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管理者不僅善於給下屬授權，而且出手大方，很少小家子氣。一旦把權力交給了下屬，就會放手讓下屬去做，盡心盡力地支持他，而不是任意幹涉或阻撓。即使下屬在執行過程中有所偏差，管理者也會先弄清事情的真相，再尋求解決。一放到底，這是中國管理者放權的一大特點。
封建社會裏，皇權至高無上，但權力又必須賦予具體的個人和組織行使，若在賦予大臣權力的同時，沒有相應的掣肘，必將導致個人對權力的絕對占有。在中國曆史上，大臣專權，皇權旁落，這種事時有發生。曆史教訓值得吸取，中國式管理曆來十分注重這點，其認為要防止大臣濫用權力或取而代之，就必須以權力製約權力，也就是找準權力的製衡點，令他們互相牽製，最終達到相互促進、競相為朝廷效力的目的。在這一點上，劉備做得最為突出。
劉備在彌留之際仍保持著清醒的政治頭腦，而且長遠無比。這從他巧托孤、任命輔佐大臣一事就可以看出。彌留之際，他一手掩淚，一手握著諸葛亮的手囑咐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卿可自立為成都之主。”這句死前囑托簡直比曹操的那句人生哲學“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更加奸詐狡猾，不僅籠絡了諸葛亮的心，使其六出祁山、鞠躬盡瘁，誓死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更鞏固了劉禪的基業。
劉備深知諸葛亮有能力，聲譽又頗佳，缺了他，偌大的西蜀將無法正常運轉，但若不把他安撫了，萬一他設計對付劉禪，那就慘了。諸葛亮是可托孤之人，隻要把他的位置擺正了，一切就好說了。劉備對於自己的兒子劉禪怎樣的懦弱無能已經很清楚了，正基於此，劉備幹脆把劉禪“不才”這個事實明擺了出來，卻要讓諸葛亮以為是劉備對他的信任。這樣一來，即便劉禪以後真的到了不可輔佐的地步，諸葛亮也不會效法伊尹、霍光，而會甘心當周公、蕭何。果然，當懦弱的後主妄信讒言，將勝利在望的諸葛亮召回的時候，諸葛亮所做的僅是苦口婆心的勸誡。這種既不符合他的智慧也不符合他的性格的做法，直接來自於劉備在幕後設置的那雙“黑手”的操縱。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諸葛亮身邊的黑臉大臣，這就是千夫所指的李嚴。看過三國的人都知道諸葛亮第五次出祁山，就是因為此人謊報軍情而喪失了又一次寶貴的機會。但少有人知道李嚴曾經也是與諸葛亮平起平坐的權臣。劉備托孤時，文托諸葛亮，武托李嚴，實際上是一手很險惡的招數。他怕諸葛亮暗中操縱西蜀政權，為了穩妥，又令在川中自成一係的李嚴掌管內務，協助諸葛亮，實際上是讓他們相互製衡。李嚴的人品劉備也是相當地清楚，將內務托給一個奸佞小人，這裏有一個微妙的道理：一忠一奸、一賢一佞，相互掣肘，組成了一個穩定的架構。對比魏、吳兩國，我們不得不讚歎這是非常高妙的政治手段。魏國是能人司馬氏專權，結果能人及其兒孫把曹家取而代之了；吳國是小人專權，結果兩代小人把朝廷弄得帝位更易，內訌迭起。而劉備的這種安排和上麵提到的那句話合起來組成了一個雙保險，使得蜀漢綿延數十年而內部不亂。所以說劉備的寬厚仁慈不過是表麵現象，所謂“劉曹原是一路人”，可謂十分中肯。
中國式管理告訴我們，當一個體係內產生權高震主或對立的勢力時，作為領導者如果一時無法消除這些勢力或其對立狀態，那就必須憑借自己的地位和影響製造出能與之相抗衡的力量，以控製對立的雙方，並使他們在同一體係內共存，相互製衡，以達到權力的平衡點。在權力紛爭中善於製造矛盾和利用矛盾，這就是政治上的平衡點和防止大權旁落的秘訣。
另外，中國式管理還講究不公開的製衡。領導者在人事安排、資源分配上必須私下裏將各種勢力作妥善的平衡，方能保持內部的和諧安定，如此，也能顯示出自身的領導才能。而被擺平的人呢？知道自己和其他勢力之間的微妙關係，也自會謹慎安分。
近些年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一問題，始終是《公司法》中的一個熱點與難點，也是法學界、經濟學界、企業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它就恰恰體現了一種權力製衡的管理理念。