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論或可說結構論，又是一種方法論，但它並不等同於西方現代哲學中的結構主義。結構論的認識價值在於，它可以對研究對象進行多層麵的反映，從而對研究對象的認識更全麵也更真切。
舊式的思維方式，喜歡定性分析，不接受或不擅長定量分析。無論對人對事，先迎頭一棒，定一大性。看人先分好人壞人，看事先分好事壞事，看國家先論主義。當然這種分析方法有它的作用，特別在戰爭時期或社會政治大動蕩、階級矛盾十分激烈尖銳的時期，很有必要。如在抗日戰爭年代，當然遇人先要定性，看你什麼人，抗日就是好人，助日就是奸細。好人必助，漢奸必除。但這方法顯然有它的時代特定性，尤其不適應和平年代，也不適應文明居於主流的曆史時代。同為資本主義，其實也有不同。有德國式的資本主義，有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有日本式的資本主義，有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有瑞士式的資本主義，還有丹麥、瑞典式的資本主義。德國出過希特勒；法國出過投降派；英國堅持立憲君主製；日本出過軍國主義；美國有南北戰爭，曾為解放黑奴而戰；瑞士堅持中立立場，既不與希特勒作對也不與同盟國為敵；丹麥、瑞典實行社會民主黨的主張，堅持社會高福利。一方麵，萬變不離其宗，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一方麵，各自特色不同，資本主義又不同於資本主義。凡此種種，如果給以結構式分析，那麼，其結論或許與研究對象的本質特征更易於趨於一致。
對國家的分析如此，對人的分析亦如此。世界上的人當然有好人壞人之別，否則要法律何用?但好人壞人的區別法，相對於現代法製社會總是顯得有些幼稚。好的辦法，還是使用公民概念，凡公民皆受法律保護，不問性情品格如何，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
其實人也是一個結構體，人的才能也是一個結構體。評價一個人的能力，最好使用定量方法，最好不用定性方法。我們承認最有天賦和能力的人為天才，殊不知天才也大不相同。魯迅是天才，李四光也是天才，你請李四光寫雜文，他就不行。毛澤東是天才，羅素也是天才，毛澤東的數學常不及格，羅素的文章卻很漂亮。雖然羅素先生文章很漂亮，你請他指揮千軍萬馬上戰場，他也一定“暈菜”。老舍先生是天才，周作人也是天才，老舍先生對北京的體驗最是精絕形象，你請老舍先生寫浙江，老舍先生不會動筆。周作人人品不濟，但學問真好，不但真有學問，而且他的散文確實淡而有味，不同凡響，他的翻譯同樣升堂入室，不同凡響。天才如此，常人也是如此。王朔先生認為寫作是碼字，這點我也同意。論碼字，本人也可算作一個工匠，但碼磚的本領不行，不要說蓋個大樓：連蓋個小棚子的本領也沒有。李世民說，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善哉斯言也!因為人的智能結構不同，張翼德隻管橫槍立馬，吼聲如豹，魯班師傅卻專心修房造舍，整木搭橋。
不但國家和人物如此，就是對於很多貌似很單純的事物，其實也是一個有機的結構體。人的感情比如愛情，應該是最為純潔的情感，但認真考察起來，愛情同樣是由一些不同的要素構成。一些先生不明此理，而對現代青年男女大講賈寶玉、林黛玉的純真愛情，並且將賈、林的愛情作為榜樣向現代青年提倡、灌輸，不免貽笑於大方之家，而且也有治學態度不嚴肅之嫌。
實際上，構成愛情的，至少包括價值觀、審美觀、性格觀、品質觀和學識觀在內。所謂一見鍾情，並非隻是對於對方外在形象的鍾情，因為即使是隻表現在對方外觀上的，也隱含著某種特殊的氣質、修養、學識和文化。阿Q先生長得如何，魯迅先生沒有細講，但他即使長得五官端正，甚至鼻直口正，大耳垂倫。鼻如懸膽，目若朗星，以他那樣的氣質、情操和文化，也一樣會讓林黛玉十分厭惡，讓西施姑娘心口大痛。
以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與現代青年的愛情觀念相比，至少存在“六不合”狀態。小小年紀，開始早戀，一不合；近親相愛，二不合；方式太老，三不合；隻顧戀愛，不問事業，四不合；妒情古怪，五不合；為愛殉身，六不合。以其妒情為例，男女相戀，有些嫉妒，十分正常，即使已經成婚，有些妒意，也並非壞事。但林黛玉的嫉妒，卻與現代人極為不同。她隻妒寶釵，不妒襲人。對薛寶釵，也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可謂言也妒，意也妒，顰也妒，樂也妒，一聲一咽，都成妒嫉。而對襲人，卻是另一番景象，雖然襲人也是青年女性，她卻一點妒意全無，甚至還要調侃玩笑，要叫襲人作“嫂子”。林黛玉不妒襲人，因為襲人即使“嫁”與寶玉，也是一妾。林黛玉又不同情晴雯，賈寶玉寫祭文祭奠晴雯，說上幾句好話，她便有不同見解。可見在林姑娘內心深處，封建時代的等級觀念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關係依然曆曆分明。
以模式方法研究文化走向，應注意以下各點：
1文化類型的區分
文化類型的區分，可以有多種方式，這些方式常常相互交叉，但又各有自己的存在價值。大體談來，可以有如下八種區分方法。[HJ]
（1）以社會經濟性質區分，有遊牧文化、農業文化和工商文化
遊牧文化是指以遊牧為經濟基礎的社會文化體係。它不同於農業社會中的畜牧生產，更不同於工商社會中的牧場。但它在人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遊牧文化東方有，西方也有，但論其曆史文化的影響，還主要是歐亞大陸更主要是亞洲大陸的遊牧文化。它們的曆史既長，影響也大，不但對西方文化有過極大的衝擊、激發和異變作用，同中國傳統文化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遊牧文化可以稱為馬背上的文化，正如遊牧民族可以稱為馬背上的民族。遊牧文化具有自己的鮮明特點和風格，寫世界史或人類文明史，不花大力量講遊牧民族，則這曆史就講不清楚。如果我們把遊牧文化、農業文化和工商文化比作一個生物鏈，那麼，遊牧文化即是這生物鏈中的食肉類動物，它常常以破壞的方式起到建設性作用。
農業文化。確切地說應該稱為農業自然文化。農業自然文化是人類封建時代的基礎性文化，無論東方、西方都是一樣的，但它們之間既有很多共性，又有很大的差異。本書專論中、西文化的對比，在相當程度上即是東西方農業自然文化的對比。農業文化把小農經濟作為自己生存的基礎，而小農經濟的特點則是分散、軟弱、各自為政。於是就需要有一種強力，作為小農經濟的穩定劑。這種強力，除去組織方麵的，就是文化方麵的。西方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如中國封建時代的組織嚴整，但從曆史的宏觀發展看，似也不全是壞事，它在文化方麵也有自己的鮮明特色，這就是強力宗教文化——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無可爭議的統治地位。中國的農業文化業績輝煌，結構穩定。中國也有宗教，但地位不高，而儒學地位崇高，所謂“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且中國有獨特的科舉製度，中國農業文化中的知識分子占據特殊的曆史地位。農業文化曾在人類文明史上起過特別重要的作用，有著很漫長的曆史，隻是因為它的模式、結構與文化品性的差異，它對於後來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才形成各自不同的特點，但那影響的巨大則是無可否認的。
工商文化。工商文化古已有之，古希臘的雅典文化即可以看作工商文化的一種模式。它後來很快衰落了。作為一種社會製度雖然衰落了，但作為一種文化模式卻絕對不曾死亡，而且對於後來的中世紀宗教文化以及文藝複興都發生巨大作用。農業文化在橫向比較方麵有模式之別，工商文化在縱向發展上也有模式之別，這可以看作是曆史發展的否定之否定。狹義上的工商文化發生在文藝複興運動之後，經過科學革命、宗教革命、產業革命和社會革命而成為對人類曆史產生空前的巨大的整合作用的文化形態。這種形態，直到今天還依然是人類文明的主導性力量。
（2）從地理特征方麵區分，有大陸文化、海洋文化和島國文化
所謂地理特征，其實就是地理環境對於人類文化產生的影響，同時，它也就成為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地理景觀與人文景觀是密不可分的。但在中國大陸，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地理環境的作用，缺少充分的認識。我們更喜歡談論“人定勝天”。人定勝天，其實是一種理想。對這種理想能否實現的判斷，首先應對“天”的含義界定清楚。如果這個“天”，指的是整個宇宙，那麼，人能否勝天，還得討論。如果說指的是人類曆史出現過的多數自然災害，則這個結論，可以讚成。
地理環境對於人類文化的影響，不是均衡的。簡而言之，在人類初期，它的影響很大，如果影響不大，為什麼同為人類，會出現種族的不同，即為什麼出現黃種人、黑種人和白種人?而且從人類早期的圖騰崇拜來看，人類早期文明還很難脫出部落生存環境對人類發展的影響。而隨著人類的進步，這種影響顯然已經降低了很多。如果說古代人總離不了祈禱上天的恩賜，那麼現代人類就該為自己給環境帶來的汙染和破壞而感到慚愧了。如今的人類，對於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確實有些上帝的味道，如果我們要恣意破壞，則這地球一定承受不住，但願我們人類不但有上帝式的威力，而且有上帝樣的慈心。
但地理環境的影響依然是存在的，而且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對人類文化產生巨大影響。以中國的情況而論，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異顯然是存在的，這些差異不僅表現在文化習俗、人文性格和思維與行為方式方麵，也表現在人的體能發育和類型方麵。南方人更為靈活，適宜作技巧性項目，北方人高大粗壯，適宜作強力型項目。雖然現在的體育設施和生活環境，已經大大減弱了這種地域差距，畢竟南方人成為重量級柔道選手的可能性小些，即使參加同一種運動項目，似也不如北方人來得彪悍。
