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自我”瑣議
近幾年來，文藝界出現了一種“表現自我”的錯誤主張。這種主張，否定生活是創作的惟一源泉，否定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把文藝的本質歸結為作家“自我意識的表現”；把文藝的使命說成僅僅是抒發作家個人的悲歡和各種幻想。這種錯誤主張的傳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對我國新時期文藝的健康發展，產生了十分有害的影響。
近年來文藝界興起的這股“表現自我”的主張，主要來源於以叔本華、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派文藝思潮。他們主張文藝輕社會、重自我，輕理性、重直覺，否定和破壞傳統藝術手法，單純追求形式和手法的新奇，強調“表現自我”、“非理性”、“潛意識”。這些西方現代派的文藝家由於對西方的現實社會生活感到懷疑和絕望，對西方世界的種種社會現象感到不滿，因而把描寫資本主義現階段的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所謂人的“異化”現象作為主要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講，揭露了資本主義的一些病態。但是，由於這些作家以自我的意識和幻覺來表現他們所感覺到的不合理現象，不但未觸及資本主義製度本身，而且，格調低沉，充滿著一種對人生、人類前途命運，對一切社會製度的悲觀、絕望和否定，宣揚了個人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非理性主義，使人懷疑一切，渙散鬥誌，悲觀厭世，造成了不好的社會效果，就連西方的許多評論家也表示不滿，稱它是一種“危機時代的文學”。可是，在社會主義的今天，這種文藝主張卻被一些人當做“先進”的理論引進國內，廣泛地傳播和實踐。他們說什麼“自我表現”的提出，具有現實與深遠的意義，是對文學藝術提出的新課題，是革命潮流對文學的波及，是曆史的必然。特別是詩歌理論的三次“崛起”的文章更有代表性。這幾篇文章把這種主張說成是新詩的綱領和宣言，提出了“不屑於做時代精神的號筒，不屑於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把“表現自我”作為新的美學原則，作為文學創作，特別是新詩創作的最高宗旨，公開反對描寫社會主義新人及他們英勇鬥爭的精神和忘我勞動的場麵。這股“表現自我”思潮的不斷擴張和蔓延，致使部分作家脫離生活，脫離社會實際，對黨中央提出的“二為”方針表示淡漠，對現實生活缺乏謳歌和表現的熱忱，不傾聽時代和人民的聲音，而是把文學藝術僅僅看做是作家個人的事業，置作品的社會效果於不顧，拚命地擴大個人的、自我的作用。這完全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文藝主張，是背離社會主義文藝軌道的。
生活是創作的惟一源泉。社會主義文藝，就應該深刻地反映我們如火如荼的現實生活，反映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如果脫離了現實生活，脫離了時代，隻注意“表現自我”，根本寫不出深刻動人的好作品來。古今中外的優秀作家，曆來都是生活的實有者。毛澤東同誌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惟一的最廣泛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毛澤東同誌的教導為文學藝術的創作與發展指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對創作和生活的辯證關係進行了準確的論證，充分肯定了創作對生活的依存性。
當然，文藝是通過凝聚著作者思想感情的藝術形象來反映生活的。這樣，作品中必然有一個“自我”存在，但這個“自我”與人民的鬥爭、時代的風雲、社會生活的廣闊天地之間是有著密切的內在聯係的，是作家對這一切的獨特感受，絕不能因此就得出結論，表現作家的“自我”和自我的心靈，竟成了文學創作的全部內容和本質，這是對文藝本質的一種否定，是對社會主義文藝的一種歪曲。其實，真正偉大的作家都必然是通過“自我”的思想感情，通過“自我”的個性感受，272來反映時代、歌唱人民的，而絕不是“自我表現”。因此，從形式上看，作品似乎是作家“自我意識”的表現，而實際上則來源於人類的社會生活。《高山下的花環》、《喬廠長上任記》、《不該發生的故事》、《在這片國土上》這些近年來出現的優秀作品，你能說它不是作家對生活的深刻理解，高度概括的成果嗎？可見，文藝作品中出現自我是正常的，但是把作品中有我，同把“自我表現”作為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特別是把“表現自我”提到詩歌創作的首位，說成是新詩歌創作的宣言和綱領，具有這個意義那個意義，是“曆史的必然”，是“新的美學原則”，而把這種原則當做詩歌或者文藝創作的最高宗旨和目的，甚至提出兩個“不屑”，則是極為錯誤的。這樣的觀點和主張，必然否定文藝反映社會和生活的職能，把文藝引向脫離生活、脫離時代、脫離人民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