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係統之外，還有輿論係統。美國人的輿論，相當厲害，美國記者批評總統，連眼都不眨，倒是美國總統要代表記者說話，先得征求被代表者的同意。記者是無冕之王，雖然是無冕之王，一旦認起真來，可以把尼克鬆總統拉下總統的寶座。美國輿論係統對於權力係統和財力係統，確實具有強大的製約作用。以至有人說，現代西方國家不是三權分立，而是四權分立，輿論係統也是一權。
19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西方世界發生大混亂。對待這次危機，美國羅斯福總統是實行新政，以新政應對經濟危機。德國人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以強權幹預應對這次危機。英國人、法國人則有些聽之任之，讓亞當?斯密的第三隻手去自想辦法。從現在的角度看這段曆史，德國的辦法是最壞的，因為它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的辦法是最好的，因為它找到了一條克服或減輕危機的辦法，這辦法在經濟上就是凱恩斯主義——雖然羅斯福總統對凱恩斯主義不能全然了解——因為他是個政治家、實踐家，他的理論修養實在不算很高。
可以這樣說，帝國主義與工業革命確實有某種必然聯係，但帝國主義並不是工業革命的必然結果。
[BT4][STHZ]4解決“四大失衡”的十項對策
帝國主義的惡性發展，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得以糾正，或者說得以化解，而其代價卻是幾千萬人的生命和無法統計的財產損失。
但畢竟兩次大戰給人類特別是西方人上了兩課，從而使西方人對於資本主義文明有了新的認識。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采取十項對策，改變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從而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也迎來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的發展和繁榮。
這十項對策是：
（1）建立國際組織，保衛世界和平。然而，建立這樣的組織，卻是破天荒的事情。人類有史以來，隻聽說過國家是最大的最有權威的生存方式。國家之上，隻有聯盟，而聯盟不是永久性的，更多的則是階段性的。現在要搞一個常設的國際性組織，其道路自然難以平坦。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成為“國際聯盟”的首倡者。為了世界和平，為了能把反戰力量都組織起來，威爾遜在一戰結束後的凡爾塞會議上提出他的“14點建議”。然而，人們不接受他，不但他的盟友英國、法國不接受他，美國參眾兩院也不接受他。他的方案，一部分寫進《凡爾塞條約》，而更重要的部分，隻是作為一種美好願望而存在。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教育了世界各國的領導人，終於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了聯合國。聯合國的道路自然也十分曲折，但聯合國已經成為最重要的世界性組織，而且不論在冷戰時代還是冷戰之後，它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聯合國保衛和平的第一個傑作，是對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所做出的迅速而有力的反擊，並且很快取得了成效。
（2）殖民地陸續解放，帝國主義回歸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標誌是建立殖民地，但殖民地不能持久，殖民地人民與宗主國的鬥爭正是“四大失衡”的內容之一。19世紀前半葉，拉美殖民地已陸續獨立。到20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諸如印度、非洲大陸的殖民地，都以不同的方式，取得獨立地位。其中一些國家，如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亞還出現一些特別著名的人物，如聖雄甘地、尼赫魯、納賽爾、蘇加諾等，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取得飛速發展，很快成為發達國家或者接近發達國家。殖民地的消失，是殖民地人民的勝利，也是資本主義自我修正的必然結果。
（3）種族歧視終被埋葬。種族歧視，在黑人與白人共同生活的國家，表現最為強烈，而美國是一個最大的典型。因為種族壓迫，才發生了南北戰爭。林肯總統也因為支持廢奴製，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美國《解放黑奴宣言》，正是與《人權宣言》《獨立宣言》並駕齊驅的近現代人類文明的三個重要文件。但南北戰爭並沒有達到黑人與白人的平等，所以才有馬丁?路德?金的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大體說來，這場鬥爭到19世紀七十年代才真正取得全麵勝利。遺憾的是，直到今天，依然有種族歧視現象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發生。
（4）實行凱恩斯主張，國家對經濟采取有效的幹預政策。資本主義本來是自由市場，所謂最好的政府是最少管事的政府。然而，當出現經濟危機時，老辦法失靈了。你任它自由發展，它便給你個顏色看看。凱恩斯的方法，不是反對自由經濟，而是要求增加有效需求，對經濟予以引導和支持，即我們常說的市場經濟有計劃。實踐證明，這種有限的國家幹預，對於克服經濟危機，尤其是克服那種使經濟遭受嚴重挫折的股票市場危機、通貨膨脹危機和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經濟蕭條，確實很有效力。
（5）加大福利力度，建設福利型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時代的工人階級，苦不堪言，而現代西方勞動階層，卻有了勝過東方勞動者的醫療保障、失業保障和多種社會保險。提高工人階級的待遇，提高全體公民的生活質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已有舉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為潮流。雖然各個國家由於文化傳統不一樣，在細節上不盡相同，但其建立福利國家的基本方麵，則大同小異。公正地說，現在的西方勞動者，不論白領、藍領，其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都比發展中國家的同類人員優越。因為其優越，一些中國大陸的影藝明星或其他人員才寧肯放棄自己的職業，而去美國靠刷盤子闖天下，過生活。
（6）反對貧富差距過大，實行必要限製措施。西方人的貧富不均，在工業革命時代最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相對緩和，其辦法主要是通過稅收加以調整，財富越多，納稅越多，加上遺產稅、饋贈稅，等等。知情者說，現代日本的一個超級富翁，可以安然地使他家庭的三代人生活無慮，三代之後便成為普通從業者。當然這也是不公，但在現代人類文明條件下能做到這一點，確也十分不易。更重要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都出現了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正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穩定和發展的基本特征。
（7）產業結構出現變化，白領階層人數大增。工業時代是產業工人占城市就業人數優勢的時代。那個時代，主要是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相互消長，工業革命使第一產業急劇衰落，而使第二產業成為主導性力量。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迅速提高。社會福利事業的健全以及社會消費水平的巨大變化，第三產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數量也日益增多。第三產業在三個產業中的比例，在一些發達國家已躍居首位。而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的生產方式，也發生重要變化。於是，西方社會終於從工業時代過渡到信息時代，也就是托夫勒講的“第三次浪潮”。其基本特征是1956年美國的白領階層在數量上超過藍領階層，白領超過藍領，社會政治矛盾得到極大緩解，人民生活水平相應得到很大提高。
（8）對自由的概念有新的認識和闡釋。自由本來是資本主義文明的價值出發點，但在文藝複興時代，自由隻限於中、上層社會。工業革命時代，自由也與工人沒有多少關係。在殖民時代，自由與殖民地人民更是風馬牛不相及。那個時代的自由概念，應該說是一種西方特有的社會概念，而不是對於公民權力的直接體現。進入20世紀，情況發生變化，作為對這種變化的肯定，美國總統羅斯福於1941年1月6日給國會的國情谘文提出“四大自由”的概念，其內容包括：
“第一是言論和發表意見的自由——在世界每一個地方。第二是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在世界每一個地方。第三是不虞匱乏的自由——從全球的角度說，意味著保證使每個國家的居民過上健康的和平時期生活的經濟共識——在世界每一個地方。第四是免受恐懼的自由——從全球的角度說，意味著世界範圍的裁軍，它是如此全麵徹底，以致任何國家都無法對他國發動武裝侵略——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轉引自《世紀檔案》第196頁）
每講一句自由，都要加上一個定語——“在世界的每一地方”，羅斯福總統確實不同尋常。他認識到了世界文明的走向，也是兩次世界大戰教育和啟發了他。
（9）科學技術取得新的飛速發展。牛頓及其以後的時代，仿佛物理學已經完成它的全部使命，後來者頂多在細枝末葉方麵還能有些發揮而已。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改變了這種看法，同時也改變了世界。愛因斯坦是牛頓之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的理論——廣義相對論和狹義相對論，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決不亞於牛頓力學。科學在20世紀前半葉已經取得劃時代的成就，技術在這個時代同樣成就非凡。而兩次世界大戰又極大地推動了科學、技術與工業的發展。所以，20世紀的前45年，既是人類遭受空前戰爭災難的45年，又是科學技術空前發展的45年。其中最大的成就莫過於相對論理論的完成和核力量的研製成功，加上後來的航天技術與進入應用階段的計算機技術，構成20世紀四大科技發明的曆史奇觀。這些科技成果，無疑對資本主義在現代的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意義大體上相當於哥白尼天文學對於文藝複興時代，牛頓力學對於17、18世紀和達爾文進化論對於19世紀的曆史貢獻。
（10）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企業管理發生重大變化。企業文化、企業精神、工人參與管理，成為新的潮流。而且隨著股東與管理者的全部或大部分開，已使西方經濟管理形態出現革命性變化。這種變化，對於調和各階層的經濟關係與人際關係，顯然具有很重要的曆史作用。
西方的變化當不止於上述10項內容，但隻看這10個方麵的變化，可以知道，資本主義在本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確實找到了一條複興與繁榮的曆史道路。
（九）走向現代的西方社會心理路程
現代西方的社會心理路程應該從尼采算起。但在尼采之前，還有兩位過渡人物，一位是孔德，西方著名實證主義者；一位是叔本華，西方著名唯意誌論者。孔德的實證論，是對德國哲學的反動。德國古典哲學的四位經典作家，無不注重精神與理念的作用，他們正是歐洲大陸自17世紀以來唯理論的綜合與發展者。但孔德反對唯理論，也反對所謂本質性分析。在他看來，物的本質是不可能認識的，因為它超乎於感覺經驗與現象之外。凡討論物質本質的，都是形而上學，都不是科學。在孔德那裏，隻能認識那些與科學相關的內容。但實際上，如果科學能回答所有問題，那麼就不需要哲學再來饒舌了。這正是孔德實證哲學的內在矛盾所在。但他自己並不理會這些，他認為人類的主要觀念都有三個發展階段，即神學階段或虛構階段，形而上學或抽象階段，科學階段或實證階段。他所堅持的正是實證階段亦即科學階段。孔德的實證哲學，哲學價值不高，但對中國傳統文化而言，卻也不失為一劑良藥。
叔本華是唯意誌論者，強調意誌超過一切。但這很難自圓其說。比如先有人還是先有意誌，如果說先有意誌後有生命，那就等於帽子可以變人。但叔本華不管這些。他的唯意誌論，目的在於反對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他不要絕對理念，而要人的意誌，並且認為意誌高於一切。在這一點上，他對於黑格爾哲學的僵化體係，又有一種解放作用。
孔德不講形而上學，叔本華拋棄絕對理念，他們的哲學已進至西方現代哲學的門坎。到了尼采，則幹脆爽利。歌頌酒神，歡呼超人。
尼采之前的哲學，雖然也以人文主義為旗幟，但文藝複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宣揚的是人的理想，他們不涉及具體的人，隻考慮與神對應的抽象的人。他們的本意，即改變神的統治地位，歌頌人的崇高理想。而人的崇高理想就是人類本身，這就是人文主義，或說人本主義，或說人道主義。到了啟蒙運動時代，雖然對人文主義有了新的理解，賦予它新的內容，不但歌頌人的理想，而且要為人的理想找到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地位。即不但把人擺在曆史的中心，還要追求人的自由、人的民主、人的理性和人的平等。但在本質上，這時候的人論，依然是一個整體概念。人即社會的人，它不是張三、李四，它是整個人類的理想化身。自尼采之後，人文主義進入新的曆史階段，尼采的人文主義，已經全然取代了上帝，他對人類宣布，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超人來了。超人有著不同凡響的意誌，有著不同凡響的精神，有著不同凡響的能力，有著不同凡響的品性。超人似乎酒神，又超過酒神。超人似乎上帝，但終不是上帝。超人最痛恨弱者，必欲將弱者的一切品性驅逐出人類而後快。超人自然不能與常人為伍，常人不過是實現自己偉大意誌的工具。超人必是最強者，因為尼采痛恨弱者正如他痛恨一切人類的敵人。超人必是男人，因為尼采最看不起女人，認為女人是低等動物。那麼超人到底是什麼樣子，尼采說：“我的學說是，有上等人，也有下等人，一個人是可以使千萬年的曆史生色的——也就是說，一個充實的、雄厚的、偉大的、完全的人，要勝過無數殘缺不全、雞毛蒜皮的人。”（《歐洲哲學史簡編》，第202頁）尼采鼓吹超人，超人需要權力，這一點頗合希特勒口味。尼采雖然是一個傑出的哲學家，但他的思想後來竟被希特勒利用，不能說不是他的一個悲劇。
尼采宣揚超人，但超人如上帝，尋常人怎能得見？超人未知何在，尼采就是超人。
但尼采不是超人，他後來精神錯亂，住進精神病院。列公細想，哪有超人會得精神病的呢!
