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的歡欣與困窘——獻給五十歲的文學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建所五十周年，是我進所工作的第十六年，十六年不到所齡的三分之一，但在我學術經曆中卻占了三分之二的長度。所以，盡管這十六年經曆對文學所來說無足輕重，我還是謹遵鄧紹基先生之囑，寫一點感想，談談我認識的文學所以及在此供職十六年的收獲和體會。
1987年夏，我在南京大學師從程千帆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眼看臨近畢業，千帆先生問我對工作有什麼打算，我因怯於在稠人廣眾下說話，很怕當老師，就提出想到文學所做專職研究人員。先生在開會時向當時的所長劉再複先生提起，蒙古代室沈玉成、陸永品兩位主任垂青，我在1988年3月分配進古代室工作。當時一切都好像順理成章，並沒什麼特別的感覺，現在回想起來，自己能得到這份工作，跨入具有崇高學術地位和優秀學術傳統的文學所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真是莫大的幸運。十六年來，從國家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大曆詩派和詩人”到所重點項目“清代前期詩學研究”，我由中唐詩歌推及整個古代詩學，由王漁洋研究進而擴展為清代詩學研究，發表百餘篇學術論文，出版七種學術專著，在學術上打下了一些基礎，這都應該說是和文學所良好的學術環境分不開的。
優秀的學術傳統、寬鬆的學術環境和濃厚的學術氛圍，是我對文學所體會最深的地方。從文學所的第一代學者起，古代文學研究就形成多元化的學術傳統，既有孫楷第、吳曉鈴等立足於文獻、考證的基礎性研究，也有錢鍾書、吳世昌等中西貫通的理論研究和批評，更有鄭振鐸、餘冠英那樣的綜合性研究，形成我所古代文學研究文獻基礎紮實、理論眼光通透的學術品格。我進所後經曆的幾屆所、室領導，都具有寬容、開放的風度，提倡學術風格的多元化，鼓勵學者發展學術個性，總體上造就了一個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而各學科的學科帶頭人和前輩學者也能獎掖後進，提攜青年，老中青三代學者之間，形成互相尊重、平等對話的良好氛圍，同時培養起追求真理、崇尚學術的正氣。特別讓我感銘的是，所裏的青年學者能精誠團結，互相尊重，避免文人相輕的習氣。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前期，大夥兒常聚一起縱論學術，就當前的重大問題展開討論，爭論和切磋的結果使大家的學術能力都有所提升，同時也加深了彼此的溝通和理解。我從這些畏友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他們的理論熱情、追求深度與超越性的思維能力，他們不斷更新的知識結構和對自身立場的反省，總是提醒我警惕自己的知識限度和思維惰性，從而避免一些輕率和浮躁。能和許多優秀的學者在一起工作是非常愉快的，互相啟迪，互相激發，不斷受到新思維和新知識的挑戰，讓人永遠難以自滿，總是受到激勵。
像社科院這樣的專職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能自由支配時間，同時又不像大學老師，因承擔教學任務而有一定的專攻分野。研究人員研究什麼課題和如何研究，都由各人自己決定。好處是學者能集中精力專攻自己感興趣的課題，缺點是若非有意識地關注整個學界的動向，自覺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就容易導致自我封閉、知識麵狹窄的後果。值得慶幸的是，所內和所際學者間的經常交流，讓我們避免了這種後果。所裏的各種學術討論會、學術論壇乃至評獎、評職稱，都成為不同專業學者交流、對話的機會。做文獻研究，做文學史研究或理論批評的學者，對同一問題發表的不同意見，常帶來一種觀察問題的方式和視角的啟示，切磋之下，彼此都有不同的收獲。就我的天性而言，原更喜歡文獻和考據，但進所工作後，經常和理論室的朋友講論學問，耳濡目染，也逐漸培養起對理論的興趣、對自己研究領域以外的學術問題的關注，自覺知識麵和思考問題的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和提高。
《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兩個編輯部經常召開不同規模的座談會，也對所內外學術交流起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編輯們良好的學術素養和對學術趨勢的敏感，常無形中啟發著我們的思考，和他們在一起工作，我深感獲益不少。其實要說學術刊物，我所同人還主編或參與編輯了《文學評論叢刊》、《詩探索》、《讀書》、《學人》、《中國詩學》、《學術思想評論》、《視界》、《宋代文學研究年鑒》等叢刊，其中汪暉和我參與創辦並主編的《學人》和《中國詩學》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大陸最早的民間學術出版物，在海內外學術界都有影響。學者們涉足學術書刊的編輯，對擴大自己的視野、增加與學界的交流都是有很大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