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1890-1948），原名訓思，別號畏壘。浙江慈溪人。1911年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1927年任蔣介石私人秘書，先後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1931後12月至1934年4月，兩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標題為編者所加。
校長、教職員、同學：今天為國立浙江大學三周年紀念，又為校長及教職員宣誓典禮，蔣部長委本人前來監誓；本來近在咫尺，亦當來此觀禮，今得躬與盛典，不勝榮幸！浙江大學現在校址最早為求是書院，曾一度改稱浙江大學堂，雖則彼時之浙江大學堂與現在之浙江大學不同，但在彼時亦足當大學之稱而無愧。其後改稱浙江高等學堂，兄弟即為當時高等學堂學生之一。辛亥革命以後，高等學堂（即浙江大學堂所改稱）旋即停辦，關心文化者惜之，於是社會辦省立大學之呼聲甚盛。民國八九年已有辦大學之提議，至十一二年動議創辦杭州大學，勘定校址，聘請董事，終以經費關係，事又中止。國民革命軍底定浙江後，大家鹹以為在文化上應有一番新建設，於極困難的環境中，經蔡先生、蔣部長等之苦心擘畫，乃有第三中山大學之實現。以舊有之工專農專兩校為基本，複添設文理學院，旋又改稱為浙江大學，至今已三年於茲。此三年之中，不過如甫脫繈褓之嬰孩；但此嬰孩長育極好。就教授言，浙大已有榮幸聘得許多名教授，就學生言，亦較其他大學無遜色，此則可以自豪而自慰者。邵校長對於浙大之創始、經費極有貢獻，本人在高等學堂時即為親承邵校長教訓之一人。其辦事之謹嚴，注意之周切，愛護青年之懇摯，本人親承誨迪，雖距今已二十年，而回憶舊時情景，恍如昨日。諸位同學得來此求學，親承訓導，實可慶幸。浙大物質方麵，有待於擴充者甚多；但此種種缺點，掩不了其他的長處。浙大之曆史的地理和環境與眾不同：浙江於經濟較其他各省充裕，地理方麵則風俗優美，曆史上名人輩出，無論關於砥礪氣節或研究學術，皆代有聞人。晚明以來，浙江學者大師對於學術之貢獻尤多，往往能領袖一時，轉移全國之風氣，吾儕欲承繼此種文化曆史之光輝，責任綦重，而學者涵泳於此等環境中，於修省研究，自有為他大學所不及處，則灼然可見者也。大學於造就專門人才外，當有研究與擴充二方麵。學術研究之鵠的，就浙大論，則求是書院之“求是”兩字，極為合適。大學之責在研究學術，而研究之鵠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實，深信必可達到此種鵠的。李石曾先生論學術思想，常說：“勿守東西舊，須求世界新。”戴季陶先生廣之曰：“弗迷新與舊，但辨是和非。”蓋亦求其是而已矣。餘以為對於浙大有曆史的意義而足以懸為學術研究之鵠的者，此“求是”兩字極好。其次，餘以教育行政人員之資格，有所希望於大學者，顧大學不限於本校發展，而以餘力開發社會文化，使社會與大學互受合作之益。社會以材料提供大學研究，大學以研究結果發展社會，此本人所望於大學者之第二點。最後，先哲有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雖屬陳言，而意義常新。處現社會一切未上軌道之時，學者應以力求器識宏遠為第一義。大學生之地位身份上本不應有傲岸矜誇之概，而胸襟誌趣卻應與眾人不同，要有“振衣千仞崗，濯足萬裏流”的氣度，而後鄙吝、淺狹之念自消，則所學方能致用於社會而不為社會害。此則希望學生方麵注意，並望學校之訓育當局留意焉。以上所言，皆為本人管窺蠡測之所見。
但自信所言或不致與蔣部長之意相背馳，謹代表致辭如上。敬祝大學進步！校長、教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