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代表了歐洲啟蒙運動的精華與精義。理性是他們的靈魂，批判和揭露教會是他們的責任，傳播知識是他們的追求。人文主義時代的中心主題是人道主義，啟蒙主義時代的主題是人的理性，是科學精神。人的理性必然與教會神學發生衝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啟蒙主義者真理在手，正義在胸，隻許你死，不許你活。科學理性必然與宗教精神發生矛盾，不是你勝就是我敗；啟蒙主義者以科學為法，以科學為魂，隻許我勝，不許你勝。從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大約經過400年時間，400年艱難曆程，400年風風雨雨，400年前赴後繼，400年階升梯進，到了啟蒙時代，終於要給西方近代史畫上一個句號，同時又打開一扇大門。這個偉大的句號，結束的是宗教對西方文化的束縛與統治；這扇大門放出的是自由、民主與革命。啟蒙運動剛剛結束，法國革命便應聲而起。
法國啟蒙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包括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孔狄亞克、狄德羅、拉美特利、愛爾維修和霍爾巴赫，還有紅極一時的達蘭貝爾。這些人物中，孟德斯鳩時代較早。他的影響主要在政體論方麵，盧梭則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一個異數，他和大百科全書派若合若離，而他的影響卻是十分巨大，其曆史表現是：伏爾泰固然是法國啟蒙運動的精神領袖，盧梭卻是法國革命的思想導師。
我在前麵提到資本主義文明必需的六個條件，至少有兩個條件的滿足，與法國啟蒙主義運動有直接關係，一是民主體製——主要是民主體製的理論構建；二是價值係統——主要是自由與平等觀念的確立。
與第一項文化建設緊密相關的，是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生於公元1689年，1755年去世。他是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年長者，而且他的理論貢獻，幾乎全在於民主體製方麵。因此，他雖然與法國啟蒙運動的各位主將交往甚多，卻與他們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方式，有些距離之感。
孟德斯鳩，人生道路比較順暢。他也是一位全才，不但是一代文豪，而是善於經商，善於理財，他曾經承襲伯父的議長職位和爵位稱號，娶了帶來10萬磅嫁妝的夫人。1726年，他賣掉議長職位，又獲得巨額收入。他才華出眾，又平易近人。他不但在政治體製學說方麵有極其卓越的曆史貢獻，而且對自然科學、文學、哲學和法學等各個領域都很有建樹。他與法國其他啟蒙思想家不同，他在思想方麵屬於未來，而在行為方麵近於傳統。因此，他受到的攻擊最少，而得到的尊重很多。這和伏爾泰等人總是處在政府通緝之下的命運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與盧梭的饑寒交迫以至街頭賣唱相比，更有天壤之別。
孟德斯鳩最有價值的著作是《論法的精神》，此外，他的《波斯人信劄》也取得極大聲譽。
作為曆史文化偉人的孟德斯鳩，其最大理論功績是他完整地係統地總結和提出“三權分立”的政治構想。他的這個政治構想，直到今天，還是所有西方乃至世界上多數現代國家的政體原則。
“三權分立”貴在分權。分權的思想並不始於孟德斯鳩，分權的經驗也不始自法國。但孟德斯鳩的分權顯然更完備、更科學，也更具實用品格。
孟德斯鳩按照最高權力的歸屬及其與法律的關係，將政體分為三個類型。他說：“我假定了三個定義，或毋寧說是三個事實：共和政體是全體人民或僅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君主政體是由單獨一個人執政，不過遵照固定的和確立了的法律；專製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誌與反複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
三種政體中，專製政體當然最為不好，民主政體又有不同的模式，孟德斯鳩最欣賞的是英國式君主立憲製。
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理論，即建立在英國的君主立憲製的基礎之上。他認為立法權就是製定、修正或廢止法律的權力，應由人民集體享有；由公民選舉產生的代表機構行使。行政權，包括媾和或宣戰、派送或接受使節、維護公共安全及防禦侵略等權力，應掌握在國王手中。為什麼掌握在國王手中？因為行政權需要“急速的行動”，由一個人管理比由幾個人管理更好。司法權，即依法懲罰罪犯或裁決私人訴訟的權力，應由選自公民階層的人員組成法院行使。重要的是三種權力不能相互交叉，更不能相互兼容。三權分立，貴在分立，妙在分立。不分立，就是獨裁，他說：“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複存在了。”同樣，“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與自由的理論與觀念，在西方政治史上，居於特殊重要的地位，而且這種經典性地位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也不會失去其曆史價值。
孟德斯鳩的啟蒙思想主要表現在政治理論方麵，這使他的思想具有很強的實用特征。相比之下，卻不是那麼富於戰鬥色彩，也不那麼激動人心。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人物則是伏爾泰。伏爾泰，1694年生，比孟德斯鳩年輕5歲，1778年去世，比孟德斯鳩多活了23年。但看他一生行止，卻好像與孟德斯鳩差了一代人。伏爾泰是法國啟蒙運動最突出的代表，也是最正宗的代表。伏爾泰的風格，就是法國啟蒙運動的風格。法國著名傳記作家莫洛亞評價這位法國文化泰鬥時說：“如果17世紀是路易十四的世紀，那麼，18世紀是伏爾泰的世紀，確確實實沒有他人能夠更好地體現那個充滿生機、璀璨光輝的時代。正是在18世紀，資產階級覺醒並日益富裕起來，伏爾泰就是一個闊綽的資產階級人物；正是在這個世紀，自然科學各門新的方法已發展起來，伏爾泰熱衷於一切科學；最後，正是在這個世紀，宗教、君主政治和貴族製度經曆了一場徹底變革，伏爾泰是一個偉大的改革者。此外，他用超群絕倫的才華，捍衛了新的原則，他以最清晰、最使人愉快的風格表達了那個時代深受歡迎的思想。”
伏爾泰之所以成為法國啟蒙運動中最具影響的人物，成為啟蒙運動的象征，既有內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
講內在原因，首先是他確實做出了非同一般的文化成就。伏爾泰雖然不像笛卡爾、萊布尼茨那樣，既是哲學家，又是科學家，但他確實是個全才性人物。他不但在哲學思想方麵有自己的獨特貢獻，而且在史詩、小說、戲劇等方麵都有傑作問世。他又是一位曆史學家，他的《路易十四時代》，如同他的小說、戲劇一樣流傳極廣、讀者極多。他的長處在於，他沒有獨立的不同於他人的哲學體係，但他能把別人的哲學思想理解得好，宣傳得好。他最推崇和信賴的乃是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對於洛克尤多敬重。他的《哲學通信》在哲學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缺少獨創，但絕對不缺少表現能力，他講經驗主義甚至比英國的經驗主義大師講得還要通俗、透徹，而且雄辯周到。他熱愛科學，認真學習科學，如同他在哲學方麵一樣，他不是重大科學成果的發明者，卻是重大科學發明的接受者、體會者、學習者和傳播者。他文筆極好，文才卓異，在文學創作方麵，可說才學過人，在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學方麵，可謂功勞奇大。舉凡法國啟蒙時期所應該涉及的題目他無不參與，凡法國啟蒙時期應該涉及的領域，他無不涉獵。他的著作，雖不以深刻見長，卻以傳播久遠見長；雖不以見解獨到見長，卻以文采斐然引人入勝見長。而他本人又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物，他不怕風險，不肯屈從於社會惡勢力，他最長於幫助別人，最樂於幫助別人，也最敢於幫助別人。在他生前，他已經名揚四海，在整個西方世界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但他絕不為名利所累，一生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善始善終，在人們的一片盛讚聲中走完了84年的人生旅程。
伏爾泰在哲學領域創見不多，但確實有不少精彩的議論，有不少可貴的觀點。他在哲學方麵不僅是經驗主義者，甚至是實證主義者。說他是經驗主義者，因為他對洛克的經驗主義全盤接受，絕少微詞；說他是實證主義者，因為他注重實驗，注重實際，他不喜歡也不讚成從體係出發，寧可和他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一樣，從實驗做起，從具體研究領域做起。他給一位青年科學家說：“讓我告訴你，你必須不從構建任何體係開始，你應該像波義爾們、伽利略們和牛頓們一樣。要考察、稱量、計算和測量，而永遠不要猜測。牛頓先生從未建立任何體係，他看並且讓別人看，但是，他沒有用他的想象來代替真理。”（轉引自《十八世紀經驗哲學》，第197頁）他尊重笛卡爾，但不同意笛卡爾的方法，他說：“一個看不起實驗，從來不引證伽利略而要想憑空建築的人，隻會修起一座空中樓閣來。”伏爾泰是一個多麵手，而且是一個導師級文學人物。他的小說、戲劇都影響深遠，有著說不盡的讀者。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極有興趣，還根據戰國時代的一段悲劇故事改編成法國式的“趙氏孤兒”。
但伏爾泰首先是一位具有戰鬥姿態、戰鬥精神的啟蒙思想家。他推崇理性，批判教會的腐敗，可謂文風犀利，所向披靡；他有極高的文學才能，又有極大的社會責任感。當他把全部精力都傾注到啟蒙實踐中時，他的作品不能不產生振聾發聵的啟迪作用。他在《哲學辭典宗教條》中寫的那些千古名言，真真驚世駭俗，如他寫道：“第一個上帝是遇到了第一個傻瓜的第一個流氓創造出來的。”
伏爾泰崇尚自由，他視自由為生命。但他的偉大之處，在於批評對手絕對不留情麵，對待別人的批評，則報之以同等的態度和風度。他一生的爭論對手甚多，但他的人格從來沒有什麼人真正懷疑過。他那句有關爭論自由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說的每一個字，但我願意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誠如《世界文明史》作者所言：“這句話被人們看為思想寬容的最高準則而經常引用。”雖然經常引用，但能真的做到，可就難了。
此外，伏爾泰還是“百科全書”派的堅定支持者，又是法國《百科全書》的主要撰稿人。法國百科全書派，正是法國啟蒙主義的中堅力量，而伏爾泰對這部全書的支持，可說堅定不渝，有始有終。
但伏爾泰不是激進的啟蒙思想家，因此，他和盧梭有很多的矛盾。雖然就為人處事而言，他絕不比盧梭遜色，或者說盧梭遠遠比不上他，但盧梭的激進主張，特別是他的平等觀念，無疑與法國大革命更為合拍。
伏爾泰雖然批判教會的腐敗和沒落，但他不是一個無神論者。而且他一生始終在中、上層社會生活，他對於普通勞動者常常持有鄙夷的態度。他講究修辭，注重文雅，雖然性格頑強，卻不能適應社會劇烈變革的要求，這是他在大革命年代的影響遠遠比不上盧梭的原因，也是他生前深受法國人歡迎，而且在歐洲上層社會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原因。
伏爾泰可以啟迪革命，但他難以參加革命。
法國啟蒙運動中處於中堅地位的是法國百科全書派。
《百科全書》這種圖書形式並不始於法國，但論其對社會文化深層的影響力，可從說自古以來，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還沒有一部工具書可以起到法國《百科全書》那樣巨大而又特殊的社會文化作用。
法國《百科全書》不僅是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而且代表了一個方向，一個運動，團結了一大批文化精英。《百科全書》的撰稿人，幾乎全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中堅人物和活躍分子；它的兩位覦始人和主要組織者，更是不同凡響，貢獻尤多。特別是狄德羅本人既是一位才華超群的思想家、文學家，又是一位吃苦耐勞、孜孜不倦且極有人望的組織者。另一位主編達蘭貝爾，雖然有始無終，但在《百科全書》創立的時候，他的名聲和影響顯然都在狄德羅之上，他的創始與組織貢獻，同樣功不可沒。
《百科全書》雖然是一部工具書，但它的作用和內容遠遠超出工具書的範圍。它的辭條的寫法，也與現代工具書中條目的書寫方式不同。這是一項充滿了新思想、新科學、新精神和新風格的大型文化工程。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崇尚理性、崇尚科學，對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科學人物，予以高度重視、高度評價。其中對培根、笛卡爾、牛頓、洛克、萊布尼茨等16世紀、17世紀的科學思想偉人，都作了全麵介紹，係統安排。它的第二個特點是旗幟鮮明地鼓吹人文主義，堅持人的理性精神。《百科全書》一反舊的文化傳統，打擊傳統神學，全書以人為中心，隻有人的地位，沒有神的地位。它的第三個特點是重視技術的作用，《百科全書》分為三個基礎部分，自然科學為第一部分，人文科學為第二部分，機械工藝為第三部分。將機械工藝獨立出來，且與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處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見《百科全書》派對於技術重視到怎樣的程度。凡此種種，都反映《百科全書》和以它為中心的啟蒙主義作者群的文化追求與價值取向。
法國啟蒙運動以傳播科學、傳播理性作為自己的最主要的目的，下全力辦好《百科全書》，正合啟蒙運動的初衷和主旨。
法國啟蒙主義代表人物中，還包括孔狄亞克、拉美特利、愛爾維修和霍爾巴赫。這幾位人物與狄德羅、盧梭、伏爾泰一道，在中國內地被統稱為法國18世紀唯物主義思想家。
這幾位啟蒙主義大家都推崇英國經驗主義，都主張理性至上，都是大百科全書的積極參加者和支持者，而且都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中堅力量，但他們又各有特色。
孔狄亞克的特點在於他發揮洛克的經驗論，而且把它應用和擴展到政治領域。他的啟蒙思想中，以宣揚人的平等為特色，他不但認為人在本性上處於平等地位，沒有貴賤高低之分，人的價值平等；不但價值平等，而且在智慧、才能和稟賦上全都平等。兒童出生時頭腦如同一塊白紙，既不知為善，也不知作惡。因為人性平等，所以貴族製、貴族特權就不合乎人性，而作為合理的完善的社會，也完全沒有理由為不平等辯護。
拉美特利是個醫生，他的代表作是《人是機器》。他對笛卡爾等人的哲學十分熟悉，但他不同意笛卡爾有關實體的觀點。他認為實體隻有一個，就是物質實體，一切精神都依賴於物質。而且他認定物質實體不僅是其他一切內容的基礎，本身不僅具有廣延性質，還具有促使自身活動的內部動力。《人是機器》一書曾遭到禁止，但在法國和西歐產生很大影響。《人是機器》的思維方法不見得有多少價值，但它對當時的自然科學與人的推崇，卻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作為一本法國啟蒙主義思想的代表作，今天讀來依然十分有趣。
愛爾維修的特點在於他對教育極端重視，而他的全部哲學沒有一時離開過對人與人性的研究。他完全可以稱之為一位人論專家。他從經驗主義原則出發，得出“人是生而平等”的重要結論，而且認定“人的一切差別都是後天獲得的。”他推崇教育，認為“教育使我們成為我們現在的樣子。”他說：“知識依賴你，人在枷鎖中也是自由的。知識依賴你，人處在厄運中也是幸福的。”他斷定決定一個民族的盛衰的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別的，而是知識。當然，教育不可能是萬能的，而且如果沒有必要的經濟實力與相應的文化作支撐，教育還會成為最易被忽視最易受傷害的一個文化領域。
霍爾巴赫的特色則是他的大無畏的無神論精神與戰鬥姿態。西方人文精神固然起始於文藝複興時代，但無神論的曆史卻沒有這麼長。培根是將宗教歸於神學，而將智慧歸於哲學，將知識歸於科學；神學、哲學、科學，分門別類，各管各事。笛卡爾承讓上帝的存在，洛克對上帝不置可否，但是主張宗教寬容。貝克萊是個神父，休謨認為世界不可盡知，斯賓諾莎認為神與實體相等，萊布尼茨不惜花大氣力下大工夫向教會討好，即使伏爾泰也不否認上帝的存在。唯有法國戰鬥的唯物論者，對於所有神話，一筆勾銷，而其中表現最勇敢最具戰鬥者姿態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位霍爾巴赫。他的著名思想著作《自然的體係》、《健全的思想》，隻肯定世界的物質性，從根本上否定基督教義，而且做得斬釘截鐵，幹淨徹底。他認為，宇宙不過是一切存在物的總彙，到處提供給我們的隻是物質的運動。他絕不承認神的存在，也不承認牛頓的所謂第一推動力。牛頓雖然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家，又是最有影響的科學家，但他還是不能同意牛頓關於“上帝是第一推動者”的觀點。他認為，上帝的存在也應該如同萬有引力的存在一樣，不能盲信，而要證明。可惜，牛頓雖然能證明萬有引力，卻不能證明上帝的存在。按照這位無神論者的邏輯，神既然無法證明，那麼，就證明沒有上帝。
霍爾巴赫認為神學不但於人類無益，而且於人民有害。他說：“神學及其種種概念遠非有益於人類，乃是種種令人悲愁的災難，使世人盲目的謬誤，致人心於麻木的偏見，陷眾生於輕信的無知、折磨群眾的罪行、壓迫人民的真正來源。”不唯如此，他批判神學，也批判專製，認為二者相互利用，屬於一丘之貉。他寫道：“專製君主們利用上帝的名字給自己罩上一層神光，給自己的權力蓋上無上的神披，給自己最不公正最狂暴的幻想附以神意的調色師。他們利用它使自己的各種權術受到重視，以便不受懲處地滿足自己的貪婪、驕傲和獨立。”
