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由的時間和優秀的同事外，文學所另一個讓我喜愛的地方是豐富的藏書。文學所圖書館藏書四十餘萬冊，除了相當齊全的20世紀學術著作外，古籍以民國間藏書家張壽鏞後人捐贈的約園藏書為基礎，益以何其芳任所長期間購買所得，數量相當豐富。內有宋刊本五種，元刊本十四種，明清珍貴刊本、稿抄本兩千多種，而尤以明清詩文和戲曲、小說文獻最為豐富。《紅樓夢》的珍貴版本和有關文獻幾乎都為我們圖書館收藏。金聖歎、洪升、歸莊、吳嘉紀直到魏秀仁、黃人著作，我所收藏的刊本、稿抄本也是海內孤本。多年前編的善本書目收書兩千多種，標準是掌握得比較嚴的，實則普通古籍書庫明刊本，清代稀見刊本、稿抄本尚多。我本人所以從90年代初開始查考文獻，作研究清代詩學的準備，與文學所明清文集的豐富收藏有很大關係。就中國文學典籍而言，文學所圖書館是當今屈指可數的收藏單位之一。而且方便的是，古籍除善本之外都可以借出，這是最令人滿意的。當今在內地，大概已沒什麼地方能享受這種便利了。研究古代文史，需要使用大量的古籍文獻，一個收藏豐富的圖書館，往往是產生較專門和深入的研究成果的保證。文學所的藏書是足以給研究者信心的。
作為一個研究機構，文學所可以說具備了優秀學者生長的條件，盡管五十年的風風雨雨中，有時學術遭受摧殘，但老一輩學者的成就還是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當然，那畢竟是過去的事了，現在和未來呢？
回想進所十幾年的經曆，在體驗書齋學者生活的快樂的同時，也體會到在中國或者說在社科院做一個學者的艱辛。住房、職稱、收入、榮譽……學者的一切待遇，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中國社科院這麼匱乏。能讓人忍耐並堅守在這裏的，除了對學問的癡迷，以及那麼一點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就是同事間的誠厚情誼——在沒地方住的時候，在孩子生命垂危的關頭，那一雙雙急難的手讓我內心充滿溫暖，永銘難忘。
80年代末是個很特殊的時期，中國社會還湧動著激情和理想。也許那會兒還年輕，也許那時大家都不寬裕，我們能泰然地、無怨地享受著單純的學問樂趣。和日本同行喝酒時，被問起《大曆詩人研究》寫作經過，當我說是五年間（其中一年下陝西鍛煉）輾轉寄居別人家，每年換一個地方，最困難時僅能在床上放一套《全唐詩》，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寫出五十幾萬字時，他驚訝得半天合不攏嘴。
我經常想，新中國成立後五十多年，中國學者能做一點學問，簡直可以說是奇跡。套一句何其芳所長的詩：學問原如樹葉一樣，在人忽視裏綠了，在忍耐裏露出蓓蕾，在被忘記裏紅色的花瓣開放。而花方開時，我們倏忽已邁入中年。當人們開始議論小康的水準線時，這裏的匱乏卻一切依舊。若為個人，我不想抱怨，隻消揮一揮衣袖，輕輕地離去。但因為珍視這優秀學術傳統、這讓人驕傲的榮譽，我感到莫名的悲哀。在當今的形勢下，我們已無力去競爭優秀人才，吸引傑出學者來所工作，甚至無法要求現有研究人員敬業。到我們晚年，怕隻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在酒殘燈灺之餘，絮絮追懷文學所往昔的輝煌了。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以不惑之人而為知天命之所慶祝，過多的頌言對文學所、對我都顯得太幼稚。我隻希望同輩人能以最大的努力，讓文學所的傳統和榮譽不在我們這一代失墜。以後呢，就由肉食者謀去吧。
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