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管理的激勵方法講求在激勵時的兼顧與並重。而且中國式管理的激勵講求和重視依理應變和隨機性。時間和形式在變，那麼激勵的形式和方法也跟著在變。這是中國式管理激勵的突出特點。下麵我們來舉例說明。
戰國時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對賞罰提出“壹刑、壹賞”原則。就是說，不論親疏貴賤，不論有無功過，隻要犯了罪過，一律查處；隻要有功，一律受獎。它突出了執行的公平性、平等性。任何貴族權臣都不能廢法牟私。這與今天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原則是一脈相承的。
韓非的觀點則更明確。他認為，法律是不能偏袒權貴的，法律的準繩絕不能屈從於邪惡，就像木匠用的墨線絕不會遷就彎曲的木料一樣。有人才智高超，如果觸及法律，用任何言語也不能開脫；有人英勇無比，如果他要受到懲罰，多麼大的武力也無濟於事。韓非一針見血地指出：懲罰要做到不回避親近和顯貴，懲罰的實施同樣要落實到所寵愛的人身上。
韓非的見解非常精辟，他直接指出了賞罰要公平。如果對一個管理者來講，下屬有成就卻得不到獎賞，那麼，以後有才能的人就會懶得幹事業；如果有過失而不懲罰，那麼，品行不端的人就會為非作歹。看起來，要真正做到賞罰公允、人人平等，其核心就是要賞不徇仇、罰不避親。
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明確告誡蜀後主劉禪，無論皇親國戚或是平民百姓，賞罰都要一視同仁，不因親而賞，不因仇而罰。諸葛亮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在第一次北伐曹魏時，他對馬謖委以重任，扼守軍事要道街亭。但馬謖街亭失守後，孔明不徇私情，揮淚斬馬謖，並自貶三等。諸葛亮的高明之處不僅在於他對馬謖的處罰不徇私情，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自己懲罰、自責也不徇私情，這對他以後更好地用人起到了很好的鋪墊性作用。
賞罰無非是賞善罰惡、賞功罪過。諸葛亮明確地指出：賞是鼓勵人們興業立功的，罰是用來防微杜漸、阻止邪惡言行的。但是，賞罰操作起來確實很難，因為它存在著一個量度的問題。賞罰過輕或過重，都會給管理帶來弊端。賞罰過輕，起不到激勵管理人員提高內聚力，有效防止那些工作失誤、管理失職者的錯誤行為的作用；而賞罰過重，則會適得其反，特別是處罰過重，往往不被有錯誤的人所接受，容易造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矛盾激化，甚至走向事物的反麵。
這兩種情況，都會使企業管理製度無法有效地落實。賞罰必須有一個適度的“量”，而賞罰的適度就在於它不能有什麼模式，千篇一律，更不應該是靜態的，適合於任何時期，而應該是隨時隨地地靈活運用。我們現在有些企業領導者，喜歡趕時髦，也喜歡照搬國外的管理模式。實際上，企業管理也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運用，絕不能照搬照抄。
時下，有一些企業領導者熱衷於重賞、重罰的管理方式，並把它作為一種經驗模式來固定。實際上，這是極片麵的做法。重賞、重罰是戰國時代的思想家韓非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重賞豐厚，有才華的人就會盡心盡力；處罰加重，能禁止壞人壞事。他還認為，厚賞不隻是為獎勵有功之人，更主要的是激勵全國的人，使無功的人都羨慕受獎的人。無疑，這一精彩論述，至今對某些企業的管理仍有現實意義。但是，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重賞、重罰，它適合於企業需要撥亂反正的時期。在企業管理處於嚴重混亂無序的情況下，重賞、重罰，無疑是可行的管理方式。同樣，重賞、重罰，能迅速煞住社會上的歪風邪氣，使社會治安從無序轉向有序。尤其當社會治安嚴重混亂、歪風邪氣占上風時，如果不對這種惡習施以重罰，而隻進行一般的懲處，是無濟於事的；同樣，對於擬提倡的新的社會風氣，如果不以重賞加以鼓勵，也是難以為人們所接受的。因此，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重賞、重罰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如果離開了這一特殊的社會背景，把重賞、重罰當做固定模式加以提倡、推廣，就會出現失誤，甚至出現相反的結果。
比如，當戰國結束，秦統一中國後，社會走上有序的軌道，此時人們希望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向往和平、穩定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以重罰為指導思想，實行嚴刑峻法，就無法被人們所接受，而隻能激化矛盾，危及社會安寧。秦始皇恰恰在這一點上犯了錯誤，他在統一中國後，仍貫徹重刑主義，繼續采用車裂、棄市、腰斬等殘酷刑罰，人民搖手觸禁，動輒犯罪。重刑、重罰成為秦王朝迅速傾覆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中國式管理激勵方式講求順勢而變，以時局和形勢的情況而定，基本不具備統一的模式或標準。隻是講求激勵的公允性和權變性，這是中國式激勵的最大特點。
在運用中國式激勵方法時，一定要把握激勵的分寸和力度，同時還要注意節奏和效率。正確的激勵能夠催人奮進、提高士氣和加強競爭力。而如果偏離了激勵的正確方向，那麼隻能是越走越偏。甚至有時會適得其反。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六》中說：“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這是說，凡是掌握國家政權的人，都獎賞好的而懲罰惡的，所以，使做好事的受到扶持，使做壞事的受到抑止……如果獎賞所鼓勵的是歪風邪氣，那麼壞人壞事到處都會發生。
唐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平盧軍節度使王玄誌去世，按往例應由其子繼任。誰知部將李懷玉卻殺死王玄誌的兒子，推戴他的親戚侯希逸繼任。唐肅宗不僅沒有處罰李懷玉，反而承認了這一事實，正式任命侯希逸為平盧軍節度副使。這一事件開了唐朝驕兵悍將根據自己意願廢立節度使的先例。所以，宋朝的司馬光批評說：“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人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
在複雜的軍事、政治鬥爭中，一些君主出於眼前利益所需，不得不采取一些權宜之計，但高明的君主在獎賞各方麵做出貢獻的部屬時，都注意引導部屬不要把這種權宜之計理解為長久之策。春秋時，晉軍與楚軍在城濮對壘，晉文公向大臣問計。咎犯建議，在楚強晉弱情況下為取得勝利，不妨行詐術。大臣雍季反對說：“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複，非長術也。”晉文公雖然根據咎犯的謀劃，打敗了楚國，但在論功行賞時，卻以雍季為首。大臣們都不理解，晉文公說：“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
漢宣帝在誅滅為非作歹的霍氏家族後，對揭發霍氏惡行的人都進行了賞賜，同時也獎賞了早就向他建議的徐福。此前，徐福曾向漢宣帝提出過重要的奏折：“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製，無使至亡！”因此，漢宣帝獎賞徐福的理由就是當初要是按徐福的建議辦了，國家就不會為封王厚祿而破費，臣下也不會因敗壞綱紀而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