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鬆浦友久先生
很奇怪，每聽到前輩師長的訃聞，我總在國外。在國外的日子總比較平靜而悠閑，閑靜中聽到不幸的消息，會有更深刻的感觸和更深長的回思。2002年得知鬆浦友久先生病逝的消息，我正在韓國，乍聞噩耗，感到心猛地揪縮起來。這對我來說，實在太突然了。我絲毫不知道他生病的情況，後來才隱約想起，若幹年前就說身體不太好。可是他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是那麼健朗的人，保持著旺盛的寫作勢頭，這麼一位精力旺盛的鬆浦先生，就突然棄我們而去了嗎？怎麼也不願相信這是事實。很想寫一篇悼念文字，寫了一段便寫不下去。直到高橋良行教授寄來鬆浦先生逝世紀念文集和厚厚的三卷文集，才讓我切實感覺，今後隻能通過這些著作與先生對話了。
按理說，我與鬆浦先生年齡相差很大，平素交往不密，甚至連忘年交也說不上。他的去世所以讓我感覺特別的悲愴，是因為我認識鬆浦先生很早，似乎有著特殊的緣分。
我從讀碩士研究生開始，就在林煥平先生的指導下，翻譯日本學者的論著。廣西師範大學中文係資料室竟有鬆浦先生的著作《詩語の諸相》，我覺得很稀罕。時值學術恢複不久的上世紀80年代初，外文學術著作還是很少見的，便借回宿舍閱讀。近日偶然翻出學生時代的讀書筆記，記載讀此書始於1983年7月20日，當時的讀後感是：“本書以唐詩中某些語詞—意象，如猿聲、斷腸等為中心，考察其源流演變，並由此揭示出一些有規律性的問題，比如中國詩語的凝固的原因與構成。”他的研究角度和具體結論給我很新奇的感覺，一邊讀一邊就譯出了兩篇，《中國詩的性格》與《作為詩語的“怨”與“恨”》。當時我並不清楚鬆浦先生的論著國內是否已有翻譯介紹，而且那個時候大家都沒有版權意識，也沒想到要與作者聯係，得到翻譯許可，便將前一篇譯文寄給《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後來發表於1986年出版的第11輯上。現在從鬆浦教授著述年表中知道，我的譯文是他論文的第七次中譯，我也是他論著較早的翻譯者之一。後來《詩語の諸相》由亡友陳植鍔教授譯出，題作《中國詩歌語彙意象論》，由中華書局在1992年出版。
我初次拜見鬆浦先生是在1988年。是年3月，鬆浦先生來北大做訪問學者，而我也在同時通過博士論文答辯，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不久，他約我去他在勺園的宿舍晤談。他很客氣地接待我這個年輕的後輩，送我新發表的論文抽印本，交談中娓娓陳述自己從音步的角度研究詩律的發現。
中國傳統詩學對詩歌聲韻雖有細致揣摩，但對音節和節奏的探討卻很少，往往漫付以“選言或五或七者，少於五則憂其促，多於七則悲其曼也”（金聖歎語）這樣大而化之的解釋。近代以來，除了王力先生的《漢語詩律學》外，我也沒見到其他著作對此有深入研究。鬆浦先生說他的研究著眼於中日兩國古典詩歌的比較，參考了當代語言學和物理學的實驗結果，可以說明中國古詩習用五、七言句的原因。這是非常專門的學術問題，口頭闡述不太容易理解。我印象較深的，倒是他談到自己在李白研究中發現的理論問題，感歎詩學的基礎理論研究非常之薄弱。此後不久，他就出版了《節奏的美學——日中詩歌論》和《李白傳記論——客寓的詩想》。這兩部著作都廣受學界的重視，國內已有翻譯。
1990年，在南京大學舉辦的唐代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我再次見到鬆浦先生。那次會議，以蒞會學者而論，規格之高怕是空前絕後的，周勳初老師後來常這麼說。鬆浦先生作為日本學界有代表性的專家受到邀請，而我那時剛畢業不久，與師兄弟們作為會務組成員列席會議。鬆浦先生對我們都很客氣，在遊覽揚州平山堂時，很隨和地同我們交談、合影，還對市川桃子教授說：“瞧，他們這麼年輕，就是文學博士了！”我知道，日本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很難取得，通常要到中年，寫出厚厚的專著，才能申請文學博士學位。鬆浦先生是1978年以《李白研究》獲得博士學位的，時年四十三歲，在日本教授中應該算是早的了，但他自己可能還是覺得晚吧，笑談中也有許多感慨。他給我的印象是較輕鬆隨和，與獨往獨來、不苟言笑的興膳宏先生，形成很明顯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