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盡管中國人在崇洋媚外這方麵特別的敏感，而總有那麼一些不爭氣的中國人，就是直不起腰，就是睜不開眼，就是一見洋人馬上兩腿發軟，不知不覺就要入地三尺。我曾去過美國駐華使館，見過等著辦簽證的人們。在那裏，中國人的尊嚴，頗難感受：大家排隊等候，如同等待去天國的入門券，而個別給美國人作釋譯的中國小姐，其表現更比洋人還要洋人，其神態、語氣令人覺得十分可厭。更可怕可氣可笑可恨的是，在一些場合，中國人還要進行自我貶低，自我羞辱。同樣的規定，洋人一樣，國人一樣，華僑一樣，大陸公民一樣，甚至說廣東話的一樣，說普通話的一樣。這種羞辱實在是嚴重傷害了炎黃子孫的感情，使稍有中國情懷的人都會產生“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態反映。1996年8月18日，上海“百佳”又出現此類風波。其時一位華僑到“百佳”購物，進入市場時，一位保安人員向這位華僑和他女兒大喊“不準背包入內”。而在她們前麵分明就有幾位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背著遊行袋，手提編包魚貫而入，於是她們提出抗議，要求平等。保安人員回答她們說：“這是上邊的規定。”外國人可以帶包，中國人不可以帶包?這位華僑的女兒說：“這不是有意欺負中國人嗎?”於是找到上邊，該店一位徐姓先生回答說：“我們規定是外國人可以帶，中國人不可以帶。”聽到這樣的解答，這位華僑禁不住要給這家超市的經理講一點美國的知識。他說：“在美國，有少數超級市場規定不能帶包，但是，不管什麼人都一律不帶，老板如果歧視中國人或其他東方人是要犯法的，因為這是種族歧視。”不料，這位經理突然答道：“因為中國人的素質差，外國人的素質比較好。”麵對這種胡言亂語，這位名叫謝方陳的華僑隻能憤然對曰：“不管生活在世界任何地方，我永遠是中國人。我深深感到中國人是值得自豪的，並不比外國人低一等。”
這樣的事件，自然令人憤憾不已，那種以為中國人就是素質差，而外國人個個比中國人素質好，因此對中國人就該加倍嚴厲，對外國人可以放心出入的作法，毫不客氣地說，這是一種奴才性格。正像《法門寺》中的賈桂，一輩子隻會作奴才，不會作主人，忽有一天，有人請其在主人麵前小坐片刻，他都要立正聲明，小的不敢，小的站慣了。
老實說，而今的中國已經不是1940年的中國，不是1920年的中國，更不是1890年、1840年的中國了。即使是1840年的中國，中國人中還有林則徐，即使是1894年的中國，中國還有鄧世昌呢!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不但要請外國朋友來中國，請外國資本進中國，而且我們也要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但是跪著不能出國門的，爬著不能出國門的，一臉諂笑不能出國門的，就是表麵上堂堂皇皇，骨子裏卻媚氣十足也不能出國門的，即使跌跌爬爬出了國門，也隻會給炎黃子孫丟人現眼。
看待世界各國文化，要有一顆平常心，又要有一顆愛國心。因為有平常心才能持物平正，因為有愛國心，才能自愛自尊。振興中國文化，隻有依靠有平常心的中國人，隻能依靠有愛國心的中國人。如果連這麼一點起碼的標準都達不到，奢談“文化”二字，真真有辱斯文。
（三）冷戰習慣，積習難改
所謂冷戰習慣，就是用階級鬥爭的老眼光看待改革開放的新事物。結果，越看越不順眼，於是發牢騷，鬧義憤，說一些不三不四、沒邊沒沿的瘋話、傻話、大話、空話。
階級鬥爭古已有之，適逢階級鬥爭激烈的年代，當然要用階級眼光看世界，但處在經濟建設時代，則用老眼光看新問題，不但於人不利，而且於已有害。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二三十年間，幾乎年年搞運動，運動搞了又搞，整人整了又整，結果越搞運動越窮，越窮越搞運動。還要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講得農民吃不飽肚子，工人長不了工資，鄉下人破爛如故，城裏人越住越擠。而且階級鬥爭是一條大棒，打在哪裏，哪裏遭殃。像彭德懷元帥這樣的曆史偉人，也在這根大棒下成了替罪之羊，連劉少奇主席也成了這根大棒下屈死的冤魂。
用冷戰眼光看問題，很多結論，經不住推敲。比如中國的產品走向了世界，就是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而工業國家的商品進入中國，就是他們向中國傾銷洋貨。中國文化作品出了國界，就是中國人民智慧的表現，而西方大片進入中國，就變成是受了別人的文化侵略。中國人成功試驗了原子彈，就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光輝體現，美國人或者蘇聯人或者別的什麼人進行了原子彈試驗，就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狼子野心的大暴露。這樣的邏輯，雖然貌似愛國，貌似革命，卻經受不住曆史的考驗。而且也是和改革開放的大思路毫無共同之處的。如此這般，以至連張藝謀拍的幾個片子在國外得了大獎，也有人搖頭歎氣，大不高興。以為是專門在外國人麵前暴露中國人的落後麵，丟了中國人的麵子。認定咱中國有那麼多先進的偉大的東西不拍，專拍《紅高梁》、《大紅燈籠高高掛》，根本不能反映中國人的本來麵貌。
但中國人的本來麵貌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確實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中國人的本來麵貌都應該象《創業史》上寫的那樣嗎?都應該像《豔陽天》寫的那樣嗎?還是隻能如《烈火金剛》寫的那樣，或者隻能如《鐵道遊擊隊》寫的那樣?本人舉這些例子，並沒有貶低這些著作的意思，但筆者確實認為，這些著作比起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祥林嫂》，比起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比起曹禺先生的《雷雨》《原野》，比起沈從文先生的《邊城》，或者鬱達夫先生的《這樣一個弱女子》還有差距。實在說，阿Q大叔可不是什麼先進典型，祥林嫂也不是革命的樣板，祥子隻是一個被舊社會毀了的車夫，而繁漪、金子、仇虎，也沒有一個可以算是革命戰士，《邊城》寫的主要是民俗風景，選擇一個村婦也與革命無關。然而，這些大手筆寫的就是活生生的中國，他們用自己的如椽大筆寫出了中國人的性格和靈魂。張藝謀因為自己的創作，被評為世界十大導演，我認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莫大光榮。如果在各個專門領域，都能出一個張藝謀式的人物，那麼中國文化一定會在世界取得巨大的影響力。
冷戰時代，曾經給中國人帶來許多損失，至少使中國喪失了許多發展機遇。而冷戰思維，同樣給中國現代化事業帶來許多損失，而中國自己也辦了不少傻事。比如1976年唐山發生大地震，一次地震就死了24萬人，傷了16萬人。這樣巨大的損失，不但在中國十分罕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按當時的一種想法，就打心眼兒裏不願接受外國的援助。現在細想，在那樣的時刻，真是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能有一分力，便使一分力，連監獄中的犯人都出來抗震救災，為什麼唯獨外國人的援助卻不可以接受呢?有人說，中國人的災情不能給外國人看，以免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形象。地震又不是社會主義造成的，外國人看一看，怎麼就會損傷社會主義的形象呢?現在唐山大地震過去了30年了，唐山人在廢墟上又建起了一個新唐山，可喜可賀。
冷戰思維的另一個表現，就是聽不得批評，誰一批評，就是不懷好意，別有用心。自己聽不得別人批評，而又要想方設法批評別人，還是毛澤東主席講得好，我們共產黨員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隻要我們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隻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對人民有好處，就照你的辦。請細想，世界上能有無缺點的人嗎?有不犯錯誤的人嗎?連不犯錯誤的人都沒有，怎麼能有不犯錯誤的國家和社會呢?
