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東林黨與宦官的爭鬥也使本來就孱弱的明朝更加動蕩不安，最終在農民軍的衝擊和清兵的馬蹄下迅速滅亡。
當病症出現時，對症所用之藥也必然會出現。比如清朝，就基本避免了黨爭之亂，這得益於清朝曆代帝王的有力措施。清以明為鑒，認為明亡於黨爭、宦禍。……清初即在各府縣學設立臥碑，明示規章：“不得妄立杜名，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並強調士人的一切輿論“應以朝廷之賞罰為是非”，“人臣尤當以君心之好惡為好惡”。
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朋黨”也是有區別的，比如歐陽修。他雖然承認“朋黨之說，自古有之”，但認為人與人之間有的走得近些，有的走得遠些，這本無可厚非，問題是看他們通過什麼結合在一起。依據結合的信念和目標的不同，歐陽修分出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區別：“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君子之朋是“真朋”，因為他們“所守者道義，所信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也。”小人之朋則不同，是“偽朋”，因為“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流，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集。”
歐陽修所描述的“君子之朋”，在曆史上是罕見的。因為所謂朋黨，並不隻是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及共同的人生信念的品德，它還應當有著某種或緊密或鬆散，或固定或默契的組織上的聯係，甚至要相互勾結，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因此正直的政治家是不屑於此道的，但奸佞小人卻精於此道，樂此不疲。
當大清王朝的雍正皇帝讀到了歐陽修的《朋黨論》時赫然震怒。他撰寫了《禦製朋黨論》，對歐陽修大加撻伐。雍正皇帝認為歐陽修此文破壞了天尊地卑的君臣之分，“不能與君同好惡。上下之情揆，尊卑之分逆，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於是，他聲稱：“假如歐陽修活在今天而發此言論，朕必誅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雍正皇帝之所以有這樣激烈的反應是因為他深刻地認識到，組織若幹人自成體係，經營自己的小圈子，黨同伐異，是對領導權威的一種公然挑釁，是對組織團結的一種嚴重破壞。
下屬拉幫結派，目的無外乎這兩個：其一是形成自己的派係打擊其他的同事，積累更大的力量進行內訌；其二是經營自己的勢力，培植自己的死黨對抗領導，伺機取而代之。不論哪一種都會危害整個組織的團結，會威脅領導的權威。所以領導絕不能容忍小圈子的發展，一定要堅決地把它砸爛！
對待如此小圈子，領導絕不能聽之任之，保留了他們的權威也就相當於削弱了自己的權威，無異於自殺行為。因此，對於結黨營私的下屬，明智的領導者一定會毫不留情地砸爛它。
雙星集團總經理汪海在創業過程中就曾遇到過類似問題。
當時，企業的組織機構存在嚴重問題，27個科室中，能幹實事的寥寥無幾，且大多效率低下，管理不善，因此進行機構改革裁減冗員勢在必行。
但改革的主張首先受到了來自安全科的挑戰。安全科勢力很大，一個科室就占用一層樓，科員們個個待遇優厚，其地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這裏的20個人大多是領導的子弟親屬，後台較硬，被人稱為“特殊王國”。對此，其他員工的意見一直很大。
汪海知道安全科很有背景，但如果容忍安全科我行我素，目中無人，那麼自己以後的工作將很難開展，其他員工也不會服氣，於是他打算拆除安全科的小圈子，徹底擊垮這個“特殊王國”。
汪海下令，限安全科於第二天下午6點前將其占用的四層樓騰空，搬到指定的3間房子裏。他知道這道命令必然會招來安全科強力的抵製。
果然，安全科的諸位特權者連夜開會，商量對策，決定“集體上訴”，到上級部門去告汪海的狀。到了第二天中午，他們仍然占住四層，不肯搬遷，與汪海保持著僵持狀態。
汪海知道這小圈子的實力，也知道自己可能會因此而得罪某些上級領導，但為了企業利益，為了自身命令的有效性，他沒有退卻。
汪海馬上召集黨組會議，決定如果安全科再不搬遷，就罷免其職權。這一招果真靈驗，誰都不願丟了自己的烏紗帽，科長在即將宣布罷免令的最後一分鍾終於屈服，開始搬遷。
