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尋找起跑線
一、文化研究常熱不衰——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新事物層出不窮，新熱點比比皆是，然而，常新不舊，常熱不衰的，恐怕隻有“文化”這個大題目。不但常新不舊，常熱而不衰，而且其影響愈來愈大，其影響力愈久愈烈。其持續時間之久，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超過它的!其涉及範圍之廣，同樣無與倫比。但也有不同意見，一些習慣於舊思維的人，或者對於大文化概念了解不多的人，或者看不慣簇新時態，聽不慣時髦用語的人，就產生抵觸情緒，甚至發牢騷說，現在什麼都是文化，吃飯也是文化，大便也是文化，乃至鞋也文化，腳也文化，賣淫也文化，念佛也文化。
其實，這牢騷算是發對了，果然，吃、喝、拉、撒、睡，無一不是文化，無一不牽扯文化，無一不在大文化的係統之中、序列之內。
文化是什麼?文化是一切人類文明的總和；文化是曆史文明的係統觀照；文化是特定人類文明的現實反映。說吃是文化，一點不假。吃的範圍也廣，文化含義也大。比如，中國的飲食文化，不但曆史久遠，而且博大精深。孔夫子所謂“食不厭精，膾不厭炙，唯酒無量，不及亂”。夫子，聖人也，對於吃喝二字，都小心翼翼，恭恭敬敬，若沒有文化內涵，怎能讓聖人動心?中國飲食文化自成體係，不但原料有自己的風格，製作尤其有自己的特點，如其不然，為什麼北京烤鴨能有如此大的名氣和影響？中國飲食，不但食物本身、製作本身，而且它所使用的灶具、餐具，它的名稱，它的食用方式，它所要求的禮儀、習俗和內在精神，幾乎樣樣都是一篇大文章。有研究者說：“中國菜的取名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商品的標簽，而是在實體中揉和著文化、藝術等的結晶品，甚至在它的背後，還可提煉出千絲萬縷、可歌可泣、今愁古恨的情懷和詩篇。”該作者認為，中國菜的命名，既有寫實、寓意之分，也有神話、傳說、民俗和人名物名之別。寫實的菜名，如“滑溜裏脊”、“幹煎黃魚”；寓意的菜名如“鳳爪龍衣”、“燕子歸巢”、“獅子頭”、“龍虎鬥”；以人物命名的菜式，如“宋嫂魚羹”、“宮保雞丁”、“左公雞”、“東坡肉”，以及“李鴻章雜燴”、“麻婆豆腐”；以神話、傳統命名的菜式，如“哪吒宰雞”、“鯉魚跳龍門”，種種。現代人生活好些，吃興勃發，新的菜名和新的時尚更是如潮如湧。不但菜名，即使隻是一副筷子，就有多少文化代表性！西方人來中國，筷子既是一大奇觀，也是一大障礙，還是一大趣味。尼克鬆使用過的筷子，馬上成了“文物”；毛澤東使用過的筷子，如果拿去拍賣，一定價值不菲。然而，他們使用的不過一般筷子而已。筷子曆史很長，筷子的種類繁多，倘能辦個筷子博物館，一定有更多文化韻味。筷子文化又反映了人的文化，擁護者說，筷子對鍛煉大腦十分有益，其根據是，手的靈活性能夠改善大腦的血液循環，因此，中國的筷子文化遠遠高於西方的刀叉文化。反對者說，也不見得，即使筷子真有這樣的功能，它也是片麵的，畢竟使用筷子的隻有一隻手臂，而使用刀叉的卻是雙手並用。使用一隻手臂，鍛煉固然鍛煉，那效應卻是片麵的，而片麵的鍛煉必然導致片麵的發展。因筷子而引起中西文明的優劣之爭，可見“吃”之一字真正可以稱為文化現象。
中國的食文化輻射到各個領域，表現在禮儀上，往往以吃為先。舊時中國人見麵，不問別的，先問吃了沒有。雅一點的回答，叫作：“先偏了您了。”不雅的回答，就說“吃了，您吃了嗎?”西方人見麵先問“您好”，中國人見麵先問吃飯，雖然同是禮貌之言，其文化特色差距不小。中國人的見麵問吃，真正體現了“民以食為天”的儒學傳統，或者說，是幾千年挨餓，餓怕了的文化反映。
吃是文化，拉也是文化。文明的說法，叫作廁所文化。廁所是極不雅致的地方，而與文化相搭配，好似對文化二字的大不敬。然而，文化無處不在，不因為你說的是廁所問題，就讓你馬虎過關。而且，從現在的情形采看，廁所文化，實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中國是一個旅遊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就因為廁所文化水平太低，影響了很多國外遊客的參觀興趣。中華民族錦繡山河雖然美侖美奐，隻因為廁所不便，就令友人卻步。中國人喜歡稱大小便為“方便”，因為方便引起不便，因為方便的不便而給中國的旅遊事業帶來障礙，可見廁所之事，乃是一件文化大事。
廁所不但關乎旅遊的興衰，而且關乎現代化的實現程度。中國某家汽車廠，實行合資之後，外國老板，一進廠房，先關心廁所。而且對於廁所的要求達到極高的限度，中方認為廁所衛生已經十分之好，他們偏偏還能聞到不潔的氣味，於是還要求中方人員再下工夫，反複打掃，甚至自掏腰包，親自動手。在中國人看來，廁所乃是一個單位或者一個家庭裏最不衛生的地方，既是最不衛生的地方，就是差點也可以原諒。但在西方人看來，唯有將這樣的地方打掃得如廳堂一樣，才能反映一個企業或一個家庭的精神麵貌，方能給從業者或生活者帶來新的精神文明。事實證明，衛生環境好的，其生產效率也高，人的精神麵貌也好。
吃有吃文化，穿有穿文化，鞋有鞋文化，腳有腳文化。鞋的文化曆史。古代的製鞋中，沒有老字號，老字號從無到有，就代表了一個文明的過程。北京有內聯升鞋店，雖是鞋店，其包含的文化內涵，卻是深而又深。中國過去不重視商標，古代的鞋子也沒有商標，但看當今世界，鞋的商標不僅是一種文化的象征，甚而至於是一種文明的象征。鞋子即使不是文化，難道邁克爾?喬丹和他所做的鞋的廣告也不是文化嗎?現代人不穿鞋的少，即使不穿鞋，也可以認作是鞋的負文化。雖然幾乎人人穿鞋，但能講清鞋的曆史的一定不多。鞋子自何時而始，由誰發明，恐怕已經難於考證。自從人類第一隻鞋子問世，世間共有多少種鞋子，同樣難於回答。若能回答這個問題，倘非學貫東西的大專家，也是學問功底非凡的大行家。不但如此，倘若從千年古墓中挖一隻完整如新的鞋子出來，且不論這鞋是周文王穿過的，還是漢高祖穿過的，是西施姑娘穿過的，是武則天穿過的，是賣燒餅的武大郎穿過的，是賣豆腐的王小二穿過的，還是賣國賊秦檜穿過的，甚至是三隻手瘸腿張三穿過的，挖出一隻，必成寶物。
鞋的文化已然複雜，腳的文化，同樣複雜。中國曆史上獨有的女人纏小腳的曆史現象，不但令人痛恨，而且令人羞恥，尤其令人驚訝。女人纏足，本來是對人的殘害，一下子把一半中國人弄成殘廢，這樣不道德的事情，居然能在最是擅長講道德的民族盛行一千多年的時間，甚至到了清代，還屢禁不止。清人不許八旗女子纏足，而八旗女子偏要纏足，連皇帝的命令都無效。這樣的曆史現象，怎不令人驚異莫名，而其所反映的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尤其值得後人給以百倍的重視、千倍的反省。如果我們給中國女人的小腳定位，那麼就可以毫不含糊地稱之為小腳文化。這一點，也許又會有人反對。說女人纏腳反映的是社會壓迫、階級壓迫，與文化無關。那麼我要問，日本曆史上同樣有社會壓迫和階級壓迫，日本女人為什麼不裹小腳?也許有人會說，纏足乃是一種社會愚昧現象。西方曆史上也有很長的愚昧時期，而且西方中世紀中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比中國落後，但是，西方中世紀的女人為什麼不纏小腳?中國古代女人的纏足現象，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深刻寫照，它所反映的文化內涵，恰恰代表了某個特定曆史時代的中國文化的特征與品性。
中國文化不但源遠流長，而且博大精深，但中國人對文化的自覺，並沒有多久的曆史。現在有一句頗為流行的話是“不知是人說話，還是話說人”。其實，人說話與話說人是一件事的兩個層麵，隻知其一，未必全妥；隻知其二，好似有點神經似的。人說話，人人都懂，如果連自己說什麼話都不懂，準是病了，而且不是一般的病症。但是你主觀上要表達的——人說話，和你表達的客觀效果——話說人，是不一樣的。何況曆史地看待話說人，還能從這些曆史的語言本身得出更為深刻的理解和結論。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充滿自信，因為太自信了，所以反而失去了對於自己文化的自覺認識，隻知人說話，不想話說人。這也難怪，中國最輝煌的曆史時代，都是大一統的時期，大一統者，天下以皇帝一人為尊，獨一無二者也，想要自覺，確也困難，因為沒有比較。但這種天下至尊、唯我為大的脾氣，終於被英國人的槍炮打醒了。然而，一睡千年，醒來也難。雖然1840年中國人就狠狠地吃了一次大敗仗，但直到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甚至1898年戊戌變法，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中國人對於大文化依然不能自覺，依然未曾全醒。中國是太古老了，古老得發一枝新芽，都要衝破千重萬重的困難。中國文化是太博大了，博大得沒有孫悟空一樣的本領，絕難打開天門，既便能有孫悟空一樣的本領，依然跳不出傳統文化的手掌心。所以在甲午戰爭前，日本人的心態，與中國人的心態就大不一樣。日本人是拚命想勝，唯恐不勝；拚命想勝，所以一定要尋釁打仗；唯恐不勝，所以要千方百計做好準備。中國人卻是穩如泰山，甚至有些滿不在乎。穩如泰山是因為妄自尊大，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現實處境；滿不在乎是因為看不到世界的變化，雖然已經吃了多少殖民者的苦頭，還一味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以為大清帝國再怎麼衰敗，比起一個小日本兒來，也一樣穩操勝券。結果是甲午一戰，一敗塗地，嗣後再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中國人真正對文化的自覺，發端於洋務運動，啟蒙於變法維新，發聾振聵於辛亥革命，雄風勃起於五四運動。隻不過洋務時期，重在技術與產業，思想上並沒有真正開竅。戊戌變法也隻是少數精英人物的行為，遠沒有成為社會廣大階層的自覺活動。直到五四時期，中國新一代文化人，終於曆海田之滄桑，顧東西之得失，開思想之天地，發革命之呐喊，由此開始了有關中國文化前途的大論辯，有關中西文化優劣的大論辯，有關中國文化未來的大論辯。論辯不夠，還要行動；行動不夠，還要理論；理論不夠，又要實踐；實踐不夠，還要總結。自五四運動至今日，中國曆史已經走過了90餘年的曆程，經過90餘年的風風雨雨，中國人對文化的熱情不但沒有消退而且有所上升，中國人對文化的理解，比之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深刻也更清醒。同時，因為文化認識更深刻和更清醒，而不再妄自尊大。可以這樣說，中國人對於文化的熱情與研究，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局麵?