所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也稱為公司治理結構，是指所有者、經營者和監督者之間通過公司權力機關（股東大會），經營決策與執行機關（董事會、經理），監督機關（監事會）而形成權責明確、相互製約、協調運轉和科學決策的聯係，並依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司章程等規定予以製度化的統一機製；通俗地講，就是公司的領導和組織體製機構，通過治理結構形成公司內部的三個機構之間的權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為人之間形成權責明確、相互協調、相互製衡的關係，保證公司交易安全，運行平穩、健康，使股東利益及利益相關者（董事、經理、監事、員工、債權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與合法保護。我國1993年12月29日頒布的《公司法》從立法上確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製衡”的結構模式。
公司在早期發展過程中，由於規模較小，業務相對簡單，加之濃重的家族經營特點，所以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反而有利於決策的貫徹執行。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企業間競爭的加劇、公司規模的擴大，以及經營管理的複雜化和專業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在公司製度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並逐步成為現代公司製度最主要的組織結構。毫無疑問，以權力分工、相互製衡為理念的公司治理結構成為現代公司製度基本組織構架是公司產生和發展的必然要求，不僅真實地反映了公司存在的客觀基礎，而且也是公司製度發展的內在要求。
在當前的社會現實中，有些企業在領導體製方麵仍傾向於“董事長兼總經理”的結構，認為這是“權力集中，加強領導，避免內耗”。實際上加強的是個人說了算的“人治領導”，是自然經濟在領導作風方麵的傳統觀念，與現代企業製度要求的科學治理、民主決策是完全相悖的。這種情況實際上反映了這些企業並未理解現代企業製度的內涵，還僅處於追求公司製形式改造的企業製度建設的初級階段，應在不斷的深化改革中，逐步通過規範化的製度創新，向真正能相互製衡的法製結構前進。
因此，中國式管理中的相互抑製之術，在古代能防止皇權旁落，在現代則能避免因個人大權獨攬時決策不慎帶來的損失，有著其不可替代的管理作用。
在激烈的競爭中，管理者想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求得賢臣良將，有精幹的下屬輔佐。但大多數有本事的人大都個性十足，不會輕易為人所用。根據文人這一特點，曆代封建帝王將相總結了這麼一點經驗，認為管理者要給足他們麵子，給他們壘好台階，讓其在清高的名義下緩緩走下來為你服務。對於領導者來說，拿出誠懇的姿態，求得賢才，不是什麼丟麵子的事，給下屬麵子，自己也賺到麵子，更重要的是，你獲得了他們大腦的精華。
秦昭王每遇到這樣的人，總是恭恭敬敬地對待，從來不倨傲於人，所以手下聚集了一群人才，讓他有了傲視群雄的資本。秦昭王誠心求賢，以帝王之尊，居然屈膝五跪，以求範雎進言的事例，不可不謂有遠見卓識，也頗能說明他對待人才的態度。
秦昭王為人開明，雄心勃勃，欲建立宏圖大業，一統天下。然而，這並非易事，憑他一人單槍匹馬，顯然不行。因此，秦昭王一心招攬天下賢才。範雎原為一隱士，廣讀詩書兵法，頗有遠略，是當時著名的賢人，遠近聞名。範雎周遊列國，以求明主，不久就來到了秦國。秦昭王得知範雎來到秦國後，決心要將其召為下屬。
秦昭王很快便驅車去請範雎，一見到他，便屏退左右，單獨說話。秦昭王走上前去，跪而請教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由此可見秦昭王的一番苦心：屏退左右為範雎暢所欲言創造條件；屈尊而跪，則表明自己對範雎的尊敬和求賢的誠意；稱其為“先生”，則表明自己謙虛求賢，以能者為師；“何以幸教”，則表明自己求賢心切和欲圖治世救國的雄心大略。
這一跪，雖將秦昭王的誠懇之心表露無遺，但範雎仍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於是，秦昭王“複跪而請教”，說：“先生何以幸教寡人？”這是二跪，且態度上更加恭敬，絲毫沒有不滿的神色，但範雎仍然不語。秦昭王又跪，說：“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這第三跪打動了範雎，秦昭王可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範雎開始說話，道出了自己不願進言的重重顧慮。
