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古今中國這樣的“伯樂”不計其數，國外也不乏其人。美國南北戰爭初期，林肯曾選用過三四位將領，之所以選擇這幾位將領，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犯過重大的過錯。大家都覺得這幾位將領雖無大功，卻也沒有什麼大過，四平八穩的，應該還算比較妥當。可是在接下來的戰役中，這幾位將領並沒有顯示突出的軍事領導才能，又加上分頭作戰，實力就更顯得薄弱，以至於他們所率領的軍隊都被南方的將領率兵各個擊敗，造成了很大的傷亡。林肯接受了這一次的教訓，決定起用嗜酒貪杯卻能運籌帷幄的格蘭特擔任總司令。當時就有人出來極力勸阻。林肯卻說：“如果我知道他喜歡什麼酒，我倒應該送他幾桶，讓大家一起共享。”格蘭特果然不負眾望，在戰役中不僅英勇善戰，而且智勇雙全，把南方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多次取得關鍵性戰役的勝利。正是由於林肯對格蘭特的任命，才使南北戰爭發生了根本的轉折。
從曆史的經驗中不難看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中國的領導者們堅持牽牛就牽牛鼻子，麵對著不同秉性的下屬，總是先摸透他們的性格，因為隻有這樣，以後才可能輕鬆自如地在談笑間“揮斥方遒”。正是因為中國的領導者們都努力讓自己具有更強的辨才能力，睜大眼睛，把“千裏馬”挑出來，然後安排在合適的位置上，給他們任務，形成“靠人才打天下”的格局，所以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沒有人才的單位，必然死氣沉沉，毫無生氣，又怎麼會有前途呢？企業要發展就要靠人才，人才在哪？就在領導者的辨才眼力中！
中國的管理者始終相信：人才都是逼出來的，越多的挑戰，越能加速一個人成為有用的人才。但是就好像小樹苗一樣，開始的時候總要小心嗬護，中國的領導者在授權的過程中逐步訓練下屬。開始的時候授小權，漸漸地讓人才得到磨煉，一旦時機成熟，就把權力在最關鍵的時候授給他，讓他在危機中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以此來磨煉他們，以便使他們更快速的成長起來，早日成為可用之才。
曾國藩在給下屬授權的同時，就注意給他們一點一點地增加壓力，促其奮進。1859年，李鴻章投奔曾國藩，以圖發展。師生相見，曾國藩十分高興，兩人暢談國家大事，多有相同之處。曾國藩曾多次當眾誇獎李鴻章天資聰明，文才出眾，且胸有大誌，非常人可比。但剛開始的時候，曾國藩卻並沒有給李鴻章分配重要的職務，隻是讓他做了一個小小的文書，並給他派下大量瑣碎繁重的工作，而且一天重似一天。李鴻章原本就心高氣傲，恃才傲物，時間一久，就漸漸顯得不耐煩了。
一次，曾國藩把李鴻章叫到身邊說：“你來到我這做事，我有話要告訴你，我這裏隻崇尚一個‘誠’字。”說完就揚長而去。李鴻章細細琢磨了之後，終於理解了老師的用意。曾國藩就是要打消他的傲氣，幫他改掉生活懶散、沒有規律的毛病，通過增加壓力，逼他奮進，腳踏實地地為人處世，以完善自己。從此，李鴻章不再抱怨文書之職卑賤，並開始養成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曾國藩這樣給下屬壓擔子，逼其改掉缺點的做法，使李鴻章逐漸老成起來，心浮氣躁的毛病改掉了，而成為一個思考謹慎、富有條理的賢才，不斷顯示出他的才華。
1860年，太平軍在攻破清朝的江南、江北大營後，又迅速占領了江蘇，上海岌岌可危。上海一旦失守，整個形勢就極為不利了，此時急需有人去保衛上海。這件事事關重大，究竟派誰去呢？曾國藩毫不猶豫地起用了李鴻章。李鴻章一時覺得很意外，自己一下子從不起眼的文職轉為至關重要的將職，責任又如此重大，自己能勝任嗎？其實李鴻章在不斷地磨煉中早已能獨當一麵，曾國藩就是要把這副擔子壓在他的身上。曾國藩命令李鴻章立刻率領精兵五千，奔赴上海，一切事宜均由他裁斷，但是隻許勝，不許敗。李鴻章心裏也沒底，但是已沒有退路，隻好硬著頭皮接受了任務。李鴻章果然沒有辜負曾國藩的良苦用心，他對軍隊了如指掌，對將帥的特點也如數家珍，他的才能在作戰的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不久，就帶兵攻打下蘇州府，擴充了軍隊實力。李鴻章最後官至中堂，並因“興辦洋務”在曆史上留名，這和曾國藩悉心栽培、苦壓重擔、逼其成才是有著密切的關係的。
