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企業決策運行控製與企業的命運息息相關。一項決策在確定後，能否最終取得成功，除了決策本身性質的優劣外，還要依靠對決策運行的控製與調整，包括在決策執行過程中的控製，以及在決策確定過程中各階段的控製。
在企業的經營決策中，既要學會如何“按兵不動”，準確地把握時機；又要學會順應形式，及時正確的調整決策，這是管理者需要掌握的決策素質。至於如何做好調整，就要視每一階段的不同情況來確定了。首先是做好決策，然後在決策的基礎上，再進行適當的調整。這正是中國式管理決策的精髓所在。
中國人講求整體思想，認為在整體之內，各構成分子之間隔相克，這是事實，無從否認。但環環相扣，相依相生，亦是事實。因而如何化除相克、減少相克，發揚相生，以維共存，不致兩敗俱傷，而能達成共贏，是對統籌全局的最佳詮釋。
東漢末年，曹操揮師南下，想一舉連拔吳、蜀兩國，成就自己的統一大業。一路下來，曹操以摧枯拉朽之勢長驅直入，吳國設防形同虛設，不久就陳兵赤壁，與吳軍形成對峙局麵，吳國危在旦夕。唇亡齒寒，孫權與劉備雙方經過政治上的審時度勢，作出了聯合抗曹、決戰勝利的重大決策。但是要麵對無論在兵力還是財力上都占有優勢的曹軍，吳蜀兩國必須精心策劃，方可奪得戰役勝利。為此，周瑜與諸葛亮這兩位絕代雙驕在緊鑼密鼓的氣氛中迭出奇謀，給曹軍一次又一次的打擊，逐步地扭轉戰場上的形勢，為己方創造了有利戰機，迎來了轉守為攻的局麵。
戰爭伊始，“三江口曹操折兵”，周瑜便打了一個勝仗，不僅重挫了曹軍的銳氣，同時也提高了聯軍的士氣。接著，又在“群英會”上成功地運用反間計，除掉了曹軍“深得水軍之妙”的水軍都督蔡瑁和張允，進一步突出了自己的長處和曹軍的弱點。根據“曹軍水塞，極其嚴整有法，非等閑可攻”的情況，周瑜與諸葛亮英雄所見略同，都覺得如今之際，火攻乃上上之策。但此計劃急切之間也難實行：一是曹操絕非等閑之輩，怎麼會輕易讓對手得逞呢？二是季節不對，秋冬之際，何來東風？因此必須做好一係列的準備工作。
於是，赤膽忠心的黃蓋暗獻“苦肉計”，詐降曹操，以便臥底取事，火燒曹軍。但如僅有“苦肉計”，沒有人進曹營獻降書，黃蓋的挨打，也是白白受苦。因而，又有機智大膽的闞澤獨往曹營，獻上降書，終於騙取了曹操的信任。最後，足智多謀的龐統又獻“連環計”，把曹軍的戰船連鎖在一起。至此，實施火攻的條件才初步成熟，在這一係列行動中，周瑜用人得當，計謀周密，環環相扣，計計得中，充分顯示了他傑出的指揮才幹。
當東風乍起，赤壁的大火燃燒在即，周瑜運籌帷幄，調兵遣將，采取了一個個有力措施。他兵分六路，有的去燒曹軍糧草，有的去燒曹軍營寨，有的去阻擊曹操接應之兵，有的作為各路接應……再看諸葛亮，下得七星壇，乘趙雲接應的小船直奔夏口，便升帳坐定，調兵遣將：令趙雲到烏林之西設伏，張飛去葫蘆穀設伏，關羽到華容道設伏，糜竺、糜芳、劉封三人各駕船隻繞江剿擒敗軍，奪取器械，劉琦回武昌，陳兵岸口，捉拿曹操逃兵。可以說，他們處處堵截，層層設伏，各種情況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時時事事皆有縝密安排，為曹軍布下天羅地網，盡可能地擴大戰果。
在軍事上，有“步步為營”的戰術，同樣，在領導管理決策中，也要有環環相扣、逐浪推進的管理藝術。所謂環環相扣、逐浪推進，就是指對某一決策的規劃，需要設計一係列相互關聯的決策小目標，這些小目標因果相應、前後相繼、逐浪推進，為最終實現總的決策目標創造條件。其實總目標的實現，依賴於每一個小目標的實現。
萬裏長征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積跬步以致千裏；重大戰役的勝利，必須是每一個小戰役的勝利，積小勝為大勝。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內在聯係，每一個“小目標”、“小步”、“小戰鬥”都是“總目標”、“萬裏長征”、“大戰役”的有機的組成部分之一，牽一發而動全身，每一個小環節都是與整體息息相關的，因此，必須是環環相扣的。戰役中的規劃是如此，政府部門和企業經營中的規劃也是如此，隻有規劃環環相扣，才能最終實現決策的目標。
