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曆史自然要依賴各種力量的作用，但這些力量不是國內的力量，它們有著更為廣泛的來源……，波旁王朝和斯國亞特王朝的結果盡管有所不同，但它們卻尊循同樣的法則”。這是英國著名史學家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1834—1902年）的想法，它提示的法則就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是孤立的，都是與其他同幾個社會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結果，每一個社會在思想製度，風俗、法律已有其曆史局限性，如果一味固守自己的一套社會原則毫不讓步，那麼遲早都會受到曆史的劫難，對中國人而言，這種教訓並不久遠，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國人就一直處在西方思想與儒家思想的矛盾之中。曆史往往就是這樣，對自我形成的思想與外部文明的侵入所產生的融合總要經過血與火的洗禮。
在中國的文明形成中，也同樣遵循這條社會進步法則，在中華文明的發展根係上也同樣有源自多處的文明、思想融入。如果說誕生於黃河下遊的文明是中華文明的起源的話，那在它向現代社會邁進的同時，是一邊融合來自不同地方的文明一邊向前走的，如韻山文化、紅山文化等各種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有名的趙國引進“胡服騎射”就是軍事改革的一例。在農業方麵來自西域的一些農業品種現在已是廣為人們熟知的農作物了，同樣，源自美洲大陸的玉米、西紅柿等在今天不也成了一般的農作物了嗎？東漢時期佛教在中國興盛又為中華文明注入了一股新鮮血液，佛教的一些思想早已融入到了儒家等思想中。而道教的興盛實際上也是作為一種對抗性宗教而興起的，佛道的古刹名寺遍及中華大地，這是中華文明包容，吸收其他文明的經典之作。同樣，在元朝，由於蒙古軍隊的征戰，東西方文明的交彙貫通也得到了發展，著名的馬克波羅就是這種文化交融的傑出使者之一，在中國西北的連結長安和大秦的古老絲綢之路就是一條著名的貿易之道，鄭和下西洋的原本意圖就是“廣施帝國之威”施德於天下，在東南沿海一帶，媽祖廟隨處可見，甚至遠在非洲，歐洲都能見到她身形，這種源於航海祈求平安的願望無疑是帶著中國人文化的特點。在泉洲當時就有許多阿拉伯人在這裏經商，居住這裏的清真寺也曾盛極一時。同樣在清代，中華名園——園明園就是典型的中西建築文化的薈萃之地，可見在自中華文明開始的第一天起，中華文明就同其他文明一樣受各種其他文明、文化的影響。而更為值得注意的，中國的文明顯得比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各文明更有包融性，對於這一點，當時在二戰時的猶太人就會深有體會，當時幾乎全世界都受德國反猶思想的影響而排斥猶太人，中國則從沒有對猶太人另眼相看的曆史，上海和哈爾濱等地當時是猶太人最希望去的避難所之一，在上海的閘北至今還有猶太人的會所。
文明交往對文明的雙方而言既是一把雙刃劍，又是一把解決自我問題的好鑰匙。關鍵在於主體文明是否擁有保持自我存在的絕大生命力，如有美洲的印加帝國當時無論在國力上、軍事實力上絕不是區區數百人能征服得了的，但曆史卻這樣富有黑色幽默，僅一百餘人的殖民者征服了擁有二十萬軍隊的龐大印加帝國，你能說這支殖民軍隊非常偉大嗎？恐怕更讓人吃驚的是印加帝國的指揮、統治機構存在有太大的缺陷吧。對文明交往“師夷之長”的思想在中國是被廣泛接受的觀點，而與印度這樣自言自語、不合作、非暴力的態度不同，中國的“師夷之長”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就是“以製夷”。
為什麼世界上曾有的那麼多文明或早已為曆史遺跡，或暗然失色，而中國為什麼自始至終地保持了中華文明的不間斷呢？
是出於曆史偶然嗎？不，顯然不是，中華文明曆經了數千年的風雨——戰爭分裂，外敵入侵都曾經曆過許多次，就所遭受的災難而言隻比其他文明多不比它們少，其程度也是從侵襲到征服都有，也就是說無論內憂還是外患，中國都有能力保持其生命力的存在，成為一個打不跨的國家，是世界上唯一曆史悠久、不間斷發展的文明，關鍵就是文明交融給予中國文化莫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