領導者給下屬臨危授命、壓擔子是發揮下屬潛力的重要方式。曾國藩在壓力中委以李鴻章重任，不僅挽回了大局，也使李鴻章最終成為了朝廷的棟梁之才。拿破侖也說過：“最難的倒不是選拔人才，問題在於選拔之後，怎樣使他發揮才能到極限。”
1804年初，拿破侖的警察總監不經意中抓到了兩個保王黨的匪徒。一審問，兩個家夥又不經意地泄漏了一個天大的機密：“長官，畢修克利大人和卡特溫塔大人，不，兩個兔崽子要暗殺第一執政！”
“對，長官，我揭發那兩個混蛋的罪惡，他們製定了絕密又周詳的計劃，雇請了很多很多有名的神槍手……”
整個王宮一下子混亂起來，衛隊人馬進進出出，像路易十五時代一樣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崗哨，王宮附近的幾條大街上，也派了不少警察日夜不停地巡邏。更有不少的秘密警察和反暗殺別動隊的士兵上街，四處搜尋嫌疑分子，不住地抓人和拷問。
結果呢？好幾個監獄都快裝滿各種保王黨人和保王黨嫌疑犯，以及一些地痞、流氓，可是真正的凶手卻連毛都沒找到一根。拿破侖手下的無數將領心裏都忐忑不安起來：凶手在哪裏？暗殺計劃是怎樣的呢？拿破侖會不會被殺死？波拿巴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雖說加強了戒備，可腦袋裏的那根弦卻一天比一天繃得更緊。但是，拿破侖似乎並不在意，他仍然要參加各種活動，如宴會、舞會、閱兵等，他甚至還要到公眾中間去發表演說。警察總監富歇在一旁可忙壞了，又驚恐不安，生怕執政官發生了不測，自己難以交差。
這一天，拿破侖決定到廣場去，他要舉行例行的閱兵式。富歇又嚇壞了，聞訊極力勸諫：“也許有暗殺計劃，這樣太冒險了！”
拿破侖雙眼一瞪，又把訓斥的樣子擺了出來，堅定地說：“我有我的工作，你有你的天職，閱兵絕對要如期舉行，你和警察們也要絕對地負責我的安全。”
閱兵還是順利舉行了。富歇派人清查了受閱部隊裏的一切有過不良表現的人，對於參觀的公眾和官員隨從也進行了嚴格的審查。除此以外，警察們還想出許許多多的防衛措施。拿破侖卻一點也沒有過問，他照常趾高氣揚地發表演說，接見要員和普通市民，好像對暗殺計劃一無所知似的。
就在閱兵式結束的那天晚上，富歇獲得了特大喜訊，保王黨匪徒被捕了！在巴黎的聖東安區，幾名秘密警察搜尋到正在密謀的保王黨人。一經逮住，幾十名暗殺計劃的策劃者及實施者就全部歸案了。幾次審問，終於弄清楚了：這些家夥先是準備在第一執政的馬車底部安炸彈，後來又試圖炮擊拿破侖住所的原法王王宮，還緊鑼密鼓地籌劃槍殺在議會演說的拿破侖。
事隔幾年後，拿破侖回想起這次暗殺計劃時不無感觸地對身邊人員談道：“我不是很緊張，但是我深知警察們會有辦法的，如果像老謀深算的富歇這樣的人都沒有辦法的話，誰又能行呢？但是既然我把權力交給了他們，他們就必須承擔責任，壓力越大，他們就越能在最大限度內發揮自己的才能，這樣才可能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務。我總是在努力讓各個部門的人充分發揮才能，讓他們永遠忘我地投入工作。”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條古訓道明一條真理：如果人生活在安逸舒適的環境中，沒有外界壓力，那麼他的生命力就必然會萎縮。同樣，對於員工來說，一旦工作沒有什麼壓力，生活安穩，他們就會滿足於這種安逸的生活而不思進取。這既影響了下屬原有潛力的發揮，使之失去成為最優秀人才的機會，同時更影響集體事業最大程度的發展。一般講，工作難度比承擔工作者平時表現出的個人能力大些，使其產生壓力感，他們完成工作後才會有成就感。中國的管理者，總是讓自己的下屬擔起責任，防止他們得過且過心理的產生，采用給下屬壓擔子的方法給他們增加壓力，以促進其積極進取、不斷超越自我，取得更大的成就。很明顯，人的潛力有多大，就看壓力有多大了。
中國的管理者既獨攬大權，又善於放權，更重要的是，他們要麼不放，但一旦找到了合適的放權對象，他們就會一放到底，不加幹涉，正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中國的統治者們常會將尚方寶劍或者私人信物賜予欽差大臣，見物如見君，讓他們全權代表自己，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以便他們大膽行事，更可以臨機專斷，不必事事請示。選擇適當的人，大膽放權，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由自己越俎代庖，這是許多領導者成功的秘訣。