對於別人的批評，要點不在是誰批評的，而是批評得對不對。你不要說，這批評是斯大林講的，很好，馬上照辦；是吉田茂講的，不行。你日本人侵我中華，掠我國土，殺我同胞，淫我女子，你有什麼資格批評中國人!凡批評先問哪個階級，李鼎銘就沒資格發言了；未開言先問什麼國籍，斯諾也不能專訪毛澤東主席了。然而，凡此種種，不過是文化上的狹隘觀點，行為上的小家子氣罷了。
冷戰思維一時難以斷絕，但不會有很多的土壤，畢竟中國已經走過了30多年改革開放的道路，中國人無論從哪個方麵看，都遠比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熟了。而中國文化經過了幾十年的風雨，也已經在新的意義上有了自己的根基。
改變舊式思維，需要新式思維。新式思維說得時髦一點，就是學會用世界眼光看問題；講得中國化一點，就是對任何問題都須實事求是。它是個什麼樣的問題就給它一個什麼樣的對待與闡釋。是政治問題就以政治方法對待之，是經濟問題則以經濟方法解決之，是文化問題即以文化方式應對之。比如日本政界要人尤其是政府首腦參拜靖國神社，甚至一些政客不顧曆史事實，胡言亂語，否認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和亞洲其國家人民的侵略和傷害，宣稱釣魚島是日本國土，就不能視而不見，更不能不聞不問。五四運動是怎麼發生的，就是當時的北洋政府簽署了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現在距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90多年，還有人貪我領土，辱我中華，那是絕對不能聽之任之的。領土問題，必須堅持寸土不失的嚴正立場，這才是政治領域裏的大是非，是有關中國文化命運的大考驗。唯有這樣，方能不辜負中華文明，才能在世界麵前站穩腳步。可喜的是，據東京1996年10月18日報道，日本曆史學家井上清先生依據曆史文獻，證明釣魚島確實是中國領土。對於這樣一位日本學人，我們理應表示敬重，敬重他的光明磊落，敬重他博大的胸襟。
而對於非政治性問題，沒有必要生拉硬扯，使它們政治化，特別是很多經濟方麵的矛盾和爭端，隻能依據國際通行的法律法規去解決。否則，使這些生意場上的麻煩，染上政治色彩，不但於事無補，而且後果不良。
我相信，我們中國有這個智慧完全跳出舊的思維方式，而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並且在未來的世界文化舞台上，有更多的發言權，有更多的理論建樹和文化建樹。
（四）去兵去食，死不言利
昔日，子貢向孔夫子詢問為政的方法，夫子曾有去兵去食之說，原文不長，照錄如下：
[GK2!][HTK]子貢問政，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予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夫子的這個思想對中國人影響甚遠甚深。中國文化，曆來重義而輕利，認為利是小人的事，義是君子的事。君子並不關注實利，但無義不行。所以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由此繁衍而去，在中國式的交往中，便形成無利不行，但光有利也不行；利隻是一種手段，一種表示，一種載體。中國人心目中，有遠遠高於大於重於先於利的內容。信即高於利，義又高於利，德還高於利，禮又高於利。舉凡忠、孝、節、烈、仁、義、智、信，沒有不高於利的。而這傳統，偏偏與市場經濟不合，也與現代人文景觀不合。
中國人不好言利，但好助人，助人不求回報，以為這是風格高尚。助人為樂，固然很好，無償援助，不見得很好。中國現在雖遠不富裕，但不忘援助別人，而且最喜歡無償援助。無償援助越南，援助古巴，援助阿爾巴尼亞，以及其他許多亞非國家。然而，援助的結果，卻五花八門，自然也有皆大歡喜的也有不忘舊誼的，但更令人難言的卻是以怨報德，你給我軍援，我就用這軍援打你，深深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
你堅持以德報怨，別人卻常常以怨報德，難道這僅僅證明了中國人的高尚嗎?即使能證明中國人的高尚，這樣的高尚值不值得呢?
然而，此風一開，難於收拾。其風蔓延到體育界，便演化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動機原也不錯，但真的達到友誼第一，恐怕非有實力才行。毛澤東主席引導乒乓外交，因為中國的乒乓球確實厲害，鼎盛時期，打遍天下無敵手，七個獎杯，毫不客氣，一起搬來。中國人有能力搞乒乓外交，因為中國人在乒乓球上有實力，莊則棟、李富榮等一代英傑的功勞將永垂青史。中國人為什麼不搞足球外交，因為你實力不行，連世界杯都打不進去，甚至在一些重要場合，連香港隊都踢不過，你想搞足球外交，有誰理你?
但即使強項，也不該讓球。讓球不但不合現代體育道德要求，而且在友誼二字上加了水份，這樣的友誼，經不住曆史的考驗。
現代世界，提倡公平競爭。公平競爭也是一種文化，是中國人還不習慣但必須習慣的新的文化。公平競爭，一要公平，二講競爭。不公平的競爭，就有強權或欺騙之嫌，這樣的行為縱然可以歸入文化一類，也是低等文化甚至下流文化。但公平不是花架子，還要以競爭作基礎。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看看誰跑得更快，跑得更美，跑得更有效益。在這方麵，要學會或說必須學會西方式的思維，朋友是一回事，利益是一回事，你親我吻我，我當然高興，但沒有利益，我不上鉤。中國人作生意好講交情，但交情應該在生意成功之後再講，如果一麵講交情，一麵把賠錢的事推給了朋友，這交情下麵就暗藏殺機，或者至少是於交情二字，很不得體。西方的商界，自然是在生意場上，絕不會輕易就讓利於人的。即使讓利，目的也在於贏利，如不贏利，還談什麼生意，不如幹脆名正言順，改為贈送。西方的政治家，從來在利益上是毫不含糊的，而且越是思想深刻的政治人物，對此仿佛還越有研究。馬克思?韋伯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開篇不久，就引了好幾大段美國文化之父富蘭克林先生的語錄，在他看來，這些語錄，恰恰代表了資本主義精神。這裏且摘引兩段，以資讀者品味。
富蘭克林說，“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切記，金錢具有萆生性。”“切記下麵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
富蘭克林又說：“誰若白白丟失了5先令，實際上丟失的不止5先令，而是丟失了這5先令在周轉中會帶來的所有收益，這收益到一個年輕人老了的時候會積成一大筆錢。”
富蘭克林還說：“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這老頭兒真是一個市場經濟的行家裏手，他雖然是美國建國時期的精神領袖和開國功臣，但講到利益、金錢和信用的時候，真正苦口婆心，不厭其煩。
朋友是朋友，利益是利益；政治是政治，利益是利益。因為利益可以導致政治糾紛，卻不能因為政治上一致就置利益於不顧。這正是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本人寫到這裏，恰好看到1996年10月20日《參考消息》上麵登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上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海洋漁業資源鬥爭潛伏戰爭危險”。文章認為，民主國家不會挑起戰爭的論點不見得靠得住，比如“為了魚，俄羅斯人向日本人開火，突尼斯人向意大利人開火，許多人向西班牙人開火”。而“這隻是大量捕撈的漁船同裝著糧食的海軍和海岸自衛隊的艦隻在公海發生的激烈衝突的一部分。”諸公請聽，為了幾條“小魚”，這些民主國家就不惜動用真家夥。
因為捕魚而在西方國家發生戰爭，這有點誇大其辭，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利益這件事在現代文明中具有怎樣的地位。難怪英國人有一句名言：“英國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但有永遠的利益。”
為著某種政治的或者道德的精神的原因，就將國家利益讓人，這已經成為曆史。因為國家的利益乃是人民的血汗乃至人民的生命，誰也沒有權力將人民的血汗和生命隨隨便便贈與他人。因此，作為現實的和未來的中國文化，要把保護公民合法利益、合法財產，保護國家利益和疆土，作為一項不容變通與更改的國策，從而使公民活的放心，活的踏實，也使國家利益不損，寸土不失。
為著國家、民族和公民的利益，在與外國的交往中，一克一厘都要死纏活打，不能放鬆。這不是中國人小氣，而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用歐洲人、美國人習慣的方式，與他們“玩上幾局”。實在說，中國人隻有在這種令人七竅百骸都興奮得有些咯咯作響的利益大交彙中得到充分的鍛煉，中國人才能真正在市場經濟的洪流中學會行舟，學會自救，學會遊泳。也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得到世界的承認。而古老的中國文化，唯有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得到由內到外的徹底鍛煉，才能走向更高層次的曆史文明。
但並非隻講利益，不講法則，或者見利忘義，肆無忌憚。因為市場經濟完全是法製經濟，而法製經濟的原則即公平競爭執法如一的原則。對這一點，中國人同樣有一個適應過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吸引外資，主要靠政策優惠，或者讓利於資方，或者減稅免稅，使“三資”企業與中國企業不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結果，“三資”企業輕裝上陣，還外加輸血加油，國有企業負擔沉重，還要抽血減飯。這種辦法，在當時的情況，或許大有道理，但政策不公，畢竟弊多利少。而且主要靠政策優惠吸引外資，吸引來的多數還是港、台企業或者其他類型由華僑或華人血統的人投資的企業。真正的西方大企業，僅用優惠政策是吸引不來的。首先，他們對中國式的優惠不習慣，不理解，也不放心。因為優惠政策不是一個常數，所以他們麵對優惠難免遲疑，他們耽心優惠越多，變得越快。其次，與其政策優惠，不如環境良好，這裏說的環境，主要還不是自然環境，而是諸如社會管理手段的現代化，各種規章製度的國際化，各種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和行政舉動的市場化。如果一方麵實行優惠政策，一方麵關卡特多，手續繁雜，外加官僚體製，腐敗作風，那麼，縱然你優惠再多，這些優惠都轉到上述種種黑洞中去了，要這樣的優惠實在並不值得。舉個例子講，申報一個企業，就要蓋108個圖章，要麵見56位長官，這樣的辦法，縱然有些優惠，別人怎麼敢輕易問津!
