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一天，青澀的賈樟柯喜歡上了照鏡子，那時候突然滿臉青春疙瘩豆。黃昏放學後對鏡自憐，對自己越來越陌生，望著鏡中人，就會想：難道這就是歌裏唱到的新一輩？
到了翌年，賈樟柯的嗓音越變越粗，但喜歡上了聽歌。他回憶說：“改革開放一開始，人們開始學英語，家裏於是有了錄音機，三洋牌之類的，港台流行音樂就隨著進來了，鄧麗君、劉文正啊。逐漸的，娛樂形式越來越多，有了流行音樂，有了電視劇，香港的武打片，日本的電視連續劇，之前，你很難想象這樣的電影、電視劇能到國內來。”
賈樟柯的鄰居大哥從廣東回來，拎了一個“三洋”牌錄音機，他聽到了鄧麗君在唱《美酒加咖啡》，聽到了台灣歌手張帝在唱：有位朋友問張帝，什麼叫MASSAGE？【注：參見賈樟柯：《再見，青春，再見———〈北京的春天〉拍攝手記》，見《時尚先生esquire》的BLOG，2009年3月11日。】就這樣，在朦朦朧朧之中，賈樟柯情竇初開，開始在午後懷春，開始尾隨心儀的女生上下學。他後來坦承，“這一年，我戀愛了，早晨五點就等候在她家門口”。【注：賈樟柯：《再見，青春，再見———〈北京的春天〉拍攝手記》，見《時尚先生esquire》的BLOG，2009年3月11日。】
賈樟柯後來的電影《站台》正反映了那個時代。在那時候，一些人正在從體製裏掙脫出來，很多年輕人也在進行著以青春尋找自我的實踐。而還是孩子的賈樟柯似乎並沒受到什麼衝擊，反而感覺上很逍遙自在。看電影，聽流行音樂，是那時候他們的主要娛樂。
對這樣的生活體驗，賈樟柯曾經追述道：“我從少年開始就特別追求時髦，我就特別愛穿，愛穿並不是像今天的孩子們這麼有錢買品牌，不是那個概念。而是有追求的！”【注：張曉舟：《賈樟柯：我從來不懼怕這個社會》，《時尚先生esquire》2009年第3期。】
他清楚地記得，還是在“文革”剛結束，那時街上全是20來歲的年輕人，包括插隊回來的，包括輟學的，包括像他們這些剛上學的，全部混在一起玩耍，就像兄弟會似的。賈樟柯上初中的那時開始有錄像廳，他看的第一個錄像是《廣東好漢》，還有就是《獨臂刀》、《少林三十六房》，都是港產武打片。他對裏麵的民初劇衣服特別著迷，中式的衣服，係一個很寬的布袋垂下來，自己到家裏找了那個布，自己縫了條那種腰帶。賈樟柯稱這種“時尚”是“自己學的，不是跟街上的孩子學的，是跟電影裏學的，然後係在腰裏，走路都挺著身子，那條腰帶一紮，感覺自己有功夫”。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一位“70後”，賈樟柯身逢其時，恰好親眼見證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
改革開放的時候，賈樟柯不足十歲，正在開始觀察、認識周圍的社會。在70年代後期，“文革”的影響依然還在，不過即使是物質匱乏的年代，人們還是會追求流行。賈樟柯回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中山裝裏麵做的那個假領子。有個白邊，用毛線鉤成的，很多男士、女士都有，一種是到肩膀的，還有一種隻是後麵有一點，用鉤子把它鉤上來。那就是流行。再比如女孩子有一陣子流行穿布鞋，男孩子穿軍裝、軍褲，當時小孩子戴軍帽也有講究，會用曲別針把它的角別起來，裏麵塞紙，讓它挺起來，這都是那時的流行。”
從軍裝、布鞋、假領的70年代，一下子跨進了充滿無窮變數的80年代。那時候，人們還會自己做家具，“做大衣櫃，一定要用一塊綠色的絲絨鑲在裏頭。再用鉤針鉤一個孔雀啊、大象啊、熊貓啊，那是當時流行的居家裝飾”，賈樟柯回憶。
賈樟柯與同齡的孩子一樣，渴望了解世界：“別的地方哪兒都沒去過，一直就想出去看看，真的特想出去。”他說：“我上中學、十七八歲時隻去過太原，哪兒都沒去過，去太原還是因為我姑媽在哪兒。”【注：吳文光：《訪問〈小武〉導演賈樟柯》，《現場》第1卷，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86頁。】他就是想出去看看，因為外麵的世界對他來說，一片空白。當然除去電視裏所看到的。
04 迷上了錄像廳
賈樟柯告訴我們，年少時“生活環境裏文化的東西很少，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唯一有點沾邊的就是看電影，但我從沒想過自己要當一個導演。同時，由於生存壓力很大，有一個東西逐漸在我心裏冒出來，一種命運的感覺。那時候我們小學是五年製，到了五年級畢業的時候，同學間突然就很多分化，比如說，我是接著讀初中了；有些同學是家裏有關係或者體格發育比較早的，就去當兵當武警；有的同學不讀了，因為他們父母覺得小學五年已經夠了，那些不讀書的同學就去工作，各行各業都有。還有些不讀書又找不到工作的，就變成流氓。雖然還是那麼小的孩子，但我一下子感到命運的轉變。當時隱約感覺，人其實是很不一樣的。那是我開始對人有興趣，因為看到了不同的人生”。【注：賈樟柯：《賈想1996～2008：賈樟柯電影手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237-2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