（一）開放時代：不但須知己而且要知人
文化熱首先是開放的必然結果，且不論這開放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開放的時代，應該從西方近代文明算起，但這是一種狹義的說法。廣義的看法，中國的春秋時期，希臘的古典時代，也都是開放社會。
開放就需要了解別人，不了解異類文化的開放是表麵開放，甚至是假的開放，因其開而不放，結果必然放而不開。古代希臘聖賢蘇格拉底，說過世間最難的事情是“了解你自己”。了解自己固然很難，了解別人其實也並不容易。了解另一種類型的文化更為困難。中國與日本是近鄰，相互真正的了解嗎?中國與美國各在天之一方，相互了解嗎?不要說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就是了解一種禮儀，一種語言，有時都非常困難。日本人好鞠躬，鞠躬中國人也會，但看中國人拍的電影，凡以國人扮演日本人角色，總是有些不像，不止化妝不像，而且精、氣、形、神俱不像矣。日本人鞠躬講究三口氣，即“吸氣時屈體，呼氣時停止不動，再吸氣時將身體複原”。中國人行鞠躬時，有這麼複雜嗎?日本人愛鞠躬，甚至於無事不躬。好友見麵，要鞠躬，上下級之間見麵要鞠躬，親人見麵要鞠躬，對手見麵也要鞠躬。以至有人開玩笑說，日本人即使決鬥之前，也不忘行鞠躬禮——先來一大躬，一麵口中念念有辭：“失禮了”，一麵便把沾滿辣椒的大拳頭向著對手的要害轟然搗去。豈止鞠躬，連行注目禮，也有很大的講究。死眼看人，便是非禮。以《聊齋誌異》上說的“目光灼灼似賊”式的目光來公關，是絕然要失敗的。日本人的注目禮，講究三平，即平目、平乳、平肩，高了、低了都是醜態。日本人講禮，中國人講真情，所以中國人更喜歡“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嘻笑”皆是好事，“怒”字已帶有不平之氣，“罵”字當為穢語。請問，罵街能成什麼文章?這一點，外國人不明白，中國人自有道理。潘金蓮便是罵街的行家，王熙鳳尤為罵人的裏手。罵人也成藝術，日本人不是對手。日本人好禮如斯，在罵人方麵不很擅長。但這不說明中國人粗俗，或者狠毒。中國人所謂咬人的狗不露牙，雖然好罵幾句，卻少有侵略他人的曆史。
世界開放了，各種文化必定發生種種矛盾和碰撞，好的方麵，是相互了解，入鄉隨俗；壞的方麵，是妄自尊大，強加於人。但文化雖有多種層麵，更多的表現，還在於它所反映的不是先進與落後之別，而是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不同。所以，隻能相互了解，入鄉隨俗，不能妄自尊大，強加於人。日本《21世紀》雜誌，曾登過這樣兩篇小文章，反映一些國家的文化和行為差異，頗有些意味。
一篇文章說，一天，人們看到這樣一個廣告，誰能捕到粉紅色斑馬，便可以得到幾千萬日元的賞金。於是：
“英國人首先向非洲派出了探險隊。
法國人直奔圖書館，要查一查這種斑馬是否真的存在。
西班牙人說，賞金肯定是我們的了，大家狂歡祝賀吧。
意大利人捕到黑白斑馬，然後動手把它染成粉紅色。
日本人在琢磨著如何買下這匹粉紅色斑馬。”
另一篇文章說，一隻雄象和一隻雌象相愛了，消息傳出，各國人等馬上采取行動：
“法國人詩興大發，讚美大象的戀愛是何等優美而又浪漫。
德國人則著手研究從解剖學角度看大象戀愛是怎樣一種生理結構，並在學會上發表論文。
英國人急忙考察世界各地的大象的生態，編纂了有關象的百科辭典。
美國人微微一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在想，或許是在開玩笑吧。”
生活在不同文化下的人們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態、文化心理和文化行為方式，如果弄錯了，輕則產生誤會，重則形成傷害。若是發生傷害或有大的傷害，縱然你極想開放，縱然你的門麵開得再大，你門內的人可如何能出去，門外的人又如何能進來?
