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有多少報了，不得而知。相信十之八九有副刊，或辟一個版麵，或周末加頁。
中國的報又是有“中國特色”的，副刊既自行地打出“副”字招牌，意味著是公開的聲明—區別於“正”版，甚而有點兒與“正”保持禮貌距離的覺悟姿態。
所謂“正版”當然有可能成頭版了。除非特別的，代表官方消息的報道，副刊內容上不了頭版。豈止上不了頭版，也是很難插足於二版三版……所以，副刊的“身份”一向是末版。不論一份報有幾頁，它幾乎隻能在末版。或自成一個單元，以增刊的“身份”麵世。這“增”字，亦有“贈”的意思，似乎白給。
我曾問過幾位國外的朋友—他們國家的報，有沒有“副刊”
一說。
回答沒有。據言在他們的國家裏，什麼內容上頭版，僅取決於報人觀念中的新聞價值。比如英王室若爆出緋聞甚或醜聞，日本皇太妃是否懷孕，往往也是頭版頭條新聞。
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很不可理解，定會認為媒體發昏。
各國有各國的國情，以及媒體受眾習慣了或還不習慣的認同心理。“別人家”的事兒我們不必妄評。
但外國朋友們又告訴，他們國家華人辦的華報，也有副刊這一“媒體”亞種。進言之，認為中國文字表意性豐富，中國人運用中國文字的技巧性也很高，是值得他們虛心學習的。
而在我的記憶裏，“文革”前國內某些報便有副刊；據前輩人講和書中記載，三四十年代某些報便有，可能還要早些。事實乃是，—些姓名彪炳史冊的文學大家、思想家、學者教授，都曾在副刊上發表過美文、見解、小說、散文和詩。
“文革”前國內某些報的副刊，又叫“文學副刊”。倘一份報從頭版到末版內容皆嚴肅，讀報人讀下來，心裏就難免會感到累，所以需要文學性的文字緩解。讀報人的心理不能承受沒有“文學副刊”之重。以文學性文字體恤讀報人，是人類社會有了報不久便無師自通的辦報經驗。翻翻西方文學史亦會發現，不少大師們的名作曾在報上發表過。
文學曾是中外許多報的味素。
即使中國，即使在“文革”中，辦報的這一條經驗也沒中止過。我是“知青”時，曾在《兵團戰士報》的“文學副刊”上發表過小說習作，曾在《黑河日報》上發過散文。否則我無幸踏入複旦大學的校門。當年和其他知青中的文學習作者共同有過的一個野心，便是渴望在《黑龍江日報》的“文學副刊”上發表點什麼，哪怕是一首小詩。這野心當年落空。
“文革”結束，各報副刊基本上還叫“文學副刊”，不這麼叫的，其實也在以文學性的文字撐住副刊的版麵。《傷痕》、《哥德巴赫猜想》等當年人人口傳的作品，便首發在報的副刊上。許多久違了的老作家的名字，紛紛與他們的作品同時在報的副刊上亮相。記得張潔曾在當年《中國青年報》的副刊上發表過小說《看誰生活得更美好》。我也曾發表《鹿哨》和《看自行車的年輕人》。還曾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過兩篇僅二千餘字的“小小說”。
幾年後，中國電影複蘇了，戲劇複蘇了，出版業複蘇了；又過了幾年，電視機進入了家庭，電視節目漸漸繁榮了，電視劇產生了；於是，相應的評論活躍了—文學開始識趣地向文學期刊和出版業轉移，副刊的內容也不再是“文學”二字所能標誌的。
許多報的副刊，悄悄地更改了一個字，不叫“文學副刊”，而兼容廣泛地叫“文藝副刊”了……
現在，許多報的副刊，進而又更改了一個字，叫“文化副刊”或“文化版”了。
因為“文藝”的種類“爆炸”了，“文藝”的現象無法用“文藝”二字概括了。比如時裝表演，比如辯論大賽，比如中國人從前聞所未聞的行為藝術，比如電視中的某些話題節目，比如文字形式的時尚討論等等。
我們不但處在一個“文藝”種類“爆炸”的時代，而且處在一個文化新現象層出不窮的時代—許多報的副刊張開雙臂，企圖將一切與政治、與經濟、與體製和民主進程、與教育和科技發展，總之一句話，凡是與主流意識形態不發生抵牾的內容，全都環抱在“文化副刊”的懷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