實實在在地講，中國人的曆史經曆中，固然市場經濟的經驗不多，中國文化中，固然很少有關市場經濟的直接材料，但中華民族是何等智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何等有可塑性的文化。所以，中國人雖然在改革開放中有過這樣那樣的小過失，但在吸引外資，打開國門，以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方麵希望與成功還是很大的。
（五）侏儒作風，不明大義
義有大義小義之別，利也有大利、小利之分，圖小利而丟大利就是不義。比如發展經濟重要，保護環境同等重要，為了一些經濟利益犧牲環境，不但得不償失，而且陷入不義。河南漯河的汙染，中央電視台屢有報道，雖然篇幅不長，令人觸目驚心。就是因為飲了汙染的水，癌症發病率大幅度增加，孩子身體畸形也不是個別現象，青年人不能盡當兵義務——因為身體不合格，整個居民身體狀況出現危機。這樣的情況，怎麼能允許，怎麼能不尋找根源，追究責任。而一些小造紙廠廠長，對此竟有些無動於衷，甚至振振有辭。這種局麵，實在是中國人的莫大恥辱，也是中國法製很不健全的突出表現。為著一時的利益，不惜破壞有限的資源，不惜殘害公民的健康，這在中國，絕非個別現象。至於小金礦、小煤礦、小酒廠、小煙廠、小油廠、小紙廠，更是見縫插針，有空就鑽。我在《泡沫經濟——透視中國的第三隻眼》一書中，曾經說過，小金礦、小紙廠、小酒廠、小油廠、小煤礦，給中國造成的損失，可謂金（金礦）、木（紙廠）、水（酒廠）、（火）油、土（煤礦），五小亂中華。一千多年前，曾有五胡亂華，中原雖亂，畢竟走向民族大融和，文化大發展。但五小亂中華，則不會有任何積極結果。受害的不僅是經濟，而且是民族和民族文化。解決汙染問題，是個係統工程，但最重要的還是依靠法治。近日看到北京一位老太太狀告一家工廠因汙染對她家的傷害，而且很快勝訴，廠家給了幾千元的物質賠償。幾千元錢原本不多，但這件事情，意義重大。如果人人都能以法律為武器，向造成汙染者討個公道，那麼，中國的汙染治理一定會走上健康的發展道路。作者這裏謹向這位首義治汙的老太太表示由衷的敬意，而且認為這才是北京人的一大驕傲。
見小利而忘大利，還有種種表現。比如中國的很多地區，猛養山羊，就有專家呼籲，說這種情況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危害。因為山羊乃是一種對山林草場有極大破壞性的動物。下文怎麼樣，不能確知。但近日看報，又發現一篇《中國商報》的報道：《木杆鉛筆，驕傲背後的隱憂》。驕傲背後有什麼隱憂?有木材的隱憂!世界鉛筆平均年產約100億支，而我國1995年生產鉛筆，“總量75億支，世界第一；出口40億支，世界第一；庫存15億支，也是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有什麼不好?沒什麼不好，但“製造75億支鉛筆，需要10萬立方米的木材，這還是最保守的數字”。而我國人均木材占有量隻有05立方米，發達國家的木材人均占有量則有“十幾方至幾十方立方米”，“麵對世界木材資源的日益減少，麵對人類環境的日益惡化，發達國家正退出木杆鉛筆行業。”美國、日本、德國，包括我國的台灣均在改變生產發展方式或實行減產轉產，而“國際上早就將木杆鉛筆工業定為夕陽工業”。別人木材占有量是中國的幾十倍上百倍，但人家正在轉產，中國木材資源十分饋乏，還要大幹快上，以至成為三個世界第一。國際上已經把木杆鉛筆定為夕陽工業，中國人還在夕陽西照下辛勤努力。是中國人傻了嗎?是中國人不懂得1+1=2了嗎?非也，不過是因為有些外彙作釣餌，見小利而忘大義也。
一方麵講生產，講利潤，講市場，講效率，講全麵發展，一方麵還要講對人的培養，講全民素質的提高，這才是見利而不忘義，居安而能思危，見近而能知遠的良好選擇。縱觀世界現代化的經驗，無論這些國家有多大的差異性，在教育興國這一點上，則是全篇一律，誰也不能例外。然而，中國的教育堪憂。中國人的文化素質、道德素質、職業素質，科學文化素質都不很高，能把教育真的放在首位，而不是放在嘴上，而把目光看得遠一些，不是隻管算利潤，還要兼做對職工的培訓，關心職工的生活，保護他們的健康，提高他們的技術、業務水平，這才是有遠見的管理者。
一方麵講物質——講利，一方麵又要講精神——講義。隻有物質，沒有精神，如果是個人，這個人的發展是不全麵的；如果是一個城市，這個城市的發展是有重大缺陷的。無論一個人也好，一個社會也好，既需要物質生活，也需要精神生活。沒有歌聲的民族，是一個啞巴民族，而一個啞巴民族不可能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中國老百姓對此，不僅心明眼亮，而且因陋就簡，有非凡創造能力。舊時北京有天橋，天橋有“八大怪”。“八大怪”隻是八位代表，天橋的“玩藝兒”、天橋的“絕活兒”，如摔跤、武術、評書、相聲、單弦、大鼓、戲曲、雜技，都大有明星。很多人來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逛天橋，一邊逛，一邊看，一邊欣賞，從中獲得極大樂趣。本人小時候，每每家鄉來人，父母上班，就由我作向導去逛天橋。在我印象中，最能吸引他們的，一是故宮，一是天橋。故宮是皇帝的故居，他們有一種別樣的感覺。天橋是俗文化的天堂，能使他們得到快樂。過去的天橋沒有了，被“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新的天橋還在籌劃興建，但願它不失去昔日的風采和與民同樂的本色。也許有某些雅人會說，天橋是個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的地方，不但有民間藝人，而且有地痞流氓。天橋有什麼了不起?但我要說，天橋是出過侯寶林、新鳳霞的地方，是老舍先生喜歡的地方，這樣的地方，雅人不識，是因為你貌似文雅，不識大雅。
一個大都市，總要有令世人矚目的文化場所、文化設施、體育場所、體育設施。要有世界聞名的歌劇院、舞劇院，要有藏書豐富又使用率極高的圖書館，這才與大都市的身份相配。而一個小城市，一個鄉鎮，一個村落，也應該有必要的文化設施，才算發展健康，功能齊全。如果抬頭就是三級賓館，低頭也是八大飯店，睜眼也是超級商廈，閉眼也是食品大樓，那不顯得中國人太貪睡、貪吃、貪穿、太物質主義了嗎?上海這幾年興起文藝廣場，參加的人十分踴躍，而且已經成為上海的一大文化景觀。北京還沒有這樣的景觀，但北京這些年到處是街頭秧歌隊，到處是練氣功，練舞蹈、唱京戲的人群。秧歌隊鑼鼓喧天，公眾娛樂群有大有小。有時連聲音大得讓上夜班的人無法睡覺，讓靠爬格子吃飯的人大驚大歎。但是，這不能怪這些老太太、老先生，畢竟你沒有給人家提供一個像樣的不擾民的遊樂場所，雖然辦了數不清的遊樂園、健身房乃至高爾夫球場，試問諸公，這些地方是眾多收入微薄的老人進得去的嗎?
利有大小之別，義也有大小之分。區別大義、小義的標準隻有一個，就是看是不是對人民有利，對公民有利。哲人有言，世界上人是最寶貴的。凡是損害人——公民利益的，就是壞的；凡是為人——公民所不喜歡不讚成的，就是應該改進或者取締的。中國傳統文化，一切繞著皇帝打轉，為著天子坐龍座，為著皇帝坐江山，不惜犧牲千萬人的性命，不惜損害千萬人的利益，這個曆史已經為辛亥革命所否定。現在時代不同了，唯有公民才是社會的主人，唯有保障公民的利益不受任何非法侵害，才是國家的最重要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唯有保證公民的全麵發展，才是現代社會所應追求的最高目標。
人要全麵發展，社會要實現現代化。特別是如中國一樣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正是民族大義所在，文化大義所在，文明大義所在。
然而，中國的文化是太過於古老了，實現現代化談何容易，不說經濟方麵的困難，隻說文化方麵的無形障礙，就有千條萬條。最近從一張報紙上看到報道台灣出版的《北京鳥人》一書的摘要。書中說到“北京留有八旗遺風”，說到“北京人遛鳥成風”。書中記述了北京養鳥、遛鳥的種種情態：“每一次在大街小巷或者公園小徑見到誌得意滿、神氣活現的遛鳥者，你首先會驚訝他們手中做工精細、種類各異的鳥籠，”“一個人或不是以極大興趣，不花大量光陰服侍這種小玩藝，怕是不會真正成為遛鳥者的。”而老舍先生分明借書中人物曾經說過“……再挹眼看北京的文化，我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或者隻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苟且的家夥，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當一個文化熟到了稀爛的時候，人們會麻木不仁地把驚心動魄的事情與刺激放在一旁，而專注意到吃喝拉撒的小節目上去。”
