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曆數了四部最著名的史詩，再加上世界上最早的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統稱為世界的“五大史詩”。這部史詩是於1872年由英國人從巴比倫廢墟裏挖掘出來的，故事用古代巴比倫人的文字刻寫在泥版之上，本身已經殘缺不全，我們已經無法窺見全貌，而且，那種文字，除了極少極少的專家，已經無人能夠辨識了。但是，它出自古代巴比倫，產生的時間應該是最早的，所以，也在五大史詩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格薩爾王傳》呢？法國藏學家石泰安在《〈格薩爾王〉引言》一文中說：“歐洲在1836年到1839年間首次通過譯文了解到這個傳奇故事。”1836年，《格薩爾王傳》的譯本在俄國聖彼得堡出版，但係統性的研究還要差不多一百年後才正式開始。不然,”、“五大史詩”可能就要被叫做“六大史詩”了。之所以如此說，當然不是出於簡單的民族情感，要把自己文化中所有的東西都無條件視之為偉大。在我的研究與寫作過程中，這種情緒是我一直提醒自己要隨時克服的東西。知識會成為學養，學養會幫助我們消除意識中那些因短視與狹隘而引發的情緒。我想,開場時講到的那樣的著作者所以要通過讚頌菩薩，也是希望獲得這樣的洞見的力量。藏族人給多學多聞多思的人一個美稱叫“善知識”。如果我要稱頌什麼，我就稱頌符合這個標準的“善知識”。
但《格薩爾王傳》真的創造了一個世界第一，即在史詩中至少是長度第一。有多長呢？上百萬行，一百五十多萬行。關於更具體的數字，不同的資料有不同的說法。為什麼在統計數字上有如此的出入呢？這是因為，與前述那些史詩不同，這部作品主要是通過許多民間藝人的□頭演唱在民間流行，這些民間藝人就是古代所謂的行吟詩人。不同的藝人演唱時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稿本，即便是演唱同一段故事，不同的藝人都有不同的想象與不同的發揮，整理成固定的文本時，首先就有了長度的差別。
更重要的，前麵說過，這部史詩還活著，還在生長，還在產生新的部分。格薩爾還是那個叫做“嶺”的國家的國王，還在率領那個國家軍隊東征西討，斬妖除魔，開疆拓土。也就是說，這個故事的篇幅還在增加。
史詩過去是由行吟詩人演唱的，《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叫做《荷馬史詩》，就是因為是由那個瞎眼的荷馬，在古希臘那些不同的城邦國家間演唱出來的。我們知道，古代希臘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是好多個城邦國家組成的。這些城邦國家時常需要聯合起來共同抵禦外來勢力的入侵。與此同時，這些城邦之間也上演分合不定，時戰時和的大戲，但行吟詩人和他的故事卻自由地穿越著這些城邦，成為他們共同的輝煌記憶，但這種記憶已經凝固為紙麵上的文字。而巴比倫的史詩已經凝固為今天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辨識的泥版上的文字。唯有《格薩爾王傳》還在生活於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中間，在草原上的牧場，在雅魯藏布江，在黃河，在金沙江，在所有奔流於高原上的大河兩岸的農耕村莊裏由不同的民間藝人在演唱。
直到今天為止，格薩爾故事的流傳方式依然如此，沒有什麼改變。史詩仍然以其誕生之初就具有的流傳方式活在這個世間，流傳在這個世間。就像著作者在寫作之前會首先用讚頌詞的方式祈求神佛菩薩的佑助，這些演唱者“頭戴一種特殊的帽子”，並以一首特殊的《帽子歌》來解釋這頂說唱帽各個部分所具有的象征意義。他們所以這樣做，除了希望得到神靈的護佑,更重要的是一種宣示，告訴人們，這部史詩的演唱因為有神的授權或特許，與民間那些純粹娛樂性的演唱間有著巨大的區別。長此以往，演唱者們的演唱開始時就具有了一些固定的程式。
說唱藝人都有的這頂特別的帽子，藏語裏叫做“仲廈”。大家已經知道，“仲”是故事的意思，而這個“廈”的意思正是帽子。那麼，這個帽子就是說故事時戴的專用帽了。這裏有一張照片，20世紀30年代由一個外國人攝於尼泊爾。而這一張說唱帽的照片是我在康巴草原拍下的。在正式說唱史詩的故事部分之前，演唱者會讚頌這頂帽子，因為這頂帽子上每一個物件與其形狀都是某種象征。他們會把帽子比作整個世界，說帽子的頂端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大小不同的裝飾物，或被比作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有時，這樣的帽子又被比喻成一座寶山，帽子尖是山的頂峰，而其他的裝飾與其形狀，則分別象征著金、銀、銅、鐵等豐富的寶藏。之後，就可以由此導入故事，說正是由於格薩爾王降伏了那麼多妖魔鬼怪，保衛了蘊藏著豐富寶藏的大奪，如今的人們才能安享這些寶藏中的無盡財富。上述材料，轉引自格薩爾研究專家降邊嘉措先生的專著《〈格薩爾〉初探》。我本人也觀賞過好些“仲肯”的演出，但在我這次講座中，但凡可以轉引專家們研究成果的地方，我將盡量加以轉述。為什麼要如此呢？除了《格薩爾王傳》這部偉大的史詩本身,我還想讓公眾多少知道一點國內外研究這部史詩的人並分享他們研究的成果。作為一個作家，：我很認真地進入了這個領域，但我知道，當我的小說出版，當這個講座完成，我就會離開這個領域，而進入一個新的題材領域。而這些研究者，他們還會在這個領域中間長久地堅持。轉引他們的研究成果，是我充實自己的方式，也是向他們的勞動與成就表達敬意的方式。降邊嘉措先生還在他的文章中告訴我們：“這種對帽子的講述，成了一種固定的程式，有專門的曲調，藏語叫‘廈協’。”
“這種唱詞本身就同史詩一樣，想象豐富，比喻生動貼切，語言簡練優美，可以單獨演唱，是優秀的說唱文學。”
史詩的發現
“發現”，這對我來講，是個有些艱難的話題。不是材料不夠，或者線索的梳理上有什麼困難，而是這個詞本身帶來的情感上的激蕩。我們自己早就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也早就意識到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不然，我們不會有宗教，有文學，有史詩，所有這些精神性的存在，都是因為人意識到自己在地球某一處的存在，意識到這種存在的艱難與光榮而產生出來的。描述這種存在，歌頌這種存在，同時，也質疑這種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格薩爾王傳》也是意識到這種存在的一個結果。我們可以說，自這部史詩產生以來，就已經被演唱的人，聆聽的人，甚至那些留下了文字記錄本的人所發現。問題是，自哥倫布們從伊比利亞半島揚帆出海的那一刻起，這個世界的規則就開始改變了。在此之前，一種文化，—個民族，一個國家隻需要自我認知，即是發現。但從這一個時刻起，這個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便有了先進與落後的分別，強勢與弱勢的分別。從此僅有自我認知不行了，任何事物，都需要占有優勢地位的文化與族群來發現。所以，印第安人在美洲生活了幾千年，但要到15世紀等歐洲人來發現。中國的敦煌喧騰過，然後又在沙漠的包圍中沉睡了，還是要等到歐洲人來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