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一煙老師那一間屋子的牆上，相框裏鑲著兩張長幅合影—一張是她和“魯藝”一期學員的畢業合影；一張是她和第一屆“文聯”代表們的合影。她取下相框，戴上花鏡，一一指著照片上的人告訴我他們是誰。皆為大名鼎鼎的文藝界人士，也皆風華正茂，然有些人已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死了。我十分驚訝於經曆了“文革”，她居然還能保存下來那兩張合影？她說“文革”剛一開始，她就將合影藏起來了……
北京電影製片廠是“文革”重災單位，1978年上半年，“清查”工作和“平反”工作依然繁重。回憶起來，似乎每星期都有全廠大會。揭發會、控訴會、批判會；也有各部門的小型會，思想幫助會、“過關會”、情況和精神傳達會等等。對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重新做出政治結論，乃是需要反複核實的。北影廠的招待所裏逐漸住滿了人—有工作組的，有外調的，有上訴“平反”的。不但在“文革”中遭到傷害北京戶口被注銷的人從外地回來了，1957年被打成所謂“右派”的人也回來了。原屬北影廠的住進了北影招待所，而文化部的兩處招待所人滿為患，不是北影的人士也托關係住進了北影招待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年近六十歲的老舞蹈家，每日清晨或中午，在北影招待所小小的前廳那兒練功。興之所至，跳俄羅斯“馬刀舞”、西班牙“鬥牛士舞”，矯健如青年。後來，他曾任中國舞蹈協會副主席……
我雖經曆了“文革”，雖在“文革”時期從哈爾濱到了北大荒，又從北大荒到了上海，自以為對“文革”十年是頗有發言權的，但對文藝界人士遭迫害之事，其實是所知甚少的。在北影，在1978年，我補上了一堂重要的政治課。那一年，在座無虛席的北影禮堂，唏噓之泣每不絕於耳，而我也每聽得熱淚盈眶，心潮難平……
想來，如果江青非是領袖的夫人，或本身並不曾是文藝界人士，也許中國的文藝界所受到的危害會小些吧？
1978年，每一位著名的或較為著名的人物得以平反或昭雪，無論他們是政界的、軍界的、教育界的還是文藝界的，無論我以前就對他們知道一些還是直至他們被平反或昭雪才有所了解—我內心都會很激動。因為，又有一個人的冤情得以昭雪，意味著社會又多了一份良心。
1978年，我和許許多多的人都盼著鄧小平替代華國鋒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我至今不認為華國鋒是一個可憎的人，但在毛主席死後，他還要堅持“兩個凡是”卻是令人感到異常費解的。
1978年，正是從1978年，我開始形成一種思想—中國再也不能沒有民主了。
因為沒有民主，政治家是很容易被寵壞的。
因為被寵壞的政治家，誰想使他不漸漸專製起來都是不可能的。
而等一個政治家漸漸專製起來並且終於成了專製偶像的時候人們再意識到民主的重要性，那麼一個國家將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好比獨生子女終於被寵壞了，他連父母都不當父母看了，還能指望他（她）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