雖然漢元帝的功績遠不如唐宗宋祖，但是在他統治的時期，仍然有不少佳績值得後人稱讚。支持下屬秉公執法、不越權管理就是其中之一。正因如此，曆史上才出現了一位可與號稱“百世吏師”的嚴翁相提並論的地方官，那就是以剛直護法、不徇私情為名的何並。
何並官為長陵縣令，以他這樣小的官職，恐怕很難與皇親國戚一爭高下。但何並並不畏懼，他在漢元帝的支持下勇打豺狼，懲治王林卿，斬殺了鍾威、趙季、李款三人。
王林卿是漢元帝王皇後本家人，平時深得王皇後寵愛，因此倚權仗勢，招徠大批門客，結交稱霸地方的不法之徒，一時間聲勢之大，震動京城。一次，王林卿來長陵上墳，但並不規矩，大擺宴席待客。何並看到勢頭不對，知道他素來張狂，肯定會出事，於是親自上門，勸告王林卿辦完事後及時返京。但王林卿怎肯將一個小小縣令放在眼裏？口頭雖然答應，但並未打算立刻回京。何並知道王林卿來頭很大，但為了維護地方上的安定，他並沒有打退堂鼓，仍給王林卿下了逐客令。這當然惹怒了王林卿，他離境時，派人將縣衙門口的大鼓砍壞，以發泄心中不滿。早有防備的何並立即率領部下追趕王林卿，並最終斬殺了假扮王林卿的家奴。王林卿隻得改名換姓，潛逃在外。王皇後聽到王林卿已死的消息，十分傷心。且不說她如何地寵愛王林卿，堂堂一個皇後的本家，卻被一個小小的縣令所殺，她的顏麵何存啊！於是皇後便嗔怒於何並，並將此事告訴了漢元帝，想吹吹枕邊風，從而將何並置之死地。
漢元帝作為領導者，麵對一方是剛直不屈、秉公執法的下屬，一方是驕橫無禮的皇親國戚，該站在哪一方呢？若聽從王皇後的話，懲治何並，則天下不服。百姓一定會為皇帝濫殺清官而心中不滿，其他的官員以後自然也不會盡責效忠，秉公斷事。這種越權管理的代價太大了！因此漢元帝對何並的處理大加讚賞，提拔他為隴西太守，後來又升其為潁川郡太守。
漢元帝是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他支持何並秉公斷案，保證了下屬的權威，一來取得下屬一片忠心，為民除害，勤於政事；二來取得百姓民心，獲得明君美名；三則樹立了法律權威，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為日益沒落的西漢王朝延長了壽命，爭取了一絲喘息機會。
企業管理和國家管理的道理是一致的。既然把權力交給了下屬，就要放手讓他們去做，而不是讓他們戴著腳鐐跳舞。台灣地區中部著名的鞋業大王蔡長汀先生對這一點就看得十分透徹。
蔡長汀，台灣地區環隆企業集團的創始人，他的事業能不斷蒸蒸日上，環隆企業能不斷壯大，與他把權力下放給年輕人、讓年輕人自由發揮才幹的做法是分不開的。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當蔡長汀初創事業、轉戰南北之時，他的麾下就已聚集了一批年輕有為、精明強幹的企業管理人才。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分公司不斷建立，他大批任用有能力的青年企業家分管各地企業，除了“環隆電氣公司”和“美國國際開發公司”是由自己的兒子和女婿管理外，其餘都由“外人”管理，有人說他太過理想化，把自己辛苦創下的事業拱手送給外人經營，不料他卻說：“交給後生小子啦，我樂得當太上皇不管事啦。”可見他並不在乎人才的親疏遠近，隻要對公司的發展有利的人才都用，而且用就放手用，絕不縮手縮腳。
從蔡長汀的話中，我們也可清晰地看出他的管理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秘訣乃四訣八字：一曰知人，二曰善用，三曰放權，四曰無私。”可見，他的思路是：在知曉下屬能力的基礎上，委以重任，分以權柄，並予以充分信任，讓其自由發揮，這就是他管理的精華。管理龐大的企業，自己卻很少過問每筆生意的成敗，每日養精蓄銳，在自己喜歡的花園中耕耘，真可謂瀟灑人生。
他看重人才的作用和價值，根據人的能力，充分放權。就是在企業最興旺時，他每年都要花一半的時間在國外奔波，尋找信息，開發市場，聯係國外業務，保證公司規模不斷擴大，在這期間，他基本上不會幹涉下屬的工作。事實證明，他的放權並沒導致自己權力的失靈與企業內聚力的減弱，相反，環隆集團事業蒸蒸日上，年輕企業家不斷實踐，經驗不斷豐富，成為環隆的骨幹，支持著企業的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