作者就此議論說：“北京人還是隻顧提籠架鳥，從容自若，從不感覺已失去什麼。他們嗬護籠中心愛的小鳥，卻不知道自己成為古老京城的小鳥。”
語言深刻，充滿深情。自然，北京人並非隻是些提籠架鳥的人，但提籠架鳥的文化心態，卻常常在北京城中幽靈一般地徘徊，作為一種文化，它可能就在你家，就在我家，就在我的同輩裏，或者就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悄悄藏著。對於中國文化的未來，若沒有些大手筆、大思路、大舉措、大場麵、大辛苦、大奉獻，怕是沒有太大希望的。而今日的中國人，豈能在人類曆史剛剛出現的大希望、大機遇、大轉折、大前途麵前停下腳步，踟躕不前!中國現代化的曆史大業，就該在我們手中奠基，就該在這兩三代人身上實現。
（六）楊朱樣式，拜金主義
楊朱是中國先秦諸子的一個類型，基本特征是“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拜金主義出於西方近代，是工商文化的附著物，但它是一個異物，它的基本特征是貪婪，認為天下最重要的東西乃是金錢，金錢決定一切，那性質和上帝差不多，所以要頂禮膜拜。楊朱類型加上拜金主義，則是現代中國式金錢萬能論的惡性膨脹，給社會帶來很多危害，給人們的精神生活帶來許多汙染。
拜金主義對中國文化的傷害，如同腐蝕劑。拜金主義的表現形式極多，報刊上固然登了不少，現實生活中的表現更是比比皆是。因為金錢，舉凡人類所能想到的壞點子、壞主意，沒有不能想到的；舉凡人類能有的罪惡行為、罪惡方式，沒有做不出來的。以至同室操戈，父子成仇，圖財害命，兔子狂吃窩邊草。那些極端罪惡的方式，即使照抄照寫，作者都難於下筆。這裏，隨意檢索，可以分為八個方麵：
第一，假冒偽劣，無所不在。中國商業，本有誠實待客的傳統，但也有無商不奸的惡名聲。而這幾年，中國的假冒偽劣產品，可以說讓老百姓吃盡了苦頭，最終也使一些慣於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地區搬石砸腳，叫苦不迭。例如河北的白溝，浙江的溫州。白溝本是小地方，古來為邊塞之地，也曾戰亂，也曾荒涼，但白溝人有經商的才能。隻是前幾年，商風不正，以至惡性發作，不僅製偽成風，而且欺行霸市，終於弄得貨銷無門，有貨無市，終於在血一般的教訓麵前，開始走上經商正軌。溫州名氣更是天下皆知，然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溫州貨成了假冒偽劣商品的代名詞，許多大城市公開拒收溫州貨，這不僅打擊了溫州的歪風，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那些依靠正當手段經商的溫州人。在慘痛的教訓麵前終於使溫州人找到經商的正路，從而慢慢走出商市低穀。假冒偽劣不僅是白溝和溫州的問題，如果僅是這兩個地方的問題，他們也斷然沒有存在的依據，解決這一問題也就斷沒有如此的難度。毫不誇張地說，假冒偽劣乃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不造假不製假，不收冒牌貨，不經營劣製商品的商店，或許有，而根本沒有假冒偽劣的省、市，可以說一個也沒有。但願有哪一個省、市有第一個站出來糾正本作者的說法，說我這裏假冒偽劣一件皆無。哪個地方有了這等好事，本人願為其義務宣傳十年。假冒偽劣現在國內市場十分猖獗，而且走出國門，給中國外貿帶來巨大損失，給中國人形象帶來極壞的影響，特別是與獨聯體國家的邊貿，更是如此。造成這樣的局麵，已與文化兩字不相幹，成為中國商業文化史上醜陋的一頁。
第二，坑蒙拐騙，無所不為。如果說假冒偽劣是鑽了中國短缺的空子，那麼坑蒙拐騙則是全然的犯罪行為。坑蒙拐騙的手法之多同樣讓人瞠目結舌，防不勝防。小到街頭小騙，裝聾賣傻，大到販賣人口，走私毒品。販賣人口，則兒童也賣，婦女也賣。其手段之惡劣，聞之令人發指。其巧舌如簧，竟能將一個女研究生騙賣到某個鄉野之地。販賣人口也是罪大惡極，走私毒品同樣罪大惡極。而賣批文、賣批件，則不僅危害國家，尤其毒害社會，它使人們感到，對現實生活中的東西，已經很難信任，而這種毒瘤一樣的肮髒交易，也曾在中國的某些地方某些階層橫行一時。
第三，巧取豪奪，公然為匪。早幾年的車匪路霸，已令外出的北京人談虎色變。一些對此知情甚多的人，往往勸北京人最好不要輕易去某地某地。一些地方惡勢力，成幫結夥，或以宗族為基礎，橫行霸道，無惡不作，公然強奸婦女，公然搶奪錢財，公然私設公堂，公然打傷人打殘人打死人，成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夥。北京早些年開始裝防盜門，有人對此不以為然，以為好好的住房，弄個大鐵門出來，不但觀之不雅，而且出入不便。但看這幾年的形勢，還真是裝上防盜門的好。過去認為搶劫錢財這樣的大案，也許隻有舊社會或西方社會才會發生，但在1996年中國正實行“嚴打”之際，就有人半年之內，連續三次搶劫銀行。為了金錢，變得瘋狂，而其社會影響，又豈是“瘋狂”兩字可以概括得了的。
第四，行賄受賄，金錢開路。中國人究竟有多少人行賄，有多少人受賄，沒有見數字統計。但隻看中國各大高級賓館、飯店的大吃大喝，可以知道，行賄的人，受賄的人，一定不是個別現象。早些年王寶森、陳希同的案子出來，北京的大吃大喝之風有些好轉，於是很多飯店賓館的經營者大叫買賣不好作了。聰明的經營者立即掉轉船頭，立誓要麵向工薪階層，要為最廣大的消費者服務，口口聲聲說最廣大的消費者才是真正的上帝。壞人被捉，好人得福，至少在這件事上享受到了一點實惠。然而，對於那些靠金錢開路以贏得更多的金錢者來說，請吃幾頓生猛海鮮，宰殺幾隻野生動物，不是小菜一碟嗎?作者曾在某個地方說過，中國人不能因為自己的口福，就去殘暴野生動物。如果為了一隻熊掌，就去獵殺一隻野熊，那麼，每當這念頭一閃而過時，就該自己掌嘴三十，誰讓你饞得如此沒有出息!但是，對於那些根本沒有良心缺少人性的行賄受賄者而言，莫說殺幾隻野熊，就是親生父母可以用來賣錢，也會照賣不誤，連眉頭都不皺的。
第五，為了金錢，六親不認。中國人和西方人比，更為重視家庭，也更為孝敬父母。忠、孝是中國最重要的倫理傳統，這裏且不對這個傳統進行與本題無關的議論，但孝敬父母總不是一件壞事。然而，有了金錢萬能，就沒了孝敬父母的地方。於是兒子欺騙父親，丈夫欺騙妻子，朋友相互欺騙，甚至為了金錢出賣自己的親生骨肉。這幾年，為遺產而打架的，為存款而打架的，為生意而打架的，甚至為分贓而打架的，都令人聞之多矣，不勝煩矣，不欲聞矣，連作為談話的資料都不夠資格哩!金錢毀滅親情，不知孰得孰失!
第六，王婆推磨，無錢不行。中國現實生活，已經不止王婆推磨沒錢不行了。而且許多原本和金錢八杆子打不著的事情，沒有錢也不行了。比如你到一個陌生地方，迷了路了，向當地人請教，有時你會遭到冷遇，有時被問者還會向你出個價一你要問路，好，先交5塊錢。問路也須付錢，與傳統評書中山大王要買路錢已相去未遠。不但問路需要給錢，甚至在生命攸關的緊急時刻，沒有金錢都沒人救你。孩子落水，誰不心急，但你想求救，先拿錢來；出現車禍，萬分危急，但你想攔車救人，先拿錢來；危重病人，凶險萬分，你想找醫院救治，先拿出錢來。這樣極端的例子，固然隻是極其個別的現象。但是，這樣醜惡的行為，就是隻有一件，也會令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氣憤填膺，輾轉難眠。
第七，未談生意，先談回扣。談回扣不知起於何時，但這幾年確實情況嚴重。回扣幾乎無所不在，生意上的回扣，或許國際上也有某種通例，而以回扣作為發財的手段，則顯然超出合法收入的範圍。好比西方一些國家是通行小費的，但小費不能漫天要價，如果小費的收入超過正常經營的利潤，這小費一定不能存在。而回扣確實使一些人發了財，他們是發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財，發了老百姓的財，發了昧心財。特別是一些人命關天的行業例如醫藥業，賣藥也講回扣，買藥還要回扣，為著回扣不該進的藥也進，該進的藥反而少進或者不進，假藥反而更有市場，劣製品反而大顯威風，假李逵排擠真李逵，假悟空打跑真行者。凡此種種，什麼樣的文化能經受住這樣的腐蝕?
