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將以怎樣的態度達到世界各類區域或民族文化的共存共容共鳴。
西方人能否解決好這三個問題，直接關係到他們的發展和強盛，關乎到他們未來的前途與光明。
二、20世紀中國的發展
20世紀對於中國而言，也應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本世紀初到1949年，這半個世紀中國的主題是爭取獨立，中國人的中心任務是進行革命。先是舊民主革命，後是新民主革命。舊民主革命推翻了帝製，新民主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至1978年，屬於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主題本應當是建設，建設現代化的中國，但中國走了彎路，“建設”成了第二位的，那些極具破壞性的政治運動成了第一位的。雖然未必年年如此，但階級鬥爭既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且小運動連著大運動，今天整這個，明天整那個，先整黨外的，又整黨內的。有意見的整，沒甚意見的也整。就是你意見極好極中時弊，因為龍心不悅，照整不誤。胡整八整，加上自然災害，死了多少人，受了多少損失，把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弄得烏煙瘴氣。人民的生活，看不出什麼進步，一些困難地區的老百姓，照樣要飯，照樣挨餓，照樣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外國人封鎖中國，中國又搞閉關自守，什麼都講自力更生；以沒文化為榮，有點文化就得接受再教育。農業全靠大寨精神，工業全靠大慶精神，大寨精神原本十分難能可貴，大慶精神尤其感動人心。但不講現代化，總是用钁頭創地，農民怎麼脫貧；不講價格，隻講貢獻，大慶人可以犧牲自己，但國家對不起這些隻講犧牲的人。可怕的是彎路越走越遠，直到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鬧劇。“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封建文化、傳統文化、加上極左路線、計劃體製等諸種弊端的一次總爆發。但願中國人真正記住這個曆史教訓，不像德國人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受了懲罰，還要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後果是它解放了人的思想——但這不是它的本意，而是歪打正著，嚴酷的事實教育了人民。
自1976年粉碎“四人幫”，開始向新的曆史方向轉變，到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則正式進入第三個階段。而此時，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已經拉大了許多，至少在經濟發展方麵，也與台灣拉開了差距。以上海和香港比，19世紀30年代，上海遠比香港發達、繁榮，影響也大。上海是東方的巴黎，香港則無所作為。過了30年，香港成為國際型大都市，上海則滿目瘡痍。從此，大上海在世界經濟的熱點地位上消失，香港則成為“亞洲四虎”之一。此時的中國，再不改革，便會被拋出人類圈，再不開放，就可能被開除球籍。
自1840年算起，中國人經過140年的上下求索，流血犧牲，終於找到一條複興強國之路。自1949年算起，中國人經過近30年的艱難曲折，經驗教訓，終於找到一個正確的方向。中國人終於認識到，改革、開放才是真正的強國之路，救國之本；實現現代化才是中國人的重中之重，當務之急。
改革是個係統工程。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入手，不管別的，先解決吃飯問題。這是中國人的特點，也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從最實際最急需的方麵入手，不但容易被人們接受，而且容易取得效果。這種文化特點與蘇聯和東歐的情況恰恰相反。二者的差別，如果有必要和西方近代文明相比較的話，則中國的情況近乎17世紀英國的情況，而蘇聯和東歐社會經濟改革的情形，則與18世紀的法國有某些相似之處。
但僅有農村改革顯然不夠，於是改革向城市發展。
光有經濟體製改革又不夠，於是向政治體製改革發展。