（二）強國富民：沒有文化就沒有根
文化總是有的，所謂沒有文化，是說沒有對文化的自覺認識。而且，文化如同出身，隻能認同，無法選擇。作為個體，或許可能離經叛道，另投他門。作為一個民族，唯有繼承和發揚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才是超越和戰勝自我的唯一途徑。
文化無法選擇，由此聯想開來，那麼，文化有沒有優劣?比如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比較，有沒有優劣?對此，無論東方、西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極端的看法，不但有優劣，而且優者極優，劣者極劣。很多西方人，根本看不起東方文化，對於黃色人種，黑色人種，尤其歧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黑人在白人眼裏，根本不能算人，人都不算，還談什麼文化?從中國這一麵看，自然也有持極端看法的人，一個就是國粹派，認為凡中國的，必是好的，凡外國的，全是壞的，縱然不是壞的，也沒中國的好。外國的好東西，我們中國應有盡有，而且十有八九比洋人發明得早。看這派先生的著述，似乎凡有科學發現，中國人樣樣都是西方人的先生，甚至於是西方人的祖宗。另一個極端，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可救藥，要強國就隻能學西方，而且不能隻學皮毛，要學就該學個徹底，美其名曰：全盤西化。
其實，國粹派先生肯定站不住腳，全盤西化同樣站不住腳。胡適先生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他先生本人就沒有做到全盤西化。比如他的婚姻就不能算自由婚姻，他的生活方式也絕非西化方式，他的待人方法，中國的傳統特色更為強烈。[HTK]“我的朋友胡適之，可以算是近代人文史上一則掌故。故適對友信，對母孝，對科學忠誠，作學問講究求證。他是一位學貫東西的學者，是一位既有現代頭腦，骨子裏依然不失中國文化特色的東方學人。”
國粹派也不成。辜鴻銘先生是個國粹派，認為中國的東西無所不好，甚至連男尊女卑，一夫多妻也沒有什麼不好。他的手靠、眼靠之論，茶壺、茶碗之論，不但經不住推敲，而且有胡攪蠻纏之嫌。西方人說中國一夫多妻製不好，他就舉出茶壺茶碗作比喻說，隻見過一個茶壺四個茶碗，沒聽說過一個茶碗四個茶壺。但是，為什麼男人一定就是茶壺，女人一定就是茶碗，辜先生沒有說，即使說，恐怕也說不清楚。但在他看來，不說也很清楚，因為男人重要，所以必是茶壺，女人沒有男人重要，所以隻能作茶碗。
照我的看法，東西方文化，從曆史的宏觀層次考慮，並沒有優劣之分。但在具體的曆史階段上，會有先後之別。比如以儒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作比較，在封建時代這個階段，儒學文化就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但在資本主義階段，基督教文化——照韋伯先生的意見，新教文化的優勢更強一些。宏觀無優劣，發展有先後，這是我過去的觀點，現在我覺得還應該加上一點，即不同的文化傳統，在不同的曆史階段上，會有自己的發展機緣，或者說發展機遇。東方文化，自西方文藝複興時代以來，——直沒有找到自己的發展機遇，一方麵，因為它本身需要改造自己，一方麵，作為外部條件確也不太成熟。但自20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隨著日本的經濟繁榮和亞洲“四小龍”的騰飛，世界對於東方文化不能不刮目相看。韋伯先生固然寫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日本學者不甘落後，也寫了《日本資本主義精神》。雖然後者的影響遠不如前者，但確有其存在的根據。這根據不是別的，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經濟確實發展神速，不但超越英、法、德這些資本主義強國，而且直追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文化也引起了西方人的特別重視。
日本的經驗證明，西方人可以做到的，東方人也能夠做到，而且在某些階段上，還可能做得更快些，更好些。日本人取得了成功，日本人要對美國人說“不”。因為日本的成功並非全盤西化，而是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同樣輝煌的經濟成就，說個“不”字，理所當然。日本人對美國敢於說“不”，不但敢於說“不”，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日本人認為：
“卡爾?馬克思和韋伯都認為，亞洲的儒教文化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地區等亞洲國家的經濟一直在穩步發展。毋寧說，儒教文化在維持著亞洲的活力。”
日本的經濟管理確實有很強烈的文化特色。日本與美國不同，美國經濟管理的方式是自由主義加個人主義。在國家是自由主義，即使到了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期，雖然強調國家幹預，本質上仍不失其自由主義本色。它的管理觀念的哲學基礎則是個人主義的。因此，美國人喜歡流動，很少有人甘心一輩子為一家企業服務。美國人富於創造性，強調個人的創新精神，把發掘個人潛力，實現個人價值放在集體主義之上。
日本則不同，日本人管理觀念的哲學基礎是集體主義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集體主義，是富於團隊精神的集體主義。日本經濟，從客觀方麵看，是政府、行會與企業的相互溝通，相互支持。從微觀上講，是企業的家庭氛圍和共榮精神。日本企業幾乎毫無例外地實行勞資協議製、工人自治小組製、管理決策的稟議製和管理方式的大辦公室製。這些體製無疑保證了日本企業的共有姿態，也保證了日本企業較之美國企業更有凝聚力和抵抗經濟困難的能力。
日本的經濟證明，西方人能辦的，日本人也行。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證明，日本的經濟，並非孤證。隻有一個日本，還不能說明東方文化的曆史命運，加上“四小龍”和東南亞其他新興國家與中國大陸近十幾年來經濟的發展，完全可以說明，東方文化同樣可以如基督教文化一樣，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自己的巨大曆史作用。
一個民族對於自己的曆史文化不能選擇，但對於自己曆史文化的曆史命運卻能選擇。找到自己曆史文化與現代化的最佳生長點，則是不同文化係統下的民族走向現代化道路的必然途徑。
（三）走向未來：文化雜交，如虎添翼
曆史固然重要，未來更加重要。沒有未來，哪有希望?現代中國人，講未來的不多，講走向世界的不算少，但走向世界和走向未來是不可分的一對，那情形就好像時間和空間不可分割一樣。但無論是走向世界還是走向未來，都需要真切地而不是膚淺地，全麵地而不是片麵地了解我們的文化，也了解人家的文化。中國人遍布世界各地，若論曆史，則早在兩三萬年前，即有中國人通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美洲土族人的很多生活習慣、文化取向和思維方式與我們中國人都是相近或者相似的。但真正地比較自覺地有目的地走向世界，還是近代以來的事情，是公元1840年以後的事情。以後又曾有過一段間斷的曆史，中國與世界，特別是與西方世界出現了彼此隔絕的狀態，那背後，主要和冷戰有關，但也和中國人閉關自守的傳統觀念有關。改革開放以後，與國外交流交往出現空前的曆史局麵，真正實現了打開國門，麵向世界的曆史目標。
豈止是麵向世界，更重要的是快捷地走向世界。現代中國人不再像他們的近代先人那樣，所謂走向世界，一是勞工——求生存。二是留學——求知識。而是近乎全方位地麵向世界的發展其內容包括：①留學與講學。②互訪。③出國辦企業，作生意。④輸出勞務。⑤旅遊。⑥移民。這六項當中，尤以留學講學和出國辦廠作生意影響更大。留學是學習知識，講學則是傳播知識，作生意則是在現代世界經濟的新格局下，在更深的層次上與世界往來，從而把走向世界這一曆史宏圖變成有根有底的曆史行動。1996年10月15日《參考消息》的一篇報道《中國企業急劇向海外發展》說：
“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在不斷增加。以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為背景，以大型主力企業為中心，現已在海外成立了5500多家企業，企業種類已從過去的小型加工業擴大到了資源開發和製造業，目的是取得21世紀的市場。”“到今年5月1日為止，有72家中國企業設於紐約曼哈頓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據說其後又繼續增加，數個月內中國擴張企業在這個世界商業大街的主要大樓內所租用的房間麵積已超過日本而居首位。”
中國對外開放，不但人員交流，企業交流，而且有更多的商品交流。外國貨進入中國，老百姓已經司空見慣，中國貨遍布世界，也不再具有任何新聞價值。這樣的局麵，在100年前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在50年前，是連想都不敢想的，在30年前是連念頭也不會轉一轉的，在20年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這還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開頭罷了。
在這樣的局麵下，中國不了解世界文化怎麼行?世界不了解中國文化又怎麼行?
有輿論向現在的大學生導向，說未來的人才必須掌握“三大技能”或“五大技能”，“三大技能”是外語、電腦和駕車，“五大技能”是以上三項之外還要加上法律知識和金融知識。這些說法當然也不錯的，但立論並不怎麼高明。比如駕車一條，在不會很遠的將來，就和現在人們騎自行車一樣普遍，如果說騎自行車也是一種人才技能，那麼中國的人才實在是太多了。
表層了解是觀感，深層了解是交流特別是經濟交流，更深層次的了解是文化。唯有了解了對方的文化，才算拿到了金鑰匙。就如同本迪尼克特了解日本，宋美齡了解歐美，亞瑟?亨?史密斯了解中國一樣。
未來的中國人，不管是學者也好，藝術家也好，企業家也好，政治家也好，工人、農民也好，不了解文化，就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職業人員，這一點，已經為曆史證明，並且正在被曆史反複證明。
二、社會大文化的品性與特征
大文化的基礎品性即它的係統性。它本身就是一個結構嚴密且有聯係的大係統，它的任一個分支都可以成為某個特定的子係統。係統研究方法，即係統論；係統研究項目，即係統工程。係統這個概念雖出身久矣，但它作為現代觀念，並沒有太久的曆史。它的發生和自覺首先和現代物理學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核試驗本身就是一個係統工程，航天事業也是一個係統工程，它不是一個單獨的學科可以支撐的。人類進入20世紀中葉以後，即步入信息化時代之後，係統研究不但成為最前沿的科學研究，而且成為最日常的科學研究，它不但是一種最先進的科學思維方式和組織方式，而且是人類社會已經不能離開的生存方式和工作內容。