當然，宗教作為一種文化，根本否定怕不能濟事，但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環境中，有幾位這樣的思想家，確實不但非常必要，而且非常及時。
法國啟蒙運動的一個“異數”是盧梭。盧梭是一位怪傑。他是思想史、文學史上的豪傑之士，但其心理素質、個人學養都有些偏頗。這些偏頗使他變得很容易激動，很容易急躁，很容易和別人發生衝突，卻很不容易有效地控製自己的感情，又很不容易以寬容或有點寬容的精神去對待別人。
盧梭與法國多數啟蒙思想家不一樣，他是一個窮人。從他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狀況考慮，他長期生活在下層社會，他曾經當過仆人，做過學徒，也曾街頭賣藝——他是一個頗為不錯的音樂演奏者。而伏爾泰、孟德斯鳩、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都出身上層社會，不但頗有教養，而且經濟無虞，甚至有很高的收入，很雄厚的財力。他們可以專心於寫作，而全然不用為生計考慮；他們可以過上層社會的優裕生活，他們有自己的莊園，可以辦很好的沙龍；他們既是施舍者，又是享樂者。而且他們常常與文藝複興時代的思想家們不一樣，那些前輩人物大約隻在科學與思想方麵多有貢獻，而他們還是很優秀、很有經濟才幹的商人。
盧梭全然不是如此。但他又自視過高，性格偏激，加上他對下層社會生活有親身體會，對社會的批判自有別人無法企及的地方。因為他自視過高，難免盛氣淩人；因為他性格偏激，難免與別人包括他的那些極有修養又對他極為友好的朋友發生衝突；因為他對社會特別是社會下層生活了解很深，他的思想又難免與別的啟蒙者發生歧義。但盧梭原本有一顆真誠的心，他敢於解剖自己，也有暴露自己的缺點、過失和醜陋的勇氣。他的《懺悔錄》，回顧自己的一生，有好說好，有壞說壞，雖然自我評價總難免自覺不自覺地加上許多主觀色彩，但能把自己曾經偷盜，一經被人發現又極力誣陷他人的劣跡一一寫出，畢竟有些不凡之處。他一生常做情夫，而且賴此為生。他正式結過一次婚，夫人沒有文化，也沒有品行，竟然做出和馬車夫調情一類的事，但盧梭對此，也並不十分在意。他和他夫人生過好幾個孩子，但一個也不撫養，統統送到育嬰堂去了。他最好的朋友應該是休謨，最理解他的人也應該是休謨，但即使寬容和善如休謨者，也終於受不了他的怪脾氣，隻好以絕交方式結束雙方的友誼。他與伏爾泰更是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若單以思想觀念而論，他並非沒有道理，但看他死後的淒涼與伏爾泰死後的盛況——他們同於1778年故世，可以知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人是遠遠比不上伏爾泰的。
盧梭雖然生前道路曲折，死後卻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歡呼。他是法國大革命的精神偶像，他的名字是法國大革命的旗幟，而他的學說差不多成了法國大革命的精靈。
盧梭也是個全才型人物。他的小說《新愛洛綺思》影響極大，是西方書信體文學中的經典性作品。他的《愛彌爾》立意新穎，文筆酣暢，發人深省，感人肺腑，堪稱不可多得的文學佳作。他的個人日記《懺悔錄》，尤其擁有眾多的讀者，通過這本回憶錄，人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怎樣由下層社會進入思想殿堂的長途跋涉者，一個永不屈服者的風采。而他最有價值的理論著作，還是他的《社會契約論》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正是這兩本不長的著作，也唯有這兩部不長的著作，才奠定了盧梭在人類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法國啟蒙主義的主調是自由、是平等；中心議題是人的價值、人的理性和人的尊嚴。盧梭是法國啟蒙主義的極端人物，他關注自由，尤其關注平等。他是西方近代價值係統中有關平等與不平等學說的大師，也是在批判不平等，要求平等方麵的最出色的思想家。正是由於這一點，使他超越了他的那些比他更有教養的戰鬥夥伴，而一躍成為法國大革命的象征。
盧梭主張平等，但平等不能離開主權，所以他既是平等論者，又是主權論者。但他不是一般的主權論者，如洛克、孟德斯鳩那樣的類型，他是人民主權論者。他認為主權就是公意的運用。主權既是公意的運用，則除非人民，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這個主權進行幹涉，進行分割，進行限製。因此，盧梭的主權論，必然導致主權不可轉讓，主權不可分割，主權不能限製的三原則。在他看來，轉讓主權，就意味著出賣自由；分割主權，就意味著分解公意；限製主權，則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混亂觀念。主權既是公意的體現，就沒有什麼等於或大於主權的內容。
盧梭從他的主權理論出發，順理成章，條分縷析，對人民主權的歸屬與製約提出以下三大觀點。
其一，“立法權力是屬於人民的，而且隻能是屬於人民的。”（《社會契約論》，第75,76頁）
其二，“行政權力的受任者絕不是人民的主人，而隻是人民的官吏；隻要人民願意就可以委任他們，也可以撤換他們。對於這些官吏來說，絕不是什麼訂約問題，而隻是服從問題；而且在承擔國家所賦予他們的職務時，他們隻不過是在履行自己的公民義務，而並沒有以任何方式來爭論條件的權利。”（《社會契約論》，第132頁）
其三，“以絞死或廢黜一個暴君為目的的暴動，乃是一件與他昨天處罰臣民生命財產的那些暴行同樣合法的行為。支持他的隻有暴力，推翻他的也隻有暴力。”（《十八世紀法國哲學》，第161頁）一句話，人民有權革命。
權力歸於人民；執政者對於人民主權上隻能服從；出現暴君，人民便有權革命。這三條真是太棒了。對此，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美國獨立戰爭，都給予極高評價，而且奉為經典，視為圭臬。
西方近代思想到了法國啟蒙時代，已經全然完成。法國人送給啟蒙運動最好的回報，就是爆發了震驚世界的法國大革命。
法國爆發政治革命，英國進行經濟革命，德國卻在悄悄推進思想革命。法國大革命為歐洲資本主義全麵取得領導權開辟了道路，英國經濟革命的主體形式即產業革命，而產業革命的作用甚至比法國政治革命的作用還要來得更其紮實，更其有效，更其廣大。德國的思想革命，則是另一番景象，雖然它的影響同樣深遠，甚至更為意味綿長，但論其現實表現，卻不是紅色的，而是灰色的。
德國哲學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康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黑格爾稍後再敘，其開山人物則是康德。康德，生於1724年，1804年去世，他一生從事教育和研究，沒有擔任過其他社會職務，也沒有從事過其他職業。這是自文藝複興運動以來西方重要思想家中首次出現的職業變化。康德之前，那些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雖然有做過家庭教師或做過短期教育工作的，但以教書為業的人物，可以說一個也沒有。他們或從政，或經商，或做科學實驗，或創辦學刊，或組織研究機構。他們與社會往來密切，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與社會的接觸上，他們不是書齋中人，卻做出了書齋學者全然作不出的理論成就。康德則一生都從事教書職業，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教書匠。但他並不因為終生從事教育而減弱了自己的研究水平，相反，他是歐洲自中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思想文化人物。
以康德的實際成就和他對後代的影響而言，他至少算一個偉人。但他又是一個具有大智慧的怪人。康德的怪，不同於盧梭的怪。盧梭是怪在外在表現，以至令人對他有些厭惡，有些好奇，又有些害怕——怕沾上他擺脫不掉。康德的怪，則怪在內裏，他外表整潔，而且極有教養，與朋友交往很多，矛盾很少，他是一個很樂於接觸人又很有教養很有才華的人，無論男人女人都可以和他成為很好的朋友。但他卻終生未娶，而且他一生都住在同一個城市，即使到百裏之外走一走，一生也不過有數的幾回。他生活極有規律，照海涅的說法，他每天的出行時間，連一分鍾的誤差也不會出現，所以人們可以用他出行的時間來對表。他的早期文章，文字優美，易讀易看，但他的主要的理論書籍，用語極為艱澀難懂，他的代表作《純粹理性批判》出版後送給朋友，這朋友讀了數天，回信給他，說如果再讀下去，自己就要瘋了。能把朋友讀瘋的文字，可以想見是多麼佶屈聱牙，如天書一般。
然而，就在這樣平靜如水的外表下，在這如鍾表一樣精確的生活方式下，在終生未娶的冷寂到如苦行僧一樣的生活下，在隻知讀書教書寫書出書的單純的社會行為下，卻深藏著具有大智慧的頭腦，具有強烈的革命衝動的感情，具有深刻到足以影響人類文明幾百年的思辨能力。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異和驚訝。
康德的祖國德國，無疑是那個時代西方文明中落伍的國家，而康德本人卻絕對不是落伍的思想家。他對他的時代有著深刻的但深藏不露的理解，又把這種理解轉化為艱深的文字，凡能讀懂康德哲學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認定他是他那個時代的富於傳奇色彩的大腦。他在對自由的理解方麵，並不比英國經驗主義思想家們稍有遜色；在對人的理解上，也不比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們稍有落後。但他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他酷愛自由，但不像他的鄰國同仁們以那樣激烈的方式表達，他的表達總帶有一股濃重的哲學味道，他說：“再沒有任何事情會比人的行為要服從他人的意誌更可怕了。”
他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但也不像他的鄰國同仁們那樣慷慨陳詞。深知他思想內涵的羅素這樣評價他：“法國的這種絕對概念又在啟蒙運動中過渡到德國，使我們也認為一切事物，一切存在，一切要做與不做的都應該是一種有用的東西，這就恰好取消了事物的自在性，而認為事物隻應該為他物而存在。而一切事物都應該為之而存在的就是人的自我意識，但都是作為一般的人。對於這種行為的意識，在抽象方式下，就是康德哲學。”換句話說，在法國，在形象的表達方式上，如果是盧梭的話，那麼，在德國，在抽象的表達方式上，就是康德。
以黑格爾式的語言評價康德哲學式的康德，令人不禁莞之一笑。
康德哲學博大精深。之所以如此，因為他享有最廣泛的傳統，又有最好的曆史機遇。說康德哲學有最廣泛的傳統，因為他的哲學，不但是笛卡爾、萊布尼茨哲學的繼承者，而且是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繼續者，還是法國啟蒙主義哲學的繼承者。而他的繼承方法，不是隻求借鑒，而是邊借鑒，邊批評，要將這些無比深刻的哲學都細細咀嚼消化，然後，轉為我用。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人物是休謨，他自己承認，正是休謨對因果性概念的批判，將他從獨斷的睡夢中喚醒。對他的哲學影響最大的則是盧梭，他雖然有鐵一般的生活規律，卻因為讀盧梭的《愛彌爾》讀得入了魔，竟然打亂了他好幾天的生活規律。而且，他說，對盧梭的書要多讀幾遍才能明白，因為初讀盧梭，會被盧梭文章的優美文字所吸引，而忽略了它的內容——大約康德先生是為了不使他的讀者因為文字優美而忽略了自己文章的內容，才把那文字搞到如此艱深苦澀，令人頭腦發瘋。
康德哲學的機遇在於德國。彼時的德國雖然落後，卻十分平靜——盡管這平靜隻是表麵現象，但對於一個哲學家而言，有這點平靜已經夠了。英國人經濟發達，生活方式最為先進，寫艱深的書，怕不會引起人們的興趣，最好的作者就是洛克與休謨。法國人社會動蕩，情緒激動，隻有明敘直白，才能直抒心臆；隻有大氣磅礴，才能振聾發聵；隻有諷刺批判，才能激動人心。總而言之，艱深不行，曲折不行，難讀難懂全然不行。德國人精神壓抑，因壓抑而冷靜，因冷靜而善於思考，這好比一位鍾情演戲卻又沒戲可演，雖然沒戲可演卻一定要把戲演好的演員，他隻管反複打磨，反複錘煉，千折百曲，隻要精純。於是落後的德國成為德國古典哲學的曆史機遇，而康德正是有效地利用這機遇並且出色地完成其曆史使命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第一人。
康德不僅是哲學家，而且是一位科學家。他的科學與他的哲學前後承繼，左右溝通。他的早期學術生涯，以科學為主，他寫過關於風的論著，也寫過關於地震的文章，他在自然科學方麵最大的貢獻，是他提出了星雲假說，即太陽係的生成學說。這自然隻是一個假說，而這個假說，直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也就是說，直到今天還沒有哪一個科學家能證明它或者駁倒它。
康德哲學的代表作包括《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三大批判。三大批判分敘三大問題。《純粹理性批判》討論“真”，《實踐理性批判》討論“善”，《判斷力批判》討論“美”。真也，善也，美也，在康德夫子這裏集合薈萃，尉成大觀。但他的思維方式卻很費周折。
康德哲學中一個理論支點，是他關於“物自體”的思想。物自體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笛卡爾。笛卡爾一方麵認為“我思故我在”，另一方麵認為物質具有廣延性。由是形成兩條平行線，人的思維——懷疑論是一條線，物質世界是另一條線。斯賓諾莎合二線為一，提出實體論，但他的實體既是自然的“物”，又似萬能的神。萊布尼茨提出單子說和預定說，總算給了“實體一個自身的動力和一種近乎神秘主義的規律性。”洛克則認為物質世界具有兩種屬性，一種屬性，如長、寬、高，屬於物質自身，他稱為第一性；另一種屬性則與物質本身沒有依屬關係，如顏色、濕度，在他稱之為第二性。康德在這樣的基礎上，受到休謨啟發，提出他的“物自體”觀念。
康德認為，“物自體”即自在之物，不能認識。那麼，什麼是“物自體”？“物自體”即絕對的、無條件的、最完整的統一體。這個定義與斯賓諾莎論實體的定義十分相似。而能滿足這些條件的，包括靈魂——它是一切精神現象的最完整的統一，世界——它是一切物質現象的最完整的統一，上帝——它是前二者的所有現象的最完整的統一。這三個統一，康德把它們稱之為“理念”，理念高於現象，處在“現象”之外，而人的認識，無論是感性認識、知性認識還是理性認識，都不能達到這樣高的層次。
康德將人的認識能力分為感性、知性、理性三個層次，在康德那裏，感性是整體的，知性是範疇的，理性是係統的。但無論哪個層次，對於“物自體”全然束手無策，因此，康德的理論被稱為二元論。即“物自體”是一元——不可認識的一元，“物自體的外在表象”——現象為一元，這是可以認識的。康德的二元論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受到諸多批評，但作為一種哲學方法，並非沒有自己的價值。
“物自體”觀念的價值在於，它區分了不可觀察的思維的本體與可觀察可分析可思維的現象兩種對象，他隻承認可感知的時、空框架內的可觀察可分析可思維的現象為哲學的唯一基礎。這聽起來，好像有不可知論的味道。而事實上，人類的知識確實不是建立在對一切事物的觀察、分析、思維基礎上的，而隻是建立在對可能觀察、可能分析、可能思維的現象的摹礎之上的。如果說，我們的認識是以一切事物為對象的，那麼，我先要提問一句：人們麵對的外部世界究竟應該包括哪些內容才算完全？比如說，它應不應該包括黑洞，應不應該包括我們可以推測但卻全然不了解的整個太空現象。但這樣的提問，馬上陷入悖論，所謂整個太空現象，其實是人類所不掌握的，而將不掌握的內容作為認識基礎，這又成了假設，偏偏真理不能以假設為前提。
研究康德哲學，先應討論一下“物自體”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麼我們應該說，即使這“物自體”是可以知道的，那麼知道這“物自體”的那一天，也就是物自體不成為物自體的一天。這一天的到來，不是人類變成了上帝，就是上帝變成了人類。
康德為了論證“物自體”的不可知性，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二律背反”。所謂“二律背反”，即同一事物——與物自體相關的事物——的兩種完全相反而又能同時存在的規律，他講了四個這樣的規律。即
（1）世界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有限的；（正）
世界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是無限的。（反）
（2）世界上一切都是由單一的不可分的部分構成的；（正）
世界上沒有單一的東西，一切都是複雜的和可分的。（反）
（3）世界上存在著自由；（正）
世界上沒有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反）
（4）存在著世界最終的原因；（正）
沒有世界的最終的原因。（反）
康德討論二律背反的目的，在於證明“物自體”的不可認識性，或者說檢驗人類的認識能力究竟能達到什麼程度？而後人對二律背反發生興趣，常在於把它理解為一種方法，理解為悖論方法或者辯證法。
康德為了論證他的“物自體”和人們的理性認識能力，對時間、空間做了富有創見的研究。
康德為了構成自己的完整的思想體係，把精神世界交給信仰去負責，把現象世界交給理性去負責，把感情世界交給意識去負責。交給信仰去負責的是善，於是他寫了《實踐理性批判》；交給理性負責的是真，他寫了《純粹理性批判》；交給意識負責的是“美”，他寫了《判斷力批判》。當然，這隻是要而言之。三個批判相比較，自然是《純粹理性批判》最具哲學性、思辨性和整體性。而他的“物自體”既不在理性負責的範圍之內，也不是理性可以知曉與把握的。