而且經濟體製改革的內容繁多，有些直接與生產流通有關，有些則屬於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係統，如醫療衛生、退休養老等方麵的內容，都在改革大潮中受到觸動，成為必須進行改革的重要方麵。
中國30年的改革曆史，最大的收獲是確認了市場經濟體製，摒棄了計劃經濟體製。雖然，直到今天雙軌製現象依然存在，但能在這最基礎、最關鍵的問題上取得社會的共識，乃是國家的幸運，也是中國曆史文明的幸運。
計劃經濟屬於戰時經濟，特點就是“一大”、“二公”、“三平均”，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出現供應短缺。計劃經濟學，說到底，乃是短缺經濟學，無論什麼產品，都是越搞越少。少到吃飯都有困難。而且，不論文化傳統如何，凡計劃經濟，都必然如此。烏克蘭本是世界大糧倉，因為計劃經濟，成了虧糧地區。越南本是大米高產區，因為計劃經濟，反而需要進口大米。以西德比東德，東德人窮得很；以朝鮮比韓國，朝鮮又窮得很；以福建比台灣，福建也窮得很。窮則思變，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要變也難，不是越變越有經濟實力，而是越變經濟越困難。
確認市場經濟體製，具有革命性質，而市場經濟的建成，則不是一言九鼎或者一蹴而就的事。
從企業這個角度看，適應市場體製的要求談何容易。有人總結，國有企業適應市場要求，至少需要四個分開：即政、企分開，黨、政分開，企、社分開，群、企分開。政、企分開，即給企業以完全的法人地位和自主經營權，國家對企業自身事務，不作任何幹涉。黨、政分開，即黨組織不再幹預企業行為。企、社分開，即企業不再負擔應由社會承擔的責任，如醫療保險、住房、退休金種種。群、企分開，即群眾組織如工會應另成係統，以保護工人權益。
四個分開，已經難矣。觀念的轉變，同樣不易。一篇題為《盼國企自己鬆綁》的文章說，文章作者到一家酒樓用餐，菜上得不慢，質量也不錯，但飯沒吃完，人家就收錢。問為什麼，回答說“快到點了，趕緊交，咱這是國營”。又說某個著名公園，園牆邊上有不少小販兜售老玉米、礦泉水，把國營飯店擠得“一楞一楞”，有人提醒，園方如賣老玉米，一定火爆，但經營者搖頭說：“煮老玉米哪成，咱是國營”。
國營就可以在顧客用餐未畢之時就搶著收錢，國營就不能賣老玉米，國營又不是皇帝欽差，就是皇帝欽差，賣點老玉米就沒臉見人了嗎？
國營企業經營不善，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三資”企業、私營企業如果虧損，就得賠本，虧損多了，就得倒閉。國營企業倒閉的少，而吞吃國家資金數額極大。其實，所謂國家資金雲雲，大多數還是銀行的錢，不還，國家又多印鈔票，從而使人民幣貶值。而所謂銀行的錢差不多全是人民的錢，在銀行未真正商業化條件下，它的資金來源，若非公民的稅，便是公民的存款。結果，老百姓辛辛苦苦攢下的幾個錢，等於造成雙倍損失，那情形正如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張牛皮。
國營企業的出路在於股份製，而股份製並非私有製或國有製的代名詞。股票可以上市，可以轉賣，私既可以變公，國亦可以變私，小亦可以變大，大亦可以變小。唯其真正進入股份製的市場軌道，各類不同所有製性質的企業才能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線，鳥飛魚躍，一比高低。
市場經濟呼喚法製，必須法治。沒有法製的市場經濟，仿佛一個殘廢人，你心再紅，誌再堅，難免心有餘而力不足。
而法製需要製衡力量，沒有製衡力量時，法製就會變形，或者徒有其名，而沒有其實。中國老一代革命家，論偉大，沒有超過毛澤東的；論勤政，沒有超過甩恩來的；論正直忠厚，沒有超過朱德的；論耿直敢言，沒有超過彭德懷的；論講黨的原則，沒有超過劉少奇的。但因為一封信，便將彭老總打成反黨集團；因為政見不同，便將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還加上工賊。這樣的曆史悲劇，1萬年都不能忘記。這不是哪個個人的人品問題，更重要的是體製問題。唯有法治社會，才能避免因領袖人物的好惡而出現重大社會偏差，這不但有益於社會文明，於領袖人物本人也大有益處。
中國這些年，立法很多。法雖多，社會變化更快，立法還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過程，形成法治機製或許還要更長的時間。
法製需要民主，民主不是西方專利。民主是自戊戌變法以來中國人的百年追求。沒有民主，哪能有真正的法治？!