舊的時代，搞工業隻管搞工業，管它環境作什麼!現在不行了，工業固然要搞，但環境汙染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隻管工業不管汙染，可能會出現災難性後果，天上會無鳥，水中會無魚。你不要說，冰箱行業是人類現代生活不可缺少的支柱工業，有點氟利昂，算什麼?算什麼倒也不算什麼，但氟利昂排放過多，連人類賴以生存的天——大氣層都給弄出一個大窟窿，這樣的後果怎不令人驚心。
大文化的這種品性，集中體現於以下三個方麵。
（一）整體性、鏈條性特征
整體性反映的就是係統性，鏈條性則反映了構成研究係統的各項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大文化研究之所以常熱不衰，這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五四運動及其以後也有強大的文化熱潮，但彼時的文化熱與改革開放以後的文化熱不一樣，其基本區別，也在於思維方式方麵。彼時的文化熱，熱在批評和介紹方麵，而今天的文化熱，已不滿足於批評和介紹，而要真的深入下去。看一看，做一做，不是在岸上指點江濤，尤是要在水中大顯身手。
文化的係統性要求人們的思維和行動適應它的這一品性，而不是單打一，抓住一點，不及其餘。過去我們喜歡說，抓住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便迎刃而解。在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內，最喜歡講綱舉目張。所謂綱舉目張，實際上是要把主要的力量——95％的力量用到與“綱”相關的方麵。這種方式，實際上是一種戰時思維方式。它的破壞性、衝擊性大大強於增殖性和協調性，以這樣的方式打擊敵人，最易湊效，所謂“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但以這種方式進行經濟建設，培養新的文明，顯然並不合適。打死一個人，固然要抓他的主要矛盾，“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但哺育一個嬰兒，卻要各方均衡，讓他全麵發展。
將這個觀點應用於社會。社會文化首先是一個係統工程，有人將社會文化，分為軟文化——精神文化，硬文化——物質文化，中性文化——製度文化。這種分法也有道理，按這種分法，社會的進步，隻有軟文化不行，完全沒有精神文明更不行。隻講精神不問製度又不行。軟的硬的都有了，體製改革跟不上，還不行。隻講精神，不講物質，則人生沒有基礎。雖然說孔夫子餓扁了肚皮還要講學論道，但那也有一定限度，如果餓休克了，管你什麼道，也隻能“暈菜”。但隻講物質不行，沒有精神，不配作人。實在說，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他也許能得到金錢，但很難得到幸福；而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要達到現代化，顯然也是絕無可能的。
將這個觀點應用於某一個社會方麵。如對農業的考察方麵，現代農業的出路，自然在於產業化。而產業化也是一個係統工程，它不但需要在一些基礎領域下大工夫，而且要形成有效的運作係統。農業的興旺自然離不開水利，尤其像中國這樣的缺水國家。毛澤東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一點都不錯，沒水就沒有農業，水少就危害農業。但隻有水也不行，甚至水太多了，也是災難。隻管水，不管種子，不管肥料，不管耕作，不管病蟲害，同樣可以造成農業災害。所以毛澤東又講農業“八字憲法”。但隻有“八字憲法”還是不夠。還要講環境保護，講從業人員的素質，講農業機械化水平，講規模效益。化肥雖好，施多了，人吃了有害。農藥雖然是豐收的大保障，使用不當，又會中毒。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如果不作為一個嚴謹的係統工程去考慮，總難免顧此失彼，“按下葫蘆起了瓢”。
當然，作為係統並非沒有層次，沒有主次。但層次是會變化的，主次也是會轉化的。因為係統本身是一個動態體係，而不是一個僵化的靜態體係。
社會作為一個文化係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體製。同是傳統文化，有奴隸時代與封建時代的區別，又有封建時代與資本主義時代的區別。構成這區別的最重要的標準，則是體製的演變。體製是一個社會的骨架，雖然骨架不能獨自獲得有機生命，但沒有骨架的生命，顯然是低等的動物。
中國社會文化的大演變中，有四次最為著名的體製演變。第一次始於商鞅，成於秦始皇，文化定型於漢武帝，即郡縣製。第二次即始於隋，興於唐，流變於明、清的科舉製。第三次即濫觴於明清時代，完成於辛亥革命的共和製。第四次是始於改革改放，確認於19世紀90年代的市場經濟體製。這四種體製的創立和完善，對於中華文明史顯然起著舉足輕重的曆史作用。而完成這些體製，也犧牲了無數的生命，花費了漫長的時間，經曆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曲折，付出了難以列諸筆墨的巨大代價。
其中郡縣製的完成，如果從春秋戰國時代算起，大約用了五百年時間。科舉製，雖然發於隋，成於唐，但它所代表的隋唐社會體製的形成，至少經曆了大約四百年時間。共和製的創立算起來隻有十幾年的曆史，但共和製的確立是以帝製的動搖作為其發生的前提條件的。中央封建帝製的真正動搖，至少應從明末清初的啟蒙時代算起，那麼，共和製的曆史上溯，也有大約三百年時間。市場經濟體製在大陸的確立，如果從共和國成立算起，則有大約半個世紀，如果從辛亥革命算起，則有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
重大體製的確立，之所以需要這樣重大的代價和這樣漫長的時間，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係統工程，同時又是整個社會文化工程的有機組成部分。它首先需要相應的經濟實力特別是相應的生產力作基礎，而這一點顯然不是短時間可以辦到的。它還需要相應的政治力量作支撐，又需要相應的文化力量作保護，還需要必要的內外環境作保證。所以，秦始皇創立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其遠限，大約應追到春秋戰國之交，而其直接發生點，也應算到商鞅變法，其整個文化工程的真正完成，則要放到漢武帝與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時代去了。
大文化總離不開係統思維，研究文化問題，不能不換腦筋，不能不依賴於一代新人。
（二）民族性、地域性特征
一方麵，文化具有強烈的整體性特征，它本身即是一個大的係統工程。另一方麵，作為現時代的文化，依然具有強烈的民族性、地域性特點。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整個人類文化看成一個大係統，即使如此，它依然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性、地域性風格。換句話說，人類文化這個大係統本身就是由很多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係統組合而成的，而且，不了解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希圖直接麵對人類文化提問，這種提問，不但顯得大而無當，而且其內容也必然蒼白無力。此無他，因為人類文明史，首先是民族文明史和地域文明史。
這好比同為人類成員，有歐洲人，有亞洲人，又有非洲人；同為人種，有黑種人，有黃種人，又有白種人。人固然同樣是人，但有民族與種族之分。作個也許有些不恰當的比喻，同屬於猿猴類的，就有獼猴、金絲猴和長臂猿的區別；同屬於豹類的，又有金錢豹、雪豹和美洲豹的區分；同樣屬於熊類的，又有北極熊、棕熊與黑熊之別。如果抹煞它們之間的差別，就不能了解它們的生命秘密，也不能了解它們的由來和未來。雖然都是熊，你把黑熊放到北冰洋，它就無法存活。相反，你把北極熊放到南方大森林，它馬上會受熱不禁，五內如焚。人與動物相比，自然有無可比擬的適應性和可塑性。但作為有著自身必然規律的曆史文化，其民族性、區域性特征，不僅不能有絲毫的忽視，而且應得到最充分的重視與肯定。
構成人類文化民族性與區域性的有三大要素，即國家、民族與宗教。
國家、民族與宗教自然不是自古就有的，三者相比較，民族產生得更早些，民族的前身即是氏族；國家次之；狹義的宗教產生得比較晚。但自人類進入成熟的文明社會之後，唯有這三者起著最為決定性的作用。
民族、國家與宗教的組合形式有許多種，這些不同的組合形式，決定了人類社會文化的種種模式，也決定了東西文化的巨大差異。
然而這三者不是截然分開的，單一民族的國家固然也有一些，但更多的古代王國還是多民族國家，而同一民族內往往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而相同的或不同的宗教信仰往往又是隨國家而存在和發展的。於是奇異的場麵出現，同家而不同族，同族而不同國，同國異族又不同教，或同教同族又不同國。這樣的情形，在西方文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其鬥爭場麵也尤為激烈。
正是這些不同的組合，形成了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類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類型包括同教同國又同族的以色列文化；同族異國不同教的日本文化；同族同教不同國的阿拉伯文化；國家、民族與宗教相互製約又相互均衡的歐洲文化；同國異族異教，等級關係森嚴既傳統又現代的印度文化；以儒學為主導特征又持宗教寬容態度的中國文化以及以英國模式為基礎吸收各種文化精華類似聯合國式的美國文化。
單以中西文化而論，西方文化屬於多元文化，中國文化屬於一元文化。
西方文化，至少自基督教被羅馬帝國正式承認之後，其文化形態總是處於多元狀態，即西方民族文化、國家文化和宗教文化總是處於相互從屬相互抗衡又相互融通的狀態。它的組合形式同樣是十分複雜，又精彩紛呈的。這種多元文化，因為沒有一個主導力量成為它的中堅部分，因此，它很容易進入大起大落的狀態。而西方文化的發展曆史，也恰恰證明了多元文化形態的這個特點。就歐洲文明的曆史發展看，它確實容易走向強大，也容易走向衰弱，在強大與衰弱之間，便容易出現斷層。古希臘羅馬文明，何等光彩奪目，但到了中世紀，便很快進入五百年昏睡時期。它容易走向發展，也容易走向停滯。因為它是多元的，所以發展機會多。元與元之間總有一些緩衝地帶，於是也總有機會，總有機遇，總有可乘之機。但同樣因為是多元的，所以不容易形成強大的統一的社會力量。發展固然容易，停滯也很容易。我們看西方文明的發展曲線，與中國曆史文明的發展曲線相比，總是風一陣，火一陣，冰一陣，炭一陣，急一陣，慢一陣，不似中國文化的不慌不忙、循序漸進的發展形態。形象地講，西方文化很像一匹烈馬，奔騰之時，固然如龍似虎，暴燥的時候，破壞的力量也大。中國文化卻另是一番景象，氣麵要腳踏實地，苦勞苦作；一麵又不失輕裘博帶，安步當車的紳士風格。西方文化因為是多元文化，所以很容易走向開放，很容易走向分裂。因為開放，所以，它很易於接受各種新的文化養分；因為多元組合，又不免重點不穩，一有風吹草動，馬上各自為營。所以，我們看歐洲的曆史，總是分裂的時候多，統一的時候少。雖有表麵的統一，骨子裏依然是各自為營、各自為政。