從此，來自安全科的阻力被徹底破除了，其他科在汪海改革之劍的寒光下也不敢再有任何抵製情緒，規規矩矩地執行汪海的命令，機構改革的速度不斷加快，為企業的生產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領導者在砸爛小圈子、清除內部團夥勢力時，必然會遇到來自外部和團體自身的抵製和壓力，這時領導者不能手軟，要一打到底，不給其留有生存機會，否則複蘇後的小圈子勢力將更加膨脹。汪海在機構改革中麵對“特殊小王國”安全科的抵製並沒有退卻，而是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將其逐漸擊破，維護了企業的利益，也樹立了自身的權威。
雖然古代有許多皇帝故意縱容下屬形成小圈子，以便於自己從中控製，坐收漁人之利，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在管理上來說對於整個組織是不利的，而且一旦某個派係變大，那領導者自己就很難駕馭了。“小圈子”中的“小”不是指其能量小，人數少，而是針對它隻為少數人謀私利，在組織上排斥大部分人，隻注重自己內部的利益，不管全局的利益而言的。有時候，“小”圈子實際上人數眾多，其成員大多占據要位，活動能量頗大。領導一旦縱容和漠視小圈子的發展，任其勢力膨脹而不加幹預的話，那它就會持續擴張，或割據一方，搞獨立王國；或藐視領導，公然向最高領導者挑戰。這種尾大不掉之勢一旦形成，就很難處理小圈子和整個組織之間的從屬關係了。
此外，要注意的一點是，即使在一個公司中，經理也不能容許中層幹部相互串通勾結或編織自己的一套體係，要堅決砸爛小圈子，讓大家都能從全局出發，為全公司利益著想。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人總是把諸葛亮視為好領導的典型，把他的“錦囊妙計”視為領導者成功謀略的典範，把他的“事必躬親”視為“勤政”。
諸葛亮是個好領導，好丞相，這是沒錯的，諸葛亮的妙計也是層出不窮，這也是不錯的，問題是，“事必躬親”到底對不對，好不好？
清代名臣曾國藩就很會使用事必躬知、不必躬親的管理手段。他借用眾人的腦力，大膽放權，使下屬產生責任感和自信心，從而激發下屬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也使自己騰出精力和時間來籌劃大政方針。
其實曾國藩本來是文人，並不懂行軍打仗之道，他直接指揮過幾次戰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戰、祁門之戰，每次都是大敗而歸，差點命喪人手。曾國藩明白了自己不是領軍打仗的人，“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於是他就大膽放權，隻致力於運用調度將領，而把具體的軍務一概推給手下將領去做，讓他們放手全權處理軍中事務，絕不插手具體的作戰指揮和部署。
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能及時糾正自己錯誤的做法，發現了事必躬親的害處之後，就立即改正，大膽放權，借用下屬的心力，從而保證事業的成功。曾國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善於放權用人，最大限度地發揮下屬的潛力，讓下屬放開手腳做事，從而取得事業上的勝利。
由於曾國藩的放權，他的下屬也得到了鍛煉的機會，使得他們的才幹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從曾國藩的幕僚中走出了李鴻章、左宗棠等朝中重臣、封疆大吏；走出了沈葆楨、丁汝昌等地方幹才；走出了中國第一批外交官薛福成、郭燾嵩、黎庶昌；走出了中國著名的科學技術人員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賓。有著這些足智多謀的人替他運籌帷幄，曾國藩能不“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嗎？
一個人的能力總是有限的，即使統治者“日理萬機”，要把所有的事都照顧過來、都辦好，那也是不可能的。諸葛亮事無巨細、事必躬親，結果“出師未捷身先死”，令後人扼腕歎息。更何況統治者並不都是全才，真正既有文韜又有武略的人又能有幾個呢？即使是懂得軍事的統治者，由於不是親臨現場，無法感知具體情況，也就談不上隨機應變了。僅僅靠坐在千裏之外紙上談兵肯定是要誤事的，更何況在過去通信和交通都極不發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事事都要請旨，那等旨意到達的時候連戰場都清掃完了。所以充分地授權給將領，他們才能因地製宜，靈活運用，最充分地發揮出他們的才能。如果曾國藩自己不懂打仗，卻又打腫臉充胖子，那隻能落下個常敗將軍的名聲了。
領導者的權力分配是領導者的一種重要的超脫藝術。一個領導者如果長期陷身於日常瑣事，勢必疏於領導職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顧東而西亂，顧西而東擾，事倍功半。有些企業中的領導人，喜歡把一切事攬在身上，事必躬親，每件事情都想親力親為，從來不放心把一件事交給手下人去做，這樣使得自己整天忙忙碌碌不說，自己還會被公司的大小事務搞得焦頭爛額，而下屬也會因為沒有機會發揮才能，慢慢變得不會思考和消極怠惰。