大陸文化的典型，應屬中國。歐洲人也有認為歐洲文化是大陸文化的，但那不一樣，歐洲人的曆史與海洋絕然無關的極為罕見。拿他們的所謂大陸文化和中國大陸文化相比，充其量隻能算作有些大陸模樣。
大陸文化的特點是以內陸生活為基本特征，縱有海上行為，不構成社會生存的基本力量。大陸文化的社會體係又是完整的，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內，不與其他文化或其他地域的文明進行交流也能獨立生存。大陸文化常與治理水患、興修水利密不可分，因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而水患是農業的災星。於是又有人說大陸文化是治水文化，因為大陸文化有這些特點，因而它的文化品格是內向的、穩定的，它的曆史發展方式，是漸進的、舒緩的，而它的生存力又是頑強的、巨大的。中國人是大陸文化的傑出代表，所有這文化的一切優點、缺點在中國人身上都有明顯的印記。
海洋文化是指依存海洋生存的文化類型。海洋文化不等於漁民文化，相反，一些漁民文化反而應劃人大陸文化之中。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為通道的文化類型，海岸線即是它的生命線，且不問這生命線提供給它們的物質數量或物資數量的比例有多少，隻消沒有了這生命線，其文化就會受到致命的傷害，凡此類文化便是海洋文化。地中海文化特別是西方文化包括古希臘以雅典為代表的文化和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正是海洋文明的最好代表。
海洋文化造成的人文性格是外向的，因為唯有外向才能生存，而為了生存必然產生種種衝突和麻煩。這種衝突和麻煩，主要是由於各種利益關係驅使。海洋文化本質上是多元的，對外必然多元，一元無法交往；對內也會多元，而多元化必定演化成法治文化。海洋文化具有多變性，它的發展曲線具有大起大落的特點，它的民族性格往往充滿陽剛之氣。它不喜歡韜晦之術，寧願訂立城下之盟。
島國文化介於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之間。島國文化因為有重洋阻隔，所以容易自我為政。就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封閉的，因為封閉，就具有了大陸文化的某些風格。然而島國文化往往資源不足；資源不足，就要開辟生存空間。對內開辟空間，空間已經十分狹小，對外尋求發展，又要衝破海洋的阻滯。因此，島國文化又有了海洋文化的某些特征。島國文化，因與大陸關係而會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但它們作為一個類型，必然有其相似的特點。島國文化的代表，一是東方的日本，一是西方的英國。英國近於歐洲大陸，它的風格無疑是西方式的。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它的文化品性則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種種聯係。
島國人的性格是堅韌的，又是靈活的；是自以為是的，又是謙遜的；是敢於冒險的，又是最長於學習的；是有一定曆史規範的，又是易於受異類文化感染的；是彼此相類的，又是桀驁不馴的。島國的資源自然不如大陸，但唯其如此，他們的發展反而快些，但這需要條件。一般說來，唯有工商文化的興起，才是島國文化得以飛黃騰達的金色橋梁。
（3）以民族文化區分，有漢族文化、大和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日耳曼文化等
民族文化，無須解釋。民族文化無疑是人類文化中最為古老的一種。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民族文化是人類文化的基礎。
民族文化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史、奮鬥史。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份驕傲，一種輝煌。在人類曆史的滾滾長流中，有些民族衰落了，有些民族消亡了，新的民族不斷產生，新的民族文化不斷興起不斷豐富不斷完善。部族本是早期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社會保證，即使到了今天，民族依然是人類文明必不可少的組織形式、生存方式。應該這樣判斷，凡有民族，必有民族文化，而所有的民族文化，都是人類文明的一份寶貴的遺產。民族無論大小，能夠存在下來的，都有其不凡的曆史，而越是弱小的民族，它們能在人類曆史的大江大浪中存在下來，更說明它們具有超凡的文化品性和文明魅力。
民族文化的存在和發展，又必須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相互學習。因此，人類文明史其實也就是一部民族文化的交流史、碰撞史、融通史和共鳴史。然而，在同曆史的交往中，又有許多衝殺、掠奪和侵略，而這些衝殺、掠奪和侵略，也給人類曆史留下了大量的遺憾和沉痛的教訓。而民族文化的興旺，正是接受了兩方麵的培養和砥礪而成熟起來的，它不但需要水的滋養，而且需要火的洗禮。
時至今日，世界上沒有所謂純而又純的民族，也沒有純而又純的民族文化。維護民族的純潔性，雖然是一句曾經時髦的觀點，但它隻能在適當的意義上使用才有益處。不管哪一種文化，總是開放的好。開放的文化會有更強大的生命力，也會有更傑出的創造力。
以中國和日本文化為例。中國文化的長處在於民族關係的寬容性，它的短處在於文化態度的封閉性。中國是一個最能寬厚待人的民族，任何一個民族隻要來到中國這塊土壤，很快就會得到中華民族的承認和認同。世界上到處遷移的民族，如猶太人和吉普賽人，他們無論走到哪裏，都有著自己民族的鮮明標記，唯有進入中國，這些標記就不那麼緊要了。中國可以說是世界上極少數未曾迫害過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民族，雖然中國曆史上也有許多民族紛爭，但論其主流，都是以和為尚，以共存為尚，以相互認同和融通為曆史方向。南北朝時代，也曾有匈奴、鮮卑、羯、狄、羌進入中原，所謂五胡亂華。然而，到了大唐王朝，這些民族的標記已然開始模糊。唐宋以降，昔日五胡安在哉?五胡肯定不曾滅亡，他們經過幾百年的衝突與溝通，其中一部分，實際上已經成為構成中原文化的有機因素。正因為中國人有這樣的特點，所以中國雖然是一個漢族人口占90％以上人口的國家，卻不是一個大漢族主義國家。中國各民族又統稱中華民族，以中華民族作為中國各民族的代表性稱渭，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
日本的情況和中國不同。日本在種族傳統上，是非常注重純潔的民族，直到今天，他們中的許多人，依然認為大和民族同種同源。日本在民族關係上是保守的，而在文化形態上卻是開放的。中華民族的優點，正是日本民族的缺點，而日本民族的優點，有些確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不足。日本人雖然在種族成分上十分保守，而在吸收外來文化方麵，卻極有智慧。日本曆史文化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日本並不以此為恥，反而以此為榮，並且他們對此絕不羞羞答答，而是坦然直言日本文化“文源於唐”——這正是日本文化的高妙之處。近代以後，日本文化又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態度同樣落落大方。而且一旦見到外國文化中先進的內容，拚命學習，夜以繼日，一時一刻也不敢馬虎，不敢放鬆。有人說日本是一個最有危機感的民族，又是一個極為善於模仿的民族。因為它有危機感，所以才肯於向別人學習，因為它善於模仿，所以他們接受外來文化才具有實效性。應該說，日本還是一個特別善於創造的民族，不過他們的創造方式，與西方人和中國人有所不同，他們常常是在仿造中予以創造，從而，內外結合，創造出不失日本民族風格又涵容了外來文化優點的日本式作品。
民族文化作為一種曆史形態，短時間內絕不會消亡，而且還會在人類未來文明中發揮更好的作用。隻是曆史的經驗證明，唯有開放的民族文化，才是具有創造力的文化，唯有日益走向文明的民族文化，才是長盛不衰的文化。所謂文明的民族文化，即合乎現代文明要求的，睦鄰的、平等對待他族、樂於幫助別人又善於向別人學習的民族文化。唯其如此，才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大幸與共幸。
（4）以國家為群體特色的文化類型，如中國文化、俄羅斯文化、印度文化、美國文化、巴西文化等
國家文化與民族文化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文化關係，但二者又不是同一的。一個國家可以有多種民族，一個民族也可以分為多個國家。一族一國的形式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日本可算是一個，但現代的日本人，已經有很多移民走向世界各地，日本血統的藤森先生還成為秘魯一位很有個性和才華的總統。日本商人更是遍布四方，一些人加入了外國國籍，並且成為入籍國家的有生力量。
國家文化是一種強力文化，因為國家本身就是強力性組織。而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最為密切的社會關係，也是利害攸關的社會關係。所以中國人有句古話，叫作“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昌盛則人民幸福，國家敗壞，則人民苦難。而國家作為與公民生活最為密切的政權組織形式，自然會形成超出民族的文化之外的國家文化。歐洲一些國家，同族同派，但因為國別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品性。法國人的浪漫主義，英國人的務實精神，德國人的集團作風，可以說各有極其鮮明的文化風格。俄羅斯雖是多民族國家，但俄羅斯作為一個統一國家而形成的文化個性，在世界上也是非常著名而且具有極大影響力的。
