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文學遺產》——《文學遺產》創刊四十周年紀念
對創刊時間比我出生還早的《文學遺產》來說，“轉眼已四十年了”之類的感慨是輪不到我發的。盡管如此，值《文學遺產》四十年刊慶之際，我還是懷有特別的感觸，像躬逢老師或好友的生辰。算起來，從進大學始讀《文學遺產》已有十七年，給《文學遺產》投稿也有十年了，她是我投稿最多、發表論文最多的刊物。自1986年第6期首次刊登我的論文以後，《文學遺產》就一直是我尊敬的良師益友，是她攜著我的手引我步入了學術界。
我清楚地記得，1986年《文學遺產》為推動古典文學研究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的變革，發起宏觀研究征文，在學術界產生強烈反響，許多著名學者撰文響應。當時我正在南京大學跟程千帆先生讀博士，《文心雕龍》課程的作業《〈文心雕龍〉與中國古代文章學理論體係》，在考察古代文論的發展、考察曆來對文體的分類、比較曆代著名文選分類的基礎上，提出一個觀點：中國在近代接受西方文學理論影響之前，一直沒有形成現在意義上的“文學理論”體係，而隻有文章學理論體係，《文心雕龍》正是其典型代表。千帆先生覺得文章雖還幼稚粗糙，但尚有自己的見解，便指導我修改，然後推薦給《文學遺產》。編輯部很快給我答複，說準備發表在“宏觀研究征文”欄目中。這對隻發表過《〈典論·論文〉再探索》（載《教學與研究》）和《戴叔倫作品考述》（載《中華文史論叢》）兩篇古代文學論文的我來說，自然是莫大的榮幸，興奮與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不久我出差去北京查資料，編輯部知道後，讓我去處理一下文稿中的一些技術問題。那次到編輯部的具體經過，已全然記不清。我不是個善於交際和攀談的人，好像把稿子弄好就告辭了。隻記得接待我的是個長辮子的女編輯，態度很隨和，後來我們成了同事，知道她名叫張奇慧。
對研究古典文學的人來說，《文學遺產》不啻一個龍門，說“一文刊出天下知”，那是一點也不誇張的。雖然以後我又陸續發表一些論文，但許多朋友都說還是從《文學遺產》上的那篇論文知道我的名字的。所以我一直覺得，是《文學遺產》引我步入學術界的。不過，比發表論文更讓我感銘的是編輯部給我的教益。離開學校和老師，再不像過去，有人耳提麵命，有人不客氣地指出我的缺陷；而就像生活在一個沒有鏡子的地方，狼藉畫眉闊也毫不自覺。雖然《文學遺產》在我心中占有神聖的位置，每次投稿都很慎重，但畢竟所造有限，論文中常不免疏漏之處。有幸的是，編輯的學術眼光和負責態度最終讓我減少了誤己誤人的次數。我在《文學遺產》發表的大多數文章，都曾得益於編輯的意見。《論戴叔倫詩》得王學泰先生指點，修改得稍為簡練；《角色詩綜論》得徐公持先生指點，內容、觀點更加充實；《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得李伊白女士指點，論述更加周密；而《時空觀念與大曆詩風的嬗變》得陶文鵬先生指點，調整論文框架，題旨頓為豁目……多年來我得益於《文學遺產》之多實在是難於縷述。1990年我還特別享受了一次殊榮——一年中在《文學遺產》發表了兩篇論文。當然，其中一篇《〈談藝錄〉的啟示》是適逢錢鍾書先生八十華誕紀念專輯而刊登的。這篇文章讓古典文學界以外的一些朋友記住了蔣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