康德哲學博大精深。但他哲學的二元論傾向，畢竟留下了很大的認識空缺。於是費希特出來，把他的“物自體”放在一邊，而將自我作為其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然而對自我的主張同樣有巨大的理論空缺，於是謝林出來，又把同一作為自己的基本哲學理念。從康德的“物自體”與現象世界的二元論，到費希特的自我論，再到謝林的同一論，德國古典哲學上了三個台階。然而還不夠，於是黑格爾出來，以他的絕對理念與絕對精神，以他的辯證法方式，將德國古典哲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曆史水平，從而也結束了西方近代哲學的曆史使命。
從文藝複興運動到17世紀理性哲學，再到18世紀啟蒙運動，再到德國古典哲學，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價值體係與理論體係已然基本完備，於是西方人在思想文明方麵開始並建成了領先於世界的文化時代。
（五）從專製國家到民主國家
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需要作三點說明。
第一，政治問題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全部的社會文化構因。社會的發展變化，本質上屬於文化係統的發展變化。政治也罷，思想也罷，科學也罷，技術也罷，經濟也罷，相互關聯，相互掣動，都屬於文化係統的基本構因，都在這種文化係統的曆史演化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我們將這些基本問題，分門別類地分析，隻是為了敘述的方便，便於理解。實際上，西方社會從專製向民主的轉變曆程中，並非隻是政治係統的行為，如果沒有相應的經濟作基礎，沒有相應的社會政治力量作動力，則西方近代文明不可能實現，既不能達到專製與統一，也不能走向民主和繁榮。
第二，從專製國家到民主國家，屬於一般性規律，雖有例外，大致如是。這是西方的經驗，也是現實的需要。如前所言，隻有城市文明或城邦國家，不能建成強大的資本主義文明，不能獲得持久的發展力量，不能戰勝各種反對勢力，也不能取得曆史性突破。因此，在特定的曆史時段上，需要建立強大的統一的專製性國家。但是，專製體製在本質上是與市場經濟相對抗的，是與商業經濟相背謬的，是與新興中產階層的利益相矛盾的，也是與曆史發展的大趨勢背道而馳的。因此，專製一定讓位於民主，獨裁社會一定讓位於法治社會。隻不過，因為西方各國的文化傳統不同，社會結構不同，文化心理不同，經濟和人文發展水平不同，其轉變方式不同，從而形成各自發展的道路。在英國，雖然有兩次革命，卻沒有法國那樣的風狂雨暴，血雨腥風。英國人也有流血，也有犧牲，但英、法革命兩相比較，英國人的革命可謂是紳士的革命，法國人的革命才算得上是烈士的革命。革命方式不同，因為曆史環境不同，革命方式不同，又促成社會後果不同。不同的文化傳統終於須由不同的文化選擇而成為不同的文化模式，這一點，我們稍後再詳細討論。
第三，自15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特別是17世紀歐洲人大規模開發北美洲起，到18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西方文明史上又出現一個後起之秀——美國。美國在地理上雖然不屬於歐洲，但在文化係統上，在文明傳統上，在與歐洲的千絲萬縷的聯係上，都可以稱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說是歐洲文化的亞種。因此，自本節開始，我們也把美國納入本書的視線，討論西方文明，同時也討論美國文化。
1順應與阻滯，走向近代文明的專製國家
文藝複興運動首創於也繁盛於意大利城市文明，然而，這些城市文明抵不住北方國家的侵略，也抵不住它們所在國家的內亂與內戰。於是，昔日的繁榮昌盛，竟成一夢。或許因為這種曆史教訓教育了歐洲人，或許各種政治力量各種經濟利益的爭奪刺激了意大利北麵的歐洲人——實在說，資本主義早期文明本身就帶有強烈的侵略性和奴役性，而這種侵略性與奴役性，是既不分敵友，也不分血緣和信仰的。不管有多少原因吧，反正在意大利之後，它周邊的鄰居也包括它自己相繼進入專製、統一、強大的曆史時代。
歐洲的專製時代，也是向現代製度的過渡時代。歐洲的專製時代，不分東歐、西歐，走的全是差不多一樣的道路，東自俄羅斯，西到英國，如過江之鯉，大家前仆後繼，奔向國家統一，國家強大，國家專製。專製政權出自文藝複興時代，在它的前期——大約公元1600年以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是各種世俗勢力與教會的矛盾，不同的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凡是具有新興性質的，或者願意與新興勢力結合的，夾七夾八，毫無例外地與教會統治開鬥，或者明鬥，或者暗鬥，或者內鬥，或者外鬥，到1600年前後，教會勢力已經後勢難繼，成不了大氣候了。雖然宗教裁判們還在那裏審判異端，但在西歐多數地區，世俗政權已然取得主導地位。自17世紀始，世俗政治與教會的鬥爭降到次要地位，世俗政治之間的鬥爭成為主要矛盾。於是那些先強大起來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先強大起來的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競爭不斷，爭奪不斷，戰爭不斷。這些競爭、爭奪和戰爭顯然又促進了專製國家的強化過程，於是專製體製成為文藝複興之後的歐洲政治主流。
專製不分先後，方向大抵一致。最早成為專製強國的，乃是西班牙。西班牙原本處在四分五裂狀態，其中四個基督教國家阿拉貢、卡斯拉爾、萊昂和那瓦爾占據主要地位。到了15世紀，分裂的阿拉貢的斐迪南德與卡斯拉爾的伊莎貝拉聯姻，為西班牙的統一和實行強權政治奠定了基礎。這一對政治夫妻夫唱婦和，實行專製，使西班牙得到積極發展。這一階段的西班牙，即使不能算歐洲的首強，至少影響很大。他的海軍和他的探險隊伍，在西方曆史上尤其留下重要影響，對世界近代文明產生重大影響的哥倫布探險，就是在伊莎貝拉的支持下完成的。
繼西班牙之後，英國進入專製的黃金階段。英國在百年戰爭之後，又來了一場玫瑰戰爭，到1485年玫瑰戰爭結束，開始了英國人的複興之路。此時的英國，經過130多年的戰爭，已經筋疲力盡，各個階層都需要休養生息，而新興的商業階層尤其需要發展。於是都鐸王朝的幾位君王，得到了他們的前人們沒有遇到的良好政治環境。從都鐸王朝建立到英國革命爆發的180年間，先後有6位皇帝登位，僅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一世就在位83年。而且這二位皇帝都是頗有作為的皇帝，尤其是伊麗莎白一世，在繼位之前，命運多舛，常常處在不幸與危險之中，而正是這種環境鍛煉和教育了她。由她這樣經曆的人作英國女王，正是英國人的大幸運。伊麗莎白在位45年，英國不但走向強大，而且走向繁榮，終於在與西班牙的較量中，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牢固地確立起英國人長達幾個世紀的海上霸權。
法國走過的專製道路還要長些。盡管法國曾經是北方最早強大的國家，但法國的曆史道路十分曲折，不但內亂頻仍，而且外患不斷。英、法百年戰爭，法國的消耗要比英國更大。法國內部的宗教紛爭也遠比英國表現得激烈和嚴重，但走向專製的道路，像法國這樣的歐洲大國，無論如何不能避免，至少從16世紀晚期亨利四世開始，法國開始走上統一、強大、昌盛的專製之路。亨利四世可以說是近代法國的奠基者。1610年，他被狂熱分子刺死，新國王路易十三接位。但此時的路易十三隻有9歲，他母親攝政。到1624年，國王親政，他委任樞機主教黎塞留主持國家政務，黎塞留在西方近代史上饒有爭議，他功過鮮明，是個黑白兩色對比強烈的人物。他的主要功績是樹立和鞏固了國王的權威，使法國成為歐洲的主要強國，他的主要過錯是對商業重視不夠，這固然也有內在外在的諸多原因，但無論怎樣，因為法國長期忽視商業的積累，從而，使法國失去了重要的曆史發展機遇，從而在社會深層麵與英國拉開了距離。
法國專製文化的巔峰時期是享譽世界的路易十四時代。路易十四是一個能力極強野心更大的曆史人物，他繼承前人基業，又加以鞏固發展，從而使法國成為當時歐洲最為強大的國家。如果不從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層次而隻從社會的外在現象分析，則無論西邊與之隔海相望的英國，還是東邊的德國、奧地利，南邊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都不能和當時的法國相比。路易十四對自己的統治既十分滿意，又充滿信心，他的最有名的格言是：朕即國家。
朕即國家，這在古代中國本尋常事耳，但中世紀以後的歐洲能出現這樣的言論，可說是一大新聞。
法國以東，普魯士和奧地利是中歐的兩個專製強國。尤其在德國，對後來歐洲興亡發展起過巨大的正麵和反麵作用。而普魯士正是構成德國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普魯士專製政權的奠基人是腓特烈?威廉，但他隻是普魯士大選侯。到他孫子腓特烈?威廉一世時，已經成為普魯士的國王。他繼承祖業，頗有作為，而最著名的人物則是腓特烈二世，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腓特烈大帝。
腓特烈大帝是一個極有才華、又極富智慧和個性的人物。他雖然是中歐最大的專製者，卻又有“開明專製君主”的美稱。他自己不喜歡國王的稱謂，而自稱是“國家的第一號公仆”。不過他這位公仆，不為別人服務，卻需要千百萬人為他的政權服務。但能有這樣的意識，縱然可以歸之於“狡猾”，絕不能歸之於糊塗。他當政期間，普魯士達到前所未有的曆史狀態。他加強對國家的控製，實行廉政，建立學校，鼓勵和推行科學種田，科學造林，促進經濟繁榮。在宗教方麵，他也有開明的言論和寬容的態度。他甚至聲稱，隻要有伊斯蘭教徒願意來柏林居住，他就會在柏林為他們建造清真寺。但他對外好戰，對內鎮壓，他的品格與中國封建時代的開明帝王確實有幾分相像。
但德國的專製道路極長。因為普魯士雖然是後來德國境內最強大的國家，畢竟強大普魯士易，統一德意誌難。統一德國，還需要很艱苦的努力和很長的時間。直到19世紀俾斯麥作首相的時代，才以血與劍的方式，取得了德國的統一。而那已經離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多少時間了。
西方國家相繼走向專製，雖然專製與專製也有區別，但在其本質方麵差異不大。專製在現代人心目中是一個很壞的名詞，但在當時，確實有它存在的根據和價值。正是這些專製國家的建立和完成，徹底取締了教會的統治，以武力或別的什麼方式，打擊封建經濟，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專製政權已經具備了西方現代國家製度的基因，建立了完備的國家體製。對它的曆史意義，《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如此評價：
“不管它的起源怎樣，現代國家製度體現了下列幾個因素：①所有國家一律平等，自主；②每個國家有權遵循它自行製定的對外政策，建立聯盟或反聯盟，並且為了自身的利益進行戰爭；③利用外交代替戰爭，隻要根據政治利益的需要，還常常搞陰謀、間諜活動或背信棄義；④權力平衡作為一種避免戰爭的手段,如果發生戰爭，權力平衡還可以保證對盟國的支持。”（
《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第293頁）
然而，專製不能長久，專製或早或遲一定走向民主。隻是近代專製國家的曆史發展過程，恰好似一條又一條的拋物線。
為什麼說專製國家的發展過程如一條又一條的拋物線？因為不論哪種類型的專製國家，毫無例外地都經曆了從奠基、發展到強大，再到腐敗，再到衰落，直至滅亡的曆史過程。
正如絕大多數的西方近代國家，沒有一個不曾經曆專製曆史一樣，它們同樣經曆過強大甚至繁榮的曆史階段，而最終一個一個走向腐敗和滅亡。
所謂滅亡，不是專製國家的滅亡，而是專製政體的滅亡。這種滅亡與中國古代的改朝換代不同，它們的滅亡和再生過程，更似神話傳說中的鳳凰涅槃；而中國古代社會的改朝換代，隻是在原結構基礎上的修複與再造。舉例說，英國革命前後的政權性質已有本質不同，而元朝取代宋朝，明代取代元朝，清朝取代明朝，雖然四朝更迭，卻沒有本質的不同。[HJ]
西方專製國家必然要通向民主，而且通向民主的方式，很少有不發生暴力革命的情況。即使不發生內部革命，也必然發生外部戰爭，誠如現代中國曾經流行的一句名言所說：“不是革命引起戰爭，就是戰爭導致革命。”
2民主取代專製不是偶然選擇而是曆史必然
有人認為，民主取代專製，是因為專製時代出現了殘暴加腐敗的統治者。這當然是個原因，卻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以英國革命為例，英國革命的直接對象查理一世，雖然算不得什麼好國王，但他比起他的前任詹姆斯一世來，卻好了不少。他既不像詹姆斯那樣殘暴，也不像他那樣肆無忌憚，出爾反爾。
有人認為，民主取代專製，是因為專製者的運氣不好，剛好趕上了國內經濟困難，或者出了別的什麼事情。這也不然。國內經濟困難，可能引起混亂，不見得引起革命。革命自有它深層原因，而這些原因，雖然常常與經濟困難有直接原因，卻不見得成為決定性因素。
曆史上引發動亂的往往是經濟結構層麵的原因。比如歐洲中世紀及其以後的多次農民起義，就屬於這種情況。中國古代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多數也屬於這種情況。人們——主要是農民已經完全沒有活路，要麼活活餓死，要麼扯旗造反。這種時候，社會已經如同一堆幹柴，饑餓更像一團烈火，烈火遇上幹柴，不燒也得燒，不燃也得燃。何況垂死的農民已經百般絕望，而憤怒的農民更加火上澆油。但革命顯然不同於社會動亂，西方近代革命更不同於農民起義，事實上，這些革命都發生在大城市，這裏原本沒有農民，沒有農民何來農民起義。
以法國革命為例，有人說，是法國下層社會的廣大人民餓壞了，沒有辦法，要起來革命，事實並非如此。發動法國大革命的不是農民，不是城市貧民，而是法國中產階級，是法國工、商業者。所謂第三等級，不論其代表人物還是其中堅力量，都不是社會下層群眾，而是代表資本主義未來的中產階級。當然，革命一旦爆發，便不再是哪個階層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不是革命者，便是革命的同情者，再就是被革命或反革命者。而法國大革命給人們的最大啟示在於，正是因為法國工、商階層的社會人口比例遠遠低於英國，它才由專製而民主，又由民主再專製，終於造就出一位頂著王冠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捍衛者——法國現代化皇帝拿破侖。
民主取代專製的深層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一定要取代封建主義，而城市文化一定要取代農村文化，工業文明一定要取代農業文明。
而西方近代革命和革命的領導者、推進者與捍衛者們，正是這種曆史大轉變中造就的一代新人。
因為他們是一代新人，所以無論克倫威爾也好，馬拉也好，羅伯斯庇爾也好，丹東也好，還是拿破侖也好，雖然他們的性格各異，才智有別，價值觀點或有區別，個人理想也有不同，但作為資本主義文明的代表者，則人人值得後人的紀念。盡管他們也在革命前後作過一些錯事，行過一些殘暴，甚至給人民生活，給鄰國人民帶來很大的傷害乃至災難，但他們依然值得曆史懷念，依然值得曆史敬重。也正因為他們屬於一代新人，所以，雖然拿破侖率大軍打敗了德國，而當時德國的幾位文化偉人如黑格爾、如歌德，對於拿破侖軍隊的到來並不十分反感，反而以見到這位皇帝的“龍顏”而感到高興。畢竟拿破侖代表的不僅僅是法國而已，他還代表著法國革命確立的那些原則和精神。拿破侖自己對此也十分清醒，因為他曾在某個地方說過，他雖然打過40個勝仗，但他還是以自己領導編纂的《拿破侖大法典》引為更大的光榮。
3“三加一”：歐美政治文化模式論
歐洲政治文化模式成形於英、法革命。但英國革命從1640年爆發，到1688年革命結束；法國革命自1789年爆發，到拿破侖稱帝結束。兩個革命相去近一個半世紀，這說明，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有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間。
那麼，為什麼要講“三加一”呢？“三加一”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理解是歐洲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三種模式，英式、法式、德式加上美國模式。另一種理解是英式、法式、美式加上德國模式。前一種“三加一”反映的是地域差異，後一種“三加一”反映的是文化結構的模式差異。畢竟德國沒有發生過英國、法國或美國那樣的革命，反而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模式，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與深思。
英、法、德、美四種政治文化模式的差異，傳統很久，但最直接的原因，則起始於英、法革命。
英國革命發跡得早，完成得也快。實際上，在英國革命之前，還有荷蘭（尼德蘭）革命，隻是荷蘭革命遠沒有英國革命的影響巨大。法國革命發生的晚，道路也更曲折。比較兩個革命的異同，對於理解西方政治模式有很重要的意義。
無論哪次革命，都是異常激烈的，而且每個革命在性質即在本質上也沒有什麼不同。英國革命平和些，也打了兩次內戰。法國革命不但進行了長時間的戰爭，而且革命陣容內部的分歧、廝拚與鎮壓尤其慘烈；不僅如此，它還導致了拿破侖與整個西歐聯盟的戰爭。革命必然付出代價，用中國式的語言講，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但兩個革命的性質、本質也沒有區別，英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革命，法國革命也屬於資產階級革命。
然而，這兩個革命又是如此不同，它的後果同樣差異很大。
第一，兩個革命同樣激烈，法國革命更為激烈，這一點已經說過了。
第二，法國革命不僅是本土革命，而且具有某種國際性特征。畢竟，英國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雖然文化一係，但是地域有分。法國則不一樣，它與德國、意大利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與奧地利、西班牙的關係也可謂源遠流長。法國革命，革的是本國封建貴族的命，但無論東、西、南、北，整個大陸都為之震憾，仿佛打了菩薩，金剛的肉也疼。法國革命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它的外侵性，即使它不曾外侵，歐洲依然建立聯盟，一樣會與之作對。法國革命的特點在此，它的影響大於英國革命的原因在此，二者合一，造成了它的結局與英國革命必然有所不同。