第八，胡亂收費，形成搶劫。據說舊北京天橋一些惡霸賣貨，名為賣貨，實際上就是以賣貨為名，以搶奪為實。一雙壞鞋，楞賣十塊大洋，你買不買，不買就講打，或者死個樣給你瞧瞧。這種惡霸嘴臉，共和國成立數年之後，確實十分罕見了。然而現在又有些死灰複燃，不但一些攤主，來了天橋惡棍式的脾氣，而且一些管理部門，也堂哉皇哉，利用職權胡亂收錢。其中最令人憤怒不已的一個現象是在公路上濫設關卡，設關卡就要收錢，不給錢就處罰。真李逵有梁山牌照，罰你還給收據，假李逵隻有兩把“大斧”，隻顧要錢，給錢完事。此風刮到機關，辦結婚證也要單收費，搞計劃生育還要多收費。中小學校同樣收費名目繁多，而且越是名牌學校，還越是獅子大張口。這些情況，不但令老百姓心寒，而且成為文明的笑柄。
拜金主義對外部文化的借鑒，則無異一碗迷魂湯。
中國古來封閉，尤其北方居民，對出國視為畏途，一回憶起當年被日本鬼子抓勞工的苦處，便禁不住淚下漣漣。連下關東都是萬般無奈的下策。中國人大孝不離父母，男兒不忘故鄉。但前些年，情況大變，出國熱度居高不下。但是，很多中國人出國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為了賺錢。所以瘋狂出國，正路能出更好，正路不通，就走歪路，或者冒險私渡，寧受“蛇頭”剝削宰割，也甘心情願。其目的，絕非為了了解西方文化，或者為了富國強民，或者為了學習先進的科學知識，或者就是為了周遊世界。這些美好的目的一個也沒有，就是為了錢。因此，很多中國人看西方，看美國，看日本，甚至看新加坡，看韓國，看來看去，隻看眼前金光閃耀，不是文化，而是金錢。很顯然，對外國的這種理解，隻是一種誤解，而由此必定引發崇洋媚外，喪失人格，甘心為奴，情願作小的惡劣風氣。
拜金主義，沒有道德。因為金錢已經占據了整個大腦，道德二字沒有地方放它。然而，道德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道德自然也是有層次的，在最基本的層麵上，不論哪個時代，都有相似的道德要求。比如不偷盜，不坑騙；比如助人為樂，克己奉公；比如人際真情，母子親情。管你什麼時代，做好事——做有益於他人的事都沒有錯，不管什麼社會——做好事做救苦救難的事都沒有錯。好的社會，好的文明，好的文化係統下，這樣的好事應成為社會風氣，不做就羞於為人，這才好呐。曾看報上有一則消息，說一外國養牛者，一條公牛突然發怒，將飼養人撞倒在地，昏迷不醒，等他醒來，卻發現他養的其他六條牛將他團團圍住，保護起來，而且正在和那頭發瘋的公牛對峙。讀者諸君，按中國的習慣看法，牛不過是畜牲，畜牲尚能如此，何況穿衣知禮、讀書識字、有名有姓、一隻腦想事兩條腿走路的人乎?
拜金主義當然不僅僅是個道德問題，與其說是道德問題，不如說是個社會性結構性問題。但社會性結構性問題並非一團亂麻，理也理不清楚，而是隻要稍加注意就能找到病症所在。拜金主義之所以有這般的影響，社會道德風氣之所以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應該說，執政黨本身黨風不正，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七）九斤老太，不思進取
現代文化的基本特點，一是向前看，二是向外看。向前看則厚今薄古，與其發思古的幽情不如開未來之基業；向外看則視野廣闊，不僅知道孔夫子和《論語》，而且明白上帝和《聖經》。而中國文化傳統有一種很不好的內容，就是不好向前看，專好向後看，不好向外看，專好向內看。於是，魯迅先生創造了一個九斤老太形象。據這位老太說，他丈夫出生時九斤重，兒子出生時八斤重，孫子出生時七斤重，於是以重量作乳名，便分別稱他們為九斤、八斤、七斤。於是這位老太太便成了九斤老太，再於是這位九斤老太就禁不住要驚呼一代不如一代。
九斤老太驚呼一代不如一代，因為她眼界狹隘，既看不到外麵的世界，也不知道中國的國情，而隻顧坐在小板凳上自哀自歎，好不傷情。
其實，九斤老太太的時代，乃是一個中國社會發生重大曆史轉變的時代，當然處在那樣的時代，不能說一切都超過古人，至少出現了許許多多舊時中國人見也沒有見過，想也沒有想過的新情況。在她那個時代，有多少風流人物，有多少經典篇章，有多少可歌之事，有多少可泣之行。遺憾的是，她坐在中國的一個偏僻角落，對這些大變故一點兒也不知，一點兒也不曉。她既不知康梁變法是怎麼回事，他不知道孫中山是何許人也，既沒有讀過鄒容的《革命軍》，也沒有聽過秋瑾的絕命詩。所以她傷感，她哀歎。但這並不怨她，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給她的不過兩隻小腳和一紙婚書。
但是時代不同了，如果今日的中國人，雖然生當世紀之交，卻依然不改九斤老太之遺風，那麼，中國文化的振興，就有莫大的障礙，這障礙，不在於中國人國窮，而在於中國人誌短。
也許有人會說，絕沒有這樣的情況，九斤老太是什麼時候的事，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還裹小腳呢!現代女性當然是不裹小腳了，但甘心給男人作妾的女性並非已經成為曆史的陳跡。而不問外邊世界如何，一味醉心於中國故紙堆和中國古老曆史的人不但還有很多，而且影響還很大。僅以中國的圖書市場為例，這些年究竟哪些書有最廣大的讀者，本人沒有統計，記不很準，但從北京的書攤、書店看某一段的銷售趨勢，至少存在“六多三少”情況。即：曆史書多，特別是中國史書更多；武俠書多，到了店店必銷武俠書，攤攤必銷武俠書的程度；言情書多，港、台言情作家一個接一個被介紹到中國大陸，雖然有人批評，有人譏笑，有人諷刺，有人報怨，但讀言情書的讀者卻是一茬又一茬，仿佛永不消竭；迷信書多，不但講風水，講占卜，而且打著神秘文化、氣功文化之類旗號的書已是滿天飛舞，中國的氣功大師，更是左出一個，右出一個，給人青山之外有青山，豆腐之外有豆腐，終於找不到回頭路的離奇感覺；奇聞逸事類書多，其內容有些似舊時代的小報記者，本來沒有什麼內容，卻在那裏大言不慚，擾亂視聽；低級趣味書多，一些下流作者，操作幾枝禿筆，隻管向讀者賣俏，以極不嚴肅的態度談情論色，把本屬於科學的性知識和性文化弄成烏七八糟的爛貨色。相比之下，反映科學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知識的書少，反映國外先進科學和經濟成果的書少，反映國際行為準則和各種國際公約、國際慣例的書同樣少。作者這樣寫，不是說中國出版業沒有成就，而是說，這“六多三少”反映了一些問題，既反映了出版者的問題，更反映了社會閱讀取向的問題。好書當然出得不少，但僅以這些問題而言，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未來走向，確實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八）麵子主義，虛假繁榮
中國是一個特別講麵子的國家，又是一個特別講麵子的民族。中國人看麵子之重，幾乎成為百事之首。英國人亞瑟?史密斯有一本《中國人的氣質》，開卷第一章就介紹中國人的麵子觀念，可說對中國真有了解。中國人的講麵子，不分貴賤，不論職位高低。皇帝固然是講禮儀的，禮儀在他也是一種麵子，所以凡違背禮儀的都是很大的罪名。儒學大師們也個個是講麵子的專家，對於所謂不敬的行為，最是深惡痛絕，而對於敬心弟子，則十分欣賞。中國有個典故叫做程門立雪，說程頤的弟子在門前等候老師的召見，直等到大雪沒到膝蓋，老師才注意到他，而他全無怨言，老師十分滿意。其實這是荒謬，這樣傻而不知變通的學生本來應該痛加訓誡，而那樣不知愛護弟子的先生，更應該掌嘴。但是中國人很少想到這作法會對青年人的身體有害，竟然一味對這種尊師行為表示讚賞。史密斯在講中國麵子的時候，也舉了些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但他講得最好的算是最後一種，他寫道，“對我們來說，保住麵子，然後送了性命，似乎是很不值得的。但是我們聽說中國的地方官，作為一種特殊的恩惠，被殺頭的時候準許穿著官服，以保住他們的‘麵子’。”腦袋掉了，本是傷心的事，然而不要緊，準穿官服，麵子還在，於是怨氣頓消，望詔謝恩，吾皇萬歲，萬萬歲。
可惜這種積習直到如今，還有些陰魂不散。中國人依然愛麵子，為著麵子甚至不惜編造種種奇聞，又因麵子而進入對“名”的病態渴望，有時為了一個“名”，不惜任何代價包括生命的代價，也一定要爭。比如中國的職稱評定，其實已經進入怪圈，教授越評越多，而評得越多，爭得越激烈。為什麼評你不評我，為什麼評他不評他，為什麼張三是教授，李四就是副教授，為什麼評師弟不評師兄，為什麼評弟子不評先生，為什麼評妻子不評丈夫，為什麼評青年人不評老年人?問題多得不可思議。而職稱評定辦法又是能上不能下，於是各種矛盾，幾乎到了沒法解決的程度。其實職稱是一種崗位標誌，一所大學到底需要多少教授，多少副教授，多少講師，應該有一個科學的標準。需要幾個就評幾個，除非辦學規模擴大，否則隻能請你另投別門。然而，中國人對職稱的理解，除去它所帶來的實惠之外，主要還和人的麵子有關。如果大家都不評，那麼本人也沒話說，但評他不評本人，一定不肯善罷幹休。中國人重名，本無大錯，不幸的是，未經三招二式的，便成為名的俘虜，所以很多文學家、劇作家，一旦成名，就寫不出好的作品來了。因為他的生活圈子小了，他的應酬多了，他常常要為自己的名去奔波，實在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了。這邊開會，那邊簽字，還要來點學術報告。其實作家未必會做學術報告，你請曹雪芹先生作學術報告，他老人家一定反對。偉大的魯迅，創作多時，就感到寫作與講課是矛盾的，於是辭去教席，專心寫作。這才是老實的態度，也是偉人的風範。
更有甚者，明明沒有的“名”，自己也要把它爭上去，或者“造”出來。職稱是實銜，自然要爭的，藝術家、著名作家之類是虛銜，虛銜也不甘落後於人。於是你也藝術家，我也藝術家。雖然中國的當代藝術未必能超過前人，但享受藝術家頭銜的人數，可說大有“空前”之勢。
中國作家不少，畫家也不少。但看今天作家的簡介，都有三本兩本的書被譯成幾種幾種外國文字，好像這些作品不但在中國有市場，或者說雖然在中國影響不大，但在世界上卻十分有名。其實，據知情者言，所謂翻譯成幾種幾種外文者，多是國內譯好，向海外推出，若論在海外的影響，可說沒有一個人能達到張藝謀在電影界那樣的地位。中國的畫家也多，而時不時就聽說有哪位畫家的作品在某個西方大國進行了個人畫展，而觀者如堵，引起轟動。但隨後就有人說，所謂轟動雲雲，不過是在華人區的二三間小屋之內，擺放了幾天，有幾位同胞好友撐場麵而已。這情形不免讓人想起《圍城》，想起那個什麼什麼大學，想起那幾位頗有些黑色幽默的教授。中國人為名，到了這樣的地步，不免令人思之臉紅。
不但個人，有時一些集體行為一些商業行為，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沒有實力，哪有麵子?1996年10月14日，《北京晚報》摘登了一篇題為《全球中醫藥熱是否真實存在》的文章，據文章介紹，中國大陸的海外中草藥和保健品市場並不樂觀。文章寫道，“據調查專家粗略估計，中草藥及其保健品在世界幾個主要市場其銷貨額達140億美元。”但令人吃驚的是，作為中草藥的故鄉，我國所占有的市場份額卻是不高的。“在以華裔為中心的市場值為50億美元的市場中，我國大約隻占有20％~30％的份額；在市場值為42億美元的日韓市場中，我國僅占30％~40％的份額。”不但如此，“歐洲市場上90％以上的人參產品均為韓國所產。美國的針炙學校中醫學校多由日本、韓國和猶太人控製。”中醫、中藥原本出自中國，而人參產品任韓國獨占鼇頭，針炙學校中醫學校又為日本人韓國人或猶太人控製，麵對這種情況，我們這些愛麵子的中國人，應該作何感想?