講到國家文化自然會聯想到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在曆史上曾經發揮過巨大作用，愛國主義精神，作為一種文化精神，至今也沒有過時，而且永遠都會享有特殊的曆史文化地位。但是應該看到，愛國主義不能等同於民族主義或者國家至上主義。國家與國家的交往，正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樣，都需要平等相待，如果你想用你的愛國主義打擊別人的愛國主義，其結果必定是既傷害了別人，也傷害了自己。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正如人的十個手指，咬咬哪個心都疼。換句話說，唯有平等待人，才是真的愛己，損人利己，必定環境己不利，弄得不好，不唯損人不成，反而害己不淺。
曆史的發展方向，有走向人類大同的明顯趨向。而且未來的人類一定會走向大同，而國家作為一種曆史文化，也一定會消亡。雖然現在還不是談論國家消亡的曆史時刻，但具有國際眼光的文化形態，顯然比之傳統的國家文化更具現代化品德和魅力。
（5）以不同宗教形態區分文化類型，如伊斯蘭文化、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等
宗教文化的類型很多，因為世界上宗教本來就很多，加上不同的教派，其類型更多。有人認為中國的儒家也應該列為一種，這其實是不準確的。中國的儒學確實在中國曆史上曾起過某些宗教性的作用，但儒學本質上是世俗性的，而任何宗教都無一例外地要排斥或超越世俗性，將儒學列入教派，依據不足。
宗教文化在人類文明史上起過極為重大的又極為特殊的作用。在西方，基督教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在中東和東南亞其他一些地方，伊斯蘭的影響更是強大無比。至於佛教、道教、印度教等宗教的影響，雖然比不上上述兩教的強力作用，但同樣有過輝煌的曆史，同樣對人類文明有過非凡的貢獻。
宗教文化內容極為豐富，而它對世俗社會的影響同樣不是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完整的。無論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是其他宗教，對人們的生活習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建築、工藝、文學、藝術、教育，乃至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影響，都是不可低估的。進入近代以來，西方實行政教分開，宗教不再參與世俗行政生活，但它的影響依然是十分久遠綿長而且具有特殊含義的。可以這樣說，凡打算了解西方文化的人，如果不了解基督教，準是一個失誤；打算了解中東文化的人，不了解伊斯蘭教，則根本無法入門，門且不入，後事何談?而立誌了解中國文化的，不了解儒學固然會出笑話，不了解佛教與道教，同樣難以入門。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可謂麵麵俱到。如讀《紅樓夢》，不了解佛學，能真正讀懂嗎?而讀不懂《紅樓夢》的，恐怕很難真知中國人。道教也是如此，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道教的風格還更合中間傳統文化的品性。而且中國人偏有一種本領，是能將儒、道、佛結合為一體，使之相互輝映、相得益彰，這樣的文化取向，正顯示出中國文化的獨特風采。
對於宗教文化，正如對待社會信仰一樣，一要自由，二要寬容。自由是指信教與不信教，悉聽尊便，信彼教或信此教，同樣不受幹涉。寬容是指對別人的信仰持寬容態度，你不信盡管不信，但你不應該因此鄙視信教的人。尊重別人或別族的宗教信仰，代表的乃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文明水準。因為歧視別人的信仰，就是侵犯人家的人格與尊嚴，而歧視別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在一定條件下，差不多就是對人家整個民族或國家的冒犯。
宗教文化作為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力量，應該享受文明社會應有的一切權利，也應有文明社會必有的一切義務。宗教文化作為一種曆史遺產，則現代人尤有對其開發、研究和借鑒的曆史責任。重任在肩，大幸也與。
（6）以社會價值取向區分，可分為世俗文化和教會文化
世俗文化並非排斥宗教，宗教文化並非不要世俗生活，但二者確有重要區別。
教會文化可以中世紀基督教文化作為代表。那麼它的定義，就是教會權力高於一切。人人都須信教，而且隻能信基督教。出生時，要請神職人員給孩子作洗禮，否則不能取得社會人資格，去世時又要請神父舉行懺悔儀式，否則靈魂不能升天。連皇帝加冕也要請教會領袖主持，否則這皇位的正統性就受到質疑。教會文化在曆史上有過重要作用，但也曾產生很大的負麵效應。所以西方近代革命，首先從宗教改革開始，而西方近代文化的興起，也以政教分開作為其重要的曆史標誌。
世俗文化可以中國或日本文化為代表。日本人信教的人很多，我們看一些有關日本信徒的資料，有時不免莫名其妙，因為他們信教的人數常常大大超過日本人口總數。比如日本有一億人口，他的信教人數竟能達到一億五千萬之多。究其原因，就是日本人中常常有一人多教的現象。日本教，他信；佛教，他也信；基督教，他還信。於是一個信徒，便被統計了三次。唯其如此，日本文化才屬於世俗文化，而不屬於教會文化。中國也是這樣。中國的信徒，很多人對於教義並不關心，他關心的隻是家庭幸福，子息繁盛。為了生兒子，他可以去拜佛，也可以去求道，還可以進教堂。隻要誰能滿足或者他相信誰能滿足他的要求，他便去拜。道教重生，向道教求子還說得過去，佛教四大皆空，認為生、老、病、死，皆為苦難，向佛教求子，不免滑稽。但在中國一般香客心中，這些教義，對他並不起什麼約束作用。也唯其如此，中國固然可以容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形式，但本質上依然屬於世俗國家。
研究世俗文化和教會文化，有利於人們對自己曆史的認識，也有利於開放視野和解悟人生。
（7）以組織管理形態劃分，可區分為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即一元文化，天下萬物，皇帝獨尊。皇帝的權威是絕對的，不容置疑的。雖然皇帝有了過錯也下“罪己詔”。但那要看本人的意願，樂意下，就下，不樂意下，就不下。而且龍顏一怒，就有可能把“罪己詔”改為“罪人詔”。中國皇帝古有納諫傳統，然而，這其實是靠不住的。皇帝高興，可以納諫，一不高興，馬上拒諫，再一生氣，就把諫者的頭顱砍掉，也實在算不得一回事。中國自秦始皇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開始，便使用一元化管理方式，這方式，曆經2000年曆史，中國雖有幾次變化，但其本旨不變。一元化管理體製，作用在於有強大的穩定力量，便於農業自然經濟的生存。缺點是很難走向民主，也很難大踏步進入工商業時代。
西方文化傳統，總以多元化形態為主。雖有獨裁，那權力不能和中國皇帝的權力相比，縱有一時帝王獨尊，不是很快被人推翻，就是被其他權力抑製。在中世紀之間，主要是被教會所抑製，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教皇淩駕於皇帝之上，但論其社會實質，依然屬於雙元性質。教會的權威主要是表現在信仰和意識形態方麵的，經濟上盤剝雖重，管製不嚴。中國古來大都市雖多，卻沒有如米蘭、佛羅倫薩這樣的商業都市，究其原因，即和東西方不同的社會管理體製有關。多元結構的缺點在於，於保障農業經濟穩定不甚有力，而實行專製的方法更容易走向極端，物極必反，依舊多元，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土壤中偏能生出近代工商文化的種子。
（8）以曆史時代劃分，可分為原始文化、奴隸製文化、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等
這種分法，大陸學者和讀者最為熟悉，以至有些研究文化形態的人，對此便不予重視，甚至認為這種分法隻屬於政治範疇，沒有多少文化價值。
但這並不正確。事實上，中國大陸學者，經幾十年努力，至少自五四運動以來近百年的努力，在曆史研究中取得很多成果，也在文化研究方麵取得很多成果。如侯外廬先生《中國思想史》，範文瀾先生《中國通史》，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書》，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都可以說是不朽之作。其中一些書的某些觀點，可能有些過時，或者有些錯誤。然而，錯誤何處不有?孔夫子的書就全對嗎?馬克思的書就沒有錯誤嗎?馬克思1872年自己為《共產黨宣言》作序，都說到宣言的某些內容過時了。那不過距離《共產黨宣言》發表剛剛24年時間。一篇偉大的宣言，發表24年，作者就說有些過時的地方，這正體現了作者人格的偉大。如果一本著作，過了五十年一百年還硬說沒有一字不正確，這樣的觀點反到讓人覺得不放心。
社會曆史其實也是一種文化史，但在過去的研究中，確有輕視某些專業如習俗、教育、科技、宗教的現象，也是事實，有些“左”的武斷觀念也無須回避，對於文化視角不很重視，也無可否認。正因為過去的研究有這些缺點，現代人才需要加倍努力。努力不是全盤否定前人成果，而是以適當的方式對過去的曆史事實予以新的詮釋。