尼采的意義，在於將社會化的人文主義深入到具體的人格方麵，畢竟超人不能是一個整體概念，而是活生生的雖然不同尋常卻已經是具體的人了。
尼采生於1844年，1900年去世。他去世14年後，便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震驚了世界，造成了無法估計的精神與物質損失。尼采既不是超人，他的超人理想，已近乎破滅。戰爭期間，越是有正常思維的人，對他的超人哲學越不感興趣，倒是希特勒之流，對他的超人學說大加青睞。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傷亡和毀滅，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要巨大。於是敏感的文化人，正義的文化人，善良的文化人，不但身受大戰之害，尤其心受大戰之害。這半個多世紀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出現前所未有的徘徊狀態、痛苦狀態、失常狀態和更為執著的人道狀態。
換個角度說，與尼采的超人同時或者其後，又有柏格森式的直觀的人，杜威式的實用的人，羅素式的人道主義的人，弗洛依德式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維特根斯坦式的分析的人，胡塞爾式的現象的人，薩特式的存在主義的人。
當然，這是一種非哲學的形象的說法。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西方哲學流派很多，流派既多，觀念、體係又有諸多不同。但正是這種不同，構成了西方現代哲學多姿多彩而又深刻全麵的曆史局麵。但在基本層麵上，則毫無例外地都從整體的人的自由、人的民主、人的理性和人的平等向具體的人格與人道主義過渡，他們已經不再滿意對一般的人的理性分析和社會追求，而要求對具體的人即對每一個公民在其個體存在意義上，都有人道主義理解和人道主義保護。
實際上，進入20世紀之後，在西方，偉人時代已經逐漸逝去。隻有法西斯主義才有對人的神化，法西斯而外超人不過是曆史的一閃念而已。上述種種西方哲學流派，他們所關注的不是偉人，不是超人，而是平常人，是最普通，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公民。他們關心他們的生命，關心他們的理想，關心他們的生老病死，關心他們的痛苦與遭遇。20世紀，在本質上已不是一個英雄時代，不是一個殖民時代；20世紀的英雄崇拜、偉人崇拜，莫不弄成悲劇。諸如存在主義、實用主義、生命哲學、分析哲學、現象哲學所表現出來的對人和人的理想的關心，既無崇高色彩，也沒有半點悲壯的精神。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應該是存在主義哲學。存在主義也有不同的流派，如海德格爾為代表的存在主義，有些神學色彩，而薩特的存在主義則全然是無神論的。但不論哪種存在主義，都以人的存在作為出發點。薩特認為，存在主義也是一種人道主義，但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義，它以自由個體作為研究對象，以自由個體的存在作為社會生活的根本事實。人首先是一種存在，但存在又是痛苦的——因為世界是荒謬的，人與人之間很難理解也很難溝通，所以，人因為存在而痛苦，又因為痛苦而更明顯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但人的本質隻能在不斷選擇中實現，於是人應該參與社會生活，承擔社會責任，並在這種參與中“體現自己真正是人。”（《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第2頁）
薩特悲觀，但並不絕望。正如我們讀薩特的小說和劇本，如他的《惡心》《牆》，都會產生一種發自心靈深處的震顫。在他的小說中沒有英雄，但有對人的靈魂折磨與羞辱，以及這些被扭曲了的人性的掙紮與呻吟。讀薩特的書，知道做人真難，然而，人畢竟是人，隻要肯於承擔責任，雖然不是英雄，絕不失為一個真正的人。
薩特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偉大的哲學家和文學家，他在文學方麵的貢獻，使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出於自己的哲學和政治信念，拒絕接受這個榮譽。
雖然不是狹義的哲學家，卻對現代西方思想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物是弗洛依德。弗洛依德是心理分析的創始人。他認為人的心理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個層次，本我是無意識形態下的我，自我首先是一種軀體自我，而超我則具有道德與理想的象征。弗洛依德的本我、自我、超我，建立在性本能的基礎上，而且他認為人的性意識乃是最基本最深層的意識，人的一切社會道德行為，本質上都與性本能有關。正是因為人的性本能決定人的衝動，而人的道德觀念又會在壓抑之中衝動，於是自我與超我產生衝突，人就在這種衝突中會造成各種各樣的異常反映。
弗洛依德是個醫生，心理醫生。而且，他在中國的影響，未止於思想文化而已。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心理谘詢和心理治療已然成為大城市中的很普通的醫療現象。
把人的一切社會行為都與本我，與性聯係在一起，有些說不通的地方，但將人作為人的原因，卻在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學都具有相當的價值。弗洛依德的學說，對現代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都有重要影響，比如茨威格的《被送上斷頭台的女人》一書，寫到路易十六的性格時，就用了類似心理分析的分析方法，而且，那分析確實很是合理合情，能以理服人。
現代哲學流派中，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最具樂觀精神。這大約和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總處在勝利者的地位有關，也和美國以新政方式戰勝了經濟大蕭條有關，又和美國在20世紀後所取得超級大國的地位有關。
在哲學意義上，實用主義可以說是美國的國家哲學。但美國的文化傳統最強調個人主義精神，個人主義加實用主義，使美國的傳統得到新的強化並且極具功利主義形態。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者是皮爾斯和詹姆士，但最有社會影響的人物則是杜威。杜威的實用主義在“一戰”之前多集中在宏觀方麵——這使他的哲學有些傳統。“一戰”之後，他的注意力日益向人類的種種具體領域轉移，從而使他獲得更多的追隨者和響應者。中國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適，就是他的一個東方學生。
杜威的實用主義也是一種人道主義，但不是存在主義的那種人道主義。他堅持人道主義傳統，認為人是世間最為寶貴的，而且他不關心那些遠離人生的內容，他隻關心與人生有直接關係的那些社會現象。他認為人類完全有能力解決自身的問題，而且針對專製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死灰複燃，對於自由更是百倍嗬護，盡力宣揚。杜威重視教育，他認為自由加上平等，“再加上對於人在得到經驗和教育的指引時有能力做出明智判斷的信念——這些”。“就是民主的精髓。”（轉引自《世界文明史》第四卷，第276—277頁）
杜威的朋友，伯特蘭?羅素也是西方現代極為重要的哲學家。他不但是現代數理邏輯的創始人，而且是一位身體力行大無畏的人道主義思想家。他的哲學著作很多，而且多能平心而論。他在傳統意義的哲學方麵，貢獻不算很大，但他的影響卻比任何一位現代哲學人物似乎都更為廣泛，也更具道德人格。
西方現代社會心理在文學方麵的表現是遠離了浪漫主義，摒棄了現實主義，出現了五花八門的現代主義。現代主義不是主義，而是對各種現代派的一個總的稱謂。
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包括存在主義、象征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荒誕派、以及“二戰”後出現的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
現代主義文學尤如現代主義哲學，它關心的不再是整體的人，而是個體的人；它最癡情的不再是人的理想、人的崇高、人的偉大和人的精神，而是人的痛苦、人的異化、人的荒謬與人的無奈。他們不再以英雄為題材，而以小人物為題，他們喜歡小人物更甚於喜歡英雄，他們喜歡病態的社會人格，更甚於喜歡人的健康心理。唯有喧囂、煩燥、焦急、慌恐、憤怒、畸變、麻木，才是他們的寵物。他們因麻木而畸變，因畸變而煩燥，因煩燥而慌恐，因慌恐而喧囂，因喧囂而焦急，又因焦急而無奈。他們是善良的一群，無所作為的一群，還是不安份的一群。雖然是不安份的一群，卻又沒有大追求、大理想，不要說大追求大理想，甚至沒有追求，沒有理想，乃至沒有主題，沒有情節，沒有人物，沒有故事，就連笑也是哭形，哭又有笑意，他們常常超離出憤怒之外，於是連他們先人慣用的諷刺、譴責、批評、批判，一概棄之不用。他們的幽默也呈黑色的，而他們的現實又是荒誕的；他們的精神是未來的，他們的感情是象征的。他們厭惡形式，但尤其厭惡內容。他們渴望生命，但更渴望表現；然而他們所表現的往往不是對光明的追求，而是垮掉的一代。
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如法國詩人波德萊爾和他的《惡之花》，奧地利作家卡夫卡和他的《變形記》，法國意識流作家普羅斯特和他的《追憶似水華年》，愛爾蘭意識流大師喬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美國作家福克納和他的《喧囂與憤怒》，荒誕派劇作家貝克特和他的《等待戈多》，格裏耶和他的小說《嫉妒》，美國著名作家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法國作家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以及美國詩人金斯堡的《嚎叫》等。
以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為例。等待戈多，戈多是誰，不知道；等來沒有，不知道；有沒有戈多，也不知道。但戈多可能就是戲中的人物，就是台下看戲的觀眾，或者幹脆就是一個符號。但這都不要緊，等待戈多隻是一個過程，有了過程，就有了生命，就有了存在，就有了意識。而有了這一切又與沒有差不多，這就是荒誕派戲劇的荒誕所在，也是它的價值所在。我們這些活生生的人，何嚐不是常常處在等待當中，但我們究竟能等來什麼，我們又何曾知曉；但隻要我們耐心等了，就證明我們的生命還在；我們並不希望有什麼奇跡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才更像一個人。荒誕的戲劇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有它的合理性，因為人世間正有許多荒誕現象存在，而將這些荒誕現象戲劇化了，盡管它不合乎人們心目中的文學傳統，它卻比傳統文學有更多的自由又有更多的傍徨。
戈多，我們確在等你，管你來是不來。
現代西方藝術同樣流派繁多，而其意象大抵與文學相類似。其表現領域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建築等各個方麵，而以美術的影響尤大。19世紀末葉以來，現代美術派別，包括後期印象派、新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表現派、達達派、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波普藝術種種。單聽這名字，已經令人驚異，但又覺得它與現代文學流派有許多相似之處。
西方近代繪畫的突出特點，在於它的科學與逼真。因為西方畫以解剖學作基礎，以人體模特作習畫對象，以透視學作手段。想當初，安格爾畫《大宮女》，美是非常美，但她的腰部畫長了，就受人指責，說這個宮女的腰椎多了二三節。但現代派藝術的特色之一，卻是變形，不但不講逼真，而且強調變形，一變，變得麵目全非。有時頭腳換位，有時太陽是三角形的，菠菜是黃的，眼睛一隻長在頭上，一隻橫在臉邊。形狀千奇百怪，顏色千變萬化。中國人初見西方現代美術，不僅搖頭，而且氣憤。其實西方人初見它們的時候，那反映也十分不妙。
但現代美術確有特點，它的基本特點，在於人的主觀意象的放大。塞尚所謂：“誰想藝術地去創造，必須順從培根，他曾把藝術定義為‘人加自然’”。決意“要有更強烈的個人的感情色彩。”他們強調藝術的主觀性，而且現代藝術家正處在曆史大轉變之中，這種大轉變，既有超越一切時代的偉大創造，又有同樣超越一切時代的慘烈戰爭，好的東西確實好到令人頭暈目眩，壞的東西又讓人恨之入骨。奇妙的創造令人匪夷所思，怪譎的東西更令人找不到北。這些藝術家生當斯世，具有最敏感的神經，最細微的感受，最先鋒的意識和最難控製的感情。於是他們痛苦，他們焦燥，他們狂思異想，他們別望他求。他們的繪畫，不以人體或實物的直接形態出發，而以他們對這些繪畫對象的印象與感受出發，這有些像休謨的經驗主義哲學。所謂因果關係，不過是人們對於印象與回憶的思維習慣。他們對藝術對象予以變形和畸化處理，這又有點近乎薩特的哲學體驗。他們不重形態，更重生命，以生命的勃發，生命的扭曲，生命的號啕，生命的掙紮，生命的各種極端形態表現自己的內心世界，這又有點近乎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而他們的這種藝術選擇，不似現實生活，更似人的夢境，這又有點像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夢境不是人生，但夢境常常是對人生的折射或者變異反映，按弗洛依德的觀點，這種變異反映雖然不似人生，有時卻更似人生。欣賞西方現代美術，與現代哲學與文學一並考慮，或許可以更易明白。由此我們想到後期印象派大師梵高和塞尚，想到野蠻派代表人物馬蒂斯，想到表現派代表莫迪利亞尼，想到康定斯基，想到夏加爾，想到恩斯特，想到米羅，想到穆爾，想到波洛克，想到勞申堡。但為中國大陸人最熟悉，也最易接受的現代派人物則是畢加索，這不僅因為畢加索畫的和平鴿，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都有聞有見，而且因為畢加索和中國繪畫大師張大千先生有極好的交往。畢加索欣賞張大千，張大千也讚賞這位西方現代畫的藝術大師，兩位大師的心靈相通，相見恨晚。由此看來，現代派雖然以“現代化”特點著稱於世，其藝術內涵正與古老的東方文化在某些方麵息息相通。
藝術、文學與哲學，進入現代呈現一片詭譎燦爛，它所代表的正是西方近代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化的心理路程。
二、中國文化500年
說500年，不足500年。500之數，概而論之者也。上線從正德元年算起，下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這500年，是中國文化大大落後於西方的500年。中、西文化對比：遠古時代，中國是老資格；以春秋戰國對比於西方的古希臘時代，則春花秋月，各有特色；中世紀的1000年，即本書所說的基督教時代與儒學時代，則西方不如中國。中國有秦漢雄威，盛唐輝煌，兩宋繁榮，中世紀的西方是比不過的。早期中世紀，西方屬於黑暗時代，尤其不能與中國漢唐文化相提並論；進入中世紀發展時代，雖然有了些質性變化，其曆史水準與綜合國力，依然比不過中國，也比不過如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這樣的東方國家。但自文藝複興之後，西方的變化不僅階升梯進，而且日新月異。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已經令人眼花繚亂，18世紀的三大革命——法國的政治革命、英國的產業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更令世人刮目相看。西方一天一天強大起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卻一天一天衰落下去。這種衰落有兩種含義：第一，與西方相比，人家進步的快，你進步的慢，好比龜兔賽跑，你成了落後者；第二，就中國曆史文化的自身情況，其興旺時代已成曆史，雖然有些變化，但舊傳統的壓力太大，變又不能大變，不變又要落後，首鼠兩端，進退無據。將這兩條因素加在一起，中國文化的這500年曆史，便成為衰敗的曆史、挨打的曆史、屈辱的曆史和令人不堪回首的曆史。
雖說不堪回首，並非一團漆黑。實際上，中國這500年的文化史，確實有兩條發展曲線，兩個層麵或說兩種文化走向令後人回味。所謂兩條曲線，一條曲線是中國社會的日益衰敗，另一條曲線是有誌和有報負的中國人的拚命奮鬥；所謂兩個層麵，一個層麵即作為傳統文化的正統代表者——不思進取的統治階層和已經僵化的儒學倫常的無可救藥，另一個層麵則是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化人物的立誌圖新；所謂兩種文化走向，一種走向是愛國者、革新者、啟蒙者、舊勢力的叛逆者和新經濟成份的代表者，以不同的姿態，不同的風格，不同的方式，向著新的文明方向拚命努力，另一種走向則是沒落的中國人，守舊的中國人，保守的中國人，為禮教熏染透頂的中國人，對舊事物舊理想舊體製死死抱住絕不放手的中國人，同流合汙，一心保住先人的基業，一心守住先人的體統，一心阻擋新文化的滲透，一心盼著出現中興的曆史局麵，甚至管他中興不中興，隻要自己活得舒服自在，自己能夠為所欲為，便一切都好——朕在即是江山在，朕死後，哪怕天塌地陷，洪水滔天。
中國的這500年曆史，又可以分為三個段落。自明至1840年鴉片戰爭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正是急速衰敗的開始，也是新的文化、新的經濟因素迅速發展的曆史時期。這個階段的新文化，主要的行為方式是思想，還不是行為；主要特色是反叛，而不是創造。從1840年到1911年為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特色是行動，或說既有思想，又有行動，而且救國方案，一個接著一個，圖強方案同樣一個接著一個。先是抗洋救國，後是中興救國，再是洋務救國，接著變法救國。諸方用盡，國不能救，於是改良不成，發生革命。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終於推播清朝，取消帝製。後來雖有袁世凱、張勳的兩次複辟，但曆史不能複製，複辟不得人心。玩火者，隻會自焚，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從1911年到1949年為第三階段，這個階段中國人民經曆了兩次國內戰爭、一次抗日戰爭。國內戰爭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問題——同樣在於反封建。抗日戰爭的主題就是抗日救國，而且抗日戰爭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在曆次對外戰爭中取得的第一次全勝。
這樣看來，中國這500年曆史，也可以說是階升梯進的，隻是進步太過緩慢，尤其在前兩個階段，幾乎年年月月都與屈辱打交道。中華文明5000年，唯有這1／10最令人銘心刻骨，沒齒難忘。
回顧這一段曆史，一則以悲，一則以壯。悲中華文明之衰落，壯中華兒女之奮鬥。悲哉，壯哉，唯有維新；壯哉，悲哉，唯有革命。這是可悲可歎的500年，又是可歌可泣的500年，還是永誌難忘的500年。
（一）一個傳統，別無選擇
西方自文藝複興時代開始攀升，中國自16世紀開始衰落，原因何在？
西方的攀升，本書前麵已有分析，分析了五個方麵的原因；中國的衰落，也有五個方麵的原因。
第一，西方文化古有雙元傳統，中世紀的西方文化，這種結構形態尤其突出。一麵是教會，教皇代表上帝統治一切；一麵是國王，強國的國王不但不聽教會指令，還要把本國的教主敘任權牢牢把握。二元相爭，為法治的確立，為經濟的興起，提供了機會，準備了空間。中國古代文化，屬於一元性質，皇帝一統天下，外加儒學保護，科舉支撐，上通下達，風雨不透。中國至少自宋代開始，資本主義萌芽開始大範圍出現，而且在南宋時代已經出現商業性城市。然而不濟事。一元統治，如同天網，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中國古代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好比孫悟空大鬧天宮，任你有多少精彩，還是照樣失敗。
第二，西方經濟發展態勢很不均衡，政治統治的方式與力度也不均衡。西方的政治、經濟走勢，好像劉禹錫詩中所言，“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你管住這邊，丟了那邊。何況，在特定條件下，各種勢力還要你爭我奪，都對商業、對錢財、對掠奪發生興趣。中國則不然，雖然均衡發展也是相對的，但小農經濟無所不在。我在某個地方說過，中國古代社會，以農業邊緣為國土的邊緣，有農則有土，有土則有民。農業經濟達不到的地方，即使有之，必將失之。反過來講，隻要小農經濟可以紮根，其必然成為中國古代王朝的疆土。中原帝國的外部危險，多數出自北方，因為不能同化遊牧民族，隻好猛築長城，一旦遊牧區變為農業區，即使沒有長城，一樣為中華熱土，分都分不開的。中國古代經濟的均衡特性，使資主義經濟很難有立足之地。
第三，西方自古有商業傳統，中國古代商業的曆史雖長，傳統不足。不是沒有傳統，而是其商業經濟形態不完整。西方的商業可以作為獨立的經濟力量存在，中國古代的商業卻隻是農業或者城市政治、軍事、文化的附庸。所以中國的古城，雖然規模很大，卻不具有近代西方城市的功能。
第四，西方在中世紀乃至文藝複興時代，鄰國經濟發達，至少比東方國家的經濟發達，而與先進的國家為鄰，最容易形成商業熱點。中國則不然，中國周邊國家，至少在日本明治維新取得成功之前，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比中國更先進的。與落後國家為鄰，不易形成貿易熱點，與遊牧民族為鄰，更易發生戰爭。中國古代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打交道，勝了，自然依然故我；敗了，又出現“反芻”現象，即不是勝者以自己的文化取代中原文化，而是中原文化使勝者成為自己的繼承人。這種現象，直到鴉片戰爭之前，可謂千變萬化，無一例外。
第五，基督教文化，不拒絕商業與功利主義，新教倫理，於此尤甚。中國儒學傳統，對仁義百般關心，對功利聽不順耳。儒學雖然經過2000年的曆史演變，唯在這一點上，變化不大。而且順此道者，便可為儒學，便可為官宦；逆此道者，便成為儒學的叛逆，受到官方與儒學的內外夾攻。
總而言之，西方有兩個傳統，一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一是基督教文化；中國隻有一個傳統，在漢也是儒學獨尊，在唐也是儒學為首，在宋則是儒家天下，在明還是儒學一統，到了清代，儒學地位不見削弱，反而增強。清代的文字獄，比之宋、元、明還要來得慘烈。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元文化加上一個傳統，使中國人取得古代輝煌，卻很難在近代文明史上捷足先登，畢竟發達的時代，慣性也大，改弦更張，十分艱難。
（二）從儒學叛逆到思想啟蒙
儒學時代發展到明朝，遇到嚴重挑戰，但發其端者，不是小儒雜儒，而是明代大儒王陽明。王陽明自是儒學正統，但他的心學理念已是舊有儒學的極致，再向前發展沒有路了。不是儒學之命休矣，而是舊的基礎已不能容納新的學問。所以自王氏心學之後，便出現儒學叛逆。他們自己或不能叛逆自居，但那思想卻與聖賢舊說冰火難容。
王艮（公元1483—1541年），王陽明的學生，但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學生。王艮入陽明學門，王陽明說：“吾黨今乃得一狂者。”王艮出身灶丁，即鹽業工人，自己也做過鹽丁，後來還做過商業，但他一門心思隻在學業。他的這種經曆，使他有了不同於一般儒生的曆練和社會基礎。
王艮好學，尤其好問，求學不問身份，能教我者便為我師。他初見心學大師王陽明便發生爭論，兩個人討論天下大事，說到君子之思時發生分歧：
王陽明說：“君子思不出其位”。這是《論語》上的話，其意思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相去無多。
王艮回答：“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這是對王陽明的反駁，你說“君子思不出其位”，本人是草莽之夫，連君子都不夠，但有堯、舜一樣的天下萬民之心，而且連一天都不敢忘記的。這反駁卻是難答。
王陽明又說：“舜耕曆山，忻然樂而忘天下。”這話也妙，其意若曰，你自己覺得像堯、舜一樣，守貧如貴，其仁心自在，但舜在曆山農耕，就不想天下事了。
王艮答道：“當時有堯在。”這話又絕。您說舜在曆山而耕，樂而忘天下，為什麼呢？因為有堯在治理天下嘛!