中國的漢文化則屬於典型的一元文化，自秦始皇時代建成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起，雖然也曾有過數次分裂，還是分而又和。中國文化是一元的，它的發展速度是漸進的，它的風格是內向的，它的胸襟是寬闊的，它在自己的文化可控範圍之內，可以接受和容納各種民族文化，並且將這些文化充分吸收過來，在新的層次上形成新的文化形態，而這種新的文化形態，既沒有失去它的本來麵貌，卻又有了新的活力和凝聚力。
（三）變異性、構建性特征
世間萬物，無所不變。舊的力學認為時間、空間是絕對的，不變的，但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問世，這個觀點也站不住了，時間、空間也在變化。而且二者相互製約，處在你變我也變的對應變化狀態。
文化自然也時刻處在曆史變化之中，但是這種變化具有階段性，一方麵在變化，一方麵又在構建，隨著舊的文化的失落，新的文化的興起，人們便順應這種變化，構建新的文明。文化變化的種類也多，為著敘述和閱讀的方便，這裏介紹五種變化形態。
1積澱與變異
變異雖然是文化特性，但變異不能獨有，一方麵發生變異，一方麵發生積澱，沒有積澱哪來變異?好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沒有變異也談不上積澱，在特殊條件下，積澱也是一種變異。
文化上的積澱過程，即文明的發展過程。不但社會文明，即使人類本身，沒有積澱，也難於成立。積澱又是一種選擇，不是什麼內容都要積澱起來，大體說來總是有價值的東西留存下來的可能性大，完全沒有價值的東西則沒有留傳下來的可能。唐太宗臨終，向兒子提出要求，要求以《蘭亭集序》殉葬。這作法固然糟糕得很，但太宗皇帝臨終之際，念念不忘《蘭亭集序》，就是因為它有價值，不是一般價值，而是無價之寶。
任何人類文明，沒有積澱，難於提高。比方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紅樓夢》，堪稱巔峰之作，但《紅樓夢》不是憑空而來，它雖然是曹雪芹先生以生命寫成的史詩，卻又有著前人積累的文學經驗作支撐。從微觀方麵說，沒有《金瓶梅》，難有《紅樓夢》。從宏觀方麵說，沒有自宋明以來的白話小說，也不可能有《金瓶梅》。李白、杜甫固然是了不起的大詩人，但沒有漢魏六朝詩人幾百年的努力，李白雖有天才，不能成就其“詩仙”之名，杜甫雖有聖心，不能成就詩聖之名。好在中華民族本來就有孔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傳統，所以中國文明的積澱過程，往往比西方文化來得更其成功。表現在人們的價值追求上，西方人往往更強調哪些文化是自己的創造，而中國人則喜歡證明自己的文化成果有師有門有宗有派。
但總要變異。沒有變異，李白雖然偉大，一千年後還是李白，一萬年後還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那怎麼行?積澱代表曆史，變異代表未來。曆史表現的往往是昔日的輝煌，而未來折射的是明日的輝煌。中國人好誇祖宗，然而在我看來，祖宗偉大終不如兒孫偉大。人類不能抱殘守缺，頑固不化，一點變化都不允許，一變就說走味，那麼猿就不會進化成人。那情形，才是真正可怕的。如果自古以來就不許走味，人類哪有冰激淩吃、哪有怪味豆吃、哪有小磨香油吃？哪有王致和的臭豆腐吃?
變異也有不同的形態，一是客觀方麵促成的變，一是主觀方麵的變。猿的進化過程，不是自主地，可以看作客觀方麵的變，大自然的變化，也屬於客觀方麵的變；人的自覺行動則屬於主觀方麵的變，過去沒有航天飛機，今天有了航天飛機，就是人們勞動創造的結果。昔日沒有航空母艦，後來有了航空母艦，也是勞動創造的結果。然而，主觀變化也會轉變為客觀現實，客觀變化又帶有認識論的價值，於是，主、客觀相互推衍，形成令人眼花繚亂的生生不息的大幹世界。
任何一種文化，唯有積澱才有根基，唯有變異才有希望。
2漸變與突變
漸變與突變是文化變化的兩種形態，以其性質而論，也可以稱之為量變與質變。
漸變與突變相比，漸變是個常數，突變是個異數。因為突變是個“異數”，所以才特別容易發放出耀眼的光輝。不變則已，一變就精彩絕倫，光芒四射。
在悠悠數千年文明史中，總是漸變時多，突變時少。而一旦形成突變，便給人類文明帶來光輝的成就，凸現出令人驚歎的圖像。以一個時代論，西方文明有多少年，希臘古典文明時代有多少年?後者時間雖短，影響卻大。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裏士多德，前後不過幾十年時間，而他們的影響卻不止一千年，幾千年。中國自辛亥革命算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38年時間。38年間，風雲變幻，英雄輩出，文學家、理論家、政治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乃至各式各樣的英雄烈士，大小事件真似千騎飛躍，萬馬奔騰，讓人目不暇接，感慨萬端。要說這三十八年間發生的事情，就是尋常380年也不曾有過的。所謂一天等於20年，所謂“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所謂“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所謂“人才群體，成團崛起”。以文學創作論，中國是最有詩歌傳統的國家，中華民族是最擅長詩歌創作的民族之一。然而，詩的高峰，不前不後，恰在唐代。唐代詩歌的分布也不平均，不前不後；妙在盛唐。而盛唐前後不過五十餘年時間，短短五十年時間，真把中國古典詩歌寫得淋漓盡致，蕩氣回腸。唐詩比之漢歌，自是高山之下，繁花似錦，唐詩比之宋、元、明、清，更是高山仰止，無可超越。突變的時代，往往是輝煌的時代，縱不是輝煌的時代，也一定與眾不同，必定在曆史上留下不滅的印記。聰明的人物，幸運的人物，處在曆史大變革之間，便以自己的勤奮和勞動，創造出常時無法想象，常人無法想象，曆史常態中無法想象的驚人業績。比如亞裏士多德，比如達?芬奇，比如萊布尼茨，比如馬克思。
這幾位都是通才，大體看來，幾乎無所不能。達?芬奇，既是畫家、雕塑家，又是建築學家、數學家、解剖學家、天文學家、工程師，還是音樂家、思想家、發明家和舞台設計師。而且更為奇異的是，他不但樣樣皆通，而且樣樣皆好。達?芬奇是個奇跡，萊布尼茨同樣是個奇跡，他留下的手稿，直到今天也沒有整理完畢，而他涉獵的學科之廣，完全可以和達?芬奇一比高下。他不但在數學方麵做出傑出的成就，而且在哲學方麵、管理方麵、外交方麵，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亞裏士多德是他那個時代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單是一本《形而上學》，已足使其名垂千古，而《形而上學》在他的著作中不過是一本書罷了。一篇《共產黨宣言》，已經足以使馬克思永垂不朽，何況他還有諸如《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這樣卓越的著作問世。當然，這些人物的成功，不能沒有天才，但隻有天才，終究不過天才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們抓住了曆史提供給他們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機遇，而曆史突變時代的種種條件也玉成了他們。
和突變時態相比，漸變好似默默無聞。它常常將自己隱蔽於日常的、瑣碎的、不能引起人們興趣、更不能激發人們激情的庸常時態之中。他們所麵對的更多的不是真理，而是常識；他們所創造的隻是果實，而不是奇跡；他們所發現的隻是生活而不是新聞；他們所製造的多半是日用品而不是驚天動地的傑作。然而這不能表明漸變時態就沒有價值，不能證明處在漸變時期的人們就沒有智慧，不能認定漸變的曆史時代就缺少英雄。實際上，正是有千千萬萬默默無聞的勞動者的支撐，才有人類文明的大廈。正如沒有大地，哪有收獲?沒有樹木，哪有森林?沒有水源，哪有海洋?沒有父母，哪有兒女?偉人固然驚天地動鬼神，凡人也有巨大奉獻。英雄固然令萬人仰止，常人也有自己的尊嚴和風格。而且突變不能脫離漸變，突變尤其不能青春永駐。一個社會，如果大變不斷，那麼，這反而不是這社會的幸運而是它的不幸，甚至是它的大不幸。
研究文化走向的人們，固然可以有自己的愛好，而曆史文化演變卻有自己的內在規則。
3自變與他變
自變出於內力，他變出於外力，內外相合也許會形成巨變，內外不合同樣會釀成巨變。
內變有自覺的，也有不自覺的。好的自覺的內變，妙在能夠從內向外看，或者說吸收未來文化，強化內在文明。單純的內向文化，當然也會發生變化，但這種類型的變化，往往變化不快，很不容易取得新的成就。好像植物的雜交，雜交可以產生飛躍，一味近親繁殖則會出現退化。中國西漢文明，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它的毛病就在於，很少吸收外來文化，士人隻會讀經，讀經隻講作注，弄來弄去，成為魏晉大亂的一大原因。內變需要外變支撐，隻有不斷吸收新的東西，才能使自己的文化內涵變得更其豐富。
他變也有主動與被動兩種，主動的他變，是自覺打開國門，被動的他變，則緣於鎖國政策，硬是閉門不開。閉門不開也是一種國策，假使沒有外力打開你這門，倒也可以僥幸一時。遺憾的是，從來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絕少有能夠保住關門不失的。往往一朝關失守，舉國不太平。但其結果，從文化發展宏觀角度去考慮，不論自變、他變，凡是一種文化形態出現曆史性大變化，總是益處多些。
4善變與惡變
文化的演變也有正反兩個方向，曆史的主流總是向著文明的方向發展的，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逆流也有。主流性發展，我這裏稱為善變，逆流發展則是惡變。
有些悲觀論學者認為，曆史發展，善惡難定。這個，至少如本人一樣的讀書人不能同意。正義終將戰勝邪惡，這是一條規律，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在曆史的天平上，任何誤差最終都會得以糾正。任何問題都會得出公正的結論。即任何善事必得發揚，任何惡事必遭報應。
但這不足以證明，曆史的發展不會有逆流出現，社會文化不會有惡變出現。至少20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有惡變的成分在內。希特勒在德國大搞法西斯，就是惡變；日本人大鬧軍國主義，也是惡變。昔日明治興國，變法維新，本是曆史的一大進步。然而，曾幾何時，便發生逆轉，於是侵略中國，侵略東南亞，襲擊珍珠港。所到之處，燒殺劫掠，無惡不為，在人類文明曆史寫下最為醜惡的一頁。這種惡變，給人類文明造成的傷害是十分巨大的。