真的熱愛中國文化，並且要為之獻身的，就應該去掉虛名，多做實事。就應該如魯迅先生那樣，如老舍先生那樣，如曹雪芹先生那樣，如鄧稼先先生那樣，如錢三強先生那樣，為中國文化做一件兩件實績出來。實績畢竟勝於虛名，正如鬆柏勝於秋蟲。
中國人重名，也喜歡談論幾年幾年超過西方，這當然也是好事情。但超越西方，不能僅僅是一個口號，也不能隻作為一個定性的目標，超越西方，應該實行定量分析，一個項目一個項目，一個領域一個領域，一個方麵一個方麵地進行比較，看看我們的水平究竟如何，他們的水平究竟如何?比如近幾年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速度很快，於是有人氣憤，有人報怨，但光靠報怨和氣憤不行，還應該找找原因何在。而且籠統地找不行，要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對比，以求在各個細微之處都有量的比較，都有指標分析。唯有如此，才能轉劣為優，直到取得優勢地位。
麵子固然是中國人關心的一件大事，但要名符其實才能避免“盛名之下，其實難負”。更何況，現在看來也沒有多少盛名，如果隻會隻肯自我欣賞，必將耽誤了發展、壯大的大好時機。
唯有經過億百萬人紮紮實實，一步一個腳印的努力，中國文化才會在未來的世界文化之林中找到並取得自己應得的位置。
五、有關“對話”的敘述原則
研究東、西文化比較，是個非常大的題目，這樣的大題目，可以寫一百卷書，甚至可以寫一千卷書。因為在這個大題目下，差不多任選一個小題目，就有可能成為一本書的新素材。比如東西方戲劇的比較，繪畫的比較，小說的比較，詩歌的比較，戰爭的比較，體製的比較。而這些題目，又因為角度不同可以寫成不同的著作。如體製比較，既可以寫古希臘古羅馬與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比較，也可以寫西方中世紀與中國秦漢隋唐的比較，還可以寫當代經濟體製比較。作者在這裏不揣冒昧，應朋友之邀，作此千頭萬緒歸於一論的大比較，真的既有風險，又有刺激。作這樣一篇大文章，在前麵已經比較詳細地講過本書的立論出發點，除去本書所使用的方法和本書不讚成的觀點之外，還應該在一些技術問題上給下麵各章內容做點“劃界”工作，其目的既在於便於作者的敘述，又在於突出中西方文化的比較重點，同時也讓讀者對於本書的敘述脈絡更容易把握。
技術原則包括以下六個方麵。
（一）比較東西文化，重點突出中與西
東西文化，各成係統，而且和相鄰國家關係甚多。它們本身又有不同的組織結構與成因，因此，概論東西文化，講的主要是一種傾向，一種基本特色。以西方文化為例，它本身即不是一個格調全然一致的整體。英國文化當然不同於法國文化，而法國文化也不同於德國文化，但英、法、德之間的差異，遠不如它們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間的差異更大。狹義的西方文化與蘇聯不相幹，但與美國卻成為一體，然而美國其實與歐洲不論是東歐、中歐還是西歐都有很大的區別，倒是和加拿大的關係更密切些。西方文化如此，東方文化也如此。廣義的東方文化中，印度文化、日本文化、中國文化，以至阿拉伯文化，伊朗、土耳其文化、以色列文化都應包括在內，但那樣一來就有可能頭緒繁多，理也理不順暢。加上西方文化或東方文化與周邊文化間的關係，顯然比東西文化之間的接觸更多，相互影響的時代更長。中國曆史，與北方遊牧民族有數千年的往來、衝突與交流，可算得上是結下了不解之緣，而與西方的大規模往來，不過數百年時間。而西方國家與中東的交往與衝突最為頻繁，與非洲和拉美關係同樣密切，對這些錯綜複雜的文化關係，本書自然不能盡行囊括，但又不能完全抹去不談。實際上，文化好像一株大樹，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又好似一座森林，樹枝樹幹之間固然對空間的爭奪十分激烈，底部的根須更是盤根錯節，難解難分，而文化的魅力也在於此。文化的生命衝動，不但表現在不同地域文化如東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與交流方麵，而且表現在民族文化、國家文化的激烈競爭方麵，還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區域文化的相互促進與製約方麵。同為中國文化，有南北文化之分；同為北方文化，又有晉、冀、魯、豫之分；同為山東文化，還有齊魯之分。文化在空間方麵有地域之別，在時間方麵有古今之別，在層次方麵有上下之別，在風格方麵有雅俗之別。如此繁多的區別，相互彙聚、撐拒、交接、奮爭，才活生生反映出文化曆史的活力與魅力。本書從特有的角度，隻將東西方文化提出，而比較中西方文化，又重在比較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兩個方麵。竊以為隻有突出重點，才能線條清晰，解讀方便。
（二）比較東西文化，“異”“同”之間重點論“異”
我在前麵有關本書的研究方法中提到文明必在論，既然人類曆史具有文明必在的規律性，那麼不論哪種文化，都有基本的相同之處，或者說都有相似的甚至相同的曆史發展脈絡。正如人類雖有黃種人、黑種人、白種人等人種方麵的種族差異，在作為人這個層次上，則沒有區別。黑種人有五髒六腑，白種人也有五髒六腑，除非畸形，誰的也不多，誰的也不少。白種人既有父母親情，黃種人同樣有父母親情。黃種人有七情六欲，黑種人也有七情六欲，不會因為你種族不同，你就七情，人家就六情五情四情三情，甚至幹脆無情。“無情未必真豪傑”，連這句詩對於不論西方人還是東方人也同樣適用的。人在人的層麵，有基本的相同，社會在同一層麵，同樣有基本的相同。比如同屬封建時代，都會有帝國，有帝王，有專製，有自然農業經濟，有對外戰爭，有重農主義，有等級製度，有宮廷鬥爭，有男尊女卑，有長子繼承權。一句話，從曆史的宏觀發展觀察，或者說從曆史發展的根本方麵觀察，文化異同相比，還是相同為大。
但是，基本規律固然隻有一個，而這規律的展示道路卻有千條萬條。或者說，規律固然不錯，模式迥然不同。你不能將羅馬的皇帝等同於中國的皇帝，也不能將中國的皇帝等同於印度的皇帝，更不能將日本的天皇等同於英國的女王，又不能將非洲的皇帝等同於俄國的皇帝。不但不能等同，而且不能錯位。彼得大帝雖是雄才大略，但他的改革方式隻能適用於俄國，日本人不會接受甚至不能理解他的方式。而秦始皇的豐功偉績隻能發生在中國，因為秦王文化在本質上隻是本國本族文化的產物。南橘北枳，移植就會變味。而北方之柿樹，南方之椰林，相互自然移植，就不是變味不變味的問題，而是根本難以成活。
異、同相比，重在談異，兼及論同。說“異”的目的，無非在於找出中西文化的各自特色，以求相互了解，取長補短。
（三）比較中西文化，重在比較基本層麵和主要特色
曆史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重在宏觀，一種重在微觀。胡適先生說：“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好像兩個方麵都兼顧到了。但真正實行起來，卻又很難。何況現在科學研究既有越分越細的趨向，又有互相交叉的特點。越分越細，則學科門類繁多，而且幾乎任何一個分支都有極豐富的材料和需要研究的問題。以經濟史為例，社會經濟史屬於基礎研究，專業經濟史同樣發展迅速，專業經濟史中，又有以經濟專業為研究對象的，如金融史、財政史、農業史、工商史等；也有以具體商品為研究對象的，如煙草史、酒史、茶史、鹽史、鐵史種種。還有比之上述研究更為細致的如龍井茶史、杜康酒史，以至銅鏡史、香料史、門神崇拜史等。而宏觀研究也日益走向廣闊，如預測學、大文化比較學、哲學和有關人類基本活動的各種專門或整體研究。大膽假設已經膽大包天，甚至超出了藍天之外。小心求證，尤其謹小慎微，進入許多過去無人問津的微觀領域，而且就在這微觀世界上天馬行空，自由往來。
中國文化傳統，漢代講訓詁，宋代講義理，清代講考據。存在由微觀向宏觀，又有由宏觀向微觀發展的一條曲線過程，狀似否定之否定。由此觀之，可知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以及二者之間的中觀研究，分類學科、綜合學科以及介於二者之間的邊緣學科，也是相互消漲各有所循的。羅素先生論哲學，認為哲學是介乎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學科。科學已經證明正在證明和必將證明的非哲學所管，沒有哲學的位置；宗教所占領的領域，既與科學沒有直接關係，又與哲學難於相容，所以，也無法請哲學入內。然而，還有宗教既無須言及，科學又無法實證的一個中國領域，那麼，這個領域就是哲學的空間了。羅素先生的見解，目下或有不同的見解，或者幹脆有人對之嗤之以鼻，但看曆史的發展事實，這分析確有道理。