王艮雖是王陽明門生，但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他的叛逆性格在於，他反對所謂聖人之道，而主張“百姓日用之道”。他說：“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即是異端。”其實，照傳統儒學的認識，百姓日用之道才是異端。因為自孔子開始便有上智下愚說，孟子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之說，到董仲舒，又有性三品說。儒學乃聖人之學，聖人之學，豈是下愚者可知，豈是勞力者可知，豈是鬥筲百姓者可知？雖然古來儒學聖賢仁學亦大，陽明先生亦有日用之說，所謂“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但與王艮的觀念不同。在王陽明那裏，是儒學家者須不脫離實際，好像天子微服私訪，深入下層，身份未變。但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另是一路，他並不輕視愚夫愚婦，而且認為，“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管你什麼上智下愚，與知能行就是懂得道了。一方麵，他把愚夫愚婦抬高到與聖人之學平起平起平坐的地位，另一方麵，他又把聖人之學降低到日常生活水平，所謂“君子之學，隻是家常事”。一升一降，去孔孟之學已是百裏千裏，若夫子聞之，必定盛怒如前，令“小子鳴鼓擊之”。
王艮出身鹽丁、商人，平等思想甚是突出。雖然他一心自學，並不認為隻有儒生才是四民之首，反而認為“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人人皆共此學。”他佩服王陽明心學，但有自己的理解，他說：“天生我師，崛起海濱，慨然狂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什麼地方超了孔子？就是心學。心學怎麼超了孔子？因為“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具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複用。”
王陽明哪有這樣的本領，不過經王艮一番解釋，卻使王陽明之學，別開洞天，另成一景。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學即道，打破儒學傳統，即使不能稱之為叛逆之人，至少發出叛逆之聲。
比王艮走得更遠的則是何心隱。何心隱思想的特異之處，在於他的社會理想。如果說，王艮的思想，頗有些馬丁?路德“因信稱義”的味道，那麼，何心隱的社會理想，則有烏托邦色彩。何心隱本儒生，曾應江西省試，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績，但他的思想與儒學傳統不合，中途放棄科舉道路，自作他自己的事情。
何心隱的社會理想，在於他設計了一種超出於家庭之上的組織關係，他稱這種關係為“會”。他認為，所有人際關係中，師友關係最為重要——這一點已然犯了儒學大忌。儒學的立學之本，在於“三綱五常”，他把師友關係提高到這樣的程度，則有不忠不孝之嫌。但何心隱是認真的。李贄說他：“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而獨置身於師友聖賢之間。”雖是笑語，卻一語中的，抓住了本質。
何心隱的“會”，主觀色彩濃厚，無法實現。但他對“會”的原則闡釋，則很有價值，很有特色。他認為維持社會生活的原則，一是“群”，二是“均”!那麼，什麼是“群”呢？“君者，群也。”什麼是“均”呢？“君者，均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後可以“群”而“均”也。
王艮把聖人之學與百姓日用之學混為一談已是不端，何心隱把“君”與“群”，“君”與“均”混為一談，更是大逆不道。所以他的思想，最為統治者難忍，最為王道者難容。他們罵他是“妖人”，是“盜犯”，是“奸犯”，也就不奇怪了。何心隱之叛逆，可說有聲有色，非同凡響。
而明代末年這一群叛逆者中，最有影響，也最有特色的還數李贄。李贄是大學者，大才子。但他學思獨立，不同流俗；敢作敢為，別成一體。他知道自己的著作不容於權勢者、衛道者，所以他把自己的著述，或命名為《藏書》，把這些書必當藏之於名山；或謂之《焚書》，說這些書當焚之於大火。然而他是一個大無畏的人，他最終被迫害致死，雖死也死得丹心烈烈，鐵骨錚錚。李贄最恨道學，一生以批判諷刺道學為己任。李贄不迷信聖賢，對於聖人之言，絕不盲從。李贄出人佛道之間，雖是儒生，但以和尚自居；固然和尚，又不肯放心於世事之外。他評史籍，評《水滸》，處處顯露出他的不平之氣，反映出他的不凡之見。
李贄最推崇童心，他的哲學思想就是“童心論”。他認為人間最難得的是“童心”，他說“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聖人也自童子而來，凡人也自童子而來，在這個意義上，聖人與眾人沒有區別。李贄思想的奇異之處，猶表在他的倫理之說。他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你看這話說得多棒，不但簡捷明了，而且理直氣壯。不僅此也，他還認為人的好貨、好色、勤學、進取、多積金寶，多買田室為子孫謀福，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治方等事，皆其所苦好而苦習，真而真言者，是其邇言也。”
說得多麼淋漓痛快，沒有一點道學味道。王艮雖稱異學，但在經濟上還是主張“務本而節用”，本就是農業，“用”就是消費；還是主張“先德行而後文藝”。李贄全然不說這些，為私人欲望正名，為個人私利打氣。李贄豈是貪財者耶？而且他也沒有經商的經曆，他說這些話，就是要與道學作對，而且反映了社會的變化，代表了文化的異聲。
這種異聲，其實不是孤立的。《金瓶梅》就以文學方式反映了這一點。西門慶固然是個大惡人，但他所說的神佛仙道，擋不得我潑天富貴。確有些商人氣，又有些資本氣。資本本為俗物，但它一有機會，便連國王、教皇、皇帝、上帝都不放在眼裏。張岱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這一點，他曾自作《墓誌銘》，開篇即道：
“少為紈袴子弟，極戀繁榮，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
你聽聽，這位張先生喜好的都是些什麼東西，程朱大儒，聞聽此言，若不氣得“休克”過去，一定與他誓不甘休。
這些“叛逆”都是古來未見的。到了明末清初，中國出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位思想家，更把這些叛逆思想提高到新的曆史水平。他們三位合稱明末清初思想三大家。
侯升廬先生直陳顧、黃、王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是否屬於啟蒙思想，尚有爭議。如果說，以西方的尺度衡量，則未必屬於啟蒙思想，如果從中國古代思想的曆史發展看，也可以認為屬於啟蒙這個範疇。因為他們及他們繼承者的思想，確實突破了儒學的大防，他們的學問有新的層麵和新的立論點。
明末清初的這三位思想家，正處在曆史變化的巨大關頭，這種曆史變化，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麵：一是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崇禎皇帝上吊景山；二是清軍入關，入主中原；三是社會變化，新舊交替。前二條，一言則明，後一條，主要指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已經在明代取得相當影響，不但商業發展迅速，而且手工業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加上外國文化的滲透，中國人對於西方科學、西方製度也有了許多耳聞。
三大變化，樣樣都是驚天動地的，所以他們分析明末、清初的文化大勢，要用“天崩地解”來形容。秦秋時代“禮崩樂壞”，明清之間“天崩地解”，曆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然而，它們的走向又有本質區分。
清初三大思想家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登上曆史舞台，他們個個堪稱抗清誌士，讀書種子，學中豪傑，世上奇人。
他們的思想深度與廣度，都超過明代末年的那幾位叛逆者，雖然他們使用的語言未必如李贄、王艮、何心隱那般富於挑戰性和刺激性，但他們顯然看得更深，而且學業更精。明朝幾位叛逆者雖有激烈的言詞、自覺的思想，但學業未成體係。其思想價值在具體方麵超過他們的宗師王陽明，而在整體價值上卻又不如王陽明。明末清初三位思想家則不一樣，他們的思想不僅有突出之點，而且有完整的思路，有全麵的發展，前者以憤世嫉俗為特色，他們則以博大精深為特色。隻是他們的博大精深，依然是中國儒學大體係下的博大精深。以其中最富學養的王夫之為例，他一生研究，不但學業範圍極廣，而且在各個不同領域都有自己的創見。他的著作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曆史、宗教、文學、訓詁等各個方麵，對於自然科學的個別方麵也有所涉及。其代表性著作《張子正蒙注》《尚書引義》《周易外傳》《思問錄》《老子衍》《莊子通》《讀四書大全說》等可以歸入哲學範疇；其《楚辭通釋》《薑齋詩話》《唐詩選評》可歸入文學方麵；其《黃書》《噩夢》可歸之於政治方麵。但中國傳統學術方式，不以分類為主，而是綜合為本，所以這些著作中包括的實際領域，遠比其標題顯示的範圍為寬。
這三位思想家不但在學業、思想方麵超越前人，包括超越程、朱、張、王所代表的宋明理學，也超過漢儒與春秋戰國之儒，他們的學問人品都堪稱一代宗師。隻是他們生不逢時，中國社會更處在變化之中，故事去之未盡，新業將成未成，所以他們天賦雖高，品行雖正，學業雖精，用功雖深，畢竟不足以成為指導曆史潮流的文化巨人。
他們雖是大學者，但絕非純書齋中人物，他們個個都是熱血青年，而且極有愛國心。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與清政府妥協，即使到了晚年，反清複明已全然成為夢幻，他們也堅持自己的氣節，絕不改變初衷。
以今天的眼光看，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最具曆史價值，而王夫之的勢理合一論最富於哲學精神。
《明夷待記錄》涉及內容廣泛，全書由21篇文章組成，其中第一部分《原君》《原臣》《唐法》《置相》最具曆史突破性。
中國儒學傳統，以“三綱五常”為立學之本，自漢武帝實行“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之後，又為立國之本。《明夷待訪錄》正是在這個最要害的問題上，提出異議，另作文章。
黃宗羲不但不同意“君為臣綱”的觀點，而且也不同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之輕”的觀點。他認為“天下為主，君為客”。天下是主人，皇帝是客人。客人可以來來去去，主人卻不能聽其興亡。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皇帝是天之驕子的理論，其意義與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的思想家否定“君權神授”的價值相當。
黃宗羲從這個立論出發，進一步認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反過來說，如果萬民皆憂，雖朝廷敗亡可也；如果萬民皆樂，改朝換代也不妨事。不但如此，他甚至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自得自私也。”這樣的立論，雖然不像明朝思想反叛者那樣激憤尖刻，卻更其來得立論平正，字字千鈞。
皇帝與君王的關係如此，則臣子必然沒有必要向皇帝盡忠。黃宗羲雖然未有直接涉及“忠”的問題，但他在表述自己的觀點時，卻沒有半點含糊。他認為臣子不是皇帝一人之臣子，既不是一人之臣子，必然不能“私其一人之姓”。所以“故我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也就是說，君之為君，意在天下，臣之為臣，亦意在天下，皇帝與臣僚不再是臣子盡忠皇帝的關係，而是相互攜手，求天下共治的關係。黃宗羲雖然沒有以這樣的言詞作表述，但他講：“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確也從中透露出一點君臣平等的文化信息。
黃宗羲的君臣觀，可為自秦皇漢武以來開天辟地，獨成一家之言。其對後世特別是對清代改革者的影響，可謂善莫大焉。這部著作在戊戌變法時期曾被大量秘密印刷，而且傳播十分廣泛。
顧炎武也是大學者，他不但是批判理學的猛士，而且還是清代考據的鼻祖和巨匠。他的《日知錄》，雖然在政治方麵的成就不如黃宗羲突出，但其治學精神與學術深度，卻是少有敵手。《日知錄》不但是一部考據經典，而且近乎一部百科全書。他的考據學啟發和影響了清代所有在考據方麵取得成就的學人，而清代的考據正如宋代的義理、漢代的訓詁，是中國傳統國學的三大學問。
顧炎武在政治觀念上也與黃宗羲同道，他最著名的觀點是反對“獨治”，宣傳“眾治”。所謂“獨治”即皇帝一人之治，所謂“眾治”，即天下眾人之治。他是一位考據大家，所以，他的獨治眾治理論，直接與考據發生聯係。他從對“君”的考據出發引伸其含義，說明“獨治”不合古義，“眾治”才於理相通。他的“以天子之權寄之天下之人”，不但與其考據的政治觀念十分相合，而且比之與他同時的西方思想家，也一點不輸於人。
王夫之是清初三位思想家中最出名者。他的政治理念與黃、顧二位心心相印，隻是他的重點在於對曆史觀念的深層思考。他的理論可以稱為勢、理合一論。
儒學政治觀念，雖是孔子奠基，孟子發揮，但到董仲舒時代才被朝廷接受。因為董仲舒對先秦儒學進行了改造，他引進先秦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論，認其為儒學的正統說，從而給儒學披上神秘的外衣，又為皇帝君臨天下找到了神學式理論依據。於是漢武帝龍心大悅，這才下詔采納董仲舒主張，“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些內容，前已言之。王夫之不信這種理論，他既不同意出自陰陽家的曆史循環論，也不同意任何形式的複古論。他認為曆史的發展在於“勢”。那麼，“勢”是什麼呢？勢就是有一定規律可尋的曆史發展趨勢。曆史有它自己的發展趨勢，比如秦始皇確認郡縣製，便是勢使之然，後來有人反對郡縣製，但反對也沒有用。因為什麼，還是勢使之然。
勢是外在表現，理則是內在規律，有其勢必有其理，有其理，反映其勢，將勢與理結合起來，就是王夫之的勢、理合一論。勢、理合一論顯然高於天命論，而且它所打擊和反對的正是天命論。儒學雖不講鬼神之事，但善講天命、天運、天理、天道，但無論哪種說法，都比不過王夫之的勢、理合一論。以勢、理合一論配之黃宗羲的君、臣論，顧炎武的獨治、眾治論，可以知道，這三位思想家確實是自先秦以來最有膽識和見識的人。
需要補充的是，王夫之在他的理論文學中，雖然沒有直接論述過君臣問題，但他對此並非沒有自己的觀點。他在《讀通鑒論》中，對嶽飛撤兵遇害之事發表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即使嶽飛不聽皇帝命令，就率兵先滅金人，再篡位為皇帝，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太奇怪。王夫之的這個觀點在當代學人中恐怕都是一個很大膽很氣魄的“新”想法。
西方啟蒙思想的基本特色在於宣揚人權，反對神權。中國沒有宗教傳統，但在皇帝獨尊的文化傳統，明末清初三大家直言君權得失，提出新的見解，說他們是啟蒙人物也未嚐不可。
然而，畢竟他們與西方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時代的思想人物不同。大而言之，他們的學說有一些重大的文化缺陷。
第一，缺少科學。西方的近代文明，科學是主力軍。沒有哥白尼的日心說，就沒有文藝複興運動的勝利；沒有伽利略、牛頓的力學，就沒有17世紀理性主義哲學和啟蒙運動。中國明末清初的啟蒙人物，雖是大學者，雖然對當時的科學也有所知聞，但在科學文化方麵沒有必要的倚助與支撐。畢竟中國沒有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頓，所以名曰啟蒙又不夠啟蒙，也怨不得別人。
第二，缺少人文主題。黃、顧、王三大思想家，確實有超越前人的文化貢獻，但人的主題未能形成。沒有人的主題，則立論起點不高，說來說去，沒超出傳統儒學，又終為傳統儒學所限。所以明清兩代的思想人物，固然是一時之雄也，但未能走出一條新的曆史道路，畢竟思想革命不能脫離社會革命。從明末清初的思想文明看當時的社會，知道中國封建時代還有很長一段路程要走，既然如此，又何必苛求先賢。
第三，缺少主攻方向。黃、顧、王批判舊說，甚至直指君權，但不成為他們學說的基調，也不是他們的學術主題。不像西方近代思想家，主題就是批判神學，神氣十足，不遺餘力。因為批判得深，自己的學術體係也因之成熟。中國清初三位思想人物，雖有體係，方法未曾革命，究其原因，一在於科學所限，二在於主題不明，理論深度不夠。
第四，缺少時代氣象。西方近代思想革命，不是一個領域的革命，而是哲學、科學、宗教改革，工業、商業、經濟、政治，四麵出擊，八麵來風，既有外部力量的衝擊，又有宗教內部的改革，內外夾攻，勢不可阻。這種態勢，可以說是給西方思想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機遇，準備了無以倫比的大舞台。明末清初的情況恰恰相反，國家大亂初始，政權兩次更迭。欲進不得，欲退不能，進退維穀，很是艱難。大抵說來，彼時中國的思想人物隻能做這樣的學問，能在那樣的條件下做出這樣的學問，已經十分難能可貴。他們的繼承人在文字獄峰起的恐怖氣氛下，除去考據，更難有他言。
應該說，在曆史發展的重大關頭，中國近代文明的第一步就陰錯陽差，未能走對。
（三）康、乾盛世與“紅樓”預言