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上下互動，而基礎改革或許最容易產生成效。這與中國人的民族文化性格有關，也與中國曆史文化的特性有關。西方人，是先弄明白了再幹，中國人是先幹起來後作結論。一些工業企業，開始實行民主選舉製，起碼是個好兆頭。[HJ2mm]而股份製企業的民主程序的完善和有效，則其意義不僅在於企業本身而已。中國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在一些地方取得成功經驗，並且引起國外觀察家的重視。聯合國發展署與歐洲聯盟還派來專家小組考察中國鄉村民主，其結論也比較積極。
當然，改革會帶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比如失業問題，過去中國人說沒有失業現象，不合符實際。工廠停工待料，工人出工不出力，官僚機關人浮於事，其實都隱藏著失業內容。幾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等於是失業人員大轉移。
南北貧富差距拉大，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成為社會性問題。凡此種種，既不能聽之任之，更不能因噎廢食。中國的問題，不是改革不對，更多的情況下，是改革力度不夠。比如對國營企業，總是遲疑不決，決而不行，結果是國家、社會、企業、市場、個人統統受害於其中。在這些領域，觀念還應轉變，改革力度還應加大。
中國如能在本世紀上半葉完成改革重任，則21世紀即使不足以稱為中國世紀，中國的影響也必然達到新的曆史層次。
改革不能獨存，與之配套的是開放。開放既是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
開放首先是打開國門，引進技術，引進外資，引進各種有關於中國現代化的內容，既包括物質方麵的內容，也應該包括精神方麵的內容。
改革初期，靠政策優惠吸引外資。但政策優惠不是長久之計，對於外資的吸引，有利也有弊。大體說來，華人圈經濟對此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而大的西方企業，最關心的不是優惠，而是投資環境、國民待遇，而是投資所必須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條件。隻講優惠，有時反會使他們害怕，因為優惠常常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今日你加惠於人，明日可能取惠於人。所以，優惠政策在他們眼裏常常是法製不夠健全的表現。現在逐步將吸引外資的著眼點，放在提高投資環境的質量方麵來，是走對了路。優惠政策應逐步取消，從而使國內外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引進技術與外資，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引進精神產品，就有點不太樂意，至少有相當數量的人對此有不同意見。“美國大片”進入大陸，創造了一流的票房價值。日本動畫進入中國，占領兒童圖書市場，令更多的人不舒服，不高興，不服氣。“美國大片”進入中國，並非壞事，他們的可以進來，中國的也可以出去，電影交流是文化，背後有經濟，無須加上其他別的內容以亂視聽，更沒必要疑神疑鬼，胡思亂想。中國的市場被國外企業占領，沒有別的辦法，根本的出路在於將自己的產品質量搞上去。西方文化進入中國，是中國開放政策的結果，將來有一天中國文化在全世界流行，也不是中國人搞侵略，而是華夏文明有這種潛力，有這種價值。
開放不僅包括引進來，還應包括走出去。有報道說，“中國擬去巴西買地種糧。”這真是一個極好的信息。中國有糧食需求，巴西有閑置的土地，中國人去巴西買地、種地，於巴西有益，於中國有益，於世界也有益。據說菲律賓在海外從事勞務的人口約有350萬人，中國的勞務輸出不多。中國在海外的投資也有限。到了將來的某一天，中國既向世界開放，而中國人的資金、勞務和品牌，也遍布於全世界，那將成為世界的節日，自然也是中國人的節日。請想一下，如果你去五大洲的每一個風景點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或朋友的或同鄉的別墅，那麼我想在海外謀生或旅遊的中國人，一是會活得更為愜意。[HJ]