除上述八種分類方法外，還有一些別的分類方法，如人們常常掛在口頭上的東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認真地說，東西方文化的概念是太大了些，但並非沒有必要。比如東方文化，廣義上講，它不但包括日本文化、中國文化、蒙古文化、印尼文化；而且包括印度文化、巴基斯坦文化、尼泊爾文化和阿富汗文化；甚至它還應包括伊朗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以色列文化。東方文化確是一個客觀存在，它與西方文化也有顯著的不同，隻是以這樣大的概念進行研究和對比，容易流於空疏，又難於準確地把握就是了。
對文化進行種種分類，目的在於從各個層次、各個角度對文化這個人類曆史上最複雜的大工程進行反思和評價。從而達到更真切的認識過去，更準確地把握現在，更有信心地迎接未來的研究目的。
2不同文化間的衝突、交流、傳播與融通
從邏輯上講，不同文化相碰，必定產生衝突，因為它不同嘛!從宏觀上看，人類曆史上眾多的衝突特別是劇烈的大範圍、大規模的衝突都與文化有關。或者是直接的文化衝突，或者是間接的文化衝突。漢族內部的衝突固然不少，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衝突或者更多些，或者更激烈些。春秋之始，始於平王東遷，而平王之所以東遷，直接原因是與西戎發生戰爭，其實就是中原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一次較量。周王朝戰敗，隻好東移，以此拉開春秋時代的序幕。春秋戰國時代，與北方少數民族衝突不斷，於是北方的諸侯開始修築長城。秦始皇立國，更是大修長城，雖然並沒有發生重大的戰爭，但那形勢，是不容人們掉以輕心的。否則，始皇雄才大略，何必狂修長城？漢王朝與匈奴則發生大戰，漢王朝一麵與匈奴作戰，一麵派張騫通西域。漢武帝於是名垂千古，衛青、霍去病、李廣諸將軍成為中國軍事文化史上最早一批衛國戍邊的英雄人物。魏晉時期，大亂多在中原，但與周邊少數民族也時有矛盾或衝突發生，唯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采取戰和相接以和為本的方針，成為解決民族衝突的傑出人物。諸葛亮一生功業雖多，後世英名固偉，但最為成功也最值得後人借鑒的，還是他的民族和解精神。民族衝突，至南北朝引成大場麵大付出大動蕩大融通，其功其過，史實俱在。唐人有胡氣，本身就是民族融和的產物。唐人與少數民族又有不少衝突，但有兩件事，足為後人垂範。一是文成公主與吐番成婚，一是玄奘法師西天取經。唐文化百般精彩，即使隻此兩件，亦足以令後人刮目相看。宋代的心腹大患在北邊，與遼戰、與西夏與金人戰，最後與元人戰，雖有勝兵，多是敗仗。其中的文化道理，大有學問。元代以少數民族身份進占中國，成為中華民族融通的又一段曆史。明王朝同樣處在與北方少數民族的衝突之中，又加上農民起義不斷，於是內憂外患，終於使清王朝在中原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權。可以這樣講，文化衝突，特別是與北方遊牧文化的衝突，構成中國曆史的重要脈絡，理清這個脈絡，便對中國文化有十之八九的理解。
中國文化如此，世界文化也大致如此，而且歐洲文化內部及其與東方文化的衝突，比之中國曆史上的文化衝突，更為複雜也更為劇烈。要而言之，亞曆山大東征，成為歐亞文化衝突的一次大行動；十字軍東征，又成為東西方文化衝突的一篇大文章；匈奴人曾猛烈西進，以至西方人思舊事而股栗，稱匈奴人的西征為“上帝之鞭”；成吉思汗又一次征服世界，同樣給東西方文化帶來大震蕩、大演變。
然而，上述種種衝突，不過是文化衝突的一種類型而已。人類曆史上各種不同文化的衝突，既有物質上的，又有精神上的；既有肉體上的，又有觀念上的。肉體上的衝突，痛在一時，心理上的衝突，意味深長。物質上衝突，常常是損失慘重，以至“海內虛耗，人口減半”，而精神上的得失，更是影響深遠，難於訴諸語言。
早些時北京某報紙上登了一篇論“文化衝突”的文章。文章認為文化衝突比之政治衝突和經濟衝突更為複雜，更難解決。文章寫道：“文化特征與特異若和政經特征與歧異相比較，前者比較難以用妥協的方式解決衝突，在前蘇聯，共產黨可以變成民主人士，富翁可以變成窮光蛋，赤貧可以致富。但是，俄羅斯人就是無法成為愛沙尼亞人，阿塞拜疆人也變不成亞美尼亞人。在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衝突當中，主要的問題是站在哪一邊?但是，在文化衝突當中，問題卻是‘你是什麼人’、“我們是什麼人”多半是先天已定的，無法加以改變。我們都知道，從波斯尼亞到高加索山區的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再到非洲的蘇丹，如果這個問題弄錯了，可會腦袋開花的。”
問題可真夠嚴重的，一言不合，腦袋搬家，請問，世界上還有比腦袋更珍貴的東西嗎?然而，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衝突的原因，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有信仰方麵的，也有利益方麵的，然而，內在原因與外在原因常常互為因果，而信仰原因和利益原因也是難解難分。
文化衝突的結果，有利也有弊。大體說來，以和為結果的，便是利多弊少，而以壓迫為結果的，隻能兩敗俱傷。
文化衝突又有曆史方麵的文明標誌。大體說來，古代的衝突，幾乎每有衝突，必有戰爭，雖有戰爭，終能和平。其前途，或者易時再戰，或者取得融和和認同。而時至今日，凡因民族文化而引起的武裝衝突，不問什麼原因，隻能是一場悲劇，而且凡蓄意挑起衝突者，都會成為曆史或民族的罪人。畢竟世界不同了，當今的文明衝突論，不應立論於你勝我負，甚於你死我活，而應立論於文明必在，各族共勝。文明的意義在於，它可以使衝突的雙方皆為勝者，而愚昧的表現卻是硬讓無辜的雙方都成為受害人。
當然，一個文明觀念的接受並且成為人們行為的準則，不是那麼容易的，既不是憑幾篇文章就可以解決的，又不是憑幾次準則就可以得以完善的。文明需要代價，這代價很可能是血的代價，生命的代價，種族危亡的代價。前麵引述一般西方人的見解，這見解認定文化衝突還比政治衝突更難解決。因為蘇聯就有例證，“共產黨人可以變成民主人士，”“富翁可以變成窮光蛋”，但是，“俄羅斯人卻變不成愛沙尼亞人，阿塞拜疆人也變不成亞美尼亞人。”那麼怎麼辦？隻有動手廝殺，拚個你死我活，為著文化的差異，大幹沒有“文化”的事情。廝殺當然有的，罪惡也在發生，但文化的本質力量在於，如果它不能將愚昧的行為引向文明，這文化將會失去存在的價值。不錯，從波斯尼亞到高加索，再從高加索到非洲，因為文化差異引起的衝突幾乎無所不在。可惜，這不是事情的全部，事情的全部是，阿以雙方正在走向和解；南非已經結束了種族統治，並且走上了新的複興道路；拉美國家已經極少見到因為文化差異或種族差異帶來的問題；西歐絕大多數國家並無排外情緒；而美國幹脆就是一個民族文化彙聚的多元化文化體。即使上述引文中所談到的種種令人不快的事例，在本人看來，也終將雲消霧散，而且大約並不需要太長的時間。文化衝突盡管衝突，通過衝突走向文明才是正道。
3文化模式與曆史階梯的演化
不問的文化模式相比較，有類型的區分，也有先進與落後的區分，還有文明與野蠻的區分。曆史的法則是，文明的必定取代野蠻的，先進的必定取代後進的，正義的必定戰勝非正義的，全麵發展的必定超越片麵發展的。
以遊牧文化、農業文化、工商文化為例，它們的演化必定是後者取代前者。農業文化終將取代遊牧文化，而工商文化也必然取代農業文化。如前麵所講，中國封建王國，雖屢屢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甚至為北方遊牧民族所滅亡，但是，王朝雖滅，文化不滅，很快就以自己的文化優勢同化了入侵者。南北朝時，北朝雖是勝者，又是敗者。元人滅宋，元人雖是勝者，也是敗者。清人滅明，結局同樣如此。於是有人說，中國儒家文化有一種魔力，任你什麼人一旦進入儒學文化圈，不管你是千軍萬馬而來，還是鐵打金剛而來。千軍萬馬而來，也讓你化劍為犁；鐵打金剛而來，也讓你金剛化佛。其實，這說法並不全麵，中國傳統文化能夠消融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因為處在文化的優勢位置上。一旦失去這種優勢，則同化雲雲，皆成笑柄。比如麵對工商文化的衝擊，舊的儒學傳統就有點招架不住。於是區區幾千個兵馬就將一個偌大的大清王朝打得落花流水，不可一世的太後老佛爺也隻剩下沒命向西奔逃的份兒。
文化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化，乃是曆史的必然，任是什麼力量也擋不住。比如現代中國一定要實行市場經濟，這不是個意願問題，也不僅是個決策問題，而是曆史趨勢，非它則無路可走。盡管主張價值規律的人幾十年受壓抑，主張市場經濟的人，長期沒有發言權，然而，曆史是人世間一切裁判者中的最後裁決者。曆史證明，在現階段，唯有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
舊的文化形態必定讓位於新的文化形態，這不是說，舊的傳統就必將灰飛煙火，甚至連一點影子全無。實際上，傳統文化固然會消亡，而文化傳統卻絕對會存在下去。正如奧古斯丁必須恭讀《聖經》，馬丁?路德?金同樣恭讀《聖經》，裏根總統也還在恭讀《聖經》。雖然各位的讀法不同，但從中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傳統的影響力有多麼深遠，多麼巨大。
如前所言，中國北方的遊牧文化，一入中原，都會很快融入中國漢文化之中，但融入不等於消亡，即使在表層形態上已經消亡，而在深層結構中已然產生影響，這些影響將長久地發揮著它特有的作用。
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還會將先進的內容自覺不自覺地傳播開去，最著名的例子，則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經由阿拉伯世界傳向歐洲，從而對歐洲的文藝複興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最小的例子，則是成吉思汗軍隊中發明的涮羊肉，已經成為現代中國飲食文化中的一大景觀。涮羊肉與四大發明比起來實在是一碟小菜，提都提不起來的，然而，不要說全國，僅僅是北京，假如沒了涮羊肉這道風景，人們的遺憾亦未知幾何哉?
