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學》舊履痕
20世紀90年代的學術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不僅學術取向、研究方法多元化，學術觀念也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種多元化的態勢當然可以從某種程度上的後現代思潮來解釋，但我更傾向於認為，是多元化的出版方式使學術觀念的多元並存成了可能。1994年王德勝在《東方》第5期上發表《“民間的”學術景觀——90年代大陸“學刊現象”》一文，劈頭就說：
這是一個令人相當費解的現象：正當大陸學術界紛紛抱怨和歎息學術研究不大景氣，學術著作出版愈加困難的時候，長江南北，從向來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到人文風氣久積不衰的江浙，再到如今大麵積商業化的南粵之地，短短二三年間，竟陸陸續續冒出了十數種鍾情學問、追循理論建設的刊物（叢刊）。《學人》、《原學》、《中國文化》、《現代與傳統》、《中華人文》、《東西方文化評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中國文化研究》，以及《東方》、《戰略與管理》、《今日先鋒》、《文學研究》、《美學與文藝學研究》、《詩探索》等等；其中一些已聯係出版一段時間，在大陸及海外擁有相當知名度；有的雖麵世不久，但卻不急不慌，步履穩重地走入形形色色人等的“閱讀視野”之中。
這裏所列舉的出版物中，有些其實並不能說是“民間”性質的，因為它們有“主管部門”；有些已似泥牛入海，杳無聲息；有些則似草蛇灰線，若有若無；也有少數曆經波折，終於挺了過來，穩步發展。這的確是90年代初期昂揚而又悲壯的一幕。不論是夭折還是生存，在經曆90年代初的思想、學術轉型後，這些出版物作為一種“邊緣性”力量，顯示出學術界規避主流意識形態、疏離主流學術話語的姿態。
王德勝的文章遺漏了一種非常專門的連續出版物——《中國詩學》，我想他是不知道。就我所知，《中國詩學》可以說是80年代以來民間出版物中最早創辦的一種，迄今仍然在穩定地出版，已印行了十六輯，第十七輯很快也要問世。二十年來，雖然創辦和出版總是不很順利，但它畢竟以紮實的內容和良好的學風贏得了聲譽，為中國內地的詩學研究增添了一點印象分。作為創辦和編輯者之一，回顧《中國詩學》二十年的履痕，感慨良多。
1988年3月，我從南京大學研究生院畢業，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工作。當時文學所的所長是劉在複先生，古代室主任為沈玉成、陸永品兩位先生，全室研究人員近四十名，人才濟濟，尤其以研究詩歌的學者為多。這個集體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日常工作上，給我的感覺都是很好的。從南京大學畢業前，我剛完成博士論文《大曆詩風》，因時間倉促，題中之意未盡，於是一入所就申請了國家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大曆詩派和詩人”。這時我已立誌，準備將中國古代詩學作為自己畢生鑽研的學問。因此在做大曆詩人研究的同時，我開始著手有計劃地考察中國古代詩學的基本文獻，首先從清代做起。
1988年正是全國體製改革如火如荼的時期，所裏的科研體製改革也在醞釀，其中一個很大膽的設想就是打破時代界限，而以文類劃分重組研究室，詩歸詩，文歸文，戲劇、小說各自為政。這種構想未必沒有合理性，但對目前的組織形式衝擊太大，一下子很難讓人接受。結果出台了一個折中的、也是試驗性的課題組的方案，具體地說就是以專攻領域為主，加強縱向聯係，將不同研究室的學者組合到一起，開展一些規模性的研究。作為試點之一，詩學研究組先行成立，由現任教於澳門大學的施議對博士、現任文學所比較文學室研究員的陳聖生和我三人組成，聘友人閻華為特約研究員，沒多久即鑼鼓開張。當時我們雄心勃勃，擬以“中國詩學”為旗幟，展開一係列加強學術組織和建設的計劃。初步計劃是籌集資金，出版“當代詩詞專輯”、“中國詩學研究資料”兩套叢書；廣泛聯係海內外詩學研究者，成立一個民間學術組織——中國詩學研究社；甚至戲談到開一間“詩人咖啡館”，將它辦成一個詩人沙龍，既可供同道雅集，又可解決家屬的就業問題——這顯然是施議對的近憂遠慮，我當時還沒家屬。總之，1988年那陣好像還真是一個容易激發許多幻想的時代。
在詩學研究組創設伊始，我就倡議辦一種不定期的研究論叢，名叫《中國詩學》。我一直覺得，中國是個詩歌的國度，有著悠久的詩歌研究傳統，詩學一直是古典文學中數量最龐大、內容最豐富的部門。進入21世紀以後，詩學研究仍然是古典文學和文學批評史中最重要的部分，集中了一大批優秀學者。學術著作不用說以詩學居多，在學術期刊上詩學論文也明顯多於其他文類的研究。有關詩學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代表著古代文學、古代文論研究的趨勢和水準。這樣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令人遺憾地竟一直沒有一種專門出版物。文學所曾辦過一份叢刊《詩探索》，內容以新詩評論和理論研究為主，一般不登古典詩學論文，而且時斷時續，出版很不正常。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建議一提出，就得到幾位同仁的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