改革開放是中國必須完成的曆史偉業，完成這個偉業，中心議題就是現代化，直接目的也是現代化，未來理想還是現代化。
中國實現現代化，有我們自己的獨特優勢。這些優勢可以歸納為四個基本方麵。
（一）文化優勢——風物長宜放眼量
文化優勢內容十分豐富，並非一個特色，一個局麵而已。中國的文化優勢主要表現在如下各點：
第一，儒學對宗教的寬容態度。儒學對於宗教，曆來持寬容態度，不論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還是其他任何教派，在中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足點與生長點。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宗教性國家，但是一個可以容納各種教派並使之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國家。因此，中國從來沒有或很少發生因為信仰或其他宗教原因而引起的混亂與戰爭。中國的宗教寬容傳統，避免了如世界上許多地方出現的戰爭局麵，這無論如何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中國儒學的這個特點與優點，在世界範圍內，都處於特別有利的文化位置。
第二，中國人追求統一，反對分裂。分裂是民族的悲劇，而且不合乎曆史潮流。當今世界，凡有可能的都在推進自由貿易區或經濟共同體。分裂則分割了市場，加大了商品交易成本，加重了消費負擔。中國人熱愛統一，正如熱愛生命，中國文化的這個優勢，不但難能可貴，而且特合時宜。
第三，中國人重視家庭。家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中國人重視家庭，有點像西方人重視宗教。傳統宗教文化既然不能消亡，則中國人的家庭必有強大生命力。重視家庭不等於反對婚姻自由，反對離婚自由，反對或貶低公民的各種自由追求。而是說，因為中國重視家庭，熱愛子女，有孝順父母的傳統，有孝、悌、仁、義的曆史傳統，所以中國的家庭會在經濟方麵，社會生存能力方麵，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麵，在積累資金、積極儲蓄方麵，在減少精神壓力，增進身心健康方麵，都有極為特殊的重要意義。而且，如果我們中國人處置得當，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也進展順利，那麼，說不定會在某一天，中國的家庭關係與人際關係，有可能成為世界的模範。對此，至少本筆者充滿信心。
第四，中國人具有一種特殊的現實精神，並且這種現實精神能很順暢很頑強地表現為中國人特有的生存能力。中國的自然環境，在古代或許有幾分優勢；以現實而論，不算很好。比起美國來，要差上許多，比起印度、巴西，也差很多。但中國人有頑強的生存能力，以至在許多西方人認為根本不具備生存可能的區域內，也能長期生存。中國人富於生存能力，富於吃苦精神，但缺少商業傳統和現代市場精神。補上後邊的一條，則前麵的優勢會有雙倍的效用，比如說，中國人一旦進入發達國家，或者進入海外華人圈，馬上顯露出極高的經商才能。未來的中國人，在世界性商業大潮中，或可與以經商聞名於世的猶太人一試高下。
第五，中國人有強烈的懷鄉情感。因此，華僑對自己祖國所作的貢獻，可謂大而又大。抗戰時期，華僑的支持勝過10萬大軍；改革開放以後，華僑的支持更強似千軍萬馬。有歐洲人說，如果俄羅斯的僑胞能像華僑一樣熱愛和盡力支持自己的祖國，則俄羅斯經濟形勢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中國的華僑受國人欽敬，而他們自己並不以此自傲，因為這正是中國文化傳統特有的一種鄉土情懷。
第六，文化搭台，經濟唱戲。中國曆史文化極其豐富，幾乎有數不清的文化內容，一經開發，便成經濟生長點。
（二）經濟優勢——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中國經濟不算發達，比西方工業國家還有很大差距，但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長處。現實中國的經濟優勢在於：
中國具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市場。這麼大的市場，令所有商界人士心動，令所有商業國家心動。中國大約是世界上最後一個巨大的近乎有無限潛力的工商市場進入市場的，是西方工業國家一次巨大的曆史機遇。