正因為社會文化有向正反兩種方向變化的可能，人類才需要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文明水平，提高社會的民主水平，提高公民的整體素質，確立保證社會向善的方向發展的社會機製。
文化惡變是人類的災難，但人類在今後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還有發生甚至惡性發作的可能，作為人類之一員，切勿掉以輕心。
5流變與構建
文化如流，總在變化。但這種變化又有階段性，人類為著在本質上順應和反映這種階段性變化，有時就應以不變應萬變。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方法，就是文明的構建。
世界天天在變，社會不能天天隨著這些變化而上下波動。特別是社會體製，一經確立，總需要保持相當的穩定時期。否則，你變我也變，表變裏也變，標變本也變，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和文化的浮動。實際上，人類文明，總是在不斷地創造和構建之中。人們總在尋找著最好的方式、最佳的途徑、最合理的機製來適應社會文化提出的新的要求。
文化構建也具有多種層次。其哲學層麵、體製層麵和憲法層麵，轉變是最難的，一旦取得成就，其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所謂憲法是根本大法，其道理也在於此。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已經有了兩百多年的曆史，但它代表的曆史文化精神，對於市場經濟社會，至今仍不過時。那種以為隻要變就比不變好的思想，實際上並不成熟。仿佛革命原本是一種功德無量的事情，但不問對象，硬要不斷革命，則難免革來革去，革到自己頭上。昔日考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已成為曆史的笑柄。中國“文革”期間的繼續革命理論，若非黑色幽默，也是昏黑一片。
三、文化視點麵麵觀
所謂視點，說得堂皇一點，就是方法論。即用什麼樣的方法，看待中西文化的發展，看待中西文化的優劣，看待中西文化的發展前途。這裏討論五類看法。
（一）規律論——是否進入了死胡同
世界有沒有規律，雖然不僅僅是個哲學問題，卻是哲學家們最為關心的問題。大體說來，西方哲學家對此更為重視。從古希臘的重要哲學家算起，總是講有規律的多，否認規律的少。雖然他們的各自講法或有不同，但在承認世界總有某種共同性法則這一點上，則大同小異。相比之下，中國古代哲學家講規律的少，講現實的多。雖然也有問天問道的著作，和西方哲學家比較起來，他們還是更為關注社會問題、倫理問題、政治問題和統治者的治國方術問題。這種情況到了董仲舒時代，才有了比較顯著的變化。到了宋代理學，才出現新的思維方式。但即使以宋明理學和西方的許多哲學流派相比，西方哲學家依然表現出他們在思維邏輯和強調事物發展規律方麵的優勢。這種優勢，到德國古典哲學時代，尤其以最完備的形式係統化且理論化了。但也唯因如此，自黑格爾之後，便出現逆轉。黑格爾的規律論，既有批判繼承者，也有完全否定者。對20世紀影響特大的思想人物中，似乎支持黑格爾的人反而少些，批評和反對他的人相對多些。如叔本華，如尼采，如柏格森，如羅素，如薩特，都對黑格爾哲學評價不高，與他的思想體係相去甚遠。
那麼，究竟世界有沒有一條共同性規律，或者說文化有沒有一條共同性規律呢?
本人以為：那是有的。
如果沒有共同規律，為什麼不論亞洲非洲歐洲生物都在進化?猿都能進化為人?為什麼人類都要向著文明而不是向著野蠻發展?為什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要共同簽署《人權宣言》?為什麼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實行開放經濟、市場經濟?實在說，如果沒有共同性規律，則人之所以成為人就不是進化論可以說明的了，現代人就不需要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性組織，人類也就沒有共同的目標和利益可以探索和追尋了。如果人類隻是一種偶然事件的產物，那可真是一場聞所未聞的大災難，那就預示著人既然可以成為人，也可以成為別的任何一種東西。這樣的推論，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嗎?
規律總是有的，但規律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質，而本質不能替代現象，何況現象也在時時刻刻發生變化。而現象的變化正好說明了規律也在變化。事實上，離開現象，規律無法獨有。世界上別無他物，隻有規律，那和沒有規律有什麼區別?規律的表現形式往往是抽象的、嚴整的，難於直接接觸，甚至十分不易理解的。而現實世界卻是千姿百態，精彩絕倫的。除去宇宙大世界，沒有比我們人類的生存環境更為絢麗多姿、令人振奮不已的了。加上宇宙大世界，那宇宙的未知空間裏隱秘的精彩和奇妙又不是我們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可以全然想象的。我們相信規律，我們更熱愛生活；我們相信科學，我們更熱愛活生生的感性世界。而這二者其實並不矛盾，畢竟牛頓不是上帝，愛因斯坦也不是上天的使者，而是人類中誕生的出類拔萃的科學巨星。
但是，有一點需要引起人們注意，規律雖然是最具邏輯性的科學法則，世界的演化卻往往呈現無序的發展狀態。自然科學方麵的無序性發展過程，已經為普裏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所證明。社會科學方麵的無序發展狀態，也可以舉出數都數不完的類似的曆史明證。以中國近代史而論，近代中國的仁人誌士和一切有良心愛祖國的中國人，誰不希望中國強大，誰不希望中國富強，誰不希望人民幸福，誰不希望中國國泰民安。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始，奮發圖強的中國人，改變中國舊貌的中國人，一心恢複中國曆史地位和尊嚴的中國人，不堪忍受外強壓迫決心與列強一爭高下的中國人，探索了種種途徑，試驗了種種方法，可以說，一切可能出現的方法、主張都試驗過了。林則徐是主戰派，他並非一味蠻戰，而是有理有節，有章有法；李鴻章是洋務派，主張習夷人之長技，強中國之兵；張之洞也是洋務派，但他在文化方麵更有研究，提出中體西用，既要保護中國之道德，又要學習夷人之科技；洪秀全是造反派，但他在信念與理念上顯然給中國傳統文化中增添了新的色彩；康有為、梁啟超是改良派，一麵要保皇，一麵要維新；孫中山是革命派，推翻帝製，決不含糊；楊度是保皇派，主張君主立憲，但終於走出舊思路，參加了共產黨；胡適是民主派，主張全麵西化，以科學、民主救中國；陳獨秀是馬克思的信徒，要以全新的理論改造中國，喚醒青年；毛澤東也是馬列派，但與陳獨秀全然不同，他深諳中國的實際，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力主黨的領導，堅持統一戰線；魯迅原本學醫，但看到中國人的精神麻木，棄醫從文，要以文學的方式喚醒國人，魯迅先生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和精辟的分析，在他所處的整個的時代，他是對於中國文化有最清醒認識的偉大的中國人；陳嘉庚是工業救國派，而且花費畢生精力為中國的強盛作出無私奉獻；如此等等。可以說，這些一心讓中國富強的人物和他們代表的社會文化力量，都為中國的進步在不同層次不同程度上作出了各自的貢獻。然而，他們的主張常常出現相互矛盾，彼此分歧，甚至劍拔弩張，不共戴天。然而，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才開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直到90年代，人們才開始認識到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必須實行市場經濟。從1840年到1990年，中間經過150年時間，這150年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文化的發展道路不是處在有序狀態，而是處於無序狀態。
由此聯想到哲學思維中的偶然性與必然性這一對範疇。簡單地說，必然性是偶然性的內在機製，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外在表現。人類直接接觸到的，都是些偶然現象。這些現象的發生總是七差八錯，雜亂無章，忽東忽西，黑白莫測。有些科學發現，雖然有必然性作依托，卻又以偶然性作契機。中國東北的大慶油田是怎麼發現的?西藥中鼎鼎大名的盤尼西林是怎麼發現的?西方的一些著名岩畫是怎麼發現的?中國的兵馬俑又是怎麼發現的?不但這些，很多事物，雖在意料之內，又常出於意料之外。雖在意料之外，卻又能啟發靈感，使偶然性成為走向必然的一個通道。
在哲學史上，黑格爾是講必然性的大師，他的“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不但影響深遠，而且包含了高深的智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好的存在既然合理，壞的存在同樣合理，這樣的命題，特別容易使人憤怒。大公無私的人固然合理，自私自利的人也很合理；英勇無畏擒拿歹徒的人固然合理，殺人凶犯卻又十分合理，這理論令人不解。但黑格爾的本意是說，合理不等於合法，也不等於真理，更不等於善良與正義。合理是說，這事物盡管最是令人討厭的，然而它的產生卻有必然根據，這個必然根據就是合理。理者，必然之理之謂也。正像艾滋病人人厭煩，但它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有自己的傳播規律。人類原本沒有艾滋病患者，因為你太過於不檢點，於是艾滋病患者出現了。艾滋病固然不好，但它的發生發展卻有規律可尋。如此等等，以黑格爾的方法，幾乎可以解釋一切存在的現象。比如科學實驗，成功了固然合理，失敗了卻又合理；比如戰爭，打勝了固然合理，打敗了卻也合理；比如生命，長命百歲固然合理，半路夭折卻又合理。黑格爾哲學真可謂萬能哲學，難怪他自己要把自己的哲學目標定為絕對精神。當然，黑格爾不僅是必然論的大師，尤其是辨證法的大師。他的合理性，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他不但認為“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這些合理性又具有自己的必然性。即一切合理的東西，都會轉化為不合理。也就是說，世間之物，盡管有些內容是不但十分可厭可怕，而且十分可驚可懼，它的存在固然有合理性，而它的滅亡同樣有合理性。於是現實性轉化為必然性，這成為一個過程：任何合理的東西都將轉化為不合理，而任何現存的東西都必然會走向滅亡。
盡管如此，我們對黑格爾的必然論哲學就滿意了嗎?