在現實生活中，很多領導的決策之所以會半途而廢，不能善始善終，往往是因為他們缺乏成就事業的一個完整而長遠的決策目標，把自己的計劃放在孤立的環境中實施，不深入了解各個小計劃之間的深層聯係。可見，有時不是因為失敗而放棄，而是因為決策不當而失敗。赤壁之戰中的兩位“導演”，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環環相扣，逐浪推進”中國式的決策藝術和典型案例。
古人常說：不積跬步，無以至千裏；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千裏之行，始於足下。因此，對於企業來說，所定的目標，應該是一個目標體係，其中各個目標之間具有連貫性和邏輯性，而每一個目標的變化和調整，都將對整個目標體係產生深遠的影響。這就是中國式管理中既講全局，又講局部的決策細節。
中國人做事喜歡未雨綢繆，一般在決定行動之前都會好好的盤算一下，好對可預見的未來有一個清晰的、有條理、有係統的打算。但這並不是說計劃或決策是一成不變的。因為在決策的推行過程中，如果堅持不做任何變更，那麼這個決策很可能就會被迫停止。因此在不改變決策目標本質的情況下，可以靈活機變一些，可以邊做邊修改邊調整。這是中國式管理的一大特色。
立源亞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賀將波奉行的就是“靈活機變”的創新原則。
當年以哈佛商學院第一名成績畢業的賀將波，剛剛開始管理投資基金的時候，覺得自己肯定比別人聰明，那時候的投資理念是聰明人才能在投資上賺到錢。但後來，他發現這個世界上聰明人太多了，大家都會在一個領域投資。因此他開始盡量選擇到聰明人較少關注的地方投資，隻有靈活機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才能賺到錢。
立源基金成立後首先進入的是液晶顯示屏項目。當時，認為液晶顯示屏沒有什麼前景。“人棄我取”，賀將波收購了的液晶顯示屏部門，並把該部門搬到台灣，成立了紅？顯示器公司。兩年後，就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樣，液晶顯示器領域的投資開始變得炙手可熱，眾多生產商蜂擁而上。
“一個產業，如果投資進來的錢太多，成本肯定會比較高，也很難取得理想的投資收益。”賀將波知道，自己該放手了。說變就變，他知道絕不能抱著一種產品經營。他隨後就將紅？顯示器公司賣給了明基的子公司友大光電，順利地拿回了投資，還好好地賺了一筆。
正是經營決策中注意細節和靈活變通，使企業避免了損失的危險，轉敗為勝。如果企業長期隻靠一種產品去打天下，勢必潛藏著停產倒閉的危險，因為市場是多變的，人們的需要也是多變的，這就要求企業家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而審時度勢地做出決策。
所以，作為管理者在管理企業時一定不能墨守成規，亦步亦趨，要懂得靈活機變和審時度勢。因為現在的競爭市場瞬息萬變，各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領導者要學會依據隨時可能變動的情況來進行適時的調整和部署，切不可因循守舊，落入窠臼。這樣方能使企業立於不敗之地。
中庸說：“至誠可以前知”。誠，一方麵是完成自己人格的要件；另一方麵也是萬事萬物運行的依據。所以中國式管理不強調“能力本位”，而是強調“擇人而任勢”。因此，中國式管理講求在決策時要誠心待人，要以人為本。
三國時的袁紹爭霸一方，軍事實力是相當雄厚的。他所采用的施政策略是“外寬內忌”。“外寬”倒還可行，但“內忌”卻讓他大失民心。
袁紹手下人才濟濟。田豐是袁紹在軍中的別駕，頗有學識，是一位知名的謀士。袁紹在劉備兵敗投靠他時，將其收納下來。劉備勸諫袁紹伐曹，而田豐聽了，卻認為此計實不可施。便直言諫袁，“操兵方銳，未可輕聽，若不聽良言，出師不利”。
袁紹心胸頗為狹隘，一聽此言，頓時大怒，立即就要處斬田豐。在眾大臣一再求情之下，這才延緩下來，但仍囚於獄中。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紹起兵十萬，戰馬萬匹，企圖南下進攻許昌，官渡之戰的序幕由此拉開。
袁紹舉兵南下的消息傳到許昌，曹軍諸將認為難以戰勝袁紹，曹操卻說：“吾知紹之為人，誌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遂決定起兵兩萬迎敵。