蒙古鐵騎消滅了，但有涮羊肉在，讓我們感謝成吉思汗在天之靈。
（三）共鳴論——幾隻鳥兒合唱才算共鳴?
共鳴論作為一種思維方法，不過屬於文化研究而已，但在大文化意義上顯示尤為重要。
共鳴的前題是爭鳴。共鳴不是百鳥寂靜，隻剩一個聲音。一個聲音還有什麼共鳴?作為文化繁榮，其實是聲音越多越好。不怕七嘴八舌，不怕你爭我吵，不怕挖苦諷刺，不怕哇哇怪叫。好像京劇臉譜，真是愈幹奇百怪，愈嬌媚多姿。又像考古發現，越是稀有或從來未聞未見的文物，這文物就越有價值。北京周口店發現了猿人頭蓋骨，產生的轟動效應可說前所未有。陝西發現兵馬俑，同樣轟動世界。文物如此，理論如此，文化更是如此。越是文化發達的時代，不同見解愈能表現得充分。先秦就有諸子百家之爭，可以說家家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如果隻有一家，那麼，先秦文化的光輝就要大打折扣。唐宋八大家，八家散文，八種風格，因為風格各異，所以異彩紛呈。宋明理學有理學、心學之別，理學心學，各有千秋，如果去掉其中一個，則宋明理學一定受到大傷害。明清小說可謂汗牛充棟，四大古典名著，更是扛鼎之作，缺少其中的哪一部，都是無可挽救的巨大損失。五四運動中的文化人物中，能人多，豪傑之士多，爭論也多，但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給後人留下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最著名的人物，當然首推陳、胡、魯。這三位真是一個也少不得也。莫說陳、胡、魯，就是與他們絕不同流的王國維、辜鴻銘和嚴複先生一樣一個也少不得也。沒有王國維先生，哪裏去讀《元代戲曲史》?沒有辜鴻銘，哪裏去看《中國人的精神》?沒有嚴複先生，怎麼看到那樣精彩的《天演論》譯文。也許有人會說，什麼共鳴論，隻講共鳴，就沒有是非了。是非當然也是有的，但理論文化的特殊品性在於，它們可以超越是非表達自己的價值。何況，是者並非全是，非者亦並非全非。即使是全非，不入文化流的，留一份下來，也自有它的益處存在。比如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西方人將其列入對世界影響最大的16本書之中。這書可說一派胡言，全無價值，然而，如果將其銷毀到一本也不剩的程度，當後人要翻一翻這本反麵教材，從而更真切地體會其曆史誤區的原因時，是不是少了一件很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何況，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文化作品或文化遺產，它們的意義常常並不限於其物體本身。比如我們現在如能發現薑太公釣魚的魚杆，或者發現殷紂王使用的菜單——如果那時有菜單的話，或者樊噲老兄賣狗肉的筐子，或者西施姑娘大便的馬桶，這些東西在當時當真一分不值，但在今天都將成為無價之寶。而理論的特別意義在於，很多當時並不受歡迎或得不到認可的東西，也許幾十年後，或者經過更長的時間，就會產生莫大的社會作用。
共鳴論主張不同文化間的互補作用。而文化互補，原本也可以算作一條曆史的定律。如果說，昔日的中國人對此還沒有深刻的體悟，現代中國人一定對此有許多共識。可以這樣說，當今世界，就是一個文化互補的世界，不過因為西方社會更發達些，西方文化進入東方國家的數量更大，影響也更多些。以人的日常生活論，因為飲食互補，所以才有肯德基與“榮華雞”的大戰。戰固然戰，並非加上政治因素，如當年抵製日貨一般，而是用自己的“雞”衝殺對方的“基”，公平競爭，看誰更討“上帝”喜歡。住房互補，中國人才喜歡上了單元樓、摩天大廈和花園別墅。音樂互補，人們才不但能聽到《十麵埋伏》，還能聽《英雄交響曲》；不但能聽到《二泉映月》，還能聽到《藍色多瑙河》。文學互補，中國人才能讀到巴爾紮克，讀到托爾斯泰，讀到卡夫卡，讀到馬爾克斯，讀到川端康成，如此等等。這樣的事例幾乎舉不勝舉，肯定舉不勝舉。當然，中國的文化進入西方的還不多，不多是因為我們實力不夠。實力不行怎麼辦?橫下一條心，使中國富裕起來，強大起來。也讓世界各國人民能夠分享中國文化的幸福，也讓他們吃中國菜，住中國園林，聽中國音樂，看中國電影，敬重王實甫，佩服曹雪芹。
共鳴必須互補，因為你有高音，沒有低音，就難於共鳴。沒有怎麼辦?把別人的低音“拿”來，於是成為共鳴可矣。文化互補，是一個曆史潮流，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有缺便有需要，需要才是機會。而現代文化最是精靈無比，哪裏有機會，是一定不會放掉的。於是先進的文化，有用的文化，短缺的文化便天使一般，從這裏飛向那裏，令一切需要生存和發展的地方，如情男愛女，好事得成。
共鳴的最佳方式總是協調，而它的結構方式則是均衡。均衡與衝突也是一對矛盾，一般地講，改革和變異是非均衡性的，而效應和發展則是均衡的。隻講衝突，不講均衡，則文化不能形成一定的規範，而沒有規範的文化，縱然是先進的文化，也一定不是成熟的文明。任何結構形態都將走向均衡，否則必會走向滅亡，而任何文化衝突，同樣應走向均衡，否則會走向新的對抗。但是過去的某些思維方式，總認為均衡是相對的，非均衡則是絕對的。其實均衡代表的是發展和繁榮，所謂相對，往往並不證明文化均衡的暫時性，相反，總是均衡的時間愈久，則文明的成就越大，影響也愈大。中國的戰國時代，社會文明處在非均衡狀態，雖有秦始皇千功偉業，文化成就不很突出。漢代的“文景之治”以及漢武帝時代文化進入均衡態，成就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強大的文明帝國，在人類曆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業績。均衡或者不如非均衡來得轟轟烈烈，卻比非均衡時代來得紮紮實實。非均衡狀態，可以有無數種表現形態，而均衡狀態則隻有一種表現形式。不均衡的形態，如棱形、倒三角形、新月形、半圓形，都是不均衡的。這些形態的演化結果，如不走向均衡，永難走向繁榮。
人類文明產生衝突，目的是為了昌盛、和諧與繁榮。
共鳴論的主體表現，在於以最大的熱情和智慧學習和借鑒他人的長處。生活方式、消費方式自然也要借鑒，更重要的還是學習人家的科學和文明。科學與文明本是人類共有的財富，既是共有的財富，就該盡快拿來，以為我用。如果眼睜睜看著別人的聯合收割機在田野上奔馳，而自己偏用大钁頭不可；看著別人的波音747在天空翱翔，我們就硬坐牛車，甚至非安步當車不可；看著別人的電腦在百無忌憚地滿世界聯網，而自己不用毛筆就寫不出字來；看著別人的核電照亮萬裏大地，自己不點蠟燭就不舒心。這樣的人，若非成心和自己過不去，準是傻了。
（四）閾值論——價值多少反複看
閾者，門限也，門限太高，影響賓客入室，門限太低，又會失去存在價值。閾值也者，最佳效果之謂也。
所謂最佳效果也可能隻是一種理想，而不是一種現實。但即使隻是一種理想，有理想也比沒有理想要好。理想代表的是一種追求，唯有肯於追求，且有追求目標的人，才能取得更多突破的希望。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如此，一個國家如此，一種文化也是如此。因為有理想，才要不斷進取，才要精益求精。曹雪芹若沒有理想，為什麼一部《紅樓夢》要“披閱十年，刪改五次”。如果沒有理想作動力，哥德巴赫猜想為什麼猜了還要又猜，猜到1+2，還要攀登1+1。如果沒有理想，為什麼人類既已登上月球，還要向更遙遠的太空進行新的探索和進行新的嚐試。亞裏士多德說，人與動物不同，因為人會笑。笑是勝利者的表現，動物界中不乏勝利者，然而，它們隻有勝利的事實，而沒有勝利的理想，所以它們不笑，它們不存在笑的動機，結果它們也就不會笑了。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有思想，人能預見未來，人為未來的某種目標而奮鬥。唯其如此，人類才能有如此輝煌的文化創造，人類文化才有如此誘人的光彩和魅力。