清軍入關，建立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事實上清朝的強大確實超過前代，無論在政治、經濟、疆域、文化、科技，乃至各個主要方麵，都有超越前人的成就。清軍入關之前，有三位皇帝，入關之後，共有十位皇帝。清代十三帝，與明代皇帝相比，可說有天壤之別。明代十六個皇帝中，除去朱元璋、朱棣父子，有作為的不多。即使朱元璋父子，也是殘暴寡恩，在殺害功臣、用刑施暴方麵，堪稱中國皇帝之最。朱棣之下，勉強可以歸入“合格品”的都沒有幾個。倒是生活靡爛、不理朝政，或剛愎自用，自亂天下的昏君不少。清代皇帝則全然不同，康、雍、乾自是人中之傑，嘉慶之後，雖然國勢日頹，但皇帝本人的生活、品行，沒有特別可以指摘的地方。隻要看清朝曆代皇帝的書法，可以知道這是一些在自身修養方麵下過大功夫的人。然而，清朝的命運，更不濟明代，1840年之後尤其江河日下。與帝國主義抗爭，更是文戰文敗，武戰武敗，每戰必敗，百戰百敗，縱然初戰未敗，必定因朝政而敗，因皇帝而敗，因政治腐爛而敗。所以，清代皇帝雖然在個人作風與品行方麵強於明人，但宋、清兩代卻是最不堪外辱的時代，令炎黃子孫，痛思其情，不堪回首。
但清代並非沒有強大，沒有繁榮。史稱“康乾盛世”的康、雍、乾時代，可以算中國封建文明史上的最後一筆彩畫。
康、雍、乾執政日久。如果從康熙皇帝繼位算起，那麼，一直到嘉慶元年，前後133年時間（公元1662到1795年）。但康熙繼位，未曾親政，要減去幾年，乾隆退位，又未放權，還要加上幾年，首尾相接，大約130年的樣子。130年強盛安定與繁榮，無論和哪一個朝代相比，都是大榮耀事。何況在這130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都得到重大恢複和發展。中國曆史版圖，以清代為最；中國國勢強盛，也以這個時代為最；與外敵作戰，連戰連勝，其形勢可以比之於漢武帝的北伐匈奴，但又沒有消耗那麼巨大的國力民力；經濟發展，可以比之於宋代、明代，但比宋明兩代又有突破。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全國僅10633326人，到了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已有人口24621324人，人口增加15倍，到了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人口已達181811359人，僅100年時間，人口比順治八年增加約18倍之多。到鹹豐元年（公元1851年），人口更達到432164047人。
從1651年到1751年人口增加18倍，從1751年到1851年人口又增加25倍。43億多人口，不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能養活這麼多人口，若沒有康、雍、乾時代打下的雄厚基礎，其後果必定不堪設想。
在文化方麵，雖創見不多，但成就不小。清代兩部文化巨作《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雖有民族歧視痕跡，但無論篇幅之浩大，印刷之精美，內容之全麵，史料之豐富，都堪稱文化之壯舉。科技方麵，清中、前期，雖然沒有大的作為，但康熙、乾隆都不是思想僵化的皇帝，對於西洋科技心有所想，力有所為，特別是對氣候的重視，對玉米、紅薯等外來農作物的推廣，更使中國的農業形態發生巨大變化。
康、雍、乾三個皇帝，都可以稱之為大有作為之人。乾隆在位60年，又作10年太上皇，享年89歲，自稱“十全老人”。掌權之長，無人可比，享年之久，為清皇之冠，“十全老人”的稱號，不算過份。乾隆是個太平皇帝，雍正是個麻煩皇帝，不是他自找麻煩，而是他的皇位得來大不易，即使作了皇帝，還是流言不斷，誹謗不斷，使他坐在皇位上，也不能雍容大度，平心靜氣。但他同樣很有作為，在文治武功方麵，比之乃父則有不逮，比之乃子，並不遜之。
康、雍、乾三帝，唯康熙最有作為。康熙大帝在位61年，實際與政約半個世紀時間。清王朝正是在他在位的時候，為康乾盛世打下基礎，定下規範。從此，龍能下海，虎能登山。康熙的文治，以《康熙字典》名氣最大，而且傳播久遠，直到今天，依然是一部極為重要的工具書。康熙的武功，則以抵抗沙俄東侵，維護西北民族團結、領土完整為最具影響。中國與洋人作戰，進入近代之後，幾乎全是敗跡，與帝國主義簽訂的條約，沒有一件有平等的味道。唯有康熙與沙俄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可以算是平等之作。康熙自己總結一生經驗，誠誠懇懇，並不多加粉飾，史家代為歸納，成其五條，即：①享年高，在位久。②殫心竭力，加於政事。③用兵臨戎，統一國家。④力戒驕驕奢，節用愛民。⑤不尚虛文，力行實政。
自康熙之後，清代曆帝皆以康熙為榜樣，後人對於康熙大帝的功業評價尤高。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推崇康熙為“自古英哲非常之君”。認為“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雖“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然風流所傳，率不過數十年而止”，唯有周文王可以和康熙皇帝相提並論，“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泯”。
以康熙比周文王，未必恰當，說康熙勝過漢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元世祖，也未必妥當。康熙大帝，以其實際成就而言，不輸於任何一位中國皇帝，但以其曆史作用而言，則既比不過唐宗宋祖，更比不過秦皇漢武。
為什麼？因為康乾盛世，雖名稱盛世，但遮不住它在骨子裏已然深藏敗機的種種弊端。
凡封建王朝的毛病，康、雍、乾時代，在所不免。康熙雖英哲非常，最大的煩惱在於確定皇位繼承人，兩立太子兩廢太子，勞神傷心，意摧神傷。雍正的一生心機在於爭帝位，為奪帝位，可說心機用盡，手段亦用盡。乾隆呈稱“十全老人”，最大的醜聞，在於寵用和紳。和紳是康乾盛世的災星，和紳的靠山自是乾隆皇帝，但造成和紳與乾隆文化現象的則另有別因，有更深的政治文化原因。
對康乾盛世頭腦最清醒的人物是文學大師曹雪芹。曹雪芹的文學巨著《紅樓夢》，可以說是對清代興亡的預言書。
清代文學，堪稱中國文學之最，其最突出的成就，在於它的小說創作達到曆史最高水平。所謂唐詩、晉字、漢文章；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均為一代之雄。明代小說，固已出類拔萃，清代小說尤其登峰造極，在封建文明這個領域，取得無以複加的曆史成就。代表清代小說最高成就者，乃是《紅樓夢》《儒林外史》《聊齋誌異》。三書風格各異，但在批評清代各種弊端這一點，則沒有不同。《儒林外史》專門批判科舉與八股，自然篇篇皆為雅文章。《聊齋誌異》以鬼狐寫人生，字字悲憤在心頭。《紅樓夢》則是百科全書式的大文字，具有包容天地，氣象萬千的大風範。《紅樓夢》的藝術成就自是令人歎為觀止，《紅樓夢》形象典型地表現了封建曆史的必然衰敗過程，則尤其令人感慨萬端。《紅樓夢》是封建文明史發展過程的藝術再現，也是一曲哀悼中華古代文明無盡的挽歌。
奇妙的是，曹雪芹生於公元1715或1724年，卒於1763至1764年之間，雖然確切的生卒時間未能肯定，但其生活的時代，正當康、乾盛世之時。一麵是康、乾盛世，一麵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二者的矛盾可謂大矣。如果康乾盛世是真的，則《紅樓夢》就沒有達到藝術真實；如果《紅樓夢》真的達到藝術真實，則康乾盛世便有商量。曆史證明，曹雪芹先生是對的，《紅樓夢》是偉大的。換句話說，即使在那樣的時代，如曹雪芹一樣的對於封建文化有著極細觀察、極深體會的人已經看到這封建社會的大廈，不過是一座冰山而已，不消多時，便會“忽喇喇大廈將傾”。
毛誌成先生寫過一篇《賈府經濟透視》，為賈府的收入情況算了一筆帳。其內容大體如下：
賈府收入來源，一是國初的皇封，即那十幾個田莊；二是每年定期到內務府支領的賞銀；三是現任官吏的月俸。三項加在一起，約1萬兩左右銀子。
但賈府的開支，遠遠不是這1萬兩銀子可以對付的。別的不說，僅元春省親一項，便花去白銀10萬餘兩。單算府上女主子的開支，就需要5000餘兩。王熙鳳過一次生日，全族人等便要“孝敬”200多兩。這還不包括美容的錢，送禮的錢，交際的錢，男主子們揮霍的錢，以及各項婚喪、嫁娶必須的錢。秦可卿死了，要大辦喪事；賈寶玉結婚，要慶賀一番；老太太作壽不能不體體麵麵；逢年過節，又不能不排排場場。買個戲班要開支，請個戲班要花錢。賈赦要買小老婆沒有三五千銀子不夠開銷，賈政自作風雅，沒有銀子，哪來幫閑。如此等等，賈府的賬不能不虧，賈府的家不能不敗。而賈家正是封建王朝的縮影。它雖然火爆到天下一等，環顧四周皆無敵手的程度，但未知幾何，便七顛八倒，成了“白茫茫大地真幹淨”。賈府可以白茫茫大地真幹淨，大清王朝不能白茫茫大地真幹淨？等待它的隻是衰敗腐朽，屈辱無邊。
那麼，所謂“康乾盛世”，還可算作盛世嗎？
回答說，可以算是盛世，又不能算是盛世。
說它可以算是盛世，理由有二：
第一，畢竟一個半世紀的康、雍、乾時代在中華民族5000年青史之中，成為一個曆史的加油站，而且，正是這個時代再一次完成和續定了其後中華民族的民族基礎與地域基礎。沒有大清王朝則沒有後世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它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文明成果。不要說別的，如果沒有“康乾盛世”，也就沒有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雖然曹雪芹對這個盛世並不滿意，而《紅樓夢》所描寫的四大家庭的興衰際遇，也隻能使大清王朝感到無奈與傷心。
說它不算盛世，理由有三：
第一，康、雍、乾的強大與繁榮，不是中國曆史的質性飛躍，隻是對傳統文化的修複與再造。什麼叫修複與再造？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有這樣一個特性，它的結構形態極其穩定，而它的經濟基礎又十分脆弱。因為經濟基礎十分脆弱，所以每隔二三百年便出現大的塌陷，大的動亂。因為它的社會文化結構極其穩定，這些動亂和塌陷的結果，不是將舊的社會文化結構徹底摧毀，而是使它重新得到修複與再造。中國古代文化的社會結構，本書在第三章最末一節中曾有比較詳細的說明，而它的修複形態，則有如某些低等動物的身體再生現象。一隻壁虎，尾巴掉了，沒關係，不出數日，便再生出一條。一隻螃蟹，八足二螯，好不神氣，不幸折去三足兩腳，形狀大為尷尬，然而，不打緊，隻消一時二刻，蛻去舊殼，便一如既往。
中國傳統文化有類於此，自秦漢以降，屢次改朝換代，雖一亡而再亡，必一起而再起，雖一起而再起，依然脫不去封建文化的基本束縛。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是它的大幸，也是它的大不幸。
所謂“康乾盛興”，說到底不過是又一次修複與再造而已。
由此聯想到過去爭論一時的地主階級向農民讓步問題，有人說曆代王朝的一時興盛與向農民讓步有關，有人連讓步之說也堅決反對，說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呈你死我活狀態，隻有壓迫，沒有讓步。隻有壓迫，沒有讓步，從秦漢到明清，其間2000多年時間，好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隻管緊了又緊，那怎麼可能？如果真的那樣，別說一個孫行者，就是2000個孫行者也會統統斃命。
其實，讓步之說，立論就不對。它是把所有不同時代的階級鬥爭統統擬人化的結果。好像兩個仇人，大殺大砍2000年，隻見搏鬥，不見死活，天下哪有這等奇事？
一個王朝衰朽了，發生動亂與戰爭。動亂與戰爭的意義在於它減少了人口，改變了舊有的社會關係，對不同階層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利益重新予以分配與組合，而新的當權者——之所以能統一天下取得王位，自然是中原逐鹿的佼佼者。他們對社會現實有清醒的理解，他們的政策比較開明也比較切合實際。這幾條加在一起，才形成新的繁榮和新的昌盛。談到戰爭使人口減少，而人口減少會給新的複興以有利條件，有人會說本人是在宣傳馬爾薩斯論，其實宣傳幾句馬爾薩斯有什麼了不得？戰爭減少人口，是曆史事實，否則，為什麼到康熙元年還是隻有1000多萬中國人？何況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雖然不是全然正確，至少不是全無道理。中國人批馬爾薩斯批得唾沫星子亂飛，結果呢？不過30年，人口增長了好幾億，弄得現在的年輕人一對夫妻隻能生一個孩子。
第二，所謂“康乾盛世”，已埋藏社會深層危機。這些危機包括：統治層的腐敗，和珅一案可以為證。和珅死後抄家，他一人貪汙的錢財便合當時全國稅賦的一半，可知貪官汙吏勢猛於虎。八旗子弟，已成蠹蟲。嘉慶十四年，清廷對其精稅部隊健銳營進行考核，健銳營共有27萬名士兵，而考核成績列為頭等的僅60名。想當初，八旗子弟何等驃悍，不過200年間，已是隻會吃喝嫖賭，提籠架鳥的醉死夢生之人。因為連年征戰，更因為皇室官府開支浩大，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結果隻能加捐加稅，從而使社會矛盾，尤其是政府與農民、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日益加劇。大量農民衣不遮體，食不果腹。自嘉慶時代，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終於釀成太平天國的大風景。
第三，“康乾盛世”與同時代的西方相比：西方文化，已經發生性質變化，而中國文化卻全然沒有新意。
1620年，培根創立歸納推理法。
1637年，笛卡爾發表《方法論》，此時清軍尚未入關。
1690年，洛克發表意義深遠的《政府論》，此為康熙29年，清朝正在恢複時期，直隸全省蠲免錢糧，清軍正在西部地區與噶爾丹人大戰。
1712年，紐可門研製成第一台實用蒸汽機，此為康熙51年，這時的康熙大帝正為重立太子大傷腦筋，朝廷上下，亦是戰戰兢兢，一片混亂。
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並頒布意義重大的《美國獨立宣言》，此為乾隆41年，這時的乾隆正在下令四庫全書館評核建礙書籍，說得通俗點，就是把不合清王朝口味的圖書進行毀棄或者加以刪改。
1789年，法國發生大革命，並於1790年發表《人權宣言》，此為乾隆54年，這時的乾隆正為邊疆之亂而運籌宮室，調兵遣將。
康、雍、乾時代，正是西方文藝複興、啟蒙運動高潮迭起的時候。雍正與乾隆幾乎占去18世紀絕大部分時間，正是18世紀西方發生三大革命，即法國政治革命、英國工業革命、美國獨立革命。而此時的中國，一個革命也沒有，不但沒有革命，而且社會內部已潛伏著已湧動著深深的危機。這些危機，就要因為農民起義而突然爆發，又要因為英國人的鴉片和大炮而變成新的災難了。
即使“康、乾盛世”可以稱為盛世，也是中國封建文明的最後一次榮光，從此盛世無再，唯有變革才有出路，唯有革命才有前途。
（四）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
1840年，英國軍艦上大炮轟鳴，它使中國曆史進入一個新的曆史階級。隻是這種曆史大變化，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自此之後，中國社會矛盾發生新的演化形態，中國傳統文化潛入新的成份，中國文化形態演成新的局麵。
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並不始於1840年中英戰爭，但中英戰爭卻是一個分水嶺。此前的文化進入是局部的、作用緩慢的，而且未能觸及中國上層社會。中英戰爭不僅是國與國的對抗，尤其是兩種文化的對抗。因此，它的影響，它引起的震撼，它對中國社會文化的驅進作用，都是它以前的各種外來文化所不能比擬的。
西方文化不進入中國，中國社會也會變。假如世界上根本沒有西方資本主義，那麼，中國也終將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不過，那將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但也不是遙遙無期的事，畢竟在宋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已經具有相當規模，明末和清代康、乾之際其規模其影響還要大。但曆史不能假設，曆史既不能假設，英國人的大炮，便又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加速轉變的催化劑。
在中英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社會矛盾雖有新的因素，內容不甚複雜，其形態大抵不出唐、宋、元、明時的結構形態之外。但自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強行侵入，隨著西方貿易和工業的強迫侵入，隨著西方文化的隨之而來，中國社會矛盾出現特別複雜的結構變化。其中既有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的矛盾；又有西方先進文明與中國固有傳統的矛盾；還有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矛盾在中國的反映。中國內部則既有政府內部包括知識分子內部保守派與革新派的矛盾；勞動階層主要是被壓迫農民與政府的矛盾；還有代表新興文化的階層如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與中國舊有文化傳統及其代表的矛盾；再加上工人階級和勞動階級與統治階層的矛盾。而且這些矛盾，常常相互交錯，相互轉化，相互排斥，又相互支撐。其間的各種變化，既依中國社會走勢而定，又依中國社會矛盾的主題變化而定，還依世界政治形勢的演變而定。矛盾當不止於上述這些，但即使隻有這些，也已經十分複雜。凡此種種，使中國近代史變得異常精彩紛呈，同時也變得極難把握和調控。
但是，總的曆史方向是明確的，那就是中國必須富強，中國必須實行改革，而且唯有變革才能強大，唯有強大，才能擺脫這種曆史困境。鴉片戰爭既是一個曆史文化信號，又是一個曆史階段的開端。遺憾的是，這種開端，在中國人感情上很難全然接受，而且當政的中國人對此不但沒有準備，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手足無措，應對失據。但不管怎麼樣，英國人的大炮響了，新時代已經開始。
