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經浙江巡撫左宗棠奏請，蔣益澧調任浙江布政使，旋率所部入浙參加到對太平軍作戰中。1862~1864年間，蔣益澧采取“剿撫兼施”政策，先後攻陷壽昌、湯坑、富陽、平湖、杭州、餘杭等地，並招降了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賢的部屬蔡元隆、何紹辛等人，獲雲騎尉世職。
隨後，蔣益澧又會同各路清軍，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軍（即中法混合軍，亦稱花頭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處的太平軍，進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肅靖”。蔣益澧升為浙江藩司，在胡雪岩的協助下，善後安民，並為左宗棠人馬籌糧籌餉，後奉命代左宗棠護理浙江巡撫。1866年擢升廣東巡撫。
蔣益澧撫粵後，雷厲風行，裁免關稅陋規，添增書院經費，設立義學，興辦善堂，頗有建樹。但他久曆戎行，不通官場陋習，加之恃功傲物，鋒芒逼人，因而引人妒恨，後被人尋了不是，乘機彈劾，降二級調用，未及赴任，即病逝。
蔣益澧在浙期間，胡雪岩左右逢源，對他敬護有加，兼之處處事事胡雪岩辦得都很周到，受到左宗棠的信賴，蔣益澧也一同沾光。所以蔣益澧與胡雪岩相處甚歡，無論是在浙省還是在粵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們的忠實盟友。
曾國藩。
曾國藩之於胡雪岩的關係，書中已屢有所述。
曾國藩之於胡雪岩，猶若一巨大的磁石。不過胡雪岩命定與曾國藩不能接近，故而胡雪岩隻能在曾國藩的陰影下，小心地避著他走，稍一不慎，即遭禍患。
下邊隻簡述曾國藩之思想變化和活動大略，以驗證上述論斷。
曾國藩（1811年~1872年），號滌生，湖南湘鄉人。“少小從耕拾束薪”，賣菜籃於市街，多知民間疾苦事。
1838年中進士，選庶吉士。初時服膺姚鼐論學宗旨，致力辭章，一求以文證道。所以其一生詩文以立言為忌境，筆下滔稻，多敘名教，少見逸致。後從唐鑒講求為學之方，信宋儒性理可以托身之命。說奉“程朱所謂屈教、窮理、力行、成物”程序，常凜凜於“不為聖賢，便為鄰獸”。苛苦守己，為日後為人立下了基調，後“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論”，粗得考據章法。
儒家講求以學與治合一為本義。曾國藩為官京師十四年，不僅做學問中人，自其登第後，久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心。身經翰林院、詹事府、內閣，先後以侍郎管禮、兵、工、刑、吏五部，閱曆甚廣。
儒術之外，曾國藩於百家之論亦多有會心。每舉老莊遊心之虛靜、墨翟治身之勤儉、管商齊民之嚴整，認為是周孔言中所無而意所必有之事，深信“理之足以見極者，各家未嚐不切合也”。
1852年，曾國藩母喪，丁憂守製。其時太平軍已入兩湖，湘鄂震動。曾國藩奉旨幫為團練，選農夫壯健拙樸者操練，效明代戚繼光束伍成法，尤重所謂將之以忠義之氣，上下部屬各自成營，而統領多為儒生，號為“湘勇”。每逢操演之日，常群集諸勇，教以孺子大意，綱常人倫。自謂“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聲氣相求，呼喊彙聚患難中的地主知識分子。於是，“山野材澤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
1854年，曾國藩集合水陸湘勇二十營一萬七千人，作《討粵匪檄》，大舉東下。初時湘軍連敗，曾國藩幾欲自裁，意氣稍平之後，以打脫牙和血吞自解，補募兵勇，添造炮船，寄洗恥之心於再圖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