不，不能滿意。之所以不能滿意，是因為黑格爾的哲學不能反映人類對於客觀世界的能動性，黑格爾哲學長於對既已發生的事物的詮釋，而不善於對未曾發生的事物的預見。尤其不能激勵和指導人們對於現實的改造和實踐。正因為有這樣的毛病，黑格爾才認為彼時的德國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而德國統治者對他這種“善良”願望的回報，就是請他登上德國國家哲學的寶座。
人類不能滿足於對世界的解釋，尤其不能滿足於任何一種萬能式的解釋。萬能者，萬不能也。雖然上帝無所不在，路還是要自己走，飯還是要自己吃。
必然性的魅力在於，因為人們不能絕對地抗拒它，它才永遠不會失去自己存在的價值。
必然性近乎有序，偶然性近乎無序。然而偶然必定反映必然，無序也必然會走向有序。無序走向有序，並非沒有條件的。一個條件，無序達到有序，需要一個必要的“度”，達不到這個“度”，則無序狀態無法改變。達到這個“度”時，情況就會明朗，無序就開始向有序轉化。這個度也就是一條臨界線，所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個條件，是新的有序過程的出現，常常以舊有事物的邊緣地帶作為自己的生長點。或者形象一點說，它是在無路之處走出路來，在沒有希望的地方發現希望。這種情形，在自然科學領域，已經為千千萬萬事物所證明，在大文化領域，也可以找到許多具有說服力的證明存在。以中國文明史為例，武王滅商，取代商朝而建立新的強盛的周王朝。商王朝處在文化中心地帶，周王朝的興起卻於邊緣地區。周在邊緣地區興起而戰勝商王朝。大約十個世紀後，秦國又自邊緣之地興起而吞並六國。周朝立國，中原地區才是它的腑心地帶，齊、魯、晉等國才是它文化集萃之地。然而，最後統一天下的不是山東六國，而是作為西夷的秦國。這一點確實值得人們思考。實際上，自周秦以降，中國的文化重心不斷向東移，向南移，終於跨過長江，使北方的中原文化，在南方取得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漢文化雖然有南移規律，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卻能戰而勝之，中國雖有萬裏長城作為屏障，可惜這雄偉絕倫的萬裏長城，終沒有擋住遼人的南侵，也禁受不住金兵的南下，更抵不住蒙古騎兵的衝擊，到頭來，還是讓八旗子弟吞沒了明王朝。長蛇終於吞吃了大象，可見邊緣文化確實非同凡響。
世界文化發展的曆史，也有這樣例證。希臘文化雖然無比輝煌，它的曆史資格並不很老，早它五千年，埃及已然成為文明盛地；早它三千年，兩河流域又出現了文明奇跡。希臘文化屬於地中海文化的一部分，而它正好處在地中海文化曆史發展的邊緣地帶。以近代經濟發展而言，英國在歐洲處於邊緣地帶，但它發展最快也最為成熟。日本文化屬於亞洲文化的邊緣地帶，但它卻第一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無序走向有序，邊緣地帶常成為優勝區域，雖然不好說這是普遍性法則，至少它具有相當的普遍意義。
為什麼邊緣區域容易成為最佳生長點?因為邊緣地域常常處於兩種文化的交叉地帶，而它本身的曆史負荷也輕，它的自身條件或許不適應曆史的要求，卻頗受現實或未來的青睞。
從無序到有序，邊緣地帶最易成為最佳生長點，這也可以看作是一條規律。
規律是客觀存在的，然而認識這規律，發展這規律的方法不止於一途。它至少應該包括數學方法、實驗方法、邏輯方法和統計方法。
數學方法原本與哲學和社會科學沒有直接關係，雖然還在古希臘時代，就有數學即是萬物之源的理論，但作為方法論，它早已在哲學和文化學範圍內失去自己的地位。但自羅素等人創立數理邏輯之後，數學方法再次成為重要的哲學方法，從而使數學有可能從純專業的領域中走出來，與某些社會科學方法相結合，成為人類新的認識論工具。不但如此，由於人類科學事業的發達，對於很多複雜的科學對象，用經驗性方法已經不能把握，用傳統實驗性方法也不能把握了，於是數學模型成為某些重大科學實驗的關鍵。李時珍寫《本草綱目》，靠的是親自實踐，這個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黃帝內經》時代。所謂神農嚐百草，你想知道梨子的滋味，沒有別的辦法，隻有親口嚐一嚐。但你要知道原子彈的滋味，可千萬不要親口嚐一嚐，即使你絕對不怕死，人類文明也絕對不允許你冒這樣的危險，因為這危險絕不屬於你一個人的。那麼怎麼辦?隻有請數學模型出來完成必要的設計方案。數學方法現在還很難普及，人們的看法也很不同，在我看來，電腦的普及是數學方法普及的前導，數學方法一旦與電腦相結合，即會成為可以人人掌握的最普通的認識工具。
實驗方法，無須多說。但中國傳統文化對於科學一貫輕視，所以實證類哲學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地位。而實驗是近代以來科學研究的必需甚至唯一手段，而實證方法也隨之成為現代必要的思維素質之一。實證的對立麵是玄學，偏偏中國的玄學曆史很久，玄學的土壤也很厚。否則，為什麼如氣功一樣的古老文明會在社會上得到如癡如醉的流行?而其瘋狂流行的所在，99％的已經失去氣功之本義，以至成為迷信的傳播場所。中國人信風水，信占卜，信手相，信夢兆，信命運，信時令，雖然信得並不十分真誠，也不十分堅定，但往往一信成風，弄出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怪現狀”。這和缺少實證傳統，大有關係。
邏輯方法，古已有之。邏輯方法理應包括形式邏輯，也應包括辨證邏輯，還應包括信息論、控製論和係統論，以及一切能夠促進人們科學思維的邏輯方式。邏輯方法也是一種科學，而科學需要學習、灌輸和訓練。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既是哲學的一部分，也是大文化的一部分，更是反映人的素質和民族素質的重要內容。
統計方法。統計方法與力學方法相輔相承，引伸出來，成為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兩種方法的原因和根據。在我國，古來即缺少統計概念，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說來說去和中國古代的經驗性科學與直觀性哲學的曆史文化模式相適應，對於統計一途，知之不多，興趣不高。中國古代曆史著述最為發達，但其數學應用十分罕見。司馬遷創立紀、傳、表三位合一的曆史體例，可說既高明又完備，既方便又全麵。然而講到數學統計，可算一大空白。中國人做事，往往心中無數。因為心中無數，決策者不免要靠拍腦袋行事。請問一個人能有幾個腦袋?你腦袋再聰明，什麼事都靠一拍而行，你脖子上長的又不是“阿拉丁神燈”，要什麼有什麼，想不出差錯，怎麼可能!