中國自清初以來，最重考據。因此，一般學術工作很重視從具體對象著手，而反對空泛的議論。清人的考據功夫，確實達到異乎尋常的境地。實在中國傳統學人在具體細節上下的功夫，也非一般局外人可以想象。有時一字之爭，十年光陰，其中許多成績所得，於深化對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都有不平凡的意義。李白名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傳統解釋，釋“床”為床，就是說月光照在床前，好像地上霜雪一般，不免抬頭望月色，默默陷入鄉情之中——低頭思故鄉。但這解釋卻又牽強，月亮直照床前，本來不合常識，而李白先生的位置，卻又難於思索。太白先生此時是躺在床上嗎?臥在床上，則不易見到灑在地上的月光，若坐在床前或站在床前，則應點上蠟燭，則月光便靜悄悄退出門戶去也。若小解下床倒是能見到月光如水，然而，此時正憋得難受，縱有鄉情亦是一時不便深思的了。於是後人考據，有認定“床”字為凳的，坐在凳上，細讀月光，鄉情驟至，但似乎也不甚得體。今人王曉祥先生釋“床”為井欄，而且有根有據，如引《周易?剝卦》注腳“床者人所安也，又井幹曰床”。又引《辭海》床字注解：“井上圍欄”。將李白詩的場景置於房外井旁，李白於月光之下，獨自徘徊，或是鄉愁無限，或是思情無緒，出房步至井欄旁邊。井之景最容易發思鄉之情，麵對井之欄幹，又應了思鄉之意。欄幹意在保護安全，而於小兒遊嬉最為有助，從而也最能喚起異鄉人見景生情之感。偏此時月光冷冷，落地如霜，太白先生不覺舉首望月，鄉情似水，低頭見霜，情如潮起，於是愁思哀腸，湧上心頭，便寫下這一篇夢繞魂牽的鄉思絕唱。
中國人有訓詁傳統，又有考據傳統，對宏觀方麵的事不太關心。行文著書，最多引證，仿佛沒有詳盡的引證，心裏就不踏實。其利在於少有空言，言之有物；其弊在於零碎繁瑣，缺乏重點。比如批評一個人的著作，總忘不了對所批評內容的引證。然而引證越多，往往離整體印象越遠。實際上，一本書的觀點，既有層次之別，又有結構安排，雖然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出來，卻又不是一句話可以全然反映明白的。一句話既不能全然反映，那麼十句呢?也不見得中用。而當你已經引證到一百句的時候，反而令讀者有些東奔西忙，找不到回頭路。於是早幾年，就有一位學人做過一個嚐試，批評某一本大作，並不引對方一句原文。這辦法當然有些新奇，但作為整體把握，從整體印象出發，也不失為一種有益嚐試。
那麼，作整體研究，可以從印象出發嗎?單這命題，恐怕就會招來許多反對。但竊以為，可以的。人既可以跟著感覺走，批評為什麼不能從印象出發。比如一個人赴美歸來，說美國的衛生很好，這就是個印象。這印象可以舉實例來驗證，也可以不舉實證來驗證的。而舉實例驗證的辦法並不一定就好，因為實例所反映的空間總是有限的，而印象的得來，往往出於具體空間卻又大於具體空間。
本書所論，重在基礎方麵，這當然要講史實，要舉例證，但保證不鑽牛犄角。而是著力反映那些盡人皆知的事實和文化，並不在亞曆山大是不是陽痿、拿破侖肚皮上長沒長牛皮癬上浪費筆墨，大作文章。
（四）比較典型事例，重文化展示不重具體敘述
比較中西，自然離不開具體的人物、具體的體製、具體的事件和具體的作品，但文化比較並不重在這些具體內容。如果重在這些內容，就不應叫作文化比較，而應該稱之為曆史比較了。現在一些掛著大文化牌子的書籍，其內容其實沒有變化，雖然包裝變了，骨子裏還是老一套。即便文思順暢，讀者仍然不免有受騙的感覺，或者竟誤認為文化這招牌不過如此。加上文化包裝的栗子仍然是栗子，未加文化頭銜的紅薯依然是紅薯。
文化比較不能離開曆史，但又有別於曆史，它選擇的都是最能反映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物或一種體製中最有文化特點的地方。而這些特點正好代表了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人物或這種製度的模式特征。它敘述的是“這一個”，雖然都是國家，都是民族，都是人物，都是製度，但“這一個”絕對不同於那一個，我們就把“這一個”或“那一個”的特點凸現出來，讓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比如都是京劇小生行當中表現的人物，周瑜自是周瑜，呂布自是呂布，陸遜自是陸遜，郭嘉自是郭嘉。要寫就寫他們的特點。周瑜的特點在於才高而妒重，呂布的特點在於勇猛而無節，陸遜的特點在於智大而能廉，郭嘉的特點在於多謀而守份。如果僅僅是給周、呂、陸、郭立傳，當然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特別，但那重點就不在於“文化”，而在“故事”了。
中西文化的差異不但表現在大的方麵，而且表現在細微之處。比如中西方表現在服飾方麵的禮節，就大相徑庭。西方人越是朋友，越要嚴裝以待，表示對朋友的尊重，西服革履加領帶，連領帶夾子也不能忘記的。但中國人越是好朋友，在衣著上還越不講究，而且有時偏要解盔禦甲，袒裝以待。曹操聽說老朋友到，高興得連鞋子也不及穿，這在他朋友看來不是失禮，而是情深意切，因其情深意切，表現難免出乎常理之外。郗太傅在王家擇婿，對那些彬彬有禮、衣冠齊整的看不入眼，偏偏看上了露了肚皮躺在床上看書的王羲之，中國著名的坦腹東床的掌故便由此而出。這事如果發生在西方，王羲之一定沒了成為乘龍快婿的希望，而在中國，卻正是百忙之中的神來之筆。唯因此故，賈平凹先生寫作，衣服要去三分之二，魯迅先生待客，體麵隻是一襲長衫。
東西文化表現在重大社會變革時期，也有自己絕然不同的風格。德國與日本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在德國則要洗心革麵，從裏到外都來一番變化；在日本，則保留天皇製，隻是追究首相以下戰犯的責任。這不是對德、日兩國采取雙重標準，而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使之而然。
文化研究，理應尋找出造成各種文化差異的所以然來，但找的準與不準，則與作者的眼光和方法有關。
（五）古今皆比，意在古為今用
曆史與現實是一種客觀存在，或厚或薄則是一種態度，二者結合得好，或說安置得當，大為不易。
照理說，曆史即是一種客觀存在，你薄與不薄與之無涉。你厚愛曆史，它是一個客觀事實，你輕薄曆史，它還是一個客觀事實。秦始皇幹百年來遭人唾罵，罵來罵去，於秦始皇無損。諸葛亮千百年來受人們愛戴，愛來愛去，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畢竟曆史不能再造，曆史既已成為曆史，任你愛憎如何，都是白費功夫。曆史不是假設，假設隻對想象有用，而於史實無益。假如霸王在鴻門宴上殺了劉邦，則天下縱非姓項必不姓劉，可惜霸王未曾殺劉邦。假如關羽不失荊州，則蜀漢有可能成功，可惜關羽失了荊州。假如吳三桂不曾為陳圓圓衝冠一怒，則多爾袞未必勝利進關。多爾袞既未必勝利進關，大順王朝可能會得以穩定。而大順王朝既得以穩定，則沒有260多年的大清帝國。然而，畢竟吳三桂降了清兵，而多爾袞也順利地進了北京。假如慈禧太後沒有殺戊戌變法六君子，則中國有可能形成君主立憲的局麵。然而，西太後殺了六君子，中國畢竟沒有出現君主立憲的局麵。這樣的假如可以多到無數。假如英國沒有占領香港，香港會怎麼樣?假如沒有朝鮮戰爭，朝鮮會怎麼樣?假如戈爾巴喬夫未作蘇聯首腦，蘇聯會怎麼樣?假如蔣經國先生不曾去世，台灣會怎麼樣?如此等等，隻好請小說家、藝術家們去自作處理。曆史畢竟曆史，曆史的發展好似人死不能複生，水潑不能複收。
但是，這不等於說，後人對於曆史的理解認識和估量就不能有所側重，有所選擇，有所新解。恰恰相反，現代人研究曆史，必將對曆史有所側重，有所選擇，有所新解。毛澤東讀中國史很多，而世界史讀得不多，這就是一種選擇。現在的讀者，在古代史中偏愛清史，在近代史中，偏愛現代史，又是一種選擇。你不能說，中國曆史每個階段都很重要，你為什麼偏愛清史和民國史，讀者情願如此，上帝也隻能聽其自便。
古為今用，厚今薄古，也是一種選擇，而且我認為是一種十分必要的選擇。因此，凡與當今之事有重要借鑒意義的事情，則要多寫上三筆五筆，而與當今之事沒有多少借鑒意義的事情，則這事再大，一樣棄而不顧，掉頭便去。有些曆史人物，雖然地位重要，但文化特色不濃，則恕小生鬥膽，隻好請您坐一時冷板凳。另一些人物，或許生時未曾引起人們注意，但他卻對今天的中國有啟迪作用，則理當登門叩見，來個禮多人勿怪。
（六）公正看待中西文化，但以中國文化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
