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爾在接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采訪時，證實了賈樟柯等導演撤片的消息，他表示尊重中國電影人的決定：“我認為勸說他們重新遞交影片的話，有點太過了。我們已經做了整個活動項目的改動，又吸納了一些新影片。如果那是他們的立場或堅持的立場，那麼我們沒有更多的選擇，隻能將他們的影片從電影節中撤換掉，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們對此非常不高興。”
至於談到為什麼不撤銷熱比婭的紀錄片，莫爾在7月16日說：“這麼說吧。我們是一個電影節，那些調皮搗蛋的獨立電影人經常製作一些影片帶有很強烈的主張。不論這些影片是有關動物權益，或是有關其他一些主題，人們經常為之激動，或也經常不滿。”
07 參加香港書展和嘉定汽車論壇
“獨立意味著客觀，我希望與更多的人去溝通、分享情感、思考命運，但我絕對不承認我是邊緣，因為那樣就等於承認，那個舞台是他們的！”這是賈樟柯2009年夏天在香港所說的一番話。
七月二十八日，賈樟柯攜新書《中國工人訪談錄》亮相香港書展，與香港讀者話人生，聊電影，談寫作，對撞觀點，互動熱烈。新書4月上市後即在首月突破2萬冊銷量大關，前幾天又抗議第58屆墨爾本國際電影節播放“東突”分子紀錄片而撤回參展作品，首次參加香港書展的賈樟柯一下子就站到了媒體的風口浪尖上。
賈樟柯在此間舉辦的“名作家講座係列”座談會上，以“為心靈精致的寫作”為題與200多名讀者現場交流自己的創作體會，除了談及影片、著作、創作、文化外，也分享了他對生活和周遭事物的感受。
賈樟柯首先談到了他對第一次參加香港書展的觀感：“人真多。不過挺好的，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讓文化、閱讀可以和市民及其生活很好地發生關係。另外，我今年也去過濟南的書展，但那裏給人的感覺比較亂，東南西北大家可能都分不清，而這裏如此之大的人流量，卻不影響大家各取所需。”
他指出，“精致，應該不僅僅表現在物質層麵，更應該體現在心靈上，寫作本身，其實就是一場與自己心靈交流的過程。寫作會增加我們情感的敏銳度和對外界的關注度”。賈樟柯在會上表示，人們應該擁有更多一點的閱讀和寫作體驗。從《二十四城記》到《中國工人訪談錄》，從影像到文字，賈樟柯介紹了自己如何去捕捉個體、大眾對社會的集體記憶，他說：“我覺得，不是客氣話，它真的是不一樣的東西。雖然它本身是一部電影的產物，因為拍《二十四城記》，所以有機會采訪到一百多個人，但電影的製作方法跟寫一本書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電影它首先有一個容量的限製，我們不可能把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講述全部放在一部電影裏，那就太長了。你還要控製在90分鍾、100鍾之內。所以在電影方麵整個人物結構是接力式的，比如說我是談上世紀50年代，他可能就是談上世紀60年代，他可能就是談上世紀70年代，九個人一起接力，把50年的曆史串下來。書的結構就不一樣，這裏麵每一個人的結構都是完整的。有的人從他上小學，有的人從他到工廠，有的人從他剛剛開始就業說起，所以在書裏麵出現的每一個人物，都是一個相對完整的人物。除了結構不一樣，書的容量也會更大，不僅是人物多了，而且表現每一個人物的細節也更多、更有說服力。同時，文字本身會給人更多的想象力，通過他的講述你能夠想象到他的生活，然後更抽象地可以想象更多。而電影則像一把雙刃劍，好處就是直觀，講述的麵孔被電影化了，確實很容易打動人，但它的缺點也就是簡單，沒有那麼多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