所謂最佳效果，也可能不僅是一種理想，而且是一種現實。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絕對的優異，即不存在最好的，卻存在相對的優異，即存在最適宜的，而最適宜的，其實也就是最好的。以食品為例，天底下究竟哪種食品最好?這問題怕是沒有統一答案的。若說最昂貴的就是最好，與事實又不合。山珍海味雖好，僅靠山珍海味不能養活一個民族，更不能養活一個國家。五穀六畜固然隻是飲食中最一般的需要，沒有它，人就無法生存。然而隻有五穀六畜，卻又有些幹淡乏味。或者應該說，最好的食品還是人們最需要的食品。於是這食品的好壞，就該因人而異。世間一切事物中，唯有最切合需要的，才是最有價值的。君不聞情人眼裏出西施乎?西施這樣的美麗姑娘，真是千古少有。哪裏是尋常人家可以娶得、戀得，甚至思得、見得的?然而隻消是你真心所愛的人，她（他）自有讓你動心之所在。就算是無緣再見，一樣可以激發你的荷爾蒙，一樣使你心旌動搖，一樣讓你寢食不安，輾轉反側，一樣令你目光灼灼，大放異彩。你不要說，什麼醜姐，看一眼都吃飯不香，看一眼都吃飯不香是因為你不愛人家，而人家也不愛你。倘若一動真情，馬上光景大變，我說此話，凡個中人等，想必皆有同感。而所謂最有價值的，所謂最佳閾值，又是一個不斷追求的過程。
可惜傳統中國人最反對“得隴望蜀”，最不喜歡“見異思遷”，最討厭“喜新厭舊”，最不高興“好大喜功”。
然而，文化的本性就是永不滿足。隴蜀本是一體，既得隴就該望蜀，不但望蜀，而且一定想方設法，要讓它“隴”、“蜀”相聯。見異思遷，也不是壞事。隻是要看這“異”的好壞，一輩子住茅草屋，甚至幾輩子，幾十輩子都住茅草屋，一旦看見花園別墅，有什麼感想?一點感想都沒有的，是麻木；無動於衷的是不思進取；馬上想著去偷幾根木頭回來的，是邪惡；硬說花園別墅不如茅草屋好的是渾蟲；幹脆將人家的花園搗毀，別墅破壞，從而感到從此天下太平的是土匪；從此立下誌願，也造花園，也住別墅的才是正道理。不但見異思遷，還要喜新厭舊。舊情人，厭棄不好，但真的厭了，又何必強求。對舊事物，則無疑是厭棄的好，而且早厭早好，晚厭晚好，不厭不好。哪些是舊事物?男尊女卑就是舊事物；論資排輩就是舊事物；講吃講喝講麵子就是舊事物，不講衛生還說不幹不淨吃了沒病就是舊事物；北京的數不清的危舊房屋就是舊事物；生兒育女不問科學隻管為生兒子而奮鬥就是舊事物；靠山吃山，隻顧亂吃不講養山育山的就是舊事物；當官能上不能下就是舊事物；隻講等級不講不平就是舊事物；封閉慣了，一開放就有點頭昏眼花，於是一頓大罵便是舊事物。舊事不除，新事安在?喜新厭舊，正對其時。好大喜功，則要具體分析，沒有科學根據，隻顧亂點鴛鴦譜，當然不好。但人類文明就是要不斷取得新成就，大成就。最好是取得前所未有的空前大成就，那才好哩!比如諾貝爾獎金，有人說公平，有人說不公平，事實上也確有發得不準確，甚而至於將謬誤當成真理的時候。然而，從諾貝爾先生的本意而論，以諾貝爾獎金的主旨而論，以它的影響和實際效應而論，它獎勵的絕大多數無疑都是最有創造性價值的作品和人。與諾貝爾十分不同卻有些殊途同歸的是“吉尼斯世界大全”。諾貝爾是雅中之雅，吉尼斯是俗中之俗。雖是俗中之俗，卻絕對要求創新，唯有超過所有紀錄的才能進此大全。你的好，我的更好；你的大，我的更大；你令人喜歡，我更令人喜歡；你有勁，我更有勁。
當然，尋求最佳閾值，需要科學作支撐。
如何以科學作支撐?
一是狂想，一是實證。
科學不是思想僵化，不是謹小慎微，不是不敢冒一丁點兒風險，不是在大樹下乘涼都怕被樹葉打破了頭。科學與狂想並不矛盾，且狂想亦包括幻想、假想、暢想、聯想甚至夢想。
你不要說，科學與幻想有什麼關係?幻想常常是科學的酵母。
你也不要說，科學與假想有什麼關係?假想常常是科學的先聲。
你更不要說，科學與聯想有什麼關係?聯想常常是科學的兄弟。
縱然如是，那麼，科學與夢想又有什麼關係?難道科學還需要作夢嗎?
不錯，科學有時確實需要作夢。要知道歐洲人相當一部分科學發明就是在夢中得到的啟發，就像中國某些詩人需要從夢中得到靈感一樣。
一麵要狂想，一麵要實證。狂想是取得最佳閾值的開始，實證是對最佳閾值的唯一有效的檢驗。
自然，尋找最佳閥值，需要因文而異，因人而作，因勢而宜，因情而歌。
因文而異，就是根據不同的文化傳統尋找不同的發展模式。
德國人有團隊精神，德國現代化進程就抓住這個精神予以發揚光大，且在新的社會行為中賦予其新的作用。比如德國的企業文化，就和英國、法國、美國的不一樣。而德國的足球，同樣最為重視整體效益，德國的球星也許不是最拔尖的，而德國的足球成績卻是出類拔萃的。如果你偏要讓德國人與自己的傳統作對，就不打整體性足球，非學巴西式藝術性足球不可，德國足球還能取得那樣輝煌的成就嗎?同樣道理，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中最要緊的一點，即忠於自己的主人，為著主人不惜殉身。所以日本企業的成功，不僅得益於個人主義，而且得益於群體精神。日本企業想方設法要給職工創造家庭的氣氛，同時也要求在業職工以廠為家。日本有名的“U”字形銷售法，很典型地體現了他們的這種文化傳統和智慧。所謂“U”字形銷售法，即買方訂購商品量小些，價格會高些——這是市場之常情，而對方訂購數量大時，價格會低些——這同樣是市場之常情，但是，如果對方訂購數量特大時，“U”字出現了，它的價格不再由高向低下降，而是像“U”字一樣，開始由“U”字的底部向上攀升——這可就不是貿易之常情了。雖然不是市場之常情，卻合於日本人之情理。他們的理由，如果你訂購數量過大，把未來的銷售市場都占去了一部分，那麼，我的企業將來會遭到困難。而企業的困難即是從業人員的困難——但我不會因為困難而裁減職工。那麼怎麼辦?你的訂貨太多，就隻好讓你多掏錢了。這方法大約隻有日本人能想得出來，而且如此理直氣壯。中國人、美國人或英國人無論如何是不會想到這主意的。而中國是既重視實際又重視麵子的民族，中國的企業管理者，不但要會講“理”，還要會講“禮”。假使你隻合其“理”而不和其“禮”，那麼，你的同事，你的部下，你那裏的從業人員，就會弄得沒麵子，使企業職工感到沒麵子的企業，即使能取得成功，這成功一定不會長久。須知傷了中國人的麵子，中國人對付你的智慧也許是層出不窮的，而且往往麵帶微笑，最後讓你連北都找不到。
因人而作，就是在新舊交替，東西交彙的曆史時期，善於尋找最佳組合。
尋找最佳組合說著容易，實則困難，而且非常困難。現代藝術、現代體育、現代軍事、現代管理，中心問題常常是協調問題。因為協調不好，可能前功盡棄。而所謂協調，它在對象意義上，就是組合方式問題。
大文化的發展尤其講究組合。隻講傳統，無須組合，既講發展，就出現新的組合；隻有一類文化，無須組合，兩種文化一旦相遇，又有組合要求。沒有好的組合，必成壞的碰撞，雖然碰撞的結果依然會達到組合目的，但造成的損失已經難於挽回了。“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
文化組合不容易，因為它需要內在認同，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相加而已。早在19世紀，張之洞就提出過“中體西用”的觀點，但那辦法看來並不成功。中體即中國文化，西用即西方的科學技術。張之洞是一片好心，他的說法雖不無道理，但用孔夫子的思想去造原子彈，是無法成功的。何況說，聖賢本人原本對科學技術這類雕蟲小技沒多少興致，甚至滿腹牢騷。組合不是數學，一加一等於二。一加一固然等於二，一個牛頭加一個驢尾可就成了非驢非馬。西方人中，美國顯然是最擅長組合的國家，因為連美利堅合眾國都帶有最佳組合的性質。東方人中，日本人可算是最擅長組合的民族，他們能把西方最先進的玩藝輕而易舉地就接受過來，但又不失日本傳統文化的特色。中國人是世人公認的最聰明的民族，在文化組合方麵理應不後於人。[HJ]
因勢而宜，就是在固有傳統中尋找新的發展優勢。
首先，要確信任何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發展優勢，不論這文化屬於哪個範疇，也不論這文化屬於哪一個國家，更不論這國家是大是小，它的曆史是長是短，它的昨天是弱是強。
歐洲曆史統一時少，分治時多。雖然現在一心一意為建立統一的歐洲作了許多工作，也取得不小進展，但真正有效的組織單位，還是國家。歐洲國家情況複雜，但大都能因勢而治，找到適合於自己國勢和文化傳統的有效的辦法。荷蘭麵積很小，不過36000平方公裏，荷蘭又是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產品的國家，但荷蘭人的智慧在於，不違背傳統，又適應現代經濟的要求，就在農業方麵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路來。這包括圍海造田——土地缺少，不妨製造；提高農業產量——以質量取勝；發展多種經營——以品種取得價格優勢。不要說別的，單說荷蘭的花卉，就世界馳名，它的鬱金香，不但世界馳名，還在萬裏之遙的中國大陸找到新家。