統計方法，不但對於自然科學，而且對於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都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方法。進行定量分析式的社會調查，正是研究人類文化發展與走向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方法之一。
簡而言之，社會大文化是有規律存在的，不但大文化，任何事物都有其內在的規律存在，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要注意，或者說，要警惕在對客觀規律的理解和運用方麵的思想誤區，這些誤區包括：
第一，隻知規律的作用，不知規律的發展。昔日的哲學家特別是西方哲學家，追本尋源，要用一個完整的規律解釋世間的一切現象。實際上，這是辦不到的。事物在發展，規律也在發展，沒有靜止的事物，就沒有絕對的規律。黑格爾哲學在他的時代已經代表了哲學的最高成就，但他就沒有沒聽說過量子力學和相對論，也沒有聽說過原子彈和航天飛機，所以黑格爾固然是哲學大師，他雖然自認為找到了絕對精神和絕對觀念，但他的那些絕對觀念與精神，不過是為了滿足他的體係的需要而推導出來的假想物而已。黑格爾哲學盡管體係完整，好似已經達到完美的境界，而客觀世界還是要按自己的方式發展，而且稍一小動，就使黑格爾的“絕對”變成了相對。
第二，凡規律都有它的特殊對象，一旦超出這對象，必然超出本身的規律。牛頓力學固然偉大，但不能代替笛卡爾哲學，也不能代替馬克思哲學，即使在物理學這個特定的範圍內，它也不能代替相對論。牛頓力學有自己的特殊運用範圍，在這個範圍內，你是真理，出了這個範圍，就成謬誤。中國俗語說得卻好：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各管一段，其實很好，如果不是各管一段，而是你也管我的，我也管你的，豈不成為一團亂麻?假使其中一個警察，非管天下一切鐵路不可，若不是這警察因狂妄而奔波致死，必是駕車人和乘車人的重大災難。
第三，任何一種規律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接受事實的考驗。換句話說，相信事實應超過相信規律。做100次實驗，99次都證明它正確，隻有1次證明它不正確，怎麼辦?沒什麼好辦法，隻能再試驗下去。你不能說，99次都正確了，那一次就算了。這好比給病人用藥，99次都沒有問題，甚至99次都有效，隻有一次給治死了，請問這藥可以不可以推廣使用?回答說，不能推廣使用。1％和99％相比，固然是個小數目，但它的絕對數也許很大，比如一千萬人看病，隻有1％的失誤，那就失誤了10萬人。10萬人因藥而出現問題，這樣的藥怎麼可以掉以輕心呢?
第四，掌握了某種方法或規律，不等於掌握了真理的奧秘。曆史上的一些狂妄之人，並非手裏全無真理，但他們的悲劇在於手裏隻有3分真理，卻要管7分8分甚至天下一切事情。結果隻有3分成績，卻有7分錯誤。人類對真理的研究，總處在摸索的過程之中。因為總處在摸索的過程之中，真理才有魅力，人類才有希望。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現在天氣是可以預報了，好像“天有能測風雲”，各種疾病災害也是可以預報預防了，好像人無旦夕之憂。實際上，隻不過是比之過去有了些進步而已。大體上說，依然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果真的完全掌握了自然災害的各種規律，世界上還會有那麼多水災旱災嗎?還有因為水災、旱災而造成那麼大損失甚至於生命損失嗎?人類對於火山爆發和地震之類的災害，還會有那麼多的恐懼嗎?人類本身還會有那麼多疾病發生嗎?人類還會為那些不治之症而煩惱嗎?
人類對於世界的認識，永遠也無法達到絕對認識的境界。如果真能達到那麼一種境界，世界也就該消亡了，人類也就該消亡了，文化也就隨之而消亡了。縱然都不曾消亡，活著也一定毫無興致。請君細想：如果一個人他竟然知道自己一生每天都會發生什麼，哪天會結婚，哪天會生子，哪天會得病，哪天會死亡，那麼這個人若非活得味同嚼臘，一定活得瘋狂欲死。欲死且不能死，非瘋透了不可。
說了這麼半天，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是：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但規律的發現需要人類去探索。
規律既是客觀存在，文化規律自然也是客觀存在的。
人的發展規律的證明即人的進化史。
文化發展規律的證明即人類文明史。
文化的發展規律即文明必在律。
什麼叫文明必在律?即無論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文明終將取代愚昧，不論這文明產於何地，出自何方，它都將成為人類共有的曆史財富。
從曆史必然性角度考察，文明雖然是最具真、善、美品性的內容，卻又有著不可抗拒的現實力量。關雲長的大刀固然厲害，過五關、斬六將，神威義勇，所向披靡，但終究比不過現代人發明的坦克車。赤兔馬終究跑不過戰地吉普，青龍刀也架不住火槍火炮。古代軍人若與現代軍人相遇，難免個個成為唐?吉訶德。而真正的現代軍人，卻又絕不好戰，保衛和平才是他們的真正使命，保衛公民權利才是他們的最高職責。文明必在律，反映的是文明必定戰勝愚昧的曆史必然過程，因為這個過程是不可逆轉的，所以今日的少男少女才沒有了賈寶玉、林黛玉式的苦悶和沉重；今天的老百姓才沒有了動輒兵荒馬亂的恐懼；今天的老年人才漸次有了生活的保障；今天的世界才顯示了科學的力量和尊嚴。曆史證明，文明總是勝者。希特勒的勝利，是暫時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勝利也是暫時的，因為他們不代表文明，而代表野蠻。今日，雖然在德國、在日本，納粹和軍國主義還有些陰魂不散的意思，但新納粹企圖死灰複燃隻是一種妄想。新納粹分子，一有活動，馬上受到法律製裁。在這方麵，德國人遠比日本人做得好。日本一些政客，麵對昔日的罪行，竟敢胡言亂語，口出狂言。狗子猖狂，竟至乃爾，可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中國有句古語“幹夫所指，無疾而終”，妄想使曆史倒退的動機，到頭來隻會使自己的民族受辱，使自己的國家難堪。
文明必在，無論這文明出自東方文化，還是出於西方文化。文明沒有國界，文明是人類的本質標誌。失去這標誌的人，就有可能成為曆史的墮物，有被文明開除的危險。
文明必在預示了世界各種文化的交融，同時也預示了人類終將有一天會走向大同的境界。那麼，是不是未來的世界文明會變得越來越單調，而失去曆史和現實文化中如此絢麗多彩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我的回答是，文化越是融通，越會變得精深博大，而越是精深博大的文化，總要有豐富的內涵和更其豐富的個性。好比舊式掛鍾的鍾擺，它的左右擺動，總是均衡的，文化的內涵愈豐富，人的個性色彩會越突出。比如漢代文化不能產生李白這樣的詩人，而宋代文化又不能產生關漢卿這樣的劇作家。寫封建時代的衰落自然需要曹雪芹先生這樣的大學者，而寫世界文化走向的則需要新一代的學人，雪芹先生畢竟不知道文藝複興運動，也不知道《人權宣言》和美利堅合眾國。對於這一點，在本書以後章節，作者將詳加討論。
（二）模式論——2+2=4算不算模式?
文化模式也是一種規律，文化模式不僅代表了曆史的現實，而且代表了今日的文化現實。
所謂模式，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或不同信仰的文化所體現的特有文化形態，以及這些形態的劃分與走向。
模式其實也是一種結構，而結構又是一種方法。模式作為結構，在整體上，區分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與特色。任何一種結構都由各種必要的因素組成，這些必要的因素，對於各種類型的文化而言，其實沒有大的差異。比如國家的組織結構，需要一定的人口，一定的管理方式，一定的經濟基礎，一定的文化與意識形態。這些，古今中外都沒有區別，您聽說過沒有人口的國家嗎?或者雖有人口但沒有管理方式的國家嗎?或者有人口又有管理方式但沒有經濟基礎的國家嗎?就是這一切都有，卻沒有教育、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沒有意識形態，這樣的國家也是絕對沒有的。
雖然文化結構的構因相同，但又有區別。主要的區別，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程度的差別，一是結構的差別。程度的差別表現在，同為生產要素，但生產力的水平可能有很大差別；同為管理人員，但管理人員的權力、地位卻有很大差距；都有文學藝術，可能在形式和表現態勢方麵有很大差距；同是生產者，中國作為農業國，一個傳統農民一年能生產3000公斤糧食已經是很好的成績，而一個美國農民，如果隻生產10萬公斤糧食，還覺得很不過癮；同樣的國家管理者，中國的皇帝就是上天之子，即使他凶殘如狼，粗暴如虎，愚蠢如豬，狠毒如蛇，人們還要對他頂禮膜拜，他連3+2=5都不知道，人們照常喊他“萬歲”。麵這樣的事，在現代民主國家聽起來，不僅近乎天方夜譚，而且差不多就等於黑色幽默。同是藝術，中國的京劇不等於芭蕾舞，中國的相聲也不等於西方的喜劇。而同樣的勞動者，古羅馬時代的奴隸就和一頭牛、一匹馬沒有多大區別。而春秋末期的老農就可以批評孔夫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文化結構中構因的水平差異，顯然是決定文明模式與曆史層次的基礎性原因。
而文化結構中各種構因的不同比例，又會形成各種文化形態的不同類型。以西方的中世紀而言，這是一個以基督教為文化主導的文化結構類型，這種類型決定了西方中世紀是一個黑暗的世紀，又是一個衰敗的世紀。古羅馬雖有軍事上、政治上的輝煌時代，卻受不住宗教勢力的迅速發展和侵浸。而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以宗教為主導文化力量的社會，所以中國人固然信教的很多，但真信的又很少，而且信與不信，沒有多大關係。中國人最尊重的還是皇帝，最敬佩的還是孔夫子。連孔夫子都說“敬鬼神而遠之”，老百姓的信或不信，又有什麼大幹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