所以，領導者必須要善於授權、要擇人授權。隻有通過對瑣事的超脫，才能做到對本職工作遊刃有餘，取得較好的領導效果。
曾國藩說：“做大事以多尋替手為第一要義。”現代企業管理者應該明白，管理者要做的是選擇適當的人，大膽放權，充分放權，把自己從日理萬機中解放出來，讓下屬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由自己越俎代庖。作為管理者，在公司中並不意味著什麼都得管，什麼都要幹的管理者是什麼都幹不好的。所以，當管理者發現自己忙不過來時，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幹了應該由下屬去幹的事情，就要考慮是否應該合理向下放權的問題。就如俗話所說：“殺雞不用宰牛刀，掏耳朵用不著大馬勺！”要記住，管理者是統帥，不是武將！現代企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管理者要委人以事，就要有放手讓權的氣魄。
領導者切記：領導者擁有令下屬仰羨的權力，這隻是領導者的一個方麵，同時，領導者身上還承擔著比一般員工更重的責任。所以，領導者一定要用好權力這柄雙刃劍，不要傷人也不要自傷。
在封建社會，統治者向來都以天子自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家的一切政命皆出於皇帝一人之手，皇帝掌握著一切生殺予奪的大權。集權統治，甚至可以說獨權統治，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統治者的一個特色。當然，所有人都清楚一個領導者不可能事事親力親為，他必然要將權力進行分配，“大權獨攬，小權分散，以權統人，調動部屬”，這就是中國領導者的授權之術。他們既敢於集權，又敢於分權，但是，分配的前提必須是大權在握，能將分配出去的權力最終再彙集到自己的手中。要想做到這一點，關鍵就在於要善於識察人的長處，並能恰到好處地加以使用。
古今中外，無數事實都說明一條真理：沒有權力，就不能駕馭，駕馭和權力不可分離。沒有權力，就像魚離開水一樣，縱使有天大的本領，也無從施展，又談何駕馭？曹操就是深諳此道。
三國時期，獻帝在遷都之前實際上已經大權旁落，不過是個傀儡而已。曹操早就手握兵權，控製著國家的命脈。可是曹操還覺得不夠，總是覺得獻帝礙手礙腳，除了兵權，他還想將任、免、賞、罰的政權全部攬過來，實現真正的大權在握，一人獨攬，這樣才能一步一步地實現他的雄心大誌。此時，有人向曹操進言說，漢室氣數已盡，取而代之的應當在魏，曹操是土命，許都屬土，到那就一定會興旺。於是曹操就決定讓獻帝遷都。獻帝不敢不從，群臣也害怕曹操的勢力，也都不敢有異議。
曹操迎鑾駕到許都，建造宮室殿宇，重立宗廟社稷、省台司院衙門，修葺城郭府庫，又封了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賞功罰罪，全都聽從曹操的處置。曹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以荀？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司馬祭酒，劉曄為司空倉曹掾，毛？、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催督錢糧，程昱為東平相，範成、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都令，夏侯？、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為將軍，呂虔、李典、樂進、於禁、徐晃皆為校尉，許褚、典韋皆為都尉；其餘將士，各個封官。自此，曹操將所有的大權集中到自己的手裏，朝廷的大事，都是先稟告曹操，然後才上奏天子。通過遷都，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達到了獨攬大權的目的。
與大權獨攬相對應，中國的管理者也喜歡把小權分散給下屬，就如曾仕強所說的：“中國的管理者是善於用巧勁兒，拿出一部分權力分給下屬，他們做的隻是以權統人。領導應該是帥才，總攬全局；其他管理者則是將才，他們應當各司其職，管好‘線’上的工作；而員工則是士兵，應當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點’上的事情。”
眾所周知，楚漢相爭的大戰中，項羽敗北，無奈烏江自刎，霸王別姬，好不淒慘，霸業未成，常使英雄淚滿巾。而劉邦卻春風得意，登上寶座。按常理，項羽素有威名，驍勇善戰，士卒精銳，糧草充足，而劉邦相比之下，實力則十分遜色，無論個人威望還是兵力數目，都遠不及項羽，但他卻能取得最後的成功，原因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