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的文學藝術創造，曆來都是與貪欲和野心無緣的，曆來都是與唯利是圖無緣的。試想，屈原、李白如果受貪欲和野心驅使而創作，能寫出光輝燦爛的浪漫主義作品嗎？杜甫、白居易如果為了金錢和權勢地位而創作，能寫出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會黑暗的光輝燦爛的現實主義作品碼？陶淵明如果沒有“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也”的骨氣，能在文學上有那麼突出的成就嗎？絕對不能。從這一點看，中國古代文人看輕金錢和地位，講究“君子固窮”，講究“不能為五鬥米折腰”，講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講究淡泊名利，講究清高，講究操守，講究潔身自好，講究出於汙泥而不染，講究不畏強暴、不畏權貴，講究高風亮節，講究骨氣，等等，都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文學藝術是神聖的事業、高尚的事業，因為它排斥貪欲和野心，拒絕金錢的奴役。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更是神聖的事業、高尚的事業，“因為不是貪欲也不是野心”，不受金錢的奴役，“不是服務於飽食終日的貴婦人，不是服務於百無聊賴和胖得發愁的‘幾萬上等人’，而是服務於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人人需要金錢，因為要生存，但各人生存的目的不一樣，有的人生存是為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就“取之有道”，取的就是勞動所得、合法所得，有的人生存是為了個人利益和小集團利益，就可能“見利忘義”，傷害別人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甚至不擇手段、違法亂紀地爭取所謂利益的最大化，把爭取利益的最大化看成經營的唯一目的或根本目的，用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代替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忘記了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忘記了一切經營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即一切經營活動都應該合法有序，都應該講究誠信、道德，都應該為人民的利益負責，全社會生產經營的共同目的應該是實現共同富裕，這就大不一樣。因此，否認物質需求、物質利益是不對的，而過分誇大物質需求、物質利益，把物質需求、物質利益抬高到錯誤的程度也是荒謬的。——對於從事精神產品生產的人來說，尤其如此——不能因為孔子也接受束脩，就得出結論：人人都在“一切向錢看”，人人都應當“一切向錢看”。——這個結論是荒謬的，也是對孔子的侮辱，對知識分子的侮辱——同樣，作家藝術家也是人，也需要金錢，因為他也要生存，也要盡可能地生存得好一些。但作家藝術家不能有貪欲，不能為了金錢而創作，因為作家藝術家一旦崇拜孔方先生，鑽進了錢眼，他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就使他不能很好地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思考生活，反映生活，不能很好地進行藝術創造，就不能做到“心懍懍以懷霜，誌眇眇而臨雲”（陸機：《文賦》），缺乏進行創作的心誌高潔的條件，就會喪失作家藝術家的藝術良知和職業道德，就忘了或顧不得黨對作家藝術家的期望和要求，忘了自己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忘了作家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就會屈從出錢的人的不好的要求、迎合低級趣味的讀者和觀眾而“製造”出庸俗的作品、低級的作品、虛假的作品甚至有害的作品。近些年，一些所謂的“作家藝術家”利欲熏心，“一切向錢看”，把文藝創作當作賺錢發財的工具，身在社會主義，卻如資本主義的離不開“資產階級出版家而自由”，離不開“要求你作春宮畫、描寫賣淫來‘補充’‘神聖’舞台藝術的資產階級觀眾而自由”的資產階級作家藝術家一樣，不顧臉麵地拜倒在素質不高的書商的金錢麵前，迎合那些低級的閱讀情趣和觀賞情趣，胡編亂造出宣揚暴力凶殺、低級庸俗、誨淫誨盜、錯誤百出的精神垃圾，造成了精神汙染，毒害讀者和觀眾，就證明了這一點。
高爾基有一段話說得很精彩，他說：“一個俄國作家必須是一個神聖的人物，每當唯利是圖的或者肮髒的手伸出來擁抱他時，這個俄國作家必定喊叫說：‘滾開！我知道我在自己的祖國是什麼一個人。’一個俄國作家，作為一個人和一個人格，直到今天為止，都是被他對生活中的重大的事項，對文學，對人民的虔誠的熱愛照耀著的。他是一個忠貞的戰士，一個為真理的犧牲者，作品中的主角，他有對人民的赤子之心，他的靈魂像眼淚一樣的純潔，像俄羅斯的蒼天的星鬥一般的明亮。”（《高爾基論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