中國在商業發展階段上，又處於商品相對短缺階段，而短缺對於發達國家和世界上一切有能力有雄心有眼光的企業來說，更是極好的發展機會。西方人已經超越短缺階段，年年為剩餘發愁。中國的短缺，雖然是相對的，但這樣一個大的市場，無論在哪個方麵產生某種需求，都足以令世界市場發生價格波動，足以令有遠見有實力的企業家怦然心動。
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同時勞動力價格相對便宜。這一點對於來中國投資辦廠者而言，無疑會有很大的誘惑力。
中國地域廣闊，經濟發展水平處於非均衡狀態。非均衡，既是一個缺點，又為工商業豐富了開發空間，豐富了開發層次。在中國進行投資，正可以投資一方，廣告一方，階升梯進，總有機會。加上中國傳統產業，技術設備落後，新的產品與技術隻要具備開發優勢，則在中國無不具有英雄用武之地。
中國的經濟優勢，當不止於這些，即使隻有這樣幾條，亦會令世界不能無動於衷，令世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三）發展優勢——青春期，長得快
發展優勢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中國已經有了30年改革開放的基礎，中國現在已經具備或者基本具備經濟騰飛的能力——實際上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保持了令世界震驚的高速持續的經濟增長率。二是整個世界已開始進入信息時代或曰高技術時代。信息時代將使無論窮國、富國，有可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大家共享信息資源，從而取得相似的經濟成績或人文成績。比如實現計算機在世界各國聯網，其革命性結果不但使每個聯網主體成為真正的世界一員，而且可以通過聯網，向全世界發出自己的信息，也獲得所有進入網內的信息。這樣的時代，雖然對於任何一種類型的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曆史機會，而對於如中國一樣的快速發展國家而言，其優勢無疑會表現得更為明顯。
世界經濟發展曆史業已表明，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將比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速度方麵具有很大的時代優勢。即以社會產值翻一番作為衡量各國發展速度的標準，那麼，英國人自1780年起，用了60年時間；法國人自1870年起，用了43年時間；日本人自1885年起，用了34年時間；韓國自1966年起，僅用了11年時間；中國、新加坡和泰國則僅用了8年或不到8年時間。
（四）環境優勢——曆史機遇可遇難求
環境優勢指的是中國周邊國家的經濟文明走勢。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即認為商業的發達，有賴於周邊環境的差異性，最好是周邊環境的優勢效應。曆史上的中國，缺乏這樣的環境，因此很容易閉關自守，又容易產生盲目樂觀的文化情緒。可喜的是，如今中國周邊國家從南到北，全麵發展，一些國家和地區，比中國經濟更為先進，因此，中國大陸現在具有了有史以來從未碰到過的曆史性發展機遇。
現代科技又使世界變小，中國人不僅可以和周邊國家和自己的同胞大做生意，而且可以穿洋越海，和西歐、北美、中東、非洲、拉美，以及一切國家統統大做生意。
中國是個大市場，中國這個市場一旦融入世界，則是人類的大幸運，也是炎黃子孫的大幸運。
但也存在劣勢。中國文化傳統，好講優勢，不好講劣勢。一提曆史，便是秦皇、漢武、嶽飛、史可法，絕不願意提趙高、孫皓、秦檜、魏忠賢，好像他們都不是中國人。一提文明，便是“四大發明”，而不願意提伽利略、牛頓、居裏夫人和愛因斯坦。但是，你頭上長了癩皰疤，你不讓人看，還不是一樣的禿，一樣的癢。阿Q可以不讓人說“光”說“亮”了，但他先生的頭上無發，卻是事實。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劣勢，同樣明顯存在。若從頭料理，則非寫一本書不能說清。大而言之，則人口問題、環境問題、素質問題、腐敗問題，可說具有長期滯後性質或者嚴重的自我毀滅性質。這些問題不真正得以解決，則現代中國人沒有希望，中華民族沒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