英國人是侵略者。他們雖然有先進的文明，先進的炮艦，但他們沒有正義。英國人向中國販賣鴉片，使得中國巨額白銀流向西方。中國人失去的是巨額財富，而得到的卻是危害國家和人民的毒品。中國人不能不做出反應，中國人的禁煙，沒有半點錯誤。中國人禁煙，英國人不幹，而且要實行炮艦政策，以武力壓中國人屈服，這當然是不能容忍的。中國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既是一個禁煙的英雄，又是抗英的英雄，而且準備充分，有理有節。所以中國戰爭的第一回合，中國人勝，英國人敗。但英國人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它的貿易遍布全球，它的軍艦遊布全球，它不能接受失敗，但在廣州與林則徐的對峙又沒有勝利的把握，於是調頭北上，威逼北京。清朝政府色厲內荏，一聽英軍北上，馬上亂成一團，投降派屁滾尿流，道光皇帝出爾反爾，竟將林則徐撤職查辦，另派官僚琦善去同英國人談判，結果訂立《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從此開始了清政府喪權辱國的曆史過程。
那麼，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我們想問一句，如果道光老兒不將林則徐撤職查辦，那麼，中英戰爭會有什麼結局？
我的觀點是，道光查辦了有大功而無小過的林則徐，中英戰爭中國必定失敗；道光不查辦林則徐，中英戰爭還是中國失敗。
為什麼？
因為，大清王朝已經全然腐敗，這種腐敗不是幾個甚至幾十個林則徐可以挽救得了的，此其一也；
因為大清王朝已經全然腐敗，所以它必然會將林則徐或林則徐的人物查辦，查辦隻是早晚的事，此其二也。
因為英國對華作戰，雖是帝國主義侵略行徑，但英國已進入工業時代，而中國還處於小農時代，這兩種文化社會的較量，農業社會必定失敗。雖然必定失敗不等於永遠失敗。
因為彼時的社會內部已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既打破和粉碎了恢複舊式帝國的迷夢，卻又未能提供建成新式帝國的基礎。中國的未來不能走帝國之路，在當時已經有充分的社會依據，隻不過認識這種依據，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還需要經過反複的碰撞和各種各樣的摸索。這不是中國人不夠聰明，認識一個時代的本質，原本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1840年，第一次中英戰爭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人打敗了，中英兩國簽定了《南京條約》。
1856年，第二次中英戰爭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人又打敗了，中英兩國簽定了《北京條約》。
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結果，中國不敗而敗，中法兩國簽訂了《天津條約》。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結果，還是中國打敗了，中日兩國簽定了《馬關條約》。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結果，中國人又一次被打敗，中國與諸列強簽定了《辛醜條約》。
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每戰必敗，每敗必定簽定不平等條約，必定喪失部分主權，必定進行巨額賠款。而且，主權喪失愈來愈多，賠款數額也越來越大。僅《辛醜條約》規定的庚子賠款就有白銀45億兩；且在北京東交民巷劃定使館區界，中國人一概不準居住；北京至大沽的所有炮台，一律拆除；從北京至山海關的幾個戰略要地，外國列強分別駐軍；而且還要中國人自己懲辦抗擊侵略的官吏，改總理衙門為外交部，等等。
洋人進攻中國，逼中國屈服，令中國人受辱，但洋人的軍隊沒有幾個兵。所謂八國聯軍攻打北京，那名稱聽著嚇人，其實不過17萬人的聯軍而已。17萬人的軍隊，而且八個國家拚湊，竟然將不可一世的西太後打得暈頭轉向，向西安逃竄；竟然將前門箭樓削去半截；竟然作威作福，儼然便是中國政府的太上皇，這樣的恥辱，誰能忍受？然而，敗軍之將，不足言勇，敗軍之國，又能如何!
於是，開明的中國人，不甘受辱的中國人，開始想方設法試圖治兵治國。而清王朝的統治，因為太平天國於1851年於廣西金田起義，燎原烈火，瞬息而成，縱橫南方數省，占領南京，建立國號，成為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先有太平天國起義，後有撚軍起義，再有義和團運動。然而三者的規模和性質都有不同，但對清王朝來說，都是不能容忍的社會內亂。於是排外攘內成為頭等大事，而且排外不如攘內更合其脾胃。所以圖強之舉，最合“孤”心寡意。於是在19世紀下半葉，興起一場引起後人各種議論各種評價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是中國與各個列強戰爭的結果，是中國戰敗後的應急措施，是中國人想出的“以夷治夷”戰略的實施化；也是在當時那個時代，唯一能做出可以得到上下認定的圖強戰略。
當然，也有爭議，而且爭議很是激烈。
洋務運動是清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運動，所以爭議也多在政府內部，即頑固派與洋務派之爭、清流派與洋務派之爭。
頑固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滿清貴族，如大學士倭仁、徐桐等，洋務派則包括恭親王奕沂、軍機大臣文祥和後來的漢族高官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加上先屬清流後歸洋務的張之洞。
頑固派昏庸無能，但有傳統文化作支撐，所以雖然屁話連篇，卻是源遠流長。洋務派多是務實派，與頑固派對抗，傳統不足，而現實有據，若不是處在國破朝亡的危險邊緣，則洋務派斷然不是頑固派的對手，更抵不住滿腹書袋、舌辯無礙且又冠冕堂皇的清流派的胡攪蠻纏。
1866年，奕等人奏請在新式學堂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招收甲科正途人員入學，聘請洋人執教。頑固派一聽，馬上按捺不住，說立國之本在於禮義，不在那些細枝末節的技藝，古往今來，隻有禮義可以得民心，哪有靠這些雕蟲小技取得天下治理天下的。請洋人為師，更是不可。洋人是什麼東西，能作中國人的先生？這種作法，隻能使正氣不伸，邪氣大長，天長日久，必人心大壞。而且，果真要學天文算學，也犯不著請洋人執教，中國乃泱泱大國，“天下之大，何患無才”。總之，夾七夾八，一痛胡說八道，雖然頑固派的幾個頭目抵不住奕的權勢，畢竟造成極壞輿論，結果是天文館雖成，而報名者寥寥。由此可見，頑固派勢力自有深厚的社會基礎，若非奕、文祥以及後來的曾、左、李諸人，豈有力量與之周旋？即便是奕，也終於因為得不到西太後的歡心，失權而敗。
又如洋務派要求修鐵路，反對者一聽，馬上心驚肉跳，種種理由，如旋風般刮來。諸如鐵路破壞風水，破壞地脈，破壞墳墓，有驚神靈，而且鐵路一通，給了洋人方便，再與洋人交戰，正好成為洋人長驅直入的方便。這等奇談怪論，原來狗屁不通，但在彼時的中國，反複爭論10年之久。堂堂的中堂大人李鴻章才修了一條長僅11公裏的唐胥鐵路，但到通車之日，又有人反對用機車牽引，說是機車一動，會使山川震動，諸神不寧。洋務運動在中國施行之難，於此可見一斑，洋務派必定失敗，於此亦端倪可見。
但是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已成定勢。有洋務運動，它要進來，沒有洋務運動，它也會進來。西方科技，西方工業，其勢實不可擋，加上洋務派的促進，經過三四十年時間，果然舊日中國發生種種變化。
洋務運動先是“求強”。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由國家出麵，興辦軍事工業。第一個舉措，是曾國藩創辦安慶軍械所，到甲午戰爭時，全國已辦成各種兵工廠20多個。其中規模較大的，如李鴻章在上海辦的江南製造總局和他在南京辦的金陵機器局，以及由左宗棠、崇厚、張之洞分別創建的福如船政局、天津機械局和湖北槍炮廠。他們仿照西方，雇傭工人，實行新式生產，雖然所有工業均隻為國家服務，不進行商務活動，但其在軍事方麵和文化方麵的創業意義，實在非同小可。
洋務運動，先期隻在“圖強”，然而資金、材料、管理、交通等方麵的困難，很難解決。豈知工業投資，不是農業投入，二者的投入額度相距，豈止天上地下。於是洋務運動修正方麵，改“圖強”為“圖富”，以“圖富”求“圖強”。“圖強”全在軍事方麵，“圖富”則著力於民用企業的興建。1877年李鴻章在上海首創輪船招商局，民用企業由此而起。到19世紀末，洋務派所辦礦業、冶煉、紡織、郵電、交通等各類企業共20多家。這些企業多采用官督商辦形式，少量企業也有官辦或官商合辦的。雖然投資多出於民間，但管理大權為官僚獨掌。盡管如是，在洋務運動期間，中國還是出了些著名的商業活動，也出了些著名的商務活動家，如徐潤、唐廷樞、盛宣懷、胡雪岩等。這些買辦或商人，在中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呼風喚雨，大展身手，雖然性格有些畸形，行為不免清濁難辨，但自有他們的特殊意義與價值存在。
洋務運動，為中國的近代工、商業奠定了一個不壞的基礎，仿佛一塊酵母。酵母不是麵團，靠它不能生存，但酵母有特殊作用，用它才能使麵團發生變化。恰如樹苗雖小，無樹苗哪有森林？
但洋務運動有它的先天不足，因為它隻有明確的軍事、政治目的，而沒有明確的商業或人文目標，因此，它很難取得獨立的人格與自由發展權。
但無論如何，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中國傳統文化開始發生種種變化，這些變化，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它動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雖然傳統文化根基極厚，不是一下子可以改變的，但畢竟已經發生動搖，出現裂縫。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及其追隨者們，雖然對於中國儒學正統深信不疑，固定不移，但他們也明白，隻靠這正統是絕對打不敗洋人的，而且必定被洋人打敗。可是丟棄正統，簡直就等於要他們的命，於是他們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體西用理論。所謂“體”即是事物的根本，根本源於儒。所謂“用”，即是手段，手段取於“洋”。這樣兩者一結合，又不離中國正統，又能有洋槍洋炮，魚與熊掌兼得。而且這簡直是一隻渾身上下掛滿鮮魚的巨熊，這等妙招，隻有我們中國人才想得出來。
其次，中國一元化統治開始打破，農業均衡結構形態出現缺口。洋人入中國，打破了大清王朝的一統天下，抵抗派與投降派，洋務派與頑固派，滿清舊式貴族與新興漢人權貴，中央與地方勢力，都借此機會發展起來。於是形成國中有國——租界，黨外有黨——各種派別，派中有派——各種派係的混雜型政治局麵。這種局麵於封建統治十分不利，於商業發展，於新文化萌生，於社會各種政治力量的變故，則十分有利。我在前麵說過，中央集權形式的一元文化類型，加上均衡的小農經濟態勢，簡直使資本主義經濟無法發展，而二元化政治形態和非均衡的經濟態勢，則有利於商業、工業的迅速發展。洋務運動雖然誌在國家，意在正統，其客觀效果，則與其初衷大相徑庭。
再次，科學技術借洋務運動大量湧入中國。鐵路雖然爭論10年，才修了11公裏，但畢竟有了鐵路；郵局雖然極少民用，但畢竟有了郵局。清朝中期之前，雖有康乾盛世，西方科學技術幾乎全然空白，而洋務運動之後，則西方科學技術已大量進入中國，並為日後中國的科技發展，打下了一個不算很薄的基礎。比如，對中國近代文明產生很大影響的嚴複和詹天佑，即是這期間由清政府派去西洋的留學生。留學生大量出國，正是洋務運動的直接產物。
最後，中國舊式軍事製度和裝備發生根本性變化。中國雖是古代軍事大國，但冷兵器時代極長，而且直到洋務運動之前，冷兵器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縱有幾門大炮，不算先進，不能成大氣候。洋務運動開辦兵工廠，加上直接買了不少兵艦、兵器，使中國的軍事裝備接近或者超過當時日本的裝備水平。
然而，凡此種種皆不能從根本止改變中國的頹勢。中國以傳統方式抗擊英軍，打不贏。於是以夷治夷，就用西洋玩藝兒，打洋人，還是打不贏。以夷治夷，結果依然被夷所治。甲午戰爭就是明證。洋槍洋炮，打不敗洋人，唯有中國人不屈的精神，在華夏上空徘徊跳躍。
此時的中國，形成一個政治怪圈，即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那麼，打破這個怪圈，隻有改造官府，變法維新。
中國的近代化道路，至少應滿足五個基本條件，即：科學的進步，文化的改造，政治體係的改革，小農經濟的徹底變化，與新興工商業及其城市文明的興起。洋務運動，在工商業與科學技術方麵取得相當發展。比如中國第一家發電廠於1882年在上海租界建成，其時間僅比英國最早的電廠晚了一年。但其他四個問題的變化，還需要有相當艱苦的路要走，相當艱巨的事情要辦。但此時的中國人，特別是有知識有熱情有恒心的知識分子，已經認定，若不變法維新，則中國沒有希望。
（五）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
戊戌變法屬於改良，改良不成，引起革命。然而，沒有改良，難於革命。畢竟改良啟迪了中國人，改良的失敗，改良者的熱血又教育了中國人，使他們不再滿足於君賜的變化，而要按自己的意願去辦。
戊戌變法不是晴天霹靂，也不是空穴來風。在此之前，已有許多這方麵的見解或議論。大體說來，中國自古沒有明確的國家意識，隻有君臣意識，忠於國家即是忠於皇帝，皇帝便是國家的象征。1840年後，列強勢力威逼中國，不平等條約一個接著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對條約不感興趣，對列強侵略中國的現實最不能容忍。但不平等條約的後果，教育了中國人，出洋的經曆又啟發了中國人，使這些精英人物，開始有了比較自覺的國家意識，有了比較明確的主權要求，他們不但反對列強侵略中國的事實，而且反對這些不平等條約，要求廢除這些條約，恢複中國的國家主權。
對於中國的經濟政策，如實行了差不多2000年的重農抑商政策，提出異議，要求學習西方，改重農為重商，認為重農隻能生存，重商才能強大。對於君主專製也有了疑問。1840年前，因為中國人隻經曆過君主專製，如魚在水中，反而沒有水的意識，人在氣中，沒有氣的自覺。見了外國的政治體製，有了比較，但不願、不想、不肯也不敢想改變中國的君主體製。於是轉而要求在皇帝一統的條件下，建立議會，實行“君民共治”。凡此種種，都為後來的戊戌變法奠定了文化基礎和輿論基礎。
而直接促成戊戌變法的，則是甲午戰爭。甲午戰爭證明洋務運動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想當初，大清軍隊，裝備、訓練、處處不如英人，被打敗了，有理由可尋。於是“以夷治夷”，辦洋務，現在洋務辦了30年，裝備不比日本人差，火力不比日本人差，艦船不比日本人差，中國士兵的勇氣也不比日本人差，一打，還是敗，而且把整個北洋艦隊弄成全軍覆沒。此時的中國人，別無它路，隻能要求變法。
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康有為的作為比梁啟超還要大些，他與梁啟超比，雖然仕途稍後，卻被梁啟超心悅誠服地奉為先生。
康有為，廣東南海人，生於1858年，1927年去世。官僚家庭出身，原為飽學之儒，但年過20即開始涉獵西方書籍。他未曾親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但他的特點在於知而能行。他的思想富於變革性、實踐性，他不但有很高的學養，尤其能身體力行。他是公認的戊戌變法最有力的推動者和公認的變法領導人。
戊戌變法是讀書人發起的運動，首先是思想運動，其標誌是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考》。但在此之前，他已經寫過《大同書》和《新學偽經考》。《大同書》是對未來的設想，有些烏托邦色彩。《新學偽經考》意在辨偽，認定古文經學屬於“偽經”，非聖賢所作，乃東漢劉歆所為。古文經學久為儒學經典，辨其真偽，意義非同小可，而其本意正在於戳破保守派紙老虎本質，從根本上給守舊派一個打擊——連他們奉為經典的內容都是“假”的，看他們的保守行徑還能不能立住腳跟。
《大同書》講理想，《新學偽經考》辨真假，《孔子改製考》則研究變革理論的根據。
《孔子改製考》確實大膽，他以西方進化論詮釋“公羊三世說”。以西學解釋儒學經典，其實於史無征，但康有為意在變法，雖於史無征，但於今有據。康有為一心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製”的古代變法專家，以此證明今日變法不但不違背聖人之教，反而完全合乎聖人之道。他假借今文經中的“三統”、“三世”之說，認為夏、商、周三代不同，但能因時而變。不僅夏、商、周而已，人類社會必然會遵循“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依次而行。而且三個階段不是循環反複，如董仲舒“三統”說描繪的那樣子，而是階升梯進，一個時代比一個時代更好。升平世高於據亂世，太平世又勝過升平世。他甚至不顧牽強附會地下斷言說，據亂世即是君主專製，升平世即是君主立憲，太平世即是民主共和。孔子哪知道什麼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孔子不懂，康有為硬讓他懂，而且借孔子之名，行改製之實。雖牽強附會，亦情有可原。
康有為認為君主立憲優於君主專製，而且以孔子之名，假孔子之學為之論證，變法苦心，可見一斑。
康學一出，馬上遭到強烈反對。王先謙、葉德輝要求處死作者，張之洞為了反駁康有為，專門寫了《勸學篇》，即使同情革新派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也認為應禁毀此書。
