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量的結果，由施議對負責叢書，我負責論叢。“當代詩詞專輯”後來出版了美籍華裔詞家李祁教授的詩詞全集《海潮詩魂》【3】和畫家蕭豹岑的詞集《秋草集》【4】兩種。《中國詩學》則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籌劃，並在同道中約稿。欄目的設定，基於我對“中國詩學”的理解，包括“詩歌原理”、“詩歌史”、“詩學史”、“中外詩學比較”四部分。我決心把《中國詩學》辦成高水平的，能體現我們這一代人的學術理念的專業出版物。我心中所懸的目標是《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那樣的品位，不怕題目冷僻，不怕內容專門，哪怕發表的論文題目現在沒人感興趣，但今後一旦有人研究那個題目，它就成為唯一的文獻。《中國詩學》的裝幀，決定采用16開本，這本是希望能被人大報刊複印資料收入，結果這一設想落空——複印資料隻收期刊。
自80年代以來，學界熱衷於討論“新方法”，直到80年代末，各種議論猶很熱烈。在我看來，這些討論隻是一味空談而已，終未見諸實行。針對這一狀況，我在1989年9月寫下《中國詩學》的發刊辭——“中國詩學宣言”，提出“新、精、高、專、快”五字方針，即觀點新、內容精、水平高、專門性強、出版快，同時表明我們的學術理念：
《中國詩學》高揚科學的旗幟，主張觀點有新舊之分，方法無新舊之別，提倡運用各種方法進行廣泛深入的新開拓。《中國詩學》青睞勇於探索、躬自實踐的弄潮兒，鄙視隔岸鼓噪、專事提倡方法的呐喊家。
在論叢的形式上，我又說明：
《中國詩學》暫以不定期、不定篇幅的形式麵世。文稿不限字數，長可至數萬言，短或隻千餘字，力求內容翔實，文字洗練，尤忌堆垛“新理論”。麵向大方之家，無須炫耀常識！
這些話可能會讓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但朋友們都讚賞它的銳氣。本來麼，我們一批誌同道合的朋友，都學有專攻，各有所成，可以說不愁發表論文的地方，辦這份論叢的目的，就是想讓這些學者的論文發表在一起，以凸顯一個群體、一代學人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有蘇世獨立的追求，當然就有不同流俗的呐喊。
宗旨既定，我約稿時完全本著務實的原則，一不約名家，二不約老師，以誌同道合的朋友為主，稿件去取唯憑質量，決不徇友情私誼。這麼做的結果是，《中國詩學》的作者隊伍使它立即給人以同人刊物的印象，多年以後也沒能改變，自然來稿很少。
第一輯的約稿相當順利，到1989年年底，我已編定了創刊號。《中國詩學》的重點雖以古典詩學為主，但我希望能有一定篇幅的現代詩學研究，以見我們對學術傳統的延續性的認識。現代詩學的文稿，我看中了兩篇：一是徐敬亞發表在文學所內部刊物《文學研究參考》上的《圭臬之死》，這篇分兩期連載的長文，才華橫溢，詩人的悟性加批評家的洞見，賦予此文以銳利的穿透力；一是吳曉東、謝淩嵐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詩人之死》，這篇評說青年詩人海子之死的短論，在特定的時間背景下顯出不尋常的衝擊力，因而是刪節登出的，我想將它全文重刊。然而，最終兩篇論文都割愛了，徐敬亞是沒聯係上，吳曉東雖寄來了全文，卻因此一時彼一時的不同，出版者婉轉謝絕了。
如果第一輯編好能及時出版，那麼《中國詩學》也許是80年代以來第一份民辦的學術叢刊。遺憾的是，出版費盡周折，竟使它的麵世延宕了三年。起初我是先與江蘇古籍出版社商談出版事宜的，當時的副總編輯陸國斌、文學編輯室副主任吳小平都是我比較熟悉的朋友，他們都很感興趣，允諾出版，並稱準備聯係台灣的出版社在海峽兩岸共同發行。我滿心喜歡，慶幸這件事做得很順利。可沒想到，好事多磨，第一輯遲遲不能付印，每次詢問都說還有一些環節沒有落實，或是出版局這邊，或是台灣那邊，三拖四拖，眼看兩年過去。而這時我從《文學遺產》編輯部得知，他們正和江蘇古籍出版社商談聯合出版《文學遺產》，我心知此事不諧，連忙與同學張伯偉商量。經伯偉聯係，南京大學出版社慨然接受，很快第一輯就問世了。該輯的後期編輯工作也是由伯偉承擔的，封麵題簽出自書法家叢文俊博士之手，為書品增色不少。經過這番曲折，《中國詩學》的降生已是1991年12月，比《學人》創刊晚了一個月。除《文學遺產》和《文論報》登載簡單消息外，沒有廣告，沒有宣傳，《中國詩學》就這樣悄悄地走進了學術界。因為專門性強，加上發行不很順暢，它遠不如《學人》引人注目。但即使如此，這份25萬字的論叢在專業圈子裏還是引起了關注，傅璿琮、羅宗強、陳伯海等前輩專家都一致肯定和讚賞它內容的充實和學風的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