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在電影世界中的幾乎無處不在，甚至引起一些非猶太人的美國人的不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電影對大眾的影響越來越大，電影業完成了資本化，已經成為一個安全而又有利可圖的金礦之時，他們猶太人就應該被“請”出去了，因為現在這裏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地方特別需要猶太人了。
不管現在需要不需要猶太人，電影業在其初起之時，確實是需要猶太人，尤其是猶太商人的。
用美國經濟學家本塞利格曼的話來說，電影業是在“手套商、藥劑師、皮貨商、布商和珠寶商”（皆為猶太人密集的商業行業）這些開“5分劇場”的人手中興起的。也就是說，早期的電影如同看“西洋鏡”，付5分錢，湊在小孔上看個幾分鍾。誰能保證從那動作笨拙、無聲無色且隻有幾分鍾長度的早期電影作品，會誕生出今日令人目眩的整個電影世界？誰能從當年“5分錢”票價開發出今日上億美元的票房收入？電影業是潛在的有利可圖的行業，但誰能預知，為了讓這種潛力成為現實，或者更為理想，成為“現鈔”，又需要投入多少“現鈔”？即使在電影業總體上已經成為安全之地的今日，耗資巨大的影片，因號召力不強而致虧損的，還不在少數，100部影片中，最終賺錢的還不到四成。由此不難想見，當年猶太小商小販們投身電影業的時候，是有著什麼樣的魄力和遠見的！
阿道夫·朱克爾是一個匈牙利移民。抵達美國時，他所有的財產就是縫在外衣襯裏邊的40美元。最初，他以推銷皮貨為生。生意做大之後，他抽出20萬美元的資金，投入到當時已開始實際拍攝電影的廉價遊樂場，即所謂的“5分劇場”。就在這期間，他遇到了馬庫斯·洛伊。洛伊出身貧民，小時候做過童工，也是靠做皮貨生意起家的。
朱克爾和洛伊兩人合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買了西洋鏡和廉價遊樂場。由於意見不合，不久兩人就各奔東西。有意思的是，由於對電影業資本化的相同認識，兩人從相反方向開始，最終仍然走到了同一點上，雖然沒有重新合夥。
散夥之後，朱克爾守著自己的廉價遊樂場，繼續搞製片，後來組建了“著名演員公司”，並最終接管了派拉蒙影片公司。朱克爾很早就認識到控製電影院的重要，因為有了電影院，才能保證拍出的影片有銷路。於是他發行了1000萬美元的股票，建立了自己的連鎖電影院。1926年，他在紐約建造了極為豪華的派拉蒙電影院，將它奉獻給美國。
洛伊的道路剛好同朱克爾方向相反。洛伊先是控製了一批連鎖電影院，以後為了保證自己電影院有足夠的影片可以吸引觀眾，他又轉向了製片。在他的撮合下，三家猶太人的電影製片公司，即米特羅影片公司、高德溫影片公司和梅耶影片公司合並，建立了以三家公司第一個字母合在一起作為名稱的米高梅影片公司。
朱克爾和洛伊這種將電影製片與放映電影的劇院聯係在一起的做法，實質上也就是實現了電影的產供銷一體化，使電影的製作直接以市場效益或票房價值為取向，電影業資本化所必須具備的構架已經形成。至於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商品化，尤其是其美學趣味上的商業化，也許應該更多地歸之於華納四兄弟。
華納兄弟常被人稱為“電影界的蒙古人”。四兄弟性格各異，並不十分合得來，但他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即始終追求票房價值，致力向大多數人提供人們最容易接受的東西。因此，他們有著明確的製片標準。這種市場定位，借用華納公司所生產的一部較為著名的影片《封麵女郎》劇中人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你開始取悅上流社會的話，那你就完了。”
麵向大眾乃至迎合大眾，是華納兄弟影片公司甚至整個好萊塢拍攝影片時采納的一條總體性標準。不管電影評論家們或電影史研究者持何種批評態度，斥之為“平庸”或者其他什麼，但就電影自身的屬性和電影業資本化的內在要求，耗資巨大的電影隻有從人數最多的觀眾群體那裏才能收回投資並獲得贏利。無論我們把以華納兄弟為代表的好萊塢猶太巨頭的這種強調“大眾口味”的做法，看作猶太人根深蒂固的平等觀念的作用，還是猶太電影商的精明，真正說明問題的是電影業這個藝術領域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是自我照顧得最好的領域，電影能找到慷慨的觀眾，觀眾能有豪華的電影看，這是電影業資本化進展良好的良好實例。
正是因為在電影業先行一步，像華納兄弟這樣的猶太商人賺了個盆滿缽滿，在巨大的風險中享受到了屬於自己的最大一塊蛋糕。
別人不願幹的事情前景不明朗，自然有風險，但是巨大的回報也正在這風險之中。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有成功和失敗兩種可能。當失敗的可能性大時，卻偏要去做，那自然成了冒險。商戰的法則是冒險越大，賺錢可能越多。因此每個成功的猶太商人必定具有樂觀的風險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