第三，法國革命的領導層不斷發生變化，或者形象地說，它的主角在輪換，而且輪換的方式，越來越激烈，走向極端。革命的第一階段，由君主立憲派執政；第二階段，改為吉倫特派執政；第三階段，則由雅各賓派執政。
如果說，第一階段的革命是各個派別共同對法國舊封建體製的宣戰，並且很快取得了勝利；那麼，第二階段就是代表資本主義方向的工、商階級作為主角的階段，即所謂吉倫特派執政的階段。吉倫特派大體上相當於英國革命的主流派，但英國的工、商階級可以在他們的國家取得成功，而吉倫特派們當時的主張在法國隻能成為過渡形式。於是雅各賓人再次發動革命，把法國革命推向極端。然而，極端的革命必不能長久，它或者取得全麵勝利，或者歸於失敗。雅各賓人沒有取得全麵勝利的條件，而隨著它的領袖人物羅伯斯庇爾、丹東和聖?鞠斯特的被殺，終於使昔日的革命歸於曆史，而拿破侖執政的時代開始到來。拿破侖先執政，後作皇帝，雖然他的主張在總的方麵與法國革命的主張十分近似，但他進行的戰爭，卻顯然具有武裝侵略的性質。拿破侖的失敗，也可以說是法國革命的失敗，但革命的成果，畢竟已經在法國的土地上紮下根來。
英國革命則沒有發生如同法國革命一樣的動蕩和大起大落。它的領導層是穩定的，雖然也有不同階層及其代表勢力的抗爭，如長老派與平等派之爭，平等派與獨立派之爭，但革命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平等派手中。而英國的平等派差不多相當於後來法國的吉倫特派。反過來說，吉倫特派在130年後的那些主張，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幹涉個人行動最少的政府乃是最好的政府；堅持經濟自由，反對一切妨礙工商業主發展的社會體製、社會現象；革命適可而止等，正好是英國革命孜孜以求的內容。
從這個角度上說，法國革命的意義超過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或者說，它是一次複雜的各種政治勢力各不相讓的革命形式，而英國革命卻是一場純正的或近乎純正的自由資本主義革命。
第四，法國革命無比激烈，但終於走向帝製，甚至又由拿破侖式的帝製回到王朝的複辟。英國革命沒有走向帝製，但它同樣出現獨裁，獨裁人物即英國革命的領袖克倫威爾。他雖然不稱國王，隻稱作護國主，但護國主的地位和權力，與國王沒有太大的差異，而且他於1658年去世以後，便由他的兒子接替他的位置。英國沒有走向帝製，而且很快出現複辟。法國的複辟，持續時間很久，社會矛盾無法調合，隻能發生新的革命。英國的王朝複辟，卻打不破革命的基礎，當革命的成果受到威脅時，那些代表和享受了革命利益的政治勢力馬上行動起來，廢除舊王，迎接新王，來了一次光榮革命。英國革命分為1640~1649年的革命和1688年的光榮革命兩個階段。所謂光榮革命，是資產階級實力、智慧、韜略與勇氣的勝利，其中實力因素占了七分，勇氣因素不過一分。
第五，法國革命轟轟烈烈，但沒有徹底解決問題。法國大革命後，直到20世紀，法國政治體製變化尤多，其中經曆3次帝製，5次共和。帝國製度能存在，共和製度亦能存在。雖然總的方向與曆史發展並無大的背謬，但具體的演變，卻時好時壞，對法國的資本主義產生了兩種相反的影響。英國的光榮革命，與法國革命相比，簡直不能算是一場革命。雖然不能說英國的光榮革命好似請客吃飯，但它確實缺少一種驚天動地、浴血奮戰的革命氣派。光榮革命，雖是革命，更講妥協；雖講妥協，又不失原則；雖然表現得不那麼轟轟烈烈，但它的基礎卻打得紮紮實實；而它所采取的形式，又能長治久安。自光榮革命之後直到今天，英國沒有發生過政治、法治方麵的劇烈變化，更沒有發生過政變或類似政變的政治危機。
光榮的革命的意義在於：在政治上，它徹底結束了英國專製體製的殘餘，從此真正進入民主政治時代；在體製上，它找到了一個適應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合理形式，從而保持了英國政治生活的長期穩定；在經濟上，它為日後英國資本主義的加速發展打下了基礎。光榮革命正是18世紀產業革命的必要前提。
第六，英國革命雖然取得全麵成功，卻沒有產生轟動世界的大效應，也沒有產生如《人權宣言》那樣的大文化。英國革命缺少宣言，更注重實效，即使是最能反映和體現光榮革命精神的洛克的《政府論》，也是發端於革命之前，而完成於革命之後。這部對西方近代文明史產生極大影響的著作於1690年發表，此時，光榮革命都已經成功兩年了。
法國革命雖然出現許多曲折，而它的預後效果，尤其不如英國，但《人權宣言》的影響卻無比巨大。《人權宣言》不但是法國革命的思想結晶，而且對整個歐洲的曆史進程，對與之差不多同時完成的美國獨立戰爭，對整個人類的近代思想文明，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曆史作用。在我看來，正是法國的《人權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和《解放黑奴宣言》，與洛克的《政府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才是構成西方和世界近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曆史文獻。
英國革命成功了，法國革命結束了，作為它們東方鄰國的德國人則又驚又怕，但又不肯行動，終於形成另一種政治文化景象。
德國並非沒有革命，但它全然不同於以經濟為最主要特色的英國革命，也不同於以政治為最主要特色的法國革命。它麵對革命，固怨固怕，固驚固喜，隻是死不作聲。但它的內心依然在發生激烈的震蕩——德國革命乃是精神革命。它的代表人物，即是文學家歌德與席勒和哲學家康德與費希特。
或者換個角度說，英國的革命早已完成，法國的革命正在激烈進行，而德國的統一、專製、強大的曆史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18世紀的德國政治，隻是在為與拿破侖作對而賣力，在為它自身的統一和強大而絞盡腦汁，直到19世紀下半葉，它才真正完成自己的統一和強大的曆史使命。
倒是遠在北美洲的美國前身——英國人的北美殖民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從文化淵源上看，美國主要繼承的是英國文化傳統。這個傳統，大而言之，即法治傳統與自治傳統。美國人最早的法治文件，是17世紀前葉歐洲移民在“五月者號”帆船上自願鑒定的《五月者號?公約》。1620年11月11日，經過66天海上漂泊，英國“五月者號”大帆船在北美東海岸拋錨，船上一共有102名乘客，其中41位男乘客自願簽約，作為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的法律基礎。公約的主體內容如下：
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強基督教信仰，為了提高我們國王和國家的尊榮，我們漂洋過海，在弗吉尼亞北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麵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製定頒布的被認為是對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
這個公約，內容雖短，意義卻大。換句話說，從歐洲移民——主要是英國移民登上美洲大陸開始，他們就為自己的未來確立了法治原則，而這個原則，隨著他們與英國宗主國的對抗而得到進一步強化。其間，又吸收了洛克的自由觀點、霍布斯的國家觀念、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觀念和盧梭的平等觀念，加上英國的法治傳統，代表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的思想，和北美殖民地特有的實用主義、個人主義精神，而凡此種種，都在北美人爭取獨立的鬥爭與戰爭中得以強化、得以升華，終於如百味中草藥配置的妙方一般，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彼此吸納，展轉升騰，最終形成美國人特有的政治傳統和文化精神。
美國獨立戰爭如果從1774年7月17日馬薩諸塞立法會議通過召開13個殖民地代表會議的決議算起，那麼，正式通過《獨立宣言》是它的第一個高潮；而英國承認美國的獨立是它的第二個高潮；通過《聯邦憲法》是它的第三個高潮；華盛頓正式擔任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是它的第四個高潮。從1774年鬥爭正式開始到1789年美國總統就職上位，經過15年時間，開始基本實現美國的獨立夢想。從此，世界舞台上又增添了一支生力軍，而文化曆史上又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
美國獨立戰爭過程也複雜，略去不議。美國作為新興國家和新興的文化類型，它傳遞給人類的新的文化信息包括：第一，它是一個由眾多民族組成的以英國文化為主導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第二，它實行徹底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三，美國總統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在連任一屆後，自動去職的國家最高領導者；第四，美國雖然以英國法治傳統為藍本，但它的《獨立宣言》和《聯邦憲法》無疑是集西方近代文明精華的最高成果。唯有美國，才以最為完善的方式，將洛克所代表的自由精神，將孟德斯鳩所代表的法治精神，將盧梭所代表的平等精神，將霍布斯所代表的國家精神，十分協調地結合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美國文化雖然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個亞種，卻又是它的最好體現。
如果說，中世紀發展時代是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的政治文化模式的初始階段，那麼，17世紀、18世紀則是英、法、德、美四種基本的西方文化模式的奠基時期。這四種文化模式，對於它們自身的發展，對於西方文明的到來，對於人類曆史的進程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其中也包括負麵作用。至少自17世紀以後直到20世紀，這四種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的影響，都是極其重要而且少有其匹的。
這四種模式，可以分為三大類型，其中美、英作為一種類型，這個類型可以稱之為民主——穩定型。它們在確定了自己的政治文化模式之後，沒有政變之虞，很少內亂發生，經濟發展最為迅捷有效，而且在其後的幾個世紀中往往成為西方文明的穩定力量與和平力量。這不是說它們沒有壓迫，沒有侵略——英國曾是世界上殖民地最多的國家，美國則是世界上販賣黑奴最多又是黑奴製度最為泛濫的國家。
法國屬於民主——專製交替型。但以其曆史趨向論，依然是不斷走向文明，走向民主。法國的民主過程，同時也伴隨著殖民過程，而它的民主道路，顯然比之英、美要曲折、艱難，而且反複也多，傳統文化的負擔也重。
德國屬於專製——民主對抗型。德國人並非不要民主，但它的專製曆史最久，而且在西方近代曆史上帝國主義特色最重，還出現法西斯主義對全世界的殘害與暴行。德國的民主進程最為緩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它才真正算是掃清了它的奧吉亞斯牛圈。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政治文化狀態？
4造成歐美政治文化模式的基礎原因
原因很多，基礎原因也不算少，簡而言之，可分為5個方麵。
（1）文化傳統，兩種基因
西方文化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時代，而文藝複興運動又對古希臘傳統最為推崇。古希臘時期，屬於城邦文明時代。但城邦文明與文明之間，又有模式之分。最突出的代表，一是雅典文化，雅典文化屬於民主政體；一是斯巴達文化，斯巴達文化屬於專製政體。這樣看來，西方文化原本就有民主與專製兩個傳統，這兩個傳統的爭論與爭鬥，直到西方的近代和現代曆史都不曾全然消失。大體說來，英、法特別是英、美傳統與雅典傳統比較相似，而德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繼承甚至強化了斯巴達係統。
（2）思想流派，兩種取向
西方自文藝複興運動以後，特別是17世紀理性哲學和法國啟蒙運動，客觀上已形成兩種思想流派。一種是以洛克為代表的，經孟德斯鳩、伏爾泰和法國百科全書主流派倡導的自由主義思想流派，一種則以霍布斯發其端，至盧梭演成大觀的國家主義和平等派。這兩派有很多共同之處，又有極大的不同之處。洛克代表的那一派，以自由民主為基本格調，自由是它的理想，民主是它的機製。以盧梭為最大代表的平等派，雖然重視自由，但更加重視平等，而民主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他們更強調國家權力，更強調所謂全民利益。其結果，往往走向專製主義，特別是形成國家專製主義。對此，羅素曾發表明確看法，他說：“從盧梭以來，自認為是改革家的人向來分成兩派，即追隨他的人和追隨洛克的人，有時候兩派是合作的，許多人便看不出其中有任何不相容的地方，但是逐漸他們的不相容日益明顯起來了。在現時，希特勒是盧梭的一個結果；羅斯福和丘吉爾是洛克的結果。”（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第225頁）
思想文化本來隻是思想文化，但因為接受者的選擇與理解不同，它可以變成天使，也可以變成魔鬼。
（3）地域環境，各成一係
四種模式中，英國得天時地利之便，具有最優越的地理環境。因為彼時的西方，地中海的商路已被阻斷，大西洋成為黃金通道，而美洲新大陸的發現，給英國帶來的便利，無疑大大勝過法國，尤其勝過德國。法國在地域上已經比不過英國，加上路易十四時代忽視商業，於是地理上的不便利又加上人為因素，使法國的發展大大落後於英國。從而，以英國革命發生最早，而法國革命發生得遲，並且發生早的反而一步到位，發生遲的還要反複折騰。德國的地理環境最為不好，德國屬於中歐國家，它位於歐洲大陸中心地帶，開放不力，出海不便。於是英、法、德形成三個階梯，而其曆史發展狀況也與這三個階梯的態勢相一致。
（4）曆史製約，進速不均
我在前麵說過，西方近代以來都要經過一個從統一、專製、強大到民主、昌盛、繁榮的曆史拋物線。而英國發展得早，法國次之，德國又次之，這不能看作近代德國人智慧不夠，或民主要求不高。一個國家的曆史如同一個人的出身，生在秀才家，雖然溫飽有虞，但詩書不缺；生在將軍家，詩書固然不多，但刀槍盡有。英國作為一個島國，受外界影響小，而它自身的矛盾也不似歐洲大陸的矛盾尖銳。德國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主要繼承者，分裂是它的遺產，統一是它最急迫的任務，兩相比較，英、法走在前麵，也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5）經濟構因，彼此各異
所謂經濟構因，彼此各異，主要是指傳統農業和工商業在英、法、德、美之間所占的比例不同。以英、法、德三國為例，雖英國、法國革命本質上都屬於資產階級革命，但英國革命的主導力量和中堅階層，都是工商企業主階級。從而英國革命的方式便優先考慮經濟因素，為著經濟利益，不惜妥協求全。法國和德國與英國相比，法國的農業人口眾多，農業因素在法國革命中占據重要方麵，因此它易於走向專製，也易於讚成帝製。德國的農業問題一直未能得到真正解決，德國容克地主在政治生活中始終處在重要地位，顯然德國農業勢力比法國還要強大得多。
從法國的情況看，直到1872年，它的就業人口中還有49％的從事第一產業，即從事農業、林業和捕撈業；進入20世紀的1911年，從事第一產業的人員還占到全部就業人員的41％之多。而1910年前後，英國從事第一產業的人隻有就業總人口的8％，從事第二產業的人口則占到全部就業人口的46％。兩相比較，不難看出英、法經濟結構的巨大差異。所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作者要說：“麵對工業化迅速發展的北歐，法國，骨子裏仍然是一個農業經濟國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第83頁）
順便說一句，法國雖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的貿易額並不比英國少，在法國革命前夕，例如1750年，它的對外貿易甚至比英國的外貿額還要多25％。但是，這並不能改變其經濟結構的性質。一方麵，由於它的經濟結構與體製的原因，它的貿易額已發展到極限；另一方麵，它的巨大外貿收益，不是投入再生產，而是用於維持龐大的軍隊，用於奢侈的宮廷生活和尋歡作樂。而這種以消費乃至浪費為主要基礎特點的經濟方式，使法國與英國比，更像一個農莊闊佬，而不像一個商業資本家。
從總體上看，法國的社會文化結構，是三級寶塔型的。它的農業基數很大，這是最基礎的一級；工商業相對較少，這是第二級；人文活動異常活躍——知識分子地位特殊，這是第三級。法國革命正好體現了這種三級寶塔式的結構狀況，法國雖然不如英國先進，但它自身文化結構的對比鮮明，由於對比鮮明，而特色更加突出，由於特色突出，其人文精神反而得到最大限度的迸發，而革命的發展進程，卻又日益顯示出下層社會主要是農業人口的強大滯控力量。
德國農業人口還要多，直到18世紀至19世紀之交，德意誌人民中約有4／5的人口住在農村，而且還有許多城市居民從事耕作，直接靠農業生活。（《德意誌史》第三卷下，第492頁）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工業卻比法國發展得快。如前書所引，20世紀初期，當法國農業人口占到41％，工業人口占到30％時，德國的工業人口卻占到35％。德國的經濟結構類似啞鈴狀態，其中農業占據一頭，工業占據另一頭，而這種啞鈴狀態，很容易使德國演變成帝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一方麵工業為其提供現代的軍事裝備，另一方麵農業又為其提供了必要文化基礎和眾多的兵員。
