海濱打魚曬鹽。魯國國君知道後，多次請他出來輔佐魯國，陶朱公不勝其煩，就又從魯國逃到了齊國的陶地，在那裏與天下商賈打交道，曾經三致於金，富甲天下，成了商人的鼻祖。
像陶朱公這樣的風華之人，既有上馬平天下的智慧，又有解甲取私財的謀略，於危難中鎮靜自若，於平靜中雄視天下，真不愧是絕代天驕啊！
胡雪岩出道之初，就是借了王有齡任糧台的機會，得以大展身手。大約有二十多年的時間，胡雪岩都忙於籌糧、籌餉，其財富的基礎就在整個江南的糧食調度上，可見商業本身是有其道理可講的。
整個商代和春秋時代，中國的有智之士都在熱心於從事理財的工作，就連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貢，也在學習之餘從事商業活動。“結駟連乘，與諸侯分庭抗禮。”正是子貢的這種經營活動，為孔子的儒家思想傳播做出了貢獻。孔子每每要出國宣教，周遊列國都是由子貢為他安排行程、安排食宿。後來的商人對子貢也很推崇，說“貨殖何妨子貢賢”。如果陶朱公是商界中的孔子的話，子貢就是商界中的孟子。可惜子貢從師之訓，過而不行。我們現代人隻知他有很強的致富能力，但對他的商業原則所知甚少。
不過，從前人的記述中，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子貢與各國君王與大臣私交甚好，所以他的貿易必定有很大一部分與官府有關。子貢的時代，人們視個人致富為光榮，整個社會也並沒有形成對商人的偏見，所以他倒不必像胡雪岩那樣為爭取一種保護而維係與官僚的交情。
自西漢以來，中國政治文化發生了變化，上層社會對商業逐漸采取抑製措施，商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不能提高，這種情況延續了近兩千年。到了近代，西方以其商業文明的成果敲開了中國的大門。時事變幻，中國人才逐漸意識到理私財之重要，此實為國人之大幸事。
與胡雪岩相關的人物誌。
世界上人是最奇妙的東西。有橫刀立馬之勇者，有截斷江流之強者，有羽扇綸巾之智者，有播示愛心之仁者。當然，也有唯唯諾諾之卑者，有隨事浮沉之庸者，有鼠目寸光之懦者，有奉迎溜須之媚者。人世間眾生，千姿百態，老天的造化，讓我們得以飽覽不同風貌之人物。
中國人一向以人為中心，參與社會的最大教派就是處理人際禮儀關係的儒家。中國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人必須與人相親、相愛、相助、相敬。雖然道家說人與人之間的至境是“相忘於江湖”，但中國人從來都視其為至境，不到一定境界不可濫用。
因為有了各色的人，於是便成就了千百的事。胡雪岩與各色人打交道，成就了繁榮昌盛之事業。這些人風貌格調各不相同，經曆應對亦各有異，因此做此人物誌，欲示眾人以重點。
王有齡。
王有齡是胡雪岩據以成事的首位官僚。而王有齡能北上求官，全得力於胡雪岩冒著丟失飯碗的危險鼎力相助。王有齡於人情世故不甚通透，全仰賴胡雪岩的指點。後來王有齡成為何桂清手下的一位理財能手，也與胡雪岩這位高參在側不無關係。王有齡依靠胡雪岩而官運亨通，胡雪岩也依靠王有齡而得大發舒。
就在王有齡保知府後，何桂清來到浙江當巡撫。在浙期間，何桂清在王有齡、胡雪岩的謀劃和參與下，督辦團練，並派浙軍去皖幫助江南大營作戰，還每月向江南大營遞解餉銀六萬兩。何桂清升為兩江總督後，派善於聚斂的王有齡至上海整理財政，控製江海關稅收，在蘇、淞、常、太三府一州之地，重征錢漕和苛捐雜稅，每年竟征到漕糧一百餘萬石、捐稅等七百餘萬兩，王有齡遂得“長於理財”之名。
由於有何桂清的支持和個人的實際功績，王有齡在浙省的影響已遠大於巡撫。1860年，太平軍進逼杭州，王有齡率所訓團練至，太平軍不戰而走。何桂清認為王有齡保杭有功，就上折請簡派王有齡為浙江巡撫。時太平軍攻下江南大營，常州、蘇州相繼陷落，隨後太平軍進逼嘉興，杭州吃緊。王有齡率閩兵屯於北新關外，兵分兩路夾擊太平軍，太平軍乃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