《孔子改製考》寫於1892年，於1898年大量刊行，康有為還為它的刊行寫了一篇充滿激情的序文。此時，反對派雖然聲勢浩大，但康有為已被光緒皇帝激賞，所以，反對之聲雖洶洶嚷嚷，已然難於奈何於他。
康有為的變法思想直接出於《孔子改製考》，他的變法行為則始於“公車上書”。“公車上書”發生在1895年5月，其時康有為正在北京參加會試，時值《馬關條約》即訂，全國上下激憤沸騰。康有為早有變法之心，蓄情待勢，其實久矣。此時經此一變，於是發動各省應試舉人1300多人，聯名上書皇帝，要求變法。康有為親自起草萬言書稿，堅決反對割地賠款，明確提出“拒和、遷都、變法”主張，說“改變祖宗成法”乃是立國自強的根本；懇求皇帝采取措施，行富國、善民、教民之法，發展工商業，改變教育舊狀，以新式教育培養新人；同時改變政製，由各省士民公舉“議郎”，議郎之職責在於給皇帝谘詢並共論國家大政。
《公車上書》引起軒然大波，此書雖未被皇帝見到，但其影響，卻風馳電掣一般，很快傳遍京城，傳向全國。康有為從此成為變法領袖。他本人雖然在這次會考中得中進士，並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為了變法，並不去就職，而是四外奔走，致力於他的變法理想。當年6月，他在北京刊印《中外紀聞》，評介西學，鼓吹變法。他又成立北京強學會，定期開會，定期講演，其勢其威，與日俱增。連昔日與他作對的張之洞，及後來的竊國大盜袁世凱都捐資列名，可見康有為的事業，在當時有怎樣的影響。此後不久，康有為又在張之洞支持下，在上海辦了上海強學分會和《強學報》，變法輿論，更是日強一日。
守舊勢力豈能不聞不問，但他們越是反對，維新力量越是增長；維新力量越是增長，他們反對得越是凶狠。偏他們越反對，康有為越是名聲大振，強學會越是影響巨大。雖然清政府大權在握，以莫須有罪名將強學會強行解散，但到了1898年，全國各地辦的學堂，總數已達300餘所並辦有大量學會與報刊。這年冬天，康有為又成立保國會。保國會不但屬於全國性團體，而且具有詳細章程和對各種組織領導關係的詳細規章，已儼然具有現代政黨與社會團體的芻形。
變法維新，聲勢浩大。偏偏此時又發生德國強占膠州灣事件，民族危機日益加劇。於是康有為以“保國、保種、保教”作理論支點，再次發動在京應試舉人2000餘人，二次“公車上書”。這次上書，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並命翁同龢、李鴻章等總理衙門大臣會見康有為，向他征詢變法意見，隨後又令康有為具體奏變法意見。
於是康有為精神百倍，作變法籌劃；光緒帝熱情倍增，作大有為之想。但頑固派勢力拚死反對，而且以慈禧太後做靠山，雖然表麵上對光緒虛與委蛇，內心深處卻對變法維新充滿敵意，疾待時變。
雖然慈禧反對，光緒不為所動。於光緒24年4月23日（即公曆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固是”詔書，變法維新運動自是日開始。雖然維新派與保守派力量懸殊，光緒的權謀治術也遠不及慈禧的陰險老辣。變法隻進行了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光緒便被軟禁，康、梁逃出海外，變法六君子被斬首於北京菜市口鶴年藥堂門前。譚嗣同臨死揮筆疾書：“有力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變法失敗了。慈禧得意洋洋，袁世凱因保後有功，用變法誌士的鮮血染紅了他的頂帶。但變法激勵了有愛國心的中國人；變法的失敗，教育了有愛國心的中國人；變法者的熱血，驚醒了有愛國心的中國人。
自斯日起，中國的政治路程發生變化，變法已成舊事，革命才是新潮。
革命的倡導者和領袖乃是孫中山先生。
一方麵，是革命活動在海內外蓬勃興起，另一方麵，又發生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攻入北京。變法運動雖然失敗，但變法已為社會所接受。不變法則絕無生路，已經成為社會常識，所以，以血腥手段鎮壓變法的慈禧太後，到了1901年，即她鎮壓戊戌變法3年之後，自己搖身一變，也成為變法人物，而且她既然大權在握，又是老謀深算，以鬼蜮推神車，雖骨子裏依然陰霾氣重，但表麵文章卻也做得有聲有色。從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後的“新政”確實做事不少，其中包括：
改革政治機構，製訂相應法律。遵照《辛醜條約》規定，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同時裁撤冗衙，整飭吏治。1902年，開始修改律例，取消淩遲、梟首等酷刑。
改革軍製，編組新軍與警察。袁世凱訓練新軍，即從此開始。1905年北京成立巡警部。
提倡商辦實業。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著手製定一係列商業政策，鼓勵工商業自由發展，並對有成就者，獎以官銜。
改革文化教育體製。光緒31年（1905年）7月，正式廢除科舉製，興辦學堂，並鼓勵青年學子出洋留學。中國科舉自隋唐建製，至此一朝毀棄。科舉製不消亡於戊戌變法，而消亡於慈禧新政，此事的曆史含義，尤其發人深省。
此外，清政府還提出“預備立憲”的改製舉措，並於1908年8月27日公布《欽定憲法大綱》。大綱以《日本帝國憲法》為藍本，內容分為“君上大權”、“臣民權利義務”、“議院法要領”和“選舉法要領”四項內容。從文字上看，儼然已經是西方文明國家的《憲法》樣式，將實行三權分立的政體原則；個人財產及居住不容侵犯；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等西方近代文明的支柱性觀念亦寫入根本大法。然而，麵皮是紅的，心是黑的，骨子裏的東西還是舊貨。慈禧太後的憲法大綱是“司馬昭之心，固以路人皆知矣”。但《欽定憲法大綱》得以頒布，可知彼時的中國改革之潮確實已經勢不可擋。
新政的內容廣泛，當不止於上述諸點。但即使隻是上述諸點，也比戊戌變法的要求，有所過之。然而，遲了。此時的中國，改良已成逃避，革命才有前途。
孫中山以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慨，以全麵係統的革命綱領和指導理論，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為口號，站在新的高度，確立新的綱領，一方麵與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黨論戰，另一方麵集中力量，采取行動，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封建帝製。
在康有為、梁啟超那裏，理想就是君主立憲。在孫中山那裏，君主立憲已成舊說，民主共和才是當務之需根本之變。立憲自然立憲，但君主必須推翻，樣板就是歐美共和政體，目標就是建立中華民國。
孫中山，名文，字逸仙，廣東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少年在家鄉讀私塾，12歲赴檀香山，投奔大哥孫眉。1892年於香港西醫書院畢業，隨即在澳門與廣東行醫。但行醫未久，投身社會革命活動。
孫中山是一個革命偉人，是中國民主與共和之父。他一生出生入死，大義凜然，光明磊落，不求私欲。他一心為國，有大學識、大理想，有大膽略、大智慧，他屢經挫折，但從未喪失革命信心，而且屢仆屢起，誠心總結，認真求索。他自20歲組織興中會起，一生投身革命別無他求，生在革命，死在革命，堪稱革命之魂。孫中山一生革命，隻為國家，沒有私欲；隻有公敵，沒有私敵。想當初，戊戌變法失敗，正是興中會會同有關方麵搭救了康有為、梁啟超；後來革命取得勝利，但南北對峙，一時難於統一，又是他主動辭職，讓位於袁世凱。救康、梁全為國事，不存私心；讓權利亦全為國事，不及私利。雖有爭論如許，但先生的襟懷自可比江漢，昭日月。
孫中山20歲成立興中會，45歲時辛亥革命成功，25年間，披肝瀝膽，夜以繼日，終於取得革命的勝利。孫中山一生業績極多，大體蹤跡如下：
1894年，在檀香山動員關心祖國命運的愛國華僑，組成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
1895年，計劃於重陽舉行廣州起義，因計劃未周，起義沒有來得及舉行，即被當局震壓。
1896年，在英國使館被清政府主使人員秘密綁架，經他的老師四處奔走，獲得自由，但從此，孫中山和他的事業追求，在西方產生廣泛影響。
1905年，倡議並領導成立“中國同盟會”，從而使中國國民革命有統一的組織。
同年8月，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三民主義。革命三民主義者，即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族主義，即“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民權主義，即“創立民國，推翻帝製”；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主張用“穩定地價”“漲價歸公”的辦法限製對土地壟斷，從而達到人有其田。
此後，與康有為、梁啟超保皇黨發生尖銳爭論。爭論的結果，是革命派聲望日高，影響日大。
1906年，在湖南瀏陽、醴陵和江西萍鄉發動起義。起義失敗，孫中山不為失敗所動，又連續在廣西和越南沿邊連續發動6次起義。雖然起義均遭失敗，但也擴大了影響，積累了經驗。
1910年，又發動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4月間發動黃崗起義，這次起義，由黃興直接負責，曾一度攻占總督衙門。但因實力等方麵原因，兩次起義，又遭失敗。
起義失敗，但英烈的事跡感召了天下人。終於1910年之後，以保路運動為契機，於1911年10月10日，爆發武昌起義。從此起義之勢，如燎原烈火一般變遷開來。武昌起義之後，湖南新黨人發動起義，占領長沙。此後一個月，陝西、江西、山西、雲南、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安徽、福建、廣東相繼宣布獨立。此時清王朝大勢已去，袁世凱乘機發難。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至此，在中國生存了2000年的封建王朝，終於一朝覆亡。雖然複辟者如袁世凱、張勳、溥儀之流，屢次風浪，然而，共和已深入人心，帝製已陰魂難複。雖然辛亥革命的成果輕易被袁世凱奪去，但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永不可沒。
從興中會到辛亥革命，中華民族湧現出數不清的仁人誌士，英雄豪傑，如《革命軍》作者鄒容，曾為革命派鬥士的章太炎，刺殺清軍巡撫的徐錫麟，女革命誌士秋瑾，與孫中山並肩作戰的革命領袖黃興，以及以生命殉革命的陳天民，還有數以千計的愛國留學生，參加曆次起義的革命者，以及聲援和支持革命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
推翻帝製，建立共和，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對於這個大事件，後人將永作回顧，從中汲取新的文化營養與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是中國人中最了解西方文明的思想家、革命家。但他以西方的方式處理的中國問題，卻屢次實驗，屢次失敗。中國2000年封建文明，最缺少的就是科學與民主，而科學之興，不僅在於革命而已；革命之學，僅以民主的方式不能成功。1914年4月18日，孫中山在總結民國成立後，兩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決計改變民主治黨的方式，而要求黨員重新履行入黨手續。入黨手續包括宣誓絕對服從黨魁一人命令，而且要在入黨誓詞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克失忠。這種辦法，自然與西方的人文觀念絕無相似之處，也與自興中會以來的領導方式與理念沒有相通之處。於是，自黃興之下，反對者甚多，但孫中山總結失敗經驗，認為非此不能取得革命勝利，終於得到黨內骨幹的響應。
中國傳統文化，最是缺少民主，而中國民主革命，偏不能以民主方式為之。這裏麵的哲學與文化內涵，實在值得現代中國人反思多思，深想細想。
辛亥革命成功了，因為它推翻了帝製。
辛亥革命失敗了，因為它把勝利成果交給了袁世凱。
辛亥革命既已成功，則帝製成為妄想，誰想複辟也不可能。
辛亥革命既已失敗，則袁世凱又要複辟，革命黨人又開始革命。而革命的一大轉折，起因於蘇聯十月革命成功，中國五四運動爆發。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曆史時代。這個曆史時代的政治主角，則是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
（六）五四運動與文化大論戰
中國自1840年被迫打開國門，與西方發生全麵關係，但這種關係是不平等的，西方人處在壓迫者地位，中國人處在被壓迫狀態。自1840年中英戰爭到1894甲午戰爭，中國一邊抵抗西方列強侵略，一邊尋找圖強辦法。抵抗侵略的極端手段便是戰爭，戰爭不成，改為妥協。圖強的辦法就是以夷治夷，以夷治夷的進一步發展便是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於是開始變革曆程，變革的集中體現就是“百日維新”。變革不成，革命繼起，革命的最大成果就是辛亥革命。革命的成果又被袁世凱竊奪，於是孫中山繼續他的革命路程。1914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世界大戰不但對於西方文明是一個巨大考驗，對於帝國主義列強是一次自相殘殺和重新組合過程。老牌資本主義如英、法開始衰落，而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人類曆史上出現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這段時間，對於中國則是一個曆史機遇。“一戰”結束，中國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喪失的主權。但目的未曾達到，於是引發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標誌著一個新的曆史時代的開始，從此，中國自覺或比較自覺地融入世界曆史的發展潮流之中。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的政治曆史也隨之發生衡變。自五四運動始，中國出現四種政治力量，三種文化，兩個前途的比較清晰而又激烈的曆史大轉變過程。四種政治力量，即西方首先是美國再加上蘇聯、日本和中國各派政治勢力。這四種力量相互交錯、相互對立、相互組合，形成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奇異壯麗的場麵。三種文化，即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和馬列主義文化。而中國文化同樣呈各種態勢，這些態勢又與西方或馬列主義文化相結合，同樣呈現五彩繽紛、縱橫捭闔的奇異壯麗的特殊場麵。兩個前途，就其社會政治目標而言，一個是資本主義，另一個是社會主義，而以其後果來看，也確實如此。內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台灣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然而，曆史證明，這些曆史目標，遠非終極目的，無論中國內地、中國台灣，還是世界各國，它們的政治曆史道路還很長，文化爭論也將長期進行並且至今猶未有窮期。
五四運動本身不過進行了一個多月時間，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一個時代。五四運動又稱新文化運動，可謂得其名矣。五四運動，對於中國而言，不啻於一場政治運動，尤其是一場文化運動。而且不是一般的文化運動，這是一場以自由、啟蒙和革命為特色的新文化運動。
中國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結束以來，從來沒有第二個文化自由時代，即使最稱文化開放的盛唐時期，也隻是文化寬容，而不是文化自由。中國可以稱為文化自由時代的，除去春秋戰國，便是五四時代。而且五四運動衝破封建文化的羅網，呈現中國亙古未見的新的文化態勢，對於中國近代文化的曆史意義，確實是無可估量的。
五四運動又可以稱為啟蒙運動。明末清初的思想活動，也可以比之於啟蒙，然而，其內涵與本質，似與啟蒙二字有相當差距。形象略似，本質未合。五四運動則大有啟蒙意象，而且超越歐洲啟蒙運動的邊際含義。因為它不僅具有宣揚民主與科學和反封建的文化內涵，而且帶有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鼓吹西方文明，宣傳馬列主義的特點。
五四運動又是革命文化運動。它雖然距戊戌變法不過21年時間，距辛亥革命不過8年時間，然而，日新月異、滄桑巨變。五四運動的人物，再無須如康有為式的向孔夫子尋找變革依據，也無須如辛亥革命黨人一樣埋頭革命，不問文化。五四運動既建立在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之上，又把這一運動推向曆史的製高點，而且居高臨下，將這場新文化運動以它特有的方式推行開來，演成大觀。
以五四運動比之於西方近代兩次著名的文化運動——文藝複興與啟蒙運動，二者確有許多不相同處。其中一個區別，在於西方近代的文化運動，總是先有啟蒙，後有革命。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方式是先有革命——辛亥革命，後有啟蒙——五四運動。這也從另一個方麵，說明五四運動的極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時昭示了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為重要的：一是文化準備不足，二是未能解決土地問題。而文化問題與土地問題，正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兩大症結。其中任何一個問題解決不好，革命都有失敗的可能，何況兩個問題均未解決，辛亥革命出現大挫折，自在情理之中。