美國的情況與英、法、德都不一樣。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它的立國基礎是契約式、自治式和法治式的。雖然美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業發展也很迅速，但美國的農業卻不屬於小農經濟類型，而屬於西方近代文化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盡管這樣，美國南北戰爭本質上依然是以工、商為主體的北方地區與大莊園主為主導的南方地區的經濟戰爭。
5傳統農業製約近代國家的文化演化與曆史轉型
工業革命在本質上是革傳統農業的命，而資本主義文明的革命對象同樣是傳統農業文明。
這樣說，作為農業傳統極為久遠，農業人口又極多的中華民族，可能聽起來會有些不舒服。實際上，行業隻是一個載體，它與從業者本人或民族自身的自然本質沒有必然聯係，雖然沒有必然聯係，它又成為造成一個民族的文化本質的製約力量。
傳統農業之所以特別容易成為專製的基礎，成為戰爭的積極參與者，不是農民天生喜歡專製，更不是農民本身天生好戰，而是傳統農業的文化品性使之然耳。其具體原因可分為6個方麵。
第一，農民最苦，而農民也最能吃苦。雖然如此，傳統農業卻往往不能成為農民正常生存的保證。你再能吃苦，架不住天災人禍的衝擊。遇到大的自然災害或者兵荒馬亂，於是生活斷絕，隻能造反。農民造反，99％與生存有關。
第二，農業經濟十分脆弱。農業經濟固然脆弱，而農業人口卻往往很多，因為傳統農業依靠的就是人海大戰。這兩個特點決定了農業經濟最易於受到衝擊，而農業經濟又最經受不住衝擊。一受衝擊，受害的又不是少數人，於是一旦農業經濟受到傷害，起來造反的就不是少數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
第三，傳統農業最需要穩定，而社會穩定最需要專製。傳統農業為著社會穩定，寧可犧牲自由，在家則犧牲女人與孩子的自由，在國則犧牲臣子與人民的自由。
第四，傳統農業最重視家庭，但不重視民主，客觀上就形成重家而輕國的政治形態。一旦遇到大的戰亂，雖然人口眾多，往往難於形成與人口相般配的社會力量。這一點，在中國古代社會表現最為突出。其結果常常是，國亡而家在，家在即傳統文化在，於是改朝換代，再重新開始新的專製之路。
第五，傳統農業對人的素質要求不高，既不要求農民有較高的文化，也不要求農民懂較多的科學知識。其結果是形成惡性循環：因為基礎薄弱，所以對科學文化便不重視；因為不重視科學文化，農民的素質就很難提高；因為素質不高，所以就缺乏可塑性；因為缺乏可塑性，一旦遇到社會變化，便無所適從，或者發揚吃苦耐勞傳統——咬緊牙關頂住，或者幹脆物極而反，把吃苦耐勞精神換成為了生存拚他一命。
第六，傳統農業不但拒絕民主，尤其反對工業化。因為工業化的結果必然將農民的田園理想打得粉碎，必然將農民的傳統生活方式打個稀爛，必然將農業方式改為工業方式，必然將傳統農業家庭擠壓成工業家庭。而舊的生活方式、舊的價值觀念、舊的思想定式的改變，又是如此的不容易。在這個意義上講，隻有能徹底消除自然農業經濟傳統的國家，才可以稱之為真正的近代文明國家。這樣的政治文化模式，首推英、美，英國已經是歐洲工業化的典型，美國還要後來居上。
（六）從商業革命到工業革命
商業與工業在邏輯上是一對孿生子，沒有工業的商業和沒有商業的工業都是不能想象的。商業如果不建立在工業基礎上，而隻與農業發生聯係，那麼這樣的商業必定是非主流性的，非獨立性的，也是難有大作為的，就如同中國古代商業的那種樣子。商業與農業的搭配，隻能有兩種結果，一種是商業被農業所抑製，一種是商業對農業構成威脅和衝擊。中國古代社會，總是出現第一種情況，極少出現第二種情況，縱然有些苗頭，也會因為行政幹預、文化滯控等方麵的原因被扼殺。其結果，依然是農業經濟作主流經濟，商業隻是點綴，隻是陪襯，隻是作為有權有勢階層的消費服務載體。所以中國雖然有極為悠久的商業傳統，卻很難進入商品社會。
商業與工業有機結合，形成強有力的經濟結構，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特點之一。但其發展過程卻又十分曲折和複雜。大體說來，二者既相輔相成，又相互促進。先有商業興旺，再有手工業發展，再有商業的大發展，然後發生工業革命。其間還有政治問題、文化問題、技術問題、市場問題、觀念問題摻雜其間。從本質上講，商業與工業的結合，不僅是兩種經濟因素的結合，而且是特定文化類型的特定要求與需要。
西方近代商業革命的興起，大約相當於文藝複興時代，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發展時代的成熟時期，其高潮則發生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之後。
如果我們為西方近代商業革命的興起和完成畫一幅大寫意圖，那麼，它大體上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2世紀之後興起的通往拜占庭與阿拉伯世界的商業文化之路，這個階段發生在中世紀發展時代，其規模其影響其成就，本書已在上一章中作過專門介紹。第二階段，則是第一階段的繼續和升華，它的基本特征，是在意大利和法國等一些通往東方的商路上出現了一些影響很大，商業、手工業規模同樣很大的商業化城市，如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熱內亞、巴黎等。這些城市有的成為城市共和國，有些雖然沒有共和國名稱，但已成為完整的具有獨立或半獨立性質的工商業城市。正是這些城市培養出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代工商業者，培養出第一代文化新人，培養出第一代城市文明，培養出第一代城市管理者，培養出第一代資本主義新式文明。第三階段，則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標誌。從此，歐洲的商道轉向大西洋，而且在新的商業區域內開辟了新的市場。從而使西方商業文明有了更為廣闊的前途和更為廣闊的市場需求與文化需求。
這三個曆史階段，前後經曆了約500年時間。這500年發展曆程，雖然中間不能沒有曲折、沒有挫折，但總的趨向是商業文明發展具有加速度性質，商業文明愈是成熟，其發展速度愈快，其發展速度愈快，則其效益愈好。在這500年間，西方世界從十分落後的狀態，漸次改變了自己。直追東方國家，並且漸次超越了它們。到了17世紀，西方文明已經可以和東方任何一個大國一比高下，到了19世紀，則西方已經全然領先於世界各國，成為世界文明尤其是世界經濟的主導性力量。
在這500年商業曆程中，資本主義生產和生活方式，悄然而迅速地成為西方發達地區的文化時尚。資本主義顯然比之農業自然經濟更有活力、更有創造力也更有吸引力，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也以它的自由、便捷、冒險而成為西方工商業發達地區的主導性生活方式。工人多了，付酬的方式變了，工人領取工資，雇主支付工資，除去工資關係之外，不再有任何人身依附關係。這種新興的經濟關係和人際關係，顯然比舊式的領主與隸農的關係有它的結構性優勢。
在這500年商業曆程中，銀行業得到迅猛發展。銀行是商業革命的關鍵環節，又是近代商業革命的基礎標誌。沒有銀行，任你商業如何繁榮，不能稱為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的要點，一在資本，二在流通。而銀行正好是資本與流通的結合點。中國在明代時期雖然就有了彙票製度，但與西方近代銀行相比，體製不算完備，功能不夠齊全。西方的銀行，至少在14世紀已有其實體。西方經濟史上第一個商業銀行於1657年在瑞典成立，但它的作用不算很大。1694年成立的英國銀行，則在英國與西方商業發展史上占據特別重要的地位，這個銀行的股東中，就有英國大哲學家洛克先生。
在這五百年商業曆程中，商業組織大規模興起，一些重要工商城市，已經為商業行會所領導所控製。這些商業行會，成為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基礎組織形式，它的功能不但具有重要的商業性質，而且帶有新興的社會管理性質。
在這五百年商業曆程中，股份公司終於脫穎而出。雖然股份公司與上述商業文化現象相比，出現得較晚，直到17世紀才正式出現。然而股份公司的出現，無異於發生了一場深刻的經濟革命。股份公司因為它自身的特性，而具有極強的競爭力、適應力和穩定力。因為它不是獨家經營和管理的公司，所以它不會因為老板出現意外，而使商行倒閉；因為它可以大量發行股票，所以它有舊式公司無可比擬的吸收大量資金的能力。股份公司的出現，無疑使西方商業革命找到了最佳的企業組織形式，隨著股份公司的發展，西方商業也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代。
舉例說，英國的股份公司加上政府的特別支持，曾經在英國經濟史上起過特殊的曆史作用。它的東印度公司在1784年之前一直統治著印度，倫敦公司則在北美地區建立了弗吉尼亞殖民地。（參見《世界文明史》）雖然有政府的支持，但以一個公司而統治一個龐大的地區，或建立一塊地域廣闊的殖民地，這在中世紀是不能想象的事，在中國整個古代包括近代社會也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
但在這所有事件中，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顯然居於特別重要特別關鍵的地位。沒有哥倫布的這個壯舉，則西方近代商業就沒有新大陸這樣一個極大的市場作依托，同時也沒有相應人力資源、物質資源作支撐。雖然在哥倫布很早之前，就有亞洲人去了美洲。雖然比哥倫布早大約半個世紀，鄭和的艦隊就到達東南亞，甚至非洲地區；雖然鄭和的艦隊比哥倫布的船大，人也多，財力也雄厚，支持他的政府也更具實力。但是，這兩次遠洋的目的不一樣，得到的結果更是大不相同。在哥倫布是為西方近代文明發現了一個新天地，為西方近代商業找到了一個做夢都想不到的大市場；而鄭和的遠航，卻隻是滿足了明成祖的虛榮心，他的西洋之行帶來的經濟作物也隻是給中國古代農業經濟提供了一支強心劑。
西方商業革命的意義在於，它既為西方近代文明提供了最重要最全麵的社會文化基礎，又為日後的工業革命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條件。
除去哥倫布探險的巨大開拓作用之外，商業革命的成功，還有賴於理論觀念的支撐與國家的肯定與大力支持。
理論方麵最重要的人物，是亞當?斯密。他的代表作是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之一——《國富論》。
《國富論》的內容極為豐富。研究《國富論》，一本書不夠，一代人也不夠；但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經濟自由，它的基本立論點，就是價值規律。在他看來，唯有經濟自由，商業才能充分發展。在他看來：“自然規律隻存在經濟自由的條件下，也就是讓每一個人自由追逐個人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各個人在追逐個人利益時，常常比有意識地促進社會利益更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利益。總之，隻有在完全經濟自由的條件下，個人利益才能增進，社會利益才能增加。”
商業經濟本身有一個特性，隻要你不管它，它就會拚命發展。它可以適應任何艱苦的條件，可以想出各種各樣的發展方式，可以忍受常人無法忍受的艱難困苦，可以迸發出常人無法理解的謀略與智慧。這一點，現代中國人可以隨意舉出100個例證、1000個例證。而早在美國建國初期，傑斐遜總統就說過這樣的話：“最好的政府乃最少管事的政府”。而美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亨利則幹脆斷言：“最好的政府乃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政府少管事有什麼好？但少幹涉經濟自由確實很好，唯有給商業經濟以充分自由，它才能充分發揮人的全部才智，從而在最短的時間內創造出最大的經濟奇跡。
雖然亞當?斯密是一位經濟學界的偉人，但持有相同和相似觀點的絕不止他一個，諸如洛克、蒙克萊田都提出這類似的觀點或類似的建議。
亞當?斯密的學生，如李嘉圖、馬爾薩斯等，由於他們已是英國產業革命時代的經濟學家，所以他們的主張比他們的先生表現得更為明確、清晰和現代化。
思想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國家和政府對商業革命的支持。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當然還是英國。英國的商業革命，不但發生得早，而且進行得徹底。我在上一節中談到英、法、德的政治模式時，講到它們各自的傳統農業問題。對於傳統農業，英、法、德三國實行的方針很不相同。在法國，是商、農並進；在德國，農業大地主的發言權還要更多更大。唯有在英國，對傳統農業進行了徹底的摧毀，其方式即震驚世界的“圈地運動”。“圈地運動”十分凶惡、殘暴，那真是一段血與火交織而成的曆史大震蕩。然而，正是以這樣野蠻的方式達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目的，從而從根本上消除和毀滅了傳統農業，為資本主義在英國的充分發展掃平了經濟障礙，打開了發展道路。
順便說一句，現代英國農業堪稱發達，19世紀70年代之後，其發展水平更躍居西歐之首，在世界排行榜上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由此看來，商業革命衝擊和毀滅隻是傳統農業，而農業一旦取得新的發展基礎，還會重新發揚光大。
商業革命的意義在於：打破了教會對社會、經濟、文化的統治；打破了或最終打破了專製製度的壓抑；打破了貴族的特權；打破了自然農業經濟對社會發展的限製；打破了舊的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沒有商業革命，就沒有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產業革命又為西方近代商業的大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方產業革命產生在英國，但它並不限於英國，其發生、發展、成功與傳播，大約從1760年到1860年，用了約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這段時間，在法國發生了政治大革命，在美國發生了獨立戰爭，並誕生了美利堅合眾國。一麵是英國的產業革命，一麵是法國的政治革命，一麵是德國的精神革命，一麵是美國的獨立革命。這四種革命，論其對於西方文明的長久效應，則英國的產業革命，雖然不如法國革命的轟轟烈烈，不如德國革命的智慧深刻，不比美國革命的蓬勃朝氣，卻影響更為沉著、深遠，紮紮實實。對於舊的文化傳統，產業革命的作用更似釜底抽薪，對於新的文明，產業革命又好像猛虎添翼。
然而僅有商業革命及其各類社會文化支持尚不足以達到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尤其需要技術革命的有力支持。技術革命對產業革命的支持，不是曆時態的，即有了完備的技術革命，再開始產業革命，而是同時態的。在這個意義上講，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正是相互影響，相得益彰。
在產業革命的100年間，重要的技術發明包括：以珍妮紡織機為代表的機械化的大量應用；蒸汽機的發明、完善和大規模進入生產領域；製鐵業的快速發展；收稅公路與運河的開通；鐵路的出現並逐步投入使用；汽輪運輸帶動航運業的發展；電報的發明與使用。
這些技術發明，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即機械類、能源類與交通通訊類。這三種類型正是資本主義工業的支柱行業，加上近代工廠製度的建立，於是產業革命呼之欲出。
在這些技術發明中，珍妮織布機與蒸汽機顯然處在特別重要的地位。前者是產業革命的開路先鋒，它為後來的革命提出了一個樣板；後者則是工業革命的技術主帥。而大發明家瓦特，則不期然而然地成為一位對人類文明史做出巨大貢獻的偉人。
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交互影響，或者說，技術革命就是產業革命的一部分。
產業革命極大地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塑造了完成產業革命的人。產業革命的影響還不止於產業而已，產業革命改變了西方自中世紀以來西方落後於東方的曆史舊局麵，它所製造的財富，世人見所未見；它所發出的力量，前人聞所未聞。
到了18世紀後期，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這四個國家的工業產值，占到了世界工業生產的2／3到3／5，英國一國的份額即超過1／5。
同時，農業人口大量向城市轉移。從1751年到1780年，“離開農業的人每10年為25萬人左右”。（《資本主義史》第108~109頁）但到“1781-1790年這10年上升到78萬人”。（《資本主義史》第108~109頁）“1801至1810年則達到138萬人；1811年至1820年達214萬人，1821年到1830年達到267萬人。1811年，英國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35％，工商業人口占到45％，到1871年，農業人口下降到14％，工商業人口則為55％。”（《資本主義史》第108~109頁）
產業革命引起的變化，我們中國人沒有遇到，體會不深，如果以中國當時的情況和西方國家作一個對照，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會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1790年前後，美國工業生產總值隻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10％左右；到190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約占世界工業總產值的30％，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大的工業國。”（《大洋季風》上冊第10~11頁）