因勢而宜，就是在自己的傳統文化中，根據自己的特點，找出發展優勢。張翼德擅長丈八長矛，燕小乙擅使八寸小弩，羅成擅用五鉤神飛亮銀槍，李元霸擅舞擂鼓翁金錘，鼓上蚤時遷十八般武藝樣樣不擅，隻會用一把掘洞掏牆的鐵片刀。這些人物與他的武器的搭配，可謂十分恰當，因搭配的十分恰當而使他們個個如虎添翼。如果你認為，既然是英雄豪傑，就該樣樣精通，於是將他們各自使用的武器來個大輪換，讓張飛使鐵片刀，讓燕青使丈八長矛，讓羅成使擂鼓翁金錘，讓李元霸使八寸小弩，讓時遷使五鉤神飛亮銀槍，你想想會是什麼結果?不說別的，未有開戰，先得把張飛急死，燕青恨死，羅成累死，李元霸氣死，時遷笑死。當然，時代不同了，舉這些例子好像已經沒有多少現實價值。現代軍人還有使用冷兵器作戰的嗎?雖然時代不同了，但特色依然存在，倘若上述幾位參加現代體育運動，就該請張飛練標槍，燕青練射擊，李元霸練舉重，時遷練跳高，羅成練花樣滑冰。
因情而歌，就是在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轉變過程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
風格是成熟的標誌，沒有風格的東西，無論這東西多麼新奇寶貝，都不算成熟，因而價值必定大打折扣，其自我感覺也不會良好，其運作態勢亦不會十分暢快。
風格如人，正如平時人們常講的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但風格的取得需下一番大功夫，苦功夫，長功夫。否則，連風格都找不見，怎麼如人。傳說北京“六必居”的匾額為嚴嵩所題，嚴嵩不算一個好人，但他的字寫得真不錯。你說字如其人，這個例子不很恰當。現代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能寫出“六必居”那般水平的字的，怕連一萬個也找不出來。就是有一萬人能比得上嚴嵩的書法水平，還有十三億人不行哩，你能說，我們十三億中華兒女的風格都不如嚴嵩嗎?風格如人，不是這意思。風格如人，是說有本事，還要有風格。
風格的取得，需要付出千辛萬苦的努力，而且還要有十倍的勇氣，百倍的雄心，加上一千個韌勁，一萬個努力才能成功。齊白石衰年變法，劉海粟開使用模特之風，沒有勇氣怎麼行?你不要以為傳統中國男人三妻四妾都渾不在意，但你真讓一位漂亮出眾的女孩去為藝術獻身，他們就如喪考妣，決不寬容。一個藝術家尋找自己的風格，尚如此不易，一個民族，尋找自己的風格，顯然需要付出更多的精神。幽默點說，尋找風格，真得拿出女子美容的精神來才行。世間什麼人勇氣最大?女同胞美容的勇氣最大。這裏且模仿柏公筆意，以為例證。今日的女子，為著美容，不惜將耳朵穿之挫之；不惜將眉毛描之拔之；不惜將臉麵塗之抹之；不惜將腰圍束之係之；不惜將香靨畫之描之；不惜將頭發卷之染之；甚至不惜將胸隆之；將鼻墊之；將牙撥之；將脂肪抽之；將手拴之；將腰勒之；熱天不惜將倩體包之裹之；冷天不惜把玉身露之涼之；有時透之；有時蓋之；有時簡之；有時繁之；有時紅之；有時綠之；有時五顏六色之；有時純黑純白之；有時神之；有時物之；有時取向天之；有時似乎地之；有時令人驚之；有時令人慕之；有時令人滿心喜之；有時令人好不離之；以至將玉足纏之裹之，不惜其殘之廢之；不怕其臭之爛之；還要天天纏之，日日纏之，心要露之，意要藏之，人前羞之，人後思之；然後輕啟朱唇，暫綻香顆，巧兮倩兮，其境如何?
不論個人還是民族，唯有找到自己的風格，才能顯示出自己獨特的、魅力深厚的功力；才會打破迷關，進入佳境；才能得心應手，左右逢源。
然而，這可是一項腳踏實地，有些冷清，有些繁瑣，有些難解，且很不易見效的功課。作者繞舌如此，想來紮紮實實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發達而發憤自強的人們，自會體諒本人這一點苦心。
（五）創造論——舊日瑟琶怎樣彈
將創造引入方法論，不是因為它有多少理論價值，而是因為它重要。
創造的大敵是平庸。可惜中國文化傳統即有其保守的一麵，中國實行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又助長了平均主義，加上搞了幾十年運動，出頭的椽子先爛，不出頭的椽子也爛，運動使人體心兩傷，幾病歸一，中國的文化平庸症成為現代化事業的一個頑敵，也成為中國文化走向發達的一個痼疾。
平庸者，無所作為，無所事事，無所用心之謂也。以至於無聊無味無榮無辱，自甘庸碌，麻木不仁。甚至以無聊作有趣，以無味為有味，以不辨榮辱為大智若愚。此種文化毛病不痛徹去之，中國文化前途，實在堪虞。
但並非人人如此，近十幾年，中國人喜歡講的一句話，叫作超越自己。然而超越自己不能隻靠美好的願望，隻靠閉門造車。超越自己，要以創造性勞動作基礎。戲劇家超越自己的方式，就是排戲，一輩子不排一台新戲，不要說超越自己，連一隻鴨子也超不過去。文學家超越自己，就是寫作，而且要越寫越有味道。運動員超越自己，就是打破紀錄，打不破紀錄當然也可以使自己的心智得到強化和升華，但必須先有打破紀錄的願望才行。超越自己不能靠拔著自己的頭發升高，那是升不起來的，而是把這種超越精神予以物化，如同爬山運動，必須攀登，倘若隻是一味暇想，其態陶然，睜開眼看來，麵前依然一個舊世界。
創造論對於各種各樣的掌握管理權的人尤為重要。沒有創造，就是平庸，即所謂無功即是過。現在一些地方的領導人，作出公然承諾，如幾年不改變麵貌，就辭去所擔任的職務。且不問效果如何，單說這種態度，已經十分令人欣喜。無論企業、事業，凡不能有所作為的，就應該下台鞠躬。作為一種體製，凡已經下台鞠躬的，就不應該再同類別使用。否則，這個地方弄糟了，一紙調令，又去了別的地方，別的地方又弄糟了，再來一紙調令，事業由他糟去，好官我自為之。這樣的情形，沒有最好，如果有的，便是犯罪於中國人民。
創造論當然會因為職業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以研究和教學而言，研究是創造性勞動，研究十年，沒有一點新意思，或有些新意，無足掛齒，就該自覺脫離研究行列。否則屍位素餐，於心難忍。但我看有些研究人員，不要說十年，大半輩子也沒有多少值是一提的創造性成果，還為一個職稱而拚老命，這等情形，就和範進中舉差不多了。
研究必須有創新，教學同樣應該有新意。教學內容當然不能隨意為之，至少教學方法大有研究。作教師的，應該將最複雜的問題用最清新的語言講明白，而且使但凡可能明白的人全能聽得明白。不但聽得明白，而且聽得舒服，聽得津津有味，這才是真功夫。筆者小學時的恩師李倫先生就有這本領，雖然幾十年過去，但她對我們這些孩子的恩澤雨露，卻是點點滴滴，盡在心頭。
創造論包括創造性思維、創造性心理、創造性價值取向和創造性輿論氛圍。
單說輿論氛圍，就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但中國要走現代化道路，這氛圍一定要營造，要通過種種方式，讓人們認識到創造為榮，平庸為恥。人人想到為自己的民族文化，為自己的專業，為自己的學養，為自己的研究，為自己的生活，為自己的生命，為自己也為他人，為他人也為世界添加點新的內容。實在說，中國有十幾億人口，人是太多了，但如果有1％的人能給世界增加點新東西，中國人就很了不起。反之，中國有這麼多人，現代科技史上少有其名，諾貝爾獎金罕有其名，奧斯卡金獎不見其名，連吉尼斯大全都沒有多少記載，而依然如我們某些北京同胞那樣，隻管提籠架鳥，隻顧遊手好閑，隻會吹大牛侃大山，那就不是熱愛中國文化，而是糟塌中國文化，不要說與西方文化一爭高低，未曾較量，就先以自己的沒出息打敗了自己。
創造精神要從小培養，讓孩子們從小就有創新的強烈欲望，而這一點，牽扯的事由太多，隻能另題分解。
從規律論到創造論，既是五論，也是一論。講規律，不能脫離模式，因為模式（結構）對於認識規律有特別的幫助，又不能沒有共鳴，因為百花齊放才合乎規律，萬馬齊喑便是對規律的打擊。共鳴要講效應，最好的效應就是取得最佳閾值，而取得最佳閾值的根本方法，則是創造，且創造也是規律，沒有創造哪來規律。於是五種方法也成為一個結構，而這個結構的共鳴效應可能就是文化認識方麵的最佳閾值。
四、文化誤區種種
研究方法，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外文化；研究誤區，則是從負麵提醒人們，仿佛商品說明書中的注意事項。
誤區其實是個變量，正如人類沒有永遠的錯誤，文化也不會有不變的誤區。就作者目力所及，有如下八種文化誤區似應引起我們大陸同胞的特別注意。
（一）阿Q遺風，自我陶醉
阿Q是魯迅先生創造的一個藝術典型，但他特別形象地折射出中國人的某些劣根性。中國人喜歡陶醉，正如阿Q的喜歡陶醉，有時吃了酒會醉，有時聞到酒味就醉，有時候見酒就醉，也有時候無酒也醉。