五四運動就其本身而言，過程也不複雜，原因也極簡單明了。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是“一戰”結束後的凡爾賽會議，沒有滿足中國人的任何一項合理要求，而將本來被德國人在山東強占的各項特權一並交給日本。這等於承認了日本與袁世凱政府秘密簽署的賣國條約—21條具有完全的合法性。於是群情激憤，北京的青年學生尤其首當其衝。於1919年5月4日下午1時，北京大學、北京京師等13所院校的3000多名學生於天安門集會，並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青島”，“取消21條”。遊行學生行至東交民巷，遭外國巡捕無理阻攔，遊行學生怒不可遏，衝進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火燒曹宅。北洋政府派軍警進行鎮壓，逮捕32名學生。5月5日，北京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實行總罷課。6日，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學生運動得到全國各界人士熱烈聲援。7日，被捕學生被釋放。同日，學生複課。但北洋政府不甘就此住手，反而下令嚴禁學生幹政並將釋放學生交法庭審辦。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出走。19日，學生再次總罷課。6月3日、4日，北洋政府將學生實行總逮捕，前後共逮捕學生870多人。由此引起全國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運動中心自北京移至上海，並很快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的150多個城市。北洋政府麵對動蕩不已的政治局麵，於6月7日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國務總理錢能訓，大總統徐世昌提出辭呈。此後，全國各地要求拒簽凡爾賽和約的鬥爭如火如荼。參加凡爾賽和約法製的中國代表團，在最後努力被拒絕之後，“公同決定，無須簽字”。從而，第一次向世界列強說“不”。至此，偉大的五四運動勝利結束。
五四運動結束了，但新文化運動沒有結束。新文化運動開始於五四之前，為五四運動準備了良好的政治與思想基礎。繼續發展於五四運動之後，並為中國近代革命做出了傑出的文化貢獻。
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是反霸權、爭平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是民主與科學，即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
五四新文化運動有極為廣泛和豐厚的文化來源。泛而言之，這些文化來源，幾乎囊括了西方與蘇聯各種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從康德、尼采、杜威到馬克思、列寧、愛因斯坦，可以說當時世界上所有的重要流派，沒有一種不曾進入中國。要而言之，則美國實用主義代表杜威哲學與英國羅素哲學，俄國托爾斯泰與克魯洽特金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處於特別顯著的地位。
這種文化大傳播，這麼廣泛豐富的文化大輸入，中國有史以來都是第一次出現。不論這些文化之間有多少矛盾，不論它們對中國的新文化形成起了什麼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作用，它們在反對封建文化方麵的作用和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
文化傳播需要人才，人才需要生存環境，又需要政治陣地。不遺餘力網羅人才的人物是蔡元培。他的人才思想，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兼收並包”。為各類文化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環境的也是這位蔡元培，他的辦法是改造北京大學，辦好北京大學。這些人才中的主要人物是革新派人物，理論陣地則是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中國自有報刊以來，沒有一家報刊的作用與影響力可以比得上《新青年》，不唯因為《新青年》成為五四運動的喉舌與號角，而且還因為它彙集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新人。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成就，也最具曆史生命力的人物，首推陳、胡、魯，而陳獨秀、胡適、魯迅都與《新青年》息息相關。
《新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但為《新青年》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做出大貢獻的人物並非全是馬克思主義者。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和理論家，主要是陳獨秀、李大釗。雖然陳獨秀以後犯了政治錯誤，給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帶來巨大的損失，但他在當時的地位卻是首屈一指的。他的文章、思想與功績，尤其值得現代人仔細分析，認真研究。如他的曆史發展階段不可超越論，於當時的政治雖不合，於後來的經濟卻有益，究竟如何，有待查考。胡適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一位偉大的文化人。他也是五四運動的一位精神領袖。他倡導白話文運動，雖不言革命，本身就是革命。而且他是對西方尤其對美國了解最深也體會最深的中國人之一。他同時又是一個很有道德、很有才華、很有愛國心的中國式學者。他對中國近代文化的作用，並不比陳獨秀差。偉大的魯迅則是另一個路數，他以文學為武器，早期多寫小說，兼寫雜文，後來專寫雜文。他不是政治家，但有很深刻的政治見解；他不是單純的學者，卻對中國學術做出過一般專門化學者作不出的曆史貢獻；他不是人類文化學者，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卻沒有任何一個同時代人可以比得過他，直到今天，他依然是這方麵的經典人物。他不作理論文字，但他是思想家；他不參予任何一個政黨，但他是傑出的革命家；他開始信奉進化論，後來信奉馬克思主義，但他絕對沒有教條主義、形式主義的毛病，他的文章經受得住曆史的考驗。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不但骨頭最硬，而且感情最熱。他熱愛勞動人民，更熱愛文明和真理。他熱愛勞動人民，但不姑息他們的缺點，而是竭其全部才智，試圖寫出中國人的國民性格與靈魂。他熱愛文明和真理，但絕不墜入空談。他少年立誌，欲以科學救國，又以醫學救人。當他發現現實中國最急需的不是治病用的藥方，而是喚醒中國人的精神時，便棄醫從文，開始了他偉大文學家的曆史生涯。魯迅心胸博大。雖然他生前曾與多少人筆戰，但他沒有私敵；魯迅古道熱腸，雖然他絕對不肯對任何一個他不同意的觀點保持沉默，卻肯於幫助任何一個他能夠幫助的人。他的作品自然是傑出的富於個性的，其中一些名篇，如他小說中的《狂人日記》，散文詩《野草》和一些優秀雜文名篇，已成為曆史的“絕唱”。相信中國人中不知道中國曾有幾位總統幾位主席的人大有人在，但不知道《阿Q正傳》的人絕對不多；不知道中國有幾部現代名著的同樣大有人在，而不知道祥林嫂和孔乙己的一定沒有幾個；不知中國有幾位現代文學家的在所難免，不知道魯迅先生大名的則肯定十分罕見。魯迅的雜文經過六七十年風雨考驗，證明是最有生命力的，而他的雜文未能以全麵準確的外文藝術形象介紹給全世界，則不唯是中國人的遺憾，也是世界文明的遺憾。
如同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與文學創作結下不解之緣一樣，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和文學創作也是它的最重要的基礎力量與方麵軍。
五四運動的文學代表人物，白話文的首倡者與白話詩的首創者，應該歸功於胡適。但是胡先生的許多白話詩，頗有些不大像詩，令人讀之詠之，難以恭維。但他在白話文運動中的地位及在白話詩創作中的作用，都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此外，如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鬱達夫的小說，田漢的戲劇，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俞平伯、朱自清、謝冰心的散文，都有很大的成就，足稱一代詩文。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在於科學與民主，而它的文學創作，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則是反封建。此時的文學家們，以自己的如椽巨筆，與2000年封建文化進行一場殊死的戰鬥，並且取得了重大的前所未有的曆史性勝利。此刻的詩文、小說，在這個特定的領域，尤其能動人心魄、蕩氣回腸。
五四運動的最大政治結果，是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由於蘇聯的影響，由於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凡響的特殊作用，由於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特別是孫中山先生的共同努力，第一次國共合作十分成功，而且由此促成北伐戰爭也取得了空前勝利。可惜，孫中山先生不幸逝世，蔣介石又發動“四?一二”政變，中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其國內主要矛盾很快轉化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殊死鬥爭。在今天看來，這既是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造成現代中國數十年特殊文化曆程的基本原因。
五四運動結束了，關於文化的爭論卻還沒有結束。而且爭論的領域很寬，爭論的題目很多，但爭論的主題十分集中，爭論的激烈程度也十分少見。大致說來，五四運動直接引發或間接引發的爭論大約有6次，其中個別爭論，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也沒有結束。這6次爭論包括：
有關東、西文明優劣與取舍的爭論。
有關科學與人生觀的爭論。
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爭論。
有關中國哲學發展道路與方式的爭論。
有關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與全盤西化的爭論。
有關以農業立國還是工業立國的爭論。
六大爭論，時間有長有短，影響有深有淺，如有關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和爭論，一論就是幾十年。但看1949年以後的內地經濟的發展道路，才體會到這個爭論的意義真是十分重大。
除去六大爭論之外，中國的史學發展，中國傳統哲學的更新與發展，加上中國文學的發展與創作，都取得重大的曆史性成就。而自然科學也在大體上相當於這個時代的範圍內，取得曆史性的重大成績。專家們認為：“自1912年至1937年間，不過25年時間，各種學會組織達到110多個（不包括醫學部分），涉及近代科學技術的廣大領域。某些學科如地質學、氣象學、物理學等在個別領域中曾取得了一些具有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成果。在工程技術方麵，可以修造萬噸級輪船、較先進的飛機、汽車、各種車床。中國的工程師們已掌握了運用鋼筋混凝土建築高層建築的技術，建成了具有國際水平的錢塘江大橋。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在這一時期得到建立和發展，並大大縮短了我國科技與西方的差距。這一時期無疑在中國科技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經濟的發展，同樣取得驕人的成就。可以說，正是這個發展時期，造就了大上海——東方的巴黎。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大上海的國際經濟地位卻喪失殆盡，其經濟與文化精神損失，又豈止一個上海而已。
對於這些爭論，辨明其中的是非曲折，殊非易事。但有兩點是可以得出結論的：
第一，隻有百花齊放，才有文化的繁榮，而文化的繁榮正是社會進步的基本保證。
第二，爭論的意義不在於結論，而在於爭論本身。正如生命的意義不在於它的新陳代謝，而在於擁有生命。
五四運動結束了，但中國的前途並未明朗。中國究竟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很快就脫離和超越出文化爭論，而演化成一場長期的政治鬥爭與軍事戰爭。而中國作為世界近代文明的一部分，又成為日本侵略的受害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參戰者。
（七）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國民黨進行了10年國內戰爭。10年戰爭，10年摸索，各自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論、戰略與社會目標。
在這個特定的時代，國共分裂是必然的，但這分裂又是很難徹底的。因為此時的中國，不是19世紀的西方，尤其不是19世紀的英、美。西方的社會矛盾，主要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中國則不然，既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又有封建主義與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特別是與廣大貧苦農民的矛盾，還有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與中國的矛盾，加上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四種矛盾，縱橫捭闔，在反封建這一點上，國共可以合作；在帝國主義侵略麵前，國共更需要合作。所以，近代國共兩黨史，常在分合之間，分是真分，合是真合。昨日你死我活地進行大戰，今天便是同一戰壕的戰友，或者是並肩作戰的友軍。
國共兩黨社會目標不一致，二者必定發生矛盾。共產黨人要革命，先進行城市革命，但中國城市很少，工人階級的力量不夠，革命不能成功。革命雖然不能成功，卻引起了方方麵麵反對革命的政治勢力的反對。革命未能代表城市——代表如上海這樣的大商業城市經濟的是民族資本主義。民族資本主義未必喜歡蔣介石，但他們顯然更害怕革命，也害怕軍閥。蔣介石政權對他們來說，是所有選擇中最好的選擇，盡管這種選擇也有些無奈。蔣介石要與新、舊軍閥作戰，上海商界支持他；蔣介石又要消滅共產黨，上海商界也支持他。支持蔣介石的人，不僅上海商界，地主階層對他尤其支持，相當數量的小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特別是自西方歸來又與國民黨或商界或美國保持密切聯係的知識分子，也支持蔣介石。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支持者中就有蔡元培先生。可見，蔣介石的行為，在當時確有相當的社會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支持蔣介石，因為他們需要穩定，需要做生意，生意越大，他們越興奮，也越能表現出愛國熱情和政治熱情。但帝國主義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未必滿意。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人不行了，法國人也衰落了，日本人猖狂起來。日本帝國主義膨脹得厲害，甲午戰爭打敗中國，已經數典忘祖；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又撿了便宜，更加不可一世。日本人一定會侵略中國，而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平之夢、商業之夢、強國之夢，到底是難做成的。
共產黨人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又接受馬列主義。革命初期，重點放在工人運動，組織罷工、組織起義。第一次國共聯合，形勢很好。但共產黨人的目標在於革命，當然要組織工人，發動農民。當蔣介石與北洋軍閥大戰時，共產黨人是他的最好的支持者，但當工人，特別是農民運動發展起來，動搖了舊的社會秩序，出現新的政治動向時，他就把予頭指向共產黨。直到發動政變，進行血腥鎮壓。
[JP+1]共產黨人意見也不一致。陳獨秀本是大革命家，又是共產黨內無可爭議的領袖。但他對農民問題是個外行，對資本主義反而比較熟悉，他在蔣介石咄咄逼人的政治攻勢麵前，認為中國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隻能先建成資本主義，然後再進入社會主義。於是對蔣的逼迫一味退讓。陳獨秀的理論未必沒有道理，但它不合乎當時中國的政治實際。畢竟彼時的中國受壓迫最深的乃是農民。共產黨人不領導農民，農民的問題無法解決，農民的問題無法解決，則中國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必然力量不夠，要人員沒人員，要兵員沒兵員，要根據地沒根據地。