“拿國民生產總值作比較，清乾隆15年即1750年，中國製造業生產總值，比英國多6倍，比整個歐洲多1／3，但從1750年後兩個世紀以來，全世界工業產值增加了300倍，而中國隻增長了5~10倍。”（《大洋季風》上冊第10~11頁）
“美國在1900年一年中批準了400多萬項專利，鐵路、輪船、電報電話、電燈開始廣泛運用，而中國人對於專利還一無所知。”（《大洋季風》上冊第10~11頁）
雙方的差距，還不止於這些。但僅這些零零碎碎的資料，也可以知道產業革命對於西方有怎樣的意義。
工業革命對於人類文明的最大價值，在於它不僅結束了一個時代，而是開拓了新的時代。農業文明，總是脫不開發展、興旺、衰敗的曆史循環。工業文明雖然也有生產周期、市場周期，但以它的生產財富和由它造成文化形態而論，卻不是循環式的，而是梯進式的。1760年到1860年的工業革命剛剛結束，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開始，而且從此一發不可止，科學的進步，技術的革新，文化的再創造，此起彼伏，階升梯進。繼蒸汽機之後，電作為最主要的能源形式，進入人類文明。電氣化成為人類追求的偉大目標，而汽油的廣泛使用，又為工業和交通的躍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基礎。繼火車之後，汽車的出現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和更高的人文價值。美國人自認為美國文化是生存在汽車上的文化，可見汽車的影響，實在非同小可；飛機的出現，則又是一場革命。交通的發達，縮小了人文空間，而科學的進步，更使工業發展取得雙倍的效益。19世紀的科學成果極多，其中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影響最大。達爾文的進化論，加上哥白尼的日心說，維薩留斯的人體結構說，伽利略和牛頓的物理學，已經將神學逼進死胡同。這個時候，好像一切該發明的都發明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那些更具影響的科學理論正在醞釀之中。到了20世紀，將重整旗鼓，再現輝煌。
然而，產業革命也帶來嚴重的後果。這些後果包括貧富之間的差距急劇拉大，殖民地有增無減，各種內外矛盾重重疊疊，無休無止。進入19世紀，不但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宗主國與殖民地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合，而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也終於發展到不能兼有共存的地步。此時的世界確實不再是昔日的世界，它的發展和強大固然是史無前例，而它隱藏的危機和矛盾同樣前所未有。
（七）殖民主義、浪漫主義與社會主義
西方文明在其內部主要是與傳統文化，尤其是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決裂的結果，其方式，一在科學，二在人文，三在商業，四在民主。在其外則與殖民主義息息相關。殖民主義即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否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不言已明。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則沒有另作辯護的必要。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隻有彈丸之地的比利時、荷蘭也好，還是龐然大物如美國也好，它們個個都有一段帝國主義曆史。而帝國主義的本性即在於侵略，在於掠奪，在於強權政治。帝國主義必定帶來三大矛盾，即對內與勞動階級主要是工人階級的矛盾；對外與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我們先從殖民主義講起。
帝國主義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後，其勢更大，其威更壯，其經曆更殘暴更不合人情事理，而其野心也越發無可約束。
對帝國主義的批評，不僅東方國家而已，美國人撰寫的《世界文明史》也有類似的批評，該書作者寫道：
“幾乎每一個主要國家的曆史都有過帝國主義階段。並且，這樣的說法並非誇張：帝國主義不管在哪裏，到處都是一樣。帝國主義是和統治與剝削分不開的。一個國家標榜自己是優等種族，未經征得別國的同意，便自稱有權統治這個國家。”（《世界文明史》第三卷第158頁）
西方近代殖民主義，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順次對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非洲、亞洲進行殖民侵略和殖民統治。16世紀、17世紀，整個美洲已在西方國家的統治之下。到18世紀，非洲絕大部分也成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1858年，英國正式統治印度，而在此前兩個世紀，印度已成為英國的經濟統治區。1840年，中、英發生第一次鴉片戰爭。1853年7月，美國黑船艦隊駛入東京灣，繼西方國家多次試圖進入日本的計劃失敗之後，至此，終於打破了日本的封閉狀態。
西方殖民主義的發展有它的曆史過程。大抵說來，美洲是它的第一塊最大的殖民區域，但美洲的反抗也來得更早，而且到19世紀初葉，便相繼取得了民族獨立。美洲的獨立運動，以美國的獨立為最重要的曆史標誌。奇異的是，美國一旦取得獨立，馬上搖身一變，由殖民地變成新的資本主義。
西方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在經濟上是無法計算也無法估量的，在政治上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西方占領美洲的時候，還正處文藝複興時代，我們隻消讀一讀諸如《墨西哥征服史》這樣的西方人寫的曆史著作，就能體會到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曆史景象。
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伴隨著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剝削、淩辱、壓榨和壓迫而興起的，而美洲殖民地特別是美國經濟的興起，則與從非洲大量販賣黑奴緊密聯係在一起。
西方近代文明雖然是以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作為自己的時代背景的，但它的經濟發展卻以被壓迫國家和被壓迫民族的血、淚、筋、骨作為他們繁榮昌盛的代價。
法國米歇?博德所著《資本主義史》這樣記述西方國家對拉丁美洲殖民地的剝削：
“從1720年至1780年，西屬美洲和巴西的黃金產量平均每年20噸，而上個世紀黃金產量最高是10噸。黑人奴隸生產的糖則是英國人（在巴巴多斯和牙買加）、法國人（在聖多明各、馬提尼克島和瓜德羅普島）和葡萄牙人（在巴西）的另一項重要財源。奴隸貿易也擴大了，整個來說這個世紀平均每年販運55，000人（16世紀每年約2000人），而某些時期每年竟達10萬人。參加奴隸貿易的一名船主信仰本世紀的先進思想，就把他的船隻分別命名為‘伏爾泰’、‘盧梭’、及‘社會契約’號。”
販賣黑奴，讓他們背井離鄉，大量死亡，縱未死亡也要遭受非人的待遇，過非人的生活。而販賣者竟然將運奴船命名“伏爾泰”號、“盧梭”號和“社會契約”號，真所謂“虎狼屯於階陛，妄談因果”，“紂雖無道，未如是之甚也”。
19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成為所謂“日不落的國家”，又成為“世界工廠”。1850年，英國有棉紡廠1900家，到1870年增至2400家。機械紡錠達到3000萬錠，其數量比法國或美國多6倍，比普魯士多20倍。在此期間，煤產量從4900萬噸增至11000萬噸，生鐵產量從220萬噸增至600萬噸，以1850年的世界生產量計，英國一家便生產了一半生鐵和一半以上的煤炭，加工了占世界產量將近一半的棉花。
但英國的繁榮，正是對殖民地剝削的結果。到1876年，英國的殖民地總麵積已經達到2250萬平方公裏，這個麵積比中國、美國、印度、日本的麵積之和還大。英國人在殖民貿易中取得巨大的如天文數字般的超額利潤。1860年，它輸往印度的棉織品比輸往歐洲大陸與美國的總和還多，而僅鴉片一項所謂對華貿易，從1835年到1872年便獲利14000多萬英鎊。
西方近代文明，是最擅長鼓吹自由的，但隻有他們的自由，沒有殖民地人民的半點自由。
西方近代文明，是最擅長標榜民主的，但隻有他們的民主，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毫無民主。
西方近代文明是最擅長宣講人權的，但人權隻是他們的專利，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連命都不保，哪有人權。中國舊時的上海租界，入口處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種人權表現，令人聞之齒寒。
西方近代文明是最擅長叫喊博愛的，但博愛隻限於白色人種，對於有色人種，尤其對於黑人，則如牛馬般看待。
但有壓迫必有反抗，殖民地和一切被壓迫國家的反抗與鬥爭，如火如荼，不勝不休。
殖民地、半殖民地與一切受壓迫受欺辱受剝削的國家，反抗西方國家的侵略和剝削，在基本態度上，萬眾一心，沒有二致。但在具體表現形態上，則因文化傳統不同而千差萬別，形式各異，大抵說來，可以分為6種形式，即：美國式、拉美式、日本式、中國式、印度式、非洲式。其中，美國式是一個特例；日本式又是一個特例。
美國式的特殊性在於，它雖然是殖民國家，但它又與西方文明同種同族同構同源。一方麵，它受西方宗主國的剝削；另一方麵，它又對印第安人，對販賣的黑奴進行毀滅性鎮壓和剝削。美國在建國之前，還是一隻兩麵怪獸，一麵是羊，一麵是狼。建國以後的一個曆史時期，則兩麵趨於一致，頗有些好了瘡疤忘了痛的味道。但美國畢竟不同於那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它因為自己的特殊經曆與文化曆程，其兩麵性文化基礎，總在發揮作用。美國文化的兩麵性差異很大，一麵是狼，一麵是羊，或者說一麵是惡魔，一麵是天使。
日本的特殊性在於，它在強大的西方文化麵前，不是消極防守，而是積極應對。你有文明，我有借鑒；你文明先進，我拚命學習；你文明先行，我改製維新。日本受過西方強國的欺辱，但沒有成為殖民地，不但沒有成為殖民地，反而一躍成為東方第一強國，並順利進入西方發達國家行列。
拉美式屬於堅決反抗式，長期反抗式。前赴後繼不怕犧牲，終於在19世紀前葉，相繼取得獨立，在此過程中，湧現出一大批民族英雄和愛國誌士。
印度式，屬於忍辱負重式。雖然倍受壓迫，也不武裝反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形成大規模獨立運動，但那方式，依然是聖雄甘地倡導與主導的和平主義抗議式。正所謂，你有強權，我有真理；你行霸道，我行仁義。
非洲式，非洲人的反抗介乎拉美與印度之間，武力與和平並用。但非洲文明基礎薄弱，經濟發展落後，非洲的獨立大半是20世紀以後的事情。
中國單是一種模式。中國沒有成為完全的殖民地國家，但中國自1840年以後，迭受創傷，飽受欺辱。中國人有反抗，又有妥協，反抗的是人民，妥協的是政府；有民族英雄，也有漢奸叛徒，民族英雄多出在民間，漢奸賣國賊常見於政府。中國與日本比，要害在於雖有反抗，不求變革；所以，反抗雖多，成效不大。中國與印度比，更重現實，更不屈服，但實力不濟，功效不大。在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中國人最難接受的還是現代文明，最需要的還是馬克思主義。所以，辛亥革命是中國的第一個大轉折點，從此結束了帝製；五四運動是曆史加速器，從此，馬列主義進中國，使中國500年萎靡不振的文化精神為之發生一大巨變。
如前所述，西方資本主義在工業革命之後，對外侵略達到高潮，從而引起殖民地和一切受欺辱國家和民族的反抗。對內則剝削日重，又引起國內勞動階級的反抗。特別重要的是，工業革命的結果，是出現新興產業工人階級，而產業工人階級又是產業革命的第一受害者，於是以工人運動為主要特色的國內階級鬥爭差不多成為19世紀西方文明的主旋律。
作為文化現象，則與工業革命相呼應，在西方世界先後出現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
浪漫主義是繼啟蒙運動之後的又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化運動，但其主體表現不在哲學方麵，而在文學方麵。
浪漫主義的第一個代表人物，應說是盧梭。盧梭既是法國啟蒙運動中的一員驍將，又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鼻祖式人物。他的這種地位有點像培根，培根既是文藝複興時代的人文主義作家，又是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先驅，大抵說來，浪漫主義有兩大特色：一是丟卻理性，宣揚人性；二是熱愛人民，要求平等。
理性主義本來是西方17世紀以來最主要的哲學思潮，它既是文藝複興運動的必然結果，又是近代西方價值觀念成熟的標誌。但理性主義主要是哲學家的事業，它的社會影響雖大，與社會中下層人民關係不多。包括後來的啟蒙運動，雖然啟蒙運動已從純哲學領域向文學轉化，但往往多數代表人物依然處於上層社會。他們既有充裕的經濟來源，又有高度的文化修養，他們的活動舞台，不與宮廷有關，即與沙龍有關。真的與下層社會相聯係的人物，盧梭一人而已。此後的盧梭身兼兩任，或者說，盧梭既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一個異數，又是浪漫主義的開山人物。
浪漫主義不講理性，對理性主義哲學興趣不多，但對人性甚是關注。他們歌頌人的本能，推崇人的智慧，七情六欲，樣樣關心。與理性主義哲學比較，他們是生氣勃勃的，是充滿世俗特色的，是與人生血脈相關的，又是無拘無束，敢說敢笑，善說善笑，且充滿信心與歡樂的。
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中，雖然真正出身於下層社會的不多，但他們對下層社會人民的生活倍加關心。盧梭倡導平等，正是他們的先驅。他們比盧梭還接近社會，他們的作品，常以苦難生活為背景，為受屈含冤的人鳴不平，為受害受苦的人伸張正義，為在困苦、壓迫、欺淩、侮辱下的人性大聲疾呼。他們最崇尚善良，而且似乎認定越是在不公正待遇下的善良越能打動人心，越值得人們敬重和愛戴。曆史證明，有不平才有文學，為不平而奮爭，這文學才有生命力。他們對善的弘揚與呼喚，頗有些宗教氣味。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西方浪漫主義文學，與基督教精神有某些相合之處，這反映了西方兩個傳統的平衡與基督教傳統的回歸。雖然，在一些浪漫主義代表作中，一些教會人士依然是邪惡的代表，不但為人虛偽而且陰險猙獰。
浪漫主義不是一國一時之事，至少英、法、德三個西方國家都有它的很大影響，也都有它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在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為大詩人約翰?濟慈、波西?比希?雪萊和喬治?戈登?拜倫。這幾位代表人物，雖然風格或有不同，但個個才華橫溢，充滿激情。他們的詩作，傳遍世界各地，屬於世界性文化名人。濟慈以抒情見長，對大自然的美，尤多獨到理解；拜倫、雪萊，雖然出身上層社會，而且享年不永，但他們關心社會，熱愛人民，投身政治鬥爭，具有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們以詩為武器，主持正義，宣揚公道，推崇自由，渴望平等。
他們不但在社會理想方麵有自己的追求，在現實生活中有突出的表現，而且詩歌的創作，內容豐富，多姿多彩，既不脫離他們的崇高理想和社會生活，又保持鮮明的個性，具有很高的藝術品位。拜倫的代表作《唐璜》，自是長篇巨製，不同凡響；他的《東方敘事詩集》《雅典的少女》《溫莎的詩藝》《普羅米修斯》《別波》《但丁的預言》《審判的幻景》以及詩劇《曼費雷德》，神秘劇《該隱》，敘事詩《恰爾德?哈羅德遊記》，都是不可多得的優秀詩作。這裏引《路德分子之歌》的一個段落：
“你看那自由的孩子們，在海上買來了他們的自由，用血，好便宜，
所以，我們呀，兄弟，
或者戰死，或者自由地生活，
我們要打倒所有的國王，除了路德。”
“我們要打倒所有的國王，除了路德”，這正是拜倫的氣質，拜倫的風格。
雪萊尤如拜倫，但更有抒情色彩。他在道義上疾惡如仇，在政治上接受社會主義。他創作初期反對暴力，但後來改變觀點，是一個既有理想，又有才華，更有信念追求的難得的青年才子。他29歲時因遊水身亡，但他的詩卻永存人間，傳播不止。恩格斯稱讚他是“天才的預言家”，馬克思認為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但他首先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抒情詩《西風頌》《雲鳥曲》自然千古絕唱，他的詩劇《被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同樣是詩中巨作。他的名句“冬天到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在中國幾近莘莘學子，無人不知。