建安四年八月，曹操率軍進據黃河北岸重鎮黎陽，派臧霸率精兵入青州一帶，鞏固右翼，防止袁軍從東麵襲擊許昌。留於禁率步騎兩千屯守黃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令東郡太守劉延守白馬，以防止袁軍渡河南下，此為第一道防線。九月，曹操回許昌，置主力在官渡築壘固守，此為第二道防線。官渡為袁紹進攻許昌的咽喉之地。十二月，曹操複還官渡，親自坐鎮，嚴陣以待袁軍來犯。
正當曹操全力以赴布置對袁作戰時，劉備起兵反叛曹操，殺曹徐州刺史車胄，占據下邳，屯兵沛縣，並積極與袁紹聯絡，欲合力夾攻曹操。曹操分析了眼前的形勢，認為“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誌，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於建安五年（200年）正月，率精兵東征劉備，一舉占領沛縣，收複徐州，轉攻下邳，並迫降了關羽。劉備全軍潰敗，僅帶少數兵馬逃往河北投奔袁紹去了。曹操獲勝後，還軍官渡，以迎戰袁紹。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紹親率大軍進軍黎陽，派遣郭圖、淳於瓊、顏良進攻東郡太守劉延駐守的白馬，劉延兵勢微弱，被顏良軍圍困，情況緊急。四月，曹操決定率兵救劉延。他采納謀士荀攸的建議，先自引兵到延津，佯裝渡河襲擊袁紹的後方，袁紹當即分兵西應。曹操卻乘機率一支精兵向東奔襲白馬，顏良措手不及，被關羽斬殺，白馬之圍遂被解出。袁紹又派大將文醜與劉備率五六千騎步兵渡河追擊曹軍。曹軍當時隻有騎兵五百餘騎，危急之中，曹操令眾騎兵解鞍放馬，又將輜重丟棄在袁軍來的路上。不久，文醜兵到，見到曹軍丟棄的馬匹、輜重後，你爭我搶，亂作一團。曹操見此，命其五百多騎兵立即上馬，向袁軍衝殺，袁軍頓時潰敗，大將文醜被斬首。此番曹軍連斬顏良、文醜兩員河北名將，袁軍大為震動。遂袁紹下令退軍陽武。
建安五年八月，袁紹兵臨官渡，依沙堆立營，東西數十裏。曹操也分營與袁軍對峙。九月，曹軍出擊，但戰鬥不順。當時曹兵不滿一萬，且十有二三為傷兵，隻好退回營壘堅守。袁軍見此，便堆起土山，築高櫓，用箭俯射曹營，使曹軍士兵隻能蒙盾而行。為了扭轉這種被動局麵，曹操命工匠連夜趕造霹靂車，向袁軍還以飛石，摧毀了袁軍的櫓樓。袁紹又命士卒挖地道襲擊曹營，曹軍也針鋒相對，在營內掘地壕以對抗。曹操又聞袁紹的幾千車軍糧即將運至官渡大營，他立刻派大將徐晃、史渙截擊，將袁軍糧草全部燒毀。
雙方相峙月餘，曹軍糧草將盡，士卒疲乏，於是曹操尋機與袁紹決戰。建安五年（200年）十月，袁紹又派車運糧，命淳於瓊等五人率兵萬餘人護衛，將糧囤積在袁軍大營以北四十裏的烏巢。謀臣許攸建議袁紹派輕騎趁夜突襲許昌，袁紹不予采納。恰這時許攸家中有人犯法，被其政敵審配扣押。許攸一怒之下，投奔曹操，並獻計曹操奇襲烏巢。許攸之計正合曹操尋找戰機，出奇製勝的心意。於是曹操當機立斷，留曹洪、荀攸守官渡大營，自己親率步騎五千人，連夜出發，一路扮著袁軍，騙過袁軍哨卡。到達烏巢後，即圍住糧囤放火，及至天明。淳於瓊見曹軍兵少，於是出壘迎戰。曹操揮軍衝殺，袁軍抵擋不住，被迫退回營壘堅守。
這時，袁紹一麵派騎兵救烏巢，一麵命張？、高覽攻打曹軍官渡大營，企圖使曹操退無所歸。當增援的袁軍騎兵逼近烏巢時，左右報請曹操分兵抵擋，曹操大怒說：“敵兵到了我背後再告訴我！”於是士卒皆殊死拚殺，大破烏巢守軍，擒殺袁將淳於瓊。攻打曹軍大營的張？、高覽二將聞淳於瓊兵敗，又聞袁紹對他們二人起疑心，遂於陣前投降曹操。曹操乘勢揮軍掩殺，袁軍大潰，袁紹及其兒子袁譚隻帶了八百餘騎，倉皇逃往河北。
袁紹當時是河北的大軍閥，軍事實力最強，在討伐董卓之時是聯軍首領。袁紹被推舉為聯軍首領，除了憑借較強的軍事實力之外，還擁有招才容賢的虛名。當初劉備兵敗投靠，他以不失大義之名，對劉備單純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意見言聽計從，而對他部下忠勇善斷的謀士田豐等人則嫉恨有加，不僅不聽他們的意見，反而一再地仇視，打擊他們。可見，他的“外寬”，並不是真正的“外寬”，隻不過是做給別人看，圖個虛名罷了。殊不知正是這種虛榮心使得他伐曹大敗，而且也損失了一名謀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