比較美國人、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心態，知道美國人有“暴露癖”。美國的報紙，最愛揭露中國人所謂的黑暗麵，報紙上登的好消息不多，壞消息不少，不是凶殺，就是犯罪，吸毒販毒，家常便飯，而且越能引起大注意，越要大加渲染。因為他們深信“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日本人有“危機癖”，一年到頭，總是危機。日本資源少，大叫危機；人口多也叫危機；產品質量稍有下降，便成危機；孩子的體質不如從前，更是危機。日本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特別是中國獨生子女比，其實更能吃苦，但在日本人眼裏，還是有很緊迫的危機感，生怕他將來不能擔負大和民族的興旺重任。中國人有“麵子癖”，就愛聽表揚，愛聽好話，就不喜歡聽批評，最沒有耐心聽批評。有時候，一邊發動別人批評，一麵悄悄地準備好了棍子，你敢胡言亂語，我就大棒傷人。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曆史上，實在是多得不勝枚舉，以至許多過來人一想到昔日的運動生涯，便仿佛作了一場噩夢。
阿Q先生最擅長的乃是他的精神勝利法，這種精神勝利法的社會表現，就是一有點成績，馬上飄飄然，仿佛一不留神馬上肉體飛升，成了神仙。這毛病遠的不講，共和國成立幾十年來，可謂屢治屢犯。19世紀50年代，經濟剛有好轉，頭腦開始發熱。一熱就搞“大躍進”，而且好像隻要中國人想躍進，馬上就可以躍進，連土地爺爺、土地奶奶都跟著捧場，說什麼“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糧食畝產，從幾百斤到幾千斤到上萬斤，滿口胡言，白日作夢；本是病態，報上亂登；不僅如此，還一臉莊嚴。在這樣的氣氛下，連毛澤東主席這樣的智者，也不免受了蒙蔽。有一篇新聞報道《毛主席到了徐水》，文中有這樣一些段落，今日讀之，不免啼笑皆非。
毛主席問：“今年的麥子收得好嗎?”
“很好!比哪一年都強。”李江生回答。
毛主席又問，“每畝平均多少斤?”
文書閆玉如回答道：“754斤!”
毛主席笑著“啊”了一聲，讚揚地說道“不少呀!”
從這裏開始，毛主席“問了社裏的，又問全縣的”。得到的答複是“今年全縣夏秋兩季一共計劃要拿到12億斤糧食，平均每畝產2000斤”。於是毛主席說：“你們夏糧才拿到9000多萬斤糧食呢?秋糧要收11億呀!你們全縣31萬人口，怎麼能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
於是大家又為糧食想開了辦法，以至毛主席高興地說：“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這樣的奇文，現在是見不到了，但這樣的情緒卻還時隱時現。比如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於是西方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我們中國人一聽，好不高興。於是有人開始算賬，說中國自1979年改革以來，經濟增長率一直在9％以上，“按此速度推算，202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在世界經濟中將排名第三；2050年，名次前提一位，榮登第二位；2090年，躍上世界之最，‘一覽眾山小’。”
中國人真是了不得，10年後，就會成為世界第三，40年後就會成為世界第二，到20世紀末葉就成為世界第一，而且還要“一覽眾山小”。但是，這也不過是一種假設。盡管作者聲稱自己是“大膽設想，小心求證”，實際上，卻有些“剃頭挑子一頭熱”。這個世紀，世界格局究竟如何，以這種辦法推斷恐怕不行。因為既沒有考慮到歐洲統一後的情況，也沒有考慮到像巴西、印度、俄羅斯這些國家的變化前景。巴西比中國人口少得多，但年產值與中國相當。印度人口雖多，但能源使用率相當於中國的兩倍。俄羅斯雖有很多困難，但其未來前景依然未可估量。即使這些都不考慮，隻說那種認定中國可以在一個世紀內都可以保持9％左右的增長率的看法就值得商榷。事實上，經濟的增長，是有它自身的規律的，既有高速增長期，也有低速增長期。美國和日本也都曾經曆過高速增長期，但後來就慢慢降了下來。這好比人的身體增長，青少年的身體增長不是勻速的，有時候，一年可以增長10厘米，但不能總是一年增長10厘米。如果一個10歲身高120厘米的孩子，正好他這一年長了15厘米，於是他就對一位身高2米的巨人說，我將超過你，因為我還可以長10年呢!那麼10年之後，這孩子就有270厘米高了嗎?請問，這樣的增長法，可以令人佩服嗎?何況說，199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很快，通貨膨脹同樣十分嚴重，1994年通貨膨脹達到24％，1995年還達到15％，這是一件可以掉以輕心的事情嗎?
中國經濟增長很快，乃是中國人的大幸，也是世界的大幸，畢竟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1／5，1／5人口生活美好，豈不是人類的大幸之事。但是中國現在的困難還很多，經濟困難也很多，比如國有企業的虧損問題，環境汙染問題，失業人口漸增問題，以及全民素質不高，人口增長依然過快等問題，哪一個問題都不是小問題。現在北京、上海、廣州以及其他不少城市都提出要成為國際型大都市。但是據世界有關組織測定，北京、上海和廣州都已進入世界汙染最嚴重的十大城市當中。就憑這一點，進入國際型大都市就不夠資格。
我想，如果我們這些有職業有收入甚至有很好收入的人能想想這些失業職工的情況，想想他們本人，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父母和孩子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況，那麼，再作“大膽假想，小心求證”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更加小心呢?
要命的是，有時候，明明形勢並不很好，中國人還偏能來脾氣來情緒。三年困難時期，明明因為政策不對，給中國經濟帶來大麻煩，卻全國上下鬥誌昂揚，一定要批判修正主義，大罵帝國主義，說這都是他們封鎖的結果、逼債的結果。中國人人窮誌不短，一定要和他們拚到底。這樣的事情已經過去近50年了，但作者對此記憶猶新。但願我們青年一代不至於再犯那樣的左派幼稚病，正所謂“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以阿Q精神研究文化，議論天下文化大勢，必然得出中國文化一切都好，外國文化沒啥好的這樣的結論。就好像阿Q先生進了縣城，看蔥也不順眼，看蒜也不順眼，看男人也不順眼，看女人也不順眼一樣。
真正的強者，不怕言弱，不怕說自己的缺點，不怕向別人學習。
（二）崇洋媚外，自我貶低
中國人崇洋媚外情緒的表現有一種極其強烈的反感和惡感，因為中國自1840年以來，屢屢受到外國強烈的欺辱和壓迫，特別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和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幾乎每戰必敗，中國成為各資本主義強國弱肉強食的對象。中國的圓明園受毀，中國的台灣及澎湖列島被割讓，中國的東北、山東等大片領土成為殖民地，中國的香港、澳門被英、葡等老牌資本主義以租賃形式強占，中國的一些繁華街區成為洋人的租界，而有些租界上竟然掛牌直書“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從而給中國人以極大汙辱。中國與外國列強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中國人未曾侵略過任何一個地方，而總是被別人侵略，到頭來還要向人家賠款。中國人原來已經被封建主義、軍國主義壓得頭也抬不起來，還要受洋人的欺負和羞辱。中國在世界上沒有地位，別人怎麼說，中國就得怎麼辦。如此等等，使得一切有良心有誌氣有氣節有血性的中國人不能不起來以非常的方式，以生命作代價與封建主義死戰，與殖民主義死戰，與軍國主義死戰，也與一切欺負和壓榨中國人的東西進行殊死的博鬥。正因為如此，中國人不能再受別人的羞辱，中國人既然已經站起來了，就沒有什麼力量，可以讓中國人再跪下去，在任何強力麵前彎腰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