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率先看到這一點。於是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提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後來又提出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他把中國的革命目標不定在社會主義這個層次，而定在新民主主義這個層次，凡此種種，都體現了他的偉大與智慧。所謂新民主主義，即由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階層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個思想，列寧通過長期摸索，在他的著名的《兩個策略》中曾係統地闡述過，但中國共產黨人沒有看到這個重要的文件。毛澤東與列寧各自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得出十分相似的曆史結論。現在看來，這兩個結論都是極有遠見的。很可惜，由於種種原因，當兩個國家在各自建立自己的政權之後，沒有把這個思想真正貫徹下去。列寧曾實行有效又有益的著名的新經濟政策，但他去世之後，這條道路被斯大林改變了，從此走上計劃經濟道路。
中國人則從三大改造開始，一步緊似一步，向計劃經濟體製衝去，其結果是在政治上導致了“文化大革命”；在經濟上，計劃體製加上“文革”與“極左”路線的影響，到1976年也已接近經濟崩潰的邊緣。
換句話說，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在全國各階層和國共兩黨麵前，擺著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而共產黨人和國民黨的回答是不一樣的。
到了1935年遵義會議時，兩黨都已經有了自己的真正名副其實的領袖人物，也已經有了完備或基本完備的政治、軍事及經濟、文化理論。毛澤東經過14年探索與奮鬥，理所當然地成為共產黨人的最高領導者。此時的蔣介石，也已經在國民黨內穩穩站住了腳跟，而且有了強大的政治支持和軍事支持。由於他的婚姻，他與上海資產階級的關係更為密切；由於他的政策取向，他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日益建立起牢固的政治、經濟關係。
比較一下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政治理念將是極有意義的。但這個題目太大，如果有可能，我將另寫一本專著。簡單地說來，則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政治理念結構有某些聯係，但有質性區別。
蔣介石的政治理念中，中國傳統文化占相當比重。他最尊崇的人物是曾國藩。《曾文正公全書》是他一生不離左右的要典。但他與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式資本主義又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對於日本，他也很熟悉，他的政治生涯實際上是從日本開始的。而對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主要是國共合作前的三民主義，他自信堅定不移。他在上海的政策，他在台灣實行的土地改革，確實有孫中山先生的思想理論風範。蔣介石政治理念中的另一個支點，就是反對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誰參加共產黨，他就整誰、殺誰；誰搞馬克思主義式的革命，他就與誰為敵。
毛澤東的政治理念中，馬列主義居於首位，在這一點上正與蔣介石針鋒相對。但毛澤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十分熟悉，或者說更為熟悉。他的思想觀念中，自覺不自覺地摻入許多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而且這些觀念往往在他的思想結構的深層麵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毛澤東堅信馬列，而且對馬列主義的政治學說，哲學思想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特點在於能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從而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堅信馬列，又有很深的中國文化修養，但他一生的特色還在於他最忠誠革命，最熱愛勞動人民。他對勞動人民尤其是對貧苦農民的感情，是極深極深的。這一點，沒有任何一個已往的政治家可以比得上他。毛澤東晚年犯了不少錯誤，但人民還是懷念他，與這一點有特別重要的關係。
毛澤東的政治觀念中，一切都可以考慮，就是不要資本主義。雖然他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主要製定者和領導者，但他對資本主義既沒有過深的了解，也沒有半點好感。他寧可接受農民的貧苦，並為之付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沉重代價，也絕不要資本主義。這是毛澤東政治觀念中的特色所在，也是造成他晚年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國共兩黨廝殺10年，蔣介石欲勝未勝，共產黨似敗未敗。正在這個關鍵時刻，日本人繼1931年侵占我東北之後，又於1937年7月7月發動蘆溝橋事變，開始向中國腹地大舉進攻。
日本人的進攻改變了國共兩黨兩軍作拚死爭鬥的局麵，經各方——包括共產黨人和以張學良、楊虎城為首的東北軍、西北軍，以及著名社會知名人士和社會各界人士，自然也包括國民黨人的共同努力，終於暫置前嫌，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動員全國人民，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與日本侵略者戰鬥到底。
8年抗戰，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打敗日本軍國主義和德、意法西斯的不僅包括中國人，蘇聯自然是第一主力軍，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也做出重大貢獻和重大犧牲。但中國人的貢獻同樣有目共睹。中國的人員犧牲至少比西方國家更為慘重。
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名義而已，出力不多。但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受害者，又是二戰的主要參戰國，犧牲極大，貢獻很多。沒有幾百萬中國軍隊的殊死奮戰，反映在蘇聯戰場上，蘇軍就不能以那麼快的時間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也不能如此迅速地轉入反攻，甚至會出現更為陰暗不明的局麵。沒有中國人的殊死奮戰，東南亞戰爭的情形會是另一種景象，而且美國人也不能那麼迅速地取得太平洋戰爭的勝利。
抗日戰爭，國共兩黨都做出重大貢獻。因為國民黨軍隊處在正麵戰場，它的部隊打大仗很多，犧牲很重。共產黨人處在敵後，供給尤其困難，裝備尤其簡陋。但共產黨人發動群眾，采取靈活戰術，殲滅日寇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正麵戰場，也牽製了大量的日本侵略軍。
抗日戰爭，因蘇聯出兵東北，而迅速取得勝利。即使蘇聯未曾出兵，日本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而中國人一定會打敗這些罪惡多端形同禽獸的侵略者。
抗日戰爭，是近代史上中國人第一次取得抵禦外敵的完全的勝利。抗日戰爭勝利的意義在於：
中國人將近100年來的奮發圖強，變法革命，英勇奮鬥，壯烈犧牲，終於迎來第一次對抗列強的勝利。這100年的血沒有白流，力沒有白廢，人沒有白死，命沒有白革。
抗日勝利的中國人，贏來世界性威望。美國人廢除了歧視華人的法令。中國人理所當然成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然而，國共兩黨的賬沒有算完。抗戰期間，已是和和打打，摩擦不斷，抗日未曾勝利，又展開激烈的爭奪。抗日雖然勝利，但國民黨與共產黨人的矛盾沒有解決。不但舊的矛盾沒有解決，因為日本人已經無條件投降，新的矛盾又開始攀升。簡單一句話，中國向何處去的老問題又重提上了國共兩黨的議事日程。
共產黨人希望和平，但不同意放棄革命的成果。國民黨一心要統一全國，不能允許共產黨人的合法存在。雖然在各方壓力下有了重慶談判，但談判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共產黨人還是要備戰，蔣介石還是要發動剿滅共產黨軍隊的戰爭。但毛澤東親赴重慶，已經得了高分，蔣介石又發動內戰，更失去多分。兩相比較，未曾開戰，蔣介石已處在不利的地位。
三年解放戰爭，尤其是“三大戰役”，為共產黨人奠定了勝局，而渡江一戰，更使國民黨政權如風吹雲散一般，蔣介石隻好逃到台灣去。
國民黨的失敗，不僅軍事失敗而已。或者說它的軍事失敗，反映了更深層次的文化原因和社會原因。
國民黨與共產黨作戰，以三民主義作旗幟；以統一政令軍令、實行憲政作名號；以消滅共產黨人和共產黨軍隊為目的。三民主義原本不錯，統一政令軍令，實現憲政也很好聽，但消滅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軍隊談何容易。國民黨與共產黨3年大戰，雖有小進，終是大退。不但大退，尤其大敗。其原因固多，最為緊要的原因，包括3個方麵。
第一，國民黨統治者、國民黨政府與軍隊的腐敗。腐敗好似疾病，而且是惡性痼疾。管你什麼英雄好漢，得了重病，一樣沒脾氣。而腐敗不是一般的頑症，簡直就是人見人畏的癌症，或者是愛滋病。得了癌症，想好也難。雖然現在有的是抗癌明星，國民黨可不是抗癌明星。腐敗毀了國民黨，也毀了國民黨政府和它的軍隊。想當初，與日本人作戰，很多國民黨人也曾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但與共產黨作戰就不行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未曾敗於敵，先敗於“癌”。你自己爛了，不打還倒，何況又碰上特別聰明又特別強大的對手。
國民黨腐敗。腐敗對城市經濟的影響，顯然大於對農村的影響。況且說，沒有腐敗而連年大戰，都會使城市經濟難於負擔。加上腐敗，二害歸一，大上海固大，金圓券卻硬不值錢，蔣介石自毀錢袋，敗走大陸，在所難免。
第二，軍事戰略，錯上加錯。毛澤東主張運動戰，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守得住，都未必死守，守不住，主動撤離。中共中央撤離延安，胡宗南高興得頭腦發大，但他終於弄不清究竟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打跑了共產黨的首腦機關。而慶功之聲未止，便開始大吃共產黨人的苦頭，彭德懷雖然隻有2萬軍隊，麵對胡宗南20萬大軍，隻管殺來殺去，出盡了風頭。
共產黨人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國民黨卻隻管把這些城市當作大包袱小包袱背將起來。結果是，想走走不動，想守沒意義，想抓住戰機，主動權總在共產黨一邊。城市搶了一個又一個。軍隊又被對方吃掉一個師又一個師。毛澤東的辦法，是專以吃掉國民黨的師為戰略指標。到了1948年6月，更提出，3年之內吃掉國民黨500個師的戰略任務。國民黨雖然有400萬軍隊，這種吃法怎麼得了。美國顧問看出不妙，建議蔣介石主動撤出東北，他還不聽，到了1948年9月12日，終於躲不過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的遼沈戰役，結果被全殲47萬人，整個東北為林彪所得。解放軍解放東北，在軍隊總數上第一次超過國民黨，一俟林、羅大軍揮師入關，則國民黨的敗局隻是時間問題了。
第三，土地問題。土地問題是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當然也是決定國共戰爭勝負的關鍵。蔣介石的主要依靠是城市，首先是上海。自他掌國民黨大權之日起，上海商界為他的成功出力最多，影響最大。他與新舊軍閥作戰，全靠上海支持。蔣介石雖然號稱常勝將軍，但又是常敗將軍，他與任何一個軍事對手交戰，幾乎都是先敗後勝。先敗是因為指揮不力，打人家不過，後勝則依靠上海商界的支持。打不過，就買。將對手的幾員大將買將過來，於是戰場局麵立即發生變化，於是蔣介石無往不勝。共產黨人的基礎在農村，農村包圍城市。共產黨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是自力更生，建立根據地。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方法，是實行土改。共產黨人實行土改政策，正符合廣大貧苦農民的希望、熱望和渴望。有了農民的支持，要糧食則有糧食，要兵員則有兵員。加上新式整軍運動和優待俘虜政策，早晨還是國民黨的軍隊，下午就變成共產黨的隊伍。一經憶苦思甜，馬上鬥誌煥發。國民黨靠抓兵來補充自己，共產黨靠俘虜充實自己，其結果，等於國民黨替共產黨人提供和準備兵員。中國自古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國90％的人口是農民，90％農民中貧下中農又占去90％，能得到這90％中的90％的真正擁護，共產黨人怎能不勝？
國民黨敗者有三，共產黨則反其道而行之。共產黨人以馬列主義作旗幟，以統一戰線為基本戰略，以土地革命作基礎。
其必勝原因，集中表現為4個方麵。
首先是共產黨人的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國民黨腐敗，共產黨廉潔。自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到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上海商界作過許多有利於國民黨的事，卻幾乎沒做過一件有益於人民解放軍的事。但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不但秋毫無犯，而且連房子都不進，冒雨睡在街旁兩側屋簷之下，為的就是不打擾上海的老百姓。人民解放軍感動了上海人，上海人心平順。上海尚且如此，餘處可想而知。
蔣介石集團，有四大家族之稱。蔣、宋、孔、陳都是暴富。現在細細分析來，暴富與暴富自然也不一樣。大抵說來，孔家、宋家都是發了軍火財，發了洋人財，發了銀行財，其財來之不義。蔣介石的情況有些不同，至少從蔣經國在台灣的經濟生活看，他不能算有錢之家。陳立夫、陳果夫雖然都是斂財能手，但能做到公私分明，也不容易。盡管如此，以國民黨的領導層和軍界的領導層與共產黨人相比，確有天壤之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連一頂像樣的帽子都找尋不到。林彪作為四野的司令員，奢侈品無非黃豆而已。朱總司令的軍裝總是補丁摞補丁。共產黨人的廉潔自律，沒有人不佩服。黃炎培在延安訪問，固然也向毛澤東主席提出共產黨人將來會不會變質的問題。但毛澤東的答複，十分有力，也確實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實證據。至少未曾執政的共產黨人，是全國所有黨派中廉潔自律的模範。而已經執政的共產黨人，若不以此為誡，則同樣有亡黨的危險，這是後話，此處不提。
其次是軍事戰略對頭，你要城市，我去農村。我的長處就是農村包圍城市，而且專講究運動戰、殲滅戰。在戰略上蔑視敵人，有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戰術上重視敵人，非有三倍、四倍、五倍、六倍於敵軍數量的軍隊，不進行決戰。毛澤東親自總結“十大戰術原則”，用之於戰場，克敵製勝，立竿見影。
再次，共產黨人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的範圍之廣，除去幾個頑固派，沒有什麼黨派，沒有什麼政治勢力不可請入其中。上海商界本是蔣介石的大本營，但他搞戰爭，把商業搞得烏煙瘴氣，失去存活能力。共產黨人搞統一戰線，不排擠任何可協作的人，硬把對手的大本營算計在自己的統一戰線之內。而且方法靈活，運用得體，武、文相濟，效用立見。可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
最後，蔣介石無心也無力關注農村生活，共產黨人則專以土地改革為立身之本。農民擁護，則舉國擁護，這是中國特殊的曆史情況決定的，也是中國近代經濟結構的特點決定的。
國民黨戰有三敗，共產黨戰有四勝，結果，蔣介石逃亡台灣，共產黨人領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自1840年中英戰爭開始，經過109年的英勇無畏的艱苦曆程，終於使中國人取得政治獨立，獲得國家主權，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然而，中國人要走的路還長，畢竟中國是一個經濟上十分落後的國家。東、西方差距又豈止一夜之間可以改變的。何況，20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人還出現“文革”那樣的大錯誤。於是，我們禁不住要問自己：中國成為現代化國家，到底還需要多少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