以公正的態度看待中西文化，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不但對於中國人來說做起來難，西方人做到這一點同樣很難。黑格爾雖然是西方文化史上最為博學的人物之一，但他對孔夫子就不大尊重，黑格爾不尊重孔夫子，因為他雖然博學，但對漢文化了解有限。同樣博學的萊布尼茨，曾意識到八卦與電子計算機的某種關係，但他對於《周易》依然知之甚少。公正地講，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文化曾經在許多方麵下過大功夫，也做出過不少成績，但理解不確的地方非常之多。有時望文生義，似乎也可以理解。比如美國學人謝弗寫的《唐代的外來文明》，在我看來就是一部非常好的漢學著作，但這書裏的錯誤在所多有。書中講到“麖”，認為這種動物“從伊朗傳到涼州”，其根據是《唐六典》上有一句話：赤麖皮等物“出波斯及涼州”。這句話的“及”字，其實作“和”字講，如我們常說的大熊貓出於四川、陝西及秦嶺等地。但謝弗先生領會錯了，將“及”認成“到達”的意思。所以他說，麖從伊朗傳到涼州。而且他還對麖這種動物考察了一番，對其是否毛冠鹿費了一番腦筋，他說：“我們不能斷定麖就是毛冠鹿，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中亞波斯的麖必定不可能是毛冠鹿。”（《唐代的外來文明》第241頁）麖是否自伊朗來本人未曾研究過，但至少“麖”這個字不是唐代才出現的，因為遠在公元前2世紀，枚乘的《七發》就提到這種動物，所謂：“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屐遊麕兔，蹈踐麖鹿。”
還有一些人對中國文化原本一竊不通，而在那裏望風捕影，亂點鴛鴦譜，比如所謂“黃禍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對世界有什麼威脅?沒有任何威脅。喜歡散布這些胡言亂語的人們，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文化，既不了解中國的曆史，也不了解中國儒學精神，更不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品性。
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往好裏說，是一知半解。譬如他們對魯迅就知之甚少，而不了解魯迅，怎麼能了解中國文化，怎麼理解中國近代史?
我們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理解，當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其中一個大弊端，就是不善於全麵細致地研究西方文化的各種資料和現實，卻喜歡指指點點，批判人家的各類文化。比如對於西方哲學史上的人物，不挨中國大陸學者批判的可謂不多，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前，可以說是見一個批一個，除去馬克思、恩格斯，差不多沒有一人能夠幸免。
然而，這不公道。我們既然承認孔夫子孟夫子，就應該承認基督耶穌和聖保羅；我們既然肯定先秦諸子，就應該肯定蘇格拉底、柏拉圖；我們既然要為程朱理學正名，就應該知道聖?奧古斯丁和阿奎那；我們既然十分尊重明末清初的三大哲學家，就應該充分認識培根、笛卡爾和斯賓諾莎；我們既然那麼推崇李時珍，也就應該對於牛頓和愛因斯坦給予同樣多的敬重。畢竟各種文化遺產不是屬於哪個國家，而是屬於全人類的，因此，現代人作為人類文化的繼承者，就不該以民族主義的觀點看待這些為人類文明作出傑出貢獻的屬於全世界的哲家和科學家。
但是，以本書作者的直接寫作目的而言，這主要是寫給中國讀者的一本書，因此，它理應以中國文化作出發點和歸宿點。
以中國文化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就是始終以中國文化作為穩定對比參數。兩種文化對比，好似兩個人跳交誼舞，雖然雙方平等，但有側重不同。本書的側重，在於為中國文化的振興尋找曆史依據，因此，在各種各樣的對比中，中國文化始終是穩定的參比一方。
以中國文化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就會經常有意識有針對性地聯係中國的某些現實，以求立論通達，文筆流暢。即不但在內容上要合中國現代化的拍——為現代化尋找曆史文化資源，而且在形式上使現代人便於理解和接受。
以中國文化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就會著重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不足。中西對比，當然不是僅僅為了找不足，實際上，曆史的對比方式總有某個側重點或者某種價值傾向。有人特別喜歡拿中國文化的優點去比西方文化的缺點，言必稱“四大發明”，生怕別人不知道中國的貢獻，這辦法並不足取。但也有人走到另一個極端，專用中國文化的不足去對比西方文化的優點，結果越比越沒有信心，好像除去“全盤西化”，中國就沒有生路。我的觀點，對比需要尊重事實，好就說好，不好也不必刻意粉飾。但為著中國的未來，寧可對自己嚴些，公平對比，但不隱諱中國文化的不足和缺憾。這樣比法，即使不和未來中國的實際，至少於現實中國的文化發展更為有益。
（七）中西比較，要在三個對比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古希臘至古羅馬時代對比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具體地說，即西方時段從古希臘文明至古羅馬帝國的建立，而中國則從春稱時代開始，至秦始皇統一中國。這種分法，和一般曆史分期有所區別，中國部分還合乎一般常規，西方部分，一般史家多以中世紀為分期點，即以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為西方古代與中世紀的分期。但作為文化研究，中世紀時代的最大特征在於基督教文明，為對這一文明有著更為完整的敘述，本書的分期略向前提。
第二個階段，從古羅馬帝國開始，至1453年拜占庭帝國滅亡為止，中國則從秦王朝開始，至1506年明正德年間。其具體部分，即大致以西方的中世紀對比於中國漢、唐、宋、明文化。這種劃分方法，在中國在西方都有先例可尋，雖然西方的文藝複興運動，略早於1453年，但1453年無疑也是西方文化發生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
第三個階段，西方自1453年起，中國則從正德元年（1506）開始，至20世紀中葉之後。這一段以西方的文藝複興運動、啟蒙運動和英國工業革命等為主線，對比於中國16世紀以來的文化演變，意在預測中國與世界的文化未來，證明中國文化必定振興的道理與根據。
需要說明的，這些階段的劃分不是僵死的，因為曆史的發展原本沒刀劈斧剁一樣的分界線。而且因為文化對比涉及的領域較多，而這些不同領域，例如政治、宗教、文學、藝術，它們本身的曆史分期也有先後之別。本書在對這些不同專門領域進行文化分析時，力爭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即保持各個專業文化發展階段的完整性。同時，在對比過程中，或有先後勾聯，左盼右顧的必要，但其主要脈絡，則如上所述。
（八）進行中西文化比較，須弄清兩種文化的不同發展邏輯
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和思維特點是不一樣的，因為曆史的緣故，其思維定勢已經發生很大差異。因此，隻用中國式思維看待西方文化，有時會弄得莫名其妙，或者滿目繁華，不得要領。而隻用西方的方式思考中國問題，也往往越思越想越糊塗。比如中國人對《白蛇傳》這個戲很為欣賞，至少像毛澤東這樣的偉人對《白蛇傳》都是百看不厭的，幾乎每到一地必看《白蛇傳》。然而，西方人就不能理解劇中兩位主人公的愛情。在他們看來，像許仙這樣沒有骨氣，不負責任，又輕易辜負過白娘子的男人，有什麼可愛的?君不聞西方名劇《娜娜》乎?隻因為人格的失落，就造成娜拉的出走。顯然，正因有這些差異，我們才要作文化比較論。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因為中西雙方的思維邏輯不同，所以硬用一方的觀念去理解對方，往往形成對對方文化的曲解和割裂，至少不能令人信服地證明對方文化的發展邏輯和因果原因。本人言及此處，不免有些惴惴又有些衝動。[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