浪漫主義在德國的文學代表人物則是海涅、席勒和歌德。海涅既是個大詩人，對於德國古典哲學也有獨到的理解。讀他的理論文章，知道這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大才子、大智者，又是一位充滿激情、熱情、愛情和同情心的大詩人。因為他是一個大才子，他才能寫出那樣的詩作；因為他是一個大智者，他才能對康德、謝林、費希特和黑格爾哲學有那樣獨到的理解，要知道，讀這幾位大哲學家的書，沒有讀天書的勇氣和智慧怕是不敢開卷的。因為他是充滿激情、熱情、愛情和同情心的大詩人，他才成為德國首屈一指的浪漫主義文學家。德國人本不浪漫，他那個時代的德國人尤其如此，唯有他與歌德、席勒，不受社會和傳統文化的約束，能夠特立獨行，終成壯舉。
席勒是個大劇作家，也是一位大詩人。但他多才多藝，不僅對康德哲學有深入的研究，而且曆史著述，也頗有成就。他還是一位享譽世界的美學家，並且擔任過耶那大學的曆史學教授，但席勒的最主要的文學成就，依然表現在戲劇創作方麵。他早年的戲劇名作《陰謀與愛情》在中國很有影響，他的《威廉?退爾》在中國同樣有名，而且似乎更得評論界的喜歡。席勒和歌德是極要好的朋友，而且相互支持，彼此受益匪淺。他們雖然生在沉悶的德國，但他們以自己的非凡文學創作，為嚴寒如冬天的德國，播下了一片驕人的春色。
歌德自是人類有史以來有數的幾位超級偉人之一，他不僅是浪漫主義文學代表人物，尤其是西方近代史上出現的一位世界文學巨匠。歌德的詩作極為出色，但他的小說同樣出手不凡。《少年維特之煩惱》在中國，稍有一些文學知識的人，沒人不知此書。他的詩歌巨作《浮士德》，更是詩中絕唱，享名世界。偉大的歌德正如一切文學史上的偉大人物一樣，一是博大精深，二是創造出千古絕唱。在西方文學史上，大約隻有荷馬的史詩，但丁的《神曲》，可以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並論。在世界文學史上，也隻有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雨果、巴爾紮克，中國的曹雪芹，可以與之比肩接踵，連袂稱奇。歌德出於浪漫主義，高於浪漫主義，歌德因浪漫主義而出色，浪漫主義因歌德而生輝。
浪漫主義文學在法國的代表人物則是喬治?桑與維克多?雨果。喬治?桑個性強烈，性情浪漫，她對愛情的追求，已不是西方近代婚姻習俗可以限定的。她一生情人不少，又先後與繆塞和肖邦結婚。她對他們確實充滿了愛情，甚而是愛的激情愛的極致，但他們因為種種全是自身的原因，都無法與她長期生活。喬治?桑因此受指責甚多。但沒有喬治?桑的愛，也許繆塞就寫不出《一個世紀兒的懺悔》，肖邦也創作不出那許多令人陶醉的音樂名作。喬治?桑對農村生活有極不一般的理解，對農村中的普通勞動者又有深深的詩一樣的同情，雖然她的小說，在反映農村生活的真實性這一方麵不算成功，但她對農村生活的田園詩般的理解，卻是別有興味。她的愛情觀念也全然滲透到她的小說當中，隻是她文學創作的主觀色彩過於濃烈。她雖然在當時極大地出名，甚至名震雨果，但在今天看來，她的小說卻遠遠達不到雨果小說的藝術水平。這也許是一般暢銷書的共同命運，而她的暢銷書畢竟品性不凡，因此，才能經風經雨，流傳至今。
雨果則是法國浪漫主義的旗手和主帥。他不但是最重要的詩人，而且是浪漫主義文學的理論家，他還是一位最富正義感和責任感的社會活動家。他對自由的熱愛超過對生命的熱愛，他為那些受社會迫害的人們主持公道，更是義不容辭，奮不顧身。雨果的詩歌，因為翻譯——詩歌這種體裁原本不適合翻譯——的原因，在中國的影響小些。而他的那幾部長篇小說，在中國的傳播可謂流傳極廣，影響極大。而這些小說恰恰體現了浪漫主義文學的本質與精神。他的《巴黎聖母院》，宣揚人性善良，在寫法上則把心靈的美、醜與外表的美、醜相互搭配，組成各類典型，或者心靈極善而相貌極醜，或者儀表堂堂而內心靈肮髒，或者外表極美心靈也美，或者外表陰險內心更其陰險。他的人性理想，全然不用說教，隻讓他的藝術典型陸續上台，演示給世人。他的《九三年》，同樣也寫人性，卻是另一種場景，另一種筆法。新的場景，更令人驚心動魄；新的筆法，又令人忽生奇想。他的《悲慘世界》，尤其內容豐富，氣象非凡。不但情節曲折，令人為之懸念迭生；而且情深意重，令人不能置身事外。雨果的5部長篇小說，雖然在中國評論界褒貶有差，但論其影響，可以說不論哪一部都有極多的讀者。雨果小說的內容，不一定合乎社會生活實際，尤其不一定在細節上有典型表現，但浪漫主義文學的風格如此，倘若強求，反失其美。浪漫主義文學，至雨果達到它的極高意境，再向前發展，必然會峰回路轉，由浪漫主義進入到現實主義。
西方浪漫主義的傳播範圍，不僅文學而已。它的另一種大表演，則是在音樂方麵，同樣取得極高成就。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則是貝多芬和舒伯特。這兩位音樂家加上晚一點的莫紮特，成為西方音樂史上的豐碑性人物。他們的代表性作品，同樣屬於千古絕唱，詠言無朽。
浪漫主義弘揚人性，痛惡壓迫，然而西方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卻是更大的社會不公平，更為深重的階級壓迫。彼時工人階級的生活，可說如牛如馬，或者牛馬不如。童工、女工更是處在社會最低層，被資本這個人間怪物，敲骨吸髓，生不如死。在人們心中，金錢成了惡魔，因為金錢變成了資本。雖然莎士比亞曾對金錢的作用作過詩一般的描述，但這位戲劇天才，沒有看到18世紀工業革命之後的情況，倘若他看到金錢化為資本之後，竟然帶來這樣的後果，他對金錢的描述必將深沉百倍，痛苦千倍，激烈萬倍，雖百倍、千倍、萬倍猶恐言不能盡，意不能得。
於是浪漫主義作家的作品很快失去光華，而現實主義——我們習慣稱之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品，開始登上舞台，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如英國的狄更斯、哈代，法國的巴爾紮克、司湯達和福樓拜。
狄更斯作品很多，影響很大，而且近年來似乎在西方國家又掀起一股狄更斯熱。可見有價值的作品，能夠超越時空，傳播不止。巴爾紮克則是可以與歌德、雨果、托爾斯泰比肩的藝術大師。他本人文才天縱，而且精力過人，他雖然隻活了短短的51歲，卻寫了96部文學作品，而且這還不包括他青年時的創作。他一生極不得誌，除去文學創作之外，可說一事無成。但他極有雄心，他要以自己的筆完成拿破侖在馬上完成的那樣的偉大事業。他觀察能力極為細膩，想象能力極為豐富。他的小說創作，不但細節逼真，而且構思巧妙。罕見的是，細節逼真竟到了可以依文複製的精細程度；構思巧妙又到了讓你不覺其巧但覺其真的創作意境。他的小說，簡直就是一部法國19世紀的百科全書。如果不知道巴爾紮克的個人經曆，隻看他書中的表現，則他不但不應該是一個諸業難成的浪蕩才子，反而應該是一位熟悉百業精通百業的萬事通人。巴爾紮克的小說，如《高老頭》《歐也尼?葛朗台》在中國名聲極響，流傳極廣。但他的代表作未止這幾篇，如《貝姨》《攪水女人》《交際花盛衰記》，乃至《驢皮記》《於絮爾?彌羅埃》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學著作。讀巴爾紮克小說，最好全讀，而全讀巴爾紮克，不啻於讀一部詳盡而又生動的法國近代史。讀其書尚且如此，作者的才華、能力以及他為此付出的勞動、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
哈代在中國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的《苔絲》；司湯達在中國最有影響的作品是《紅與黑》；福樓拜在中國最具知名度的則是他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這幾位作者，個個聲名遠大，具有不朽的創作，他們是僅次於巴爾紮克的文學大師。雖然他們不像巴爾紮克那樣，有如此眾多、如此係統又如此高質量的創作，但他們的代表作品，完全可以和任何一部文學名著一論高低。哈代對受壓迫受迫害無權無勢無助無援的窮人的同情，通過他的女主人公《苔絲》，寫得如泣如訴，動人心魄。雖然她最後成了一位為複仇而殺人的“凶手”，但讀者不覺得她凶，隻覺得她應該得到同情，對這樣的殺人者，公正的社會不該處她死刑，而該給她獎章。司湯達筆下的於連，正是資本主義本性的弘揚與典型再現。他貧困，但他一心要發財；他社會地位不高，但他一心要向上追攀；他有才華，但更有野心；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個人主義者。他雖然不珍惜愛情，但並非沒有真情。他雖然確有真情，卻決不為真情所累。他是一個奮鬥者、拚搏者，卻不是一個成功者。他雖然不是一個成功者，但他的價值觀念卻獲得了成功。司湯達對於社會下層表現不多，因此，他的現實主義特色不十分鮮明，而他的浪漫主義風格同樣不十分鮮明，他處在二者之間，可謂“雨、巴之間，有君一席”。
福樓拜則是純正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包法利夫人》寫得無比深刻，雖然全篇不過是一些生活瑣事，但在生活瑣事中卻出現大波折、大矛盾、大光芒。因為他寫出了社會的本來麵目，所以雖然是生活細節，卻能驚心動魄。因為他寫出了人的內心世界，所以雖然沒有英雄人物，卻能深入人心。因為他寫出了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所以雖然這些人物本身未必值得特別的同情，卻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以最平常的事物，見到曆史的精神，恰恰是現實主義的本色。能從細微的描寫見到人物的靈魂，恰恰是現實主義的特點。
浪漫主義旨在歌頌善良，反對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現象，現實主義則對這不平等不公正的社會現象予以典型再現，以警世人。然而，不濟事。社會不平等照樣不平等，社會不公正照樣不公正，而且其勢頭正如烈性傳染病一樣，四處蔓延，愈演愈烈，於是工人運動風起雲湧，社會主義應運而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既然如此，便放下文學，來討論革命。
19世紀最重大的曆史事件，是出現了工人運動；最重要的理論創造，則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馬克思主義自它誕生之日起，便在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中受到熱烈歡迎。到19世紀後半葉，工人運動已經成為影響世界進程的重要力量，而馬克思主義也日益深入人心。可以這樣說，自有人類以來，從來沒有任何一種學說是全然為著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自中世紀以來，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學說產生過如馬克思主義這麼巨大的社會影響。
馬克思主義是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學說。馬克思本人就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更認為工人投身祖國，不用拐彎抹角，直接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馬克思學說的兩位經典作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既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又是世界性文化名人。他們的學說不但博大精深，而且淵源深厚，馬克思主義從來不輕視人類各個曆史階段的文明成果，也不輕視那些不屬於工人階級、不屬於勞動群眾的各種流派和學說。
馬克思主義有兩個基本支點，一個是工人運動，這是它的現實支點；一個是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英國古典經濟學，這是它的理論支點。英國古典經濟學主要指的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空想社會主義主要指的是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對於英國古典經濟學，前麵已經介紹過了。對於空想社會主義，前麵業已提到。德國古典哲學中的康德、費希特和謝林也說過了。但對馬克思、恩格斯哲學影響最大的人物，乃是德國古典哲學集大成者黑格爾，這裏還應多介紹幾句。
黑格爾生於1770年，1831年去世。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包羅萬象，無所不在。他不但在哲學、曆史學、宗教學、美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各個文科領域都有很多的創見，而且對於自然科學也發表了很多意見。但黑格爾不是如亞裏士多德或萊布尼茨那樣，一人涉獵多種學科，按照學科發表自己的見解，而是繼承康德的傳統，把所有的學科進行哲學分析，然後做出統一的思考。康德的三大批判，已然把一切學科包含在內，但他認為有些是可以用哲學方式來認識的，有些則非哲學或人力可以認識。那麼對這些人力不能認識的領域，隻能歸之於信仰。哲學管的是現象，美學管的是感情，倫理學管的是道德。三者之外，非吾所知，要管也隻有上帝管得。黑格爾繼承康德傳統，卻又推進一步，在他看來，整個世界都是而且必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世間所有現象，連同它的本質，都有一個統一的規律可尋。不僅有統一的規律可尋，而且它毫無例外地都是絕對精神的異化。世界的本質，在於絕對精神，由絕對精神異化為物質世界，由物質世界再升華為絕對理念。世界在黑格爾那裏完全呈有序狀態，而且認識這種有序，就需要懂得它的辯證法。
黑格爾的辯證法由後人歸納為幾個基本定律，但在他本人的著作中，沒有這樣明確的表示。但對立統一規律是有的，質量互變規律是有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也是有的。黑格爾把整個哲學對象理解為一個有序的合乎規律並按照其規律發生演化的統一體，而這個統一體的變化無不循著辯證方法展示。他的這個思想顯然高於前人，而且也已經接近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或者說正是他的這個思想啟迪了馬克思和恩格斯。
但是，黑格爾哲學的基礎是唯心的，是從絕對精神出發，而以絕對理念結束的。這一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不能同意。馬克思主義首先是唯物主義，他們把黑格爾所顛倒的物質與精神的關係重新歸正過來，讓這個以頭著地、兩腳在上的哲學巨人恢複正常的運動姿態。黑格爾哲學是辯證唯心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則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
黑格爾哲學影響極大，但他用在體係方麵的功夫太多，而且他的哲學的風格是辯證的，但體係是僵化的。他將自笛卡爾以來的大陸唯心主義哲學推到了極致，到他那裏哲學已經無法再沿著唯理主義道路向前發展。雖然他的哲學深受德國官方的讚賞，雖然他的辯證法異常深刻而且啟迪了他時代的幾乎所有的智士哲人。但因為他已經把他的體係發展到極致，所以他的哲學後來者，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叔本華、尼采，以至柏格森、羅素、維特根斯坦，都毫無例外地成為了他哲學的批判者。黑格爾哲學的最令人驚異之處在於，在他之後的哲學家，或對他的哲學進行批判，或者對他的哲學進行繼承，或者對他的哲學連繼承帶批判，或者連批判帶繼承，但是你無論如何不能無視他的存在，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說，黑格爾確實是人類哲學史上的一代偉人。
馬克思主義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哲學，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並在這些學說的基礎上，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係。馬克思主義的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它揭示了剩餘價值學說的本質，在於它確定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在於它為科學社會主義奠定了理論基礎。馬克思的學說，正是工人階級的“聖經”，而它不僅對西方的工人運動，還是對東方的解放運動都起到了任何一種學說也無法比擬的曆史作用。中國人真正了解並全麵地接受外來文化，給外來文化以充分的尊重，應該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算起。
馬克思主義在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發生許多挫折和錯誤，但認真分析起來，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過錯，而是對馬克思主義錯誤闡釋和缺乏理解的過錯。對這一點，隻要我們認真看一看馬克思是怎麼描述共產主義的，就知道我們昔日進行的所謂共產主義的實踐，其實並不合乎馬克思的本意。馬克思是這樣描述共產主義的：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麵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會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選集》第三卷，第12頁）
馬克思在這裏講了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具備的三個條件，即：第一，人類被迫的勞動分工已經消失，從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第二，勞動不僅僅是謀生手段，而且成為人生的第一需要；第三，個人全麵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