針對範雎的顧慮，秦昭王第四次下跪，說：“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省，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人無大小，上及太後，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秦昭王意思很明確，他要讓範雎進言，必先消除其顧慮，才能令他言無不盡，對自己一統天下有所幫助。
範雎一向處事謹慎，雖然得到秦昭王的特許，仍不願輕易開口，於是開始試探口風。他說：“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昭王對此指責之語，並未一聽即怒，立即領悟到這是範雎進言的前兆，應抓住時機，進一步爭取，才能使範雎徹底打消顧慮。於是秦昭王第五次跪下，說：“寡人願聞失計！”言辭更加懇切，態度更加恭敬。這一次範雎也認識到時機已經成熟，再端架子實為不妥。因此答應輔佐秦昭王，幫他統一六國。
事實證明，秦昭王虛心納賢的措施是對了，範雎的確為秦國的強大、統一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如蔡澤所說：“要製諸侯，利施之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數矣。”
秦昭王誠心求賢的這一招可真絕了。以帝王之尊、每日接受達官顯貴朝拜的人，居然屈膝五跪，以求範雎的進言，常人可能都辦不到，但這正是秦昭王政治見識的明顯體現。江山社稷與帝王顏麵，孰重孰輕，稍微清醒一點的君王即會明斷。
他有此舉動，從根本上說還是因為他了解並理解人才的心思。範雎為天下奇才，自然恃才清高，鄙視塵世，那麼何不讓他清高一次，給他一個台階，讓他走下聖壇，心甘情願地為自己效力。這樣，既滿足了他本人建立功名的意願，也為自己虛心納賢樹立了口碑，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江山社稷得以安穩，宏圖大業得以實現，到時青史留名自然不在話下。所以，秦昭王五次下跪，懇切求教，使範雎覺得他有誠意，且心有大誌，可以輔佐，自是全心全力地為他出謀劃策。
對於現代的管理者來說，要成就一番事業，必須有大批適用的人才。想求得賢才，可參考中國式管理中的以誠克剛的管理經驗，表明自己的足夠誠意，並以實際行動打動下屬，使人才如魚得水，盡情發揮所長，為企業所用。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講究“和”，而要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統一，首先就要“安”，要讓整個局勢都穩定下來。在國人的詞彙中，總是把“安”和“樂”聯係在一起，不安心就沒有快樂可言，因此管理活動必須順應中國人的這一心理。
三國時，官渡之戰剛打完，曹軍在清點戰果時，發現一大捆信件。這些信件是當時京城和曹營中的一些人暗地裏寫給袁紹的。曹操翻了翻，讓人一一念出，其中大多是吹捧袁紹的，有的幹脆表示要離開曹營，投奔袁紹。曹操的幕僚聽了之後很生氣，建議將這些寫信的人抓起來嚴厲懲處。曹操聽了，微微一笑，說：“把這些信統統燒掉。”在場的人都愣了。曹操解釋說，當時袁紹的實力那麼強大，連我都感到不能自保，何況大家呢？這件事傳出去後，使得曾暗通袁紹的人落下了心裏懸著的石頭。旁人也覺得曹操的肚量大，能夠容人，願意在他的麾下效力，從而使曹營上下的人心很快地安定了下來。這是一種多麼深厚的智慧啊！假如曹操采納幕僚的錯誤建議，大開殺戒，又將會出現怎樣一種局麵呢？
擷古啟今，現代領導者要想把眾人牢牢吸引在自己的周圍，必須少一些苛刻，多幾分寬容。當然，這種寬容絕不是無原則的。如果這種寬容一旦妨礙了目標的實現或給工作帶來嚴重的阻力時，領導者則必須采取斷然措施，消除隱患。對反對自己的人，無論是正確還是錯誤，領導者都能以友善為懷，真心實意地團結其一道工作，這是寬厚的一個顯著標誌。
善於團結反對自己的人，絕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從心理學的角度說，人都有自尊的需求，有表現自我正確、高明的欲望。當這種需求和欲望得到相對或暫時滿足時，人的內心往往顯得天寬地闊。反之，則會產生一種壓抑感乃至逆反的心理。在這種情形下，人的氣度通常顯得比較狹小，對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往往難以容忍，對團結對方一道工作，也存在一種心理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