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國不能假定在一個頭腦之下
自然，這絲毫不影響各種社會模式在曆史中的地位和功績——這是曆史的進化足跡。我們沒有必要為當初資本主義社會帶給我們的痛苦而不停地譴責它，我們也不可能在回到我們夢想的桃源世界。全球化畢竟已經到來了，現代的各種文明、技術、知識和金錢一切都像龍卷風一樣圍繞全世界旋轉。也許我們對過去那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懷有一絲複古的傷懷，但這種傷懷讓它留在文學作品中就足夠了，該是我們適應全球化、主宰全球化的時候了。
資本主義社會使我們認識到了工業社會巨大生產力的威力，但是沒有讓整個世界幸福。
中國如果要在未來成為引領世界的高級文明，在未來要做的就決不再僅僅是學習如何接受資本主義和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了，而且還要用我們智慧和經驗對資本主義弊端進行完美塑造。這是一次革命，一次曆史的思想融合。
如果西方已經無法再取得進步，那麼構建完美製度的任務就隻能在其他文明中尋找，那就是印度、伊斯蘭文明和中國。其中隻有中國的文明是一個世俗的、成功延續2000年不間斷的文明。中國看來有機會充當一次西方世界的上帝了，但現在看來僅僅是有機會。
中國應該用現代化經驗和現代辯證思想重塑資本主義模式的社會，而不是像台灣、韓國那樣將兩種社會的弊病都保留的模式——台灣、韓國將封建社會不可避免的腐敗、裙帶關係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貧富差距和冷漠社會都繼承了下來，這決不是好學生，更不是好榜樣，可以注定，他們的社會必定還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改革。
既要讓國家的錢袋鼓起來，又要人民時刻得到溫馨備至的關懷，這在現代社會顯然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曆時500多年了，如果還是一成不變的重複最初的發展模式的話，那麼是不是一種對人類智慧的諷刺呢？難道我們可以掌握複雜的科學知識卻無法改變自身的社會環境嗎？
既然宏觀上存在超越美國的可能性，那麼我們就應該有這個自信，其實，我覺得中國人眼前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自信問題，而是太自信的問題，這就是自大了，還是前麵那句話，我們自大的太早了，已經是一種盲目自大，開始和美國人叫板了，而我們現在還隻是世界經濟鏈條中的打工者，不過是一個學徒，還沒有出師呢，我們過去有五千年的文化，但我們卻缺少現代文化，這就是我們的弱點——我們最缺少的就是從邊緣走向中心的知識。
我覺得，應該借鑒美國精神的誕生，建議我們也建立具有實質意義的中國精神，而不是政治宣傳。早在197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凱森（William Kessen）曾經率領一個心理學家代表團來到中國，後來他寫道：“我們並不認為溫順就是屈服於他人和缺乏情感；我們見到中國孩子很能表達自己的感情，與大家相處的時候親切和氣，而且很老練”。
我並不是建議把每個中國人都培養成道德聖人，這樣的理想國根本不存在，永遠也不會存在，無論人類的文明達到何種高度，這是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的理想狀態。但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永遠停滯不前，那就該任意嘲諷、咒罵了。真正的理想社會，人民可以允許狡詐多變、唯利是圖的人存在，也應該有大公無私、心存正義的生存空間，更應該有各種想法、理論、主義的博弈，而不是全民族隻有一個思想。隻有包羅萬象的社會，才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每個時代都是不同的，這就需要不同的思想提供動力，如果長期隻有一種思想，那麼社會必然被限製在某個時代不得前行。所以，古希臘的社會給現今的西方一直在提供原動力。古希臘並不是人人都是大師，相反，古希臘是個十分惡俗的社會，但卻允許各種大師發表他們的看法。對於這一點，林語堂曾描繪說：“古代希臘的人民，並非個個都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處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種子。談論希臘而隻想到索福喀麗、伯利克裏（Pericles）、阿斯佩細亞（Aspasia）寥寥數人，勢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錯。蓋吾人尚須想及索福克勒斯的兒子嚐以家務糾紛控訴乃父，更須想及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同時代的人物，他們不完全是愛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卻是終日狂飲饕餮，唯以醉飽為務。爭辯紛紜，譎變狡猾，唯利是圖，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圖，詐譎多變之雅典人性格，有助於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顛覆之理，適如伯利克裏與阿斯佩細亞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為偉大。倘個別的加以評價，則他們的價值幾等於零，但倘以集體來觀察，則他們之所影響於國運之力量至為宏大。是以過去的時代，已無法將他們加以改造，至現代國家中，所謂普通人民，固未嚐一日與吾人須臾離也，安得以等閑視之？”（林語堂：《中國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