這三個條件中第一個是講勞動方式，第二個是講人的思想境界，第三個是講生產力的。達到這三個條件的任何一個都極為不容易，而且需要走很長的曆史道路，而隻有這三個條件全部完成，才能到達共產主義。遺憾的是，我們過去理解的共產主義，我們實踐的社會主義，與這三個條件相去何其遙遠乃爾。
我們消滅了分工了嗎？我們在短時間內能消滅分工嗎？我們把勞動作為第一需要了嗎？我們包括全體公民什麼時候才能把勞動作為第一需要呢？我們全麵發展了嗎？我們的生產力增長到什麼程度了呢？我們的集體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了嗎？
這些問題，絕對不難回答。如果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大半都是否定的，那麼我們卻硬說十幾年、幾十年就能到達共產主義，你也未免太急了。
心太急，已經不合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不容任意改變的。如果政策太急，那就成了極左，結果不免會發生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樣嚴重的曆史錯誤。
中國雖然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但離消滅分工還差得很遠。在“文革”期間把千百萬知識青年統統轟到鄉下去接受所謂再教育，把幾乎全國的知識分子都弄到“五七”幹校，讓他們接受勞動改造。這些政策與指導思想相對於馬克思的觀念，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我們的勞動覺悟怎麼樣？不要說把勞動作為第一需要，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培養出多少懶人，計劃經濟的僵化體製，又培養出多少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中國大陸人到了香港，覺得香港人比大陸人忙，比大陸人活得緊張；到了韓國，又覺得韓國人比中國活得累；到了美國，更覺得美國人忙忙碌碌，節奏太快!到了新加坡，又對新加坡的嚴格管理，動輒罰款大不適應。我們差不多每時每刻都在宣傳，中國是社會主義，勞動人民是社會主義的主人，難道自己當了主人不應該變得更勤快，而應該變得更懶惰嗎？
我們的個人才能怎麼樣？社會主義要求個人的全麵發展，但中國的文盲還有那麼一大些，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隻有那麼一小點，中國的中產階層不過一個小部分，而還有部分民眾掙紮在溫飽線上，連溫飽問題都未能完全解決，讓他全麵發展，他怎麼發展。不能全麵發展，生產力如何充分增長？
這些都不說，隻說中國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了嗎？實在說，中國人還窮哩!中國的浪費還大哩!中國的環境汙染還嚴重哩!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觀，絕不是讓勞動人民永遠窮下去，而是讓全人類都幸福起來。如果不是為了全人類的幸福，那還搞共產主義幹什麼。要說以苦為榮，那麼工業革命時代，勞動人民的生活就夠苦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是當時最博學的知識分子，可沒聽說過，知識分子需要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
馬克思的學說，內容極為豐富，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描述，不過是他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一個結論而已。其實，馬克思有關人的理論，有關教育的理論，有關所有製的理論，有關勞動的理論，有關文化傳統與繼承的理論，有關實踐的理論，有關人類解放的理論，有關社會主義政治形式的理論，有關股份製的理論，我們都研究不多。
倒是一些西方學者旁觀者清，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社會作用，而且承認，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達，福利條件良好，階級矛盾緩和，是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直接啟發。例如美國經濟學家約翰?K?加爾布雷思就曾這樣說過：
“坦率地說，我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如此偉大的人物，以至不能讓他完全屬於你們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
不但如此，加爾布雷思還講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四個重要過程，即
第一個過程：“工會的發展，工會為實現雇傭者和勞動者的權力平等做了許多工作。”
第二個過程：“產生了普遍福利國家，它始於1870年的德國。”
第三個過程：“國家對生產的水平負責。……其主要意圖是用國家預算來補償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任何不足。”而這一點“是和凱恩斯聯係在一起的。”
第四個過程：“在許多大公司，權力已經轉向或者正轉向管理部門。”（《東西方對話》，第83—89頁）
在我看來，這四個過程，至少前三個過程都和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有直接的聯係。第一個過程就是工人運動的一部分或說工人運動的一個結果；第二個過程則是馬克思主義早已提到的和認為是必須的；第三個過程雖是凱恩斯的創造，但有馬克思的影響在內；唯第四個過程，與馬克思的學說關係不多，但股份製企業製度依然引起馬克思的重視，馬克思並且就此提出了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製形式，而這種形式在現代企業中確實有它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19世紀的西方，在殖民主義、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理論的棒擊之下，本來應該頭腦清醒起來。然而，帝國主義的特性，使它們利令智昏，不但未能及時調整自己的政治行為，反而在帝國主義的道路上愈走愈遠，終於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繼而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都與除日本之外的東方國家毫不相幹，與所有受殖民壓迫的貧窮國家毫不相幹。
（八）四大失衡，兩次大戰與十項對策
1四大失衡造成西方社會的基本矛盾格局
什麼是四大失衡？四大失衡，即19世紀西方國家麵臨的四種基本矛盾。這些矛盾在帝國主義的政治行為框架下已經無法解決，其出路，或者改變自己，或者發生大戰。四大失衡的內容是：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利益失衡；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貧富失衡；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失衡；生產過剩與社會需求的比例失衡。
“四大失衡”導致兩次世界大戰，這應該是沒有任何疑問的。雖然，西方的政治家、曆史學家為兩次世界大戰找出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原因，但沒有這四對基本矛盾，這些原因都不能成立，或者不能發生。比如，《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就認為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潛在原因是因為歐洲力量均勢被打破，這其實是同一個問題的另一個說法。均勢持衡，則戰爭不起，均勢打破，則戰爭爆發。但是，所謂的歐洲力量的均勢，本質上乃是勢力範圍的均勢，是殖民利益的均勢，是帝國對外控製能力的均勢。這樣的均勢，本質上是建立在對外擴張的基礎上的，因而它必然是不穩定的，小的不穩定或者可以修補，大的不穩定，就會引發戰爭。通俗地說，所謂均勢雲雲，即帝國勢力相持狀態，好像兩隻鬥架的蠻牛，相持階段，互不傷害，但不可能長久相持下去，一旦發生某些變化，相持便化為烏有，代之而來的即是戰爭。
四大失衡，有其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原因。解除“四大失衡”的危害，如果西方人找不出別的方式，那麼，隻能進行戰爭。事實上，在19世紀後半葉，西方確實沒有辦法，沒有能力，沒有決心，也沒有有效的機製阻止戰爭的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起因雖然是在薩拉熱窩發生的一次行刺，但即使沒有這次行刺，第一次世界大戰依然會很快爆發。
2世界“巨頭”的曆史命運
“四大失衡”導致戰爭，但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所有參戰國，而是那些有可能有欲望有野心也有力量主宰世界的幾個強國。一次大戰前，這幾個強國分別是：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匈帝國和俄國。二次大戰前，則是英、法、德、意、日本、美國和蘇聯。這些國家之所以逐次成為霸主級的世界強國，是因為它們都在不同階段上實現了工業化目標。
工業化的實現，一方麵改變了人類曆史文明的本來麵貌，一方麵又成全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欲望。工業化縮短了世界的距離，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完全改變了軍隊的麵貌和作戰能力，也使寡頭金融寡頭政治得以順利實現。
人類的行為能力得到飛速提高，但是這能力最怕被少數人或少數國家所把持。帝國主義依仗工業革命的力量完成對世界的分割，正如殖民主義依靠商業革命的力量完成對美洲大陸的侵占。商業革命、工業革命竟然帶來如此的曆史命運，不能不令人感慨萬端。
帝國主義引發戰爭，而戰爭又引起了革命。內變加上外變，使這些西方巨頭逐次蛻變，終於釀成20世紀的政治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奧匈帝國解體，俄國發生革命，將英國、法國這兩個帝國逐出一流世界強國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日本、意大利成為戰敗國，意大利原屬二流，德、日兩國同樣被逐出世界一流強國之外。
“二戰”之後的冷戰時代，又因為各種社會原因特別是經濟原因，使蘇聯不戰而敗，蘇聯終於於1992年解體。蘇聯的解體雖然與戰爭沒有直接關係，卻又有間接關係，或者換句話說，冷戰也是戰爭。
帝國主義引發戰爭，而戰爭又斷送了帝國主義的曆史前程。隻消50年時間，便將世界六大巨頭——英、法、德、美、日、蘇——中的五個淘汰出局。
蘇聯是個特例，且與本書內容無直接關係，暫且不論。其餘幾國，既由戰爭而興，又因戰爭而衰，興亦不是全興，衰亦不是全衰，個中原因，值得思索。
3兩種基本社會政治模式的不同走向
兩次世界大戰，性質不完全相同，但就西方參戰國而言，卻有模式之分。對於資本主義政治文化模式，我在前麵已經列舉英、美、德、法四種模式。這四種模式，又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個類型是英、美、法類型。這個類型的早期代表是英國，法國與美國是它的亞種；後期代表是美國，因為美國後來居上，其政治文化類型更具典型性。另一個類型則是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其中德國最具代表性，意大利是它的亞種，日本則與它殊途同歸，屬於另一種文化模式。兩種文化類型，各有自己的思想文化和社會淵源。在古希臘即有雅典文化與斯巴達文化之分，在近代，又有洛克與盧梭之分，在國家體製上，則有英式、法式、美式與德式之分。
德國作為近現代資本主義強國的政治模式，不是民主的，而是專製的。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既沒有發生過英國式的經濟革命，也沒有發生過法國式的政治革命；既沒有出現過如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這樣的文化傑作，也沒有出現過如法國啟蒙運動一樣的民主化自由化運動。德國在19世紀，統一與強大是它的基本社會政治目標，在這個目標下，它一方麵實現了統一，一方麵又在工業革命方麵取得不次於或者說僅次於英國人的曆史成就。將這兩者加在一起，便成為一方麵是專製政治，一方麵是發達工業的司芬克斯式的文化類型。因此，德國的侵略性，顯然比英國、法國、美國式有著不同的內在基礎與機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成了戰敗國。巨大的戰爭賠款，使德國各個階層團結一致，而墨索裏尼式的社會主義，又特別投合德國人的文化傳統與現實需求。於是國家資本主義成為一戰之後德國的經濟方向，法西斯主義則成為它的精神象征。而這兩個極其惡劣的主義在一定的條件下，又為德國人創造了生產的奇跡，克服經濟衰退的奇跡，以及迅即發展軍事與工業力量的奇跡，於是惡魔成為神仙，希特勒成為德國的民族英雄。德國有了這樣的社會文化基礎，不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然絕不可能。
資本主義文明本質上屬於市場經濟文明，而市場經濟文明又屬於法治文明。因此，專權的資本主義不會成為資本主義的主流，卻能成為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因素，成為資本主義文明的敵人，而從內部暴長出的敵人有時也是最可怕的。
英國、法國和美國則屬於另一種政治文化模式。尤其是英、美，全然屬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性國家。但它們依然受到“四大失衡”的影響——它們本身就是“四大失衡”的主要責任者。它們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雖然避免了壟斷資本的惡性膨脹，避免了國家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發生，但自由經濟的危險在於經濟危機，而自由經濟出現經濟危機的基礎在於生產過剩。19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受打擊最重的不是德國、意大利和日本，而是英國、美國和法國。
但英、法、美這個政治文化類型，分權製是它們建立國家政體的基本原則。以美國為例，美國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又是領土和人口都大大超過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的大國，美國的分權製既有典型性，又有代表性。
美國的分權可以分為三個層麵：
第一層麵：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三權分立，這一點，前麵已經介紹過了。
第二層麵：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兩權分立。美國中央權力十分集中，各州的權力又十分係統、具體和充分。一方麵，中央集權，保證了外交與軍事行為的一致性，保證了聯邦的統一，保證了對於全國性突發事件和日常運轉的應對能力；另一方麵，州的權力很大，——各州議會有相應的立法權，州法院有相應的司法權，州政府有相應的行政權。美國的立法權不全在聯邦議會，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婚姻登記方式，離婚手續，對同性戀的態度，各州之間便很不一致。州的權力很大，保護了地方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對各種地方情勢的應對性。
第三個層麵：社會文化形態分權的必要基礎。所謂社會文化形態分權的必要基礎，美國人自己講了五個方麵，即：政府、政治與憲法；最直接的政策製定者，如總統、國會、司法、官僚和國家安全機構；第二圈的政策製定者，如利益集團和政黨；選民，包括公共輿論與報刊，選舉行為；權力的功能。（《美國是如何治理的？》）
這樣講過於複雜，簡捷地說，美國的分權具有深厚的文化社會基礎，它的分權不是一種形式，而是一個係統。除去上麵講的三權分立和兩權分立之外，還包括：國家權力係統與財力係統和輿論係統的權力分立。權力階層、技術階層、商業階層、知識階層、勞動階層的分立。
以權力係統、財力係統和輿論係統的權力分立為例。中國傳統文化，萬物係於一官，隻有官本位，沒有民本位。全國隻有一個中心，各種政治力量隻有一條主線，所有管理係統隻有一個最高權威。中心就是中央政府，主線就是官僚體製——亦稱官本位，最高權威就是皇帝。西方近代管理模式則不同，尤其是英、美模式，權力係統自然極其重要；財力係統，也同樣重要。過去我們批評美國，說白宮政權不過是大資產階級的看門犬。看門犬的比喻未必恰當，但財力係統可以與權力係統抗衡也是事實。美國第22屆和24屆總統克利夫蘭要改變利率，但摩根不同意——他是美國最大的銀行老板。克利夫蘭和他談判，談判談不通，急得總統連連去廁所——跑到外邊和自己的顧問商議，但最後的結果，還是總統做出了讓步。一個銀行家可以逼總統讓步，這在中國古代近代曆史上是沒有的。中國最開明的皇帝也不過是虛心納諫，但納諫與否，全由皇帝決定。他硬不納諫，你也沒辦法。明代嘉靖皇帝整年習仙學道，朝都不上，你進諫有什麼用。三國時吳帝孫皓，剝人皮，剜人心，跟禽獸一樣，你身為宰相，還不和囚犯一樣？中國古來文化體係是一元化的。一元化，沒有財力係統的獨立地位。中國人最常碰到的情況是，讓你發財，你就發財；不讓你發財，你再有本事，也是白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