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在全國爆發。侵華日軍憑借囂張的氣焰和先進的武器，逐步侵占了中國的大片山河。即便是遠在南方、處於天涯一隅的潮州此時也已不太平。
報紙日日以醒目的標題刊載山河破碎、日軍暴虐的消息，做校長的父親整日憂心忡忡，母親篤信佛教，敬香拜佛，這些都在年紀尚幼的李嘉誠心裏留下新的刻痕。他渴望讀書，卻也如同當時其他的孩童一樣，恐慌、困惑。
舉家逃難
1939年6月，塗有猩紅色太陽旗的日軍飛機出現在潮汕上空，對城區進行了狂轟濫炸。縣教育科宣布所有的學校停課。
李嘉誠對於最後在家鄉的學子生涯仍有著猶新的記憶，當時處在鄉間的庵埠（今潮安縣）未遭到轟炸，大部分學生們仍按時來到課堂。那天的最後一課，國文老師慷慨激昂地講解嶽飛的《滿江紅》，然後帶領學生們含著悲憤的熱淚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不久之後，潮州城淪陷在日軍的鐵蹄下。日寇一麵大肆燒殺掠搶，一麵張貼出安民告示。城區的居民們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整日惶惶不可終日，人們紛紛逃出城去，到山村鄉野投親靠友。1939年6月22日，日寇占領庵埠，執教多年的李雲經失業。李雲經攜家人返回潮州城的家中。因李嘉誠小學尚未畢業，升學無門，卻又不敢隨意走出家，隻好躲進藏書閣中讀書。彼時的紛亂時事，讓李嘉誠明白了許多的人生道理，他尤喜愛文天祥、嶽飛、陸遊、辛棄疾等人的詩句，深深感悟到其間的真諦與憂憤。
隨著日軍侵略的深入，躲避戰禍的人越來越多。此時的父親李雲經心係國運，經常與城裏的知識分子們一起聚會，秘密商議抗日大計。不少知識青年投奔到抗戰前線或敵後遊擊隊，李雲經因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兒女，終未能邁出這一步。後來時李雲經每想到這一點，心中便愧疚萬分。
1940年初，李雲經攜家逃到澄海縣隆都鬆坑鄉，寄住在親戚家。不久，又輾轉逃到小鎮後溝，投靠在後溝小學任教的表弟李奕處。這一年，李雲經的老母因驚嚇貧困病逝，李雲經、李奕傾資為老人操辦了簡單的葬禮，埋葬在後溝的山岡。
當時香港未受戰禍波及，一派祥和繁榮，是很多人的避難所。為最終躲避戰亂，也為了家庭安定，能謀得一個職業，李雲經攜全家前往香港，投靠妻兄莊靜庵。
1940年的冬天，李嘉誠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隨父母一起踏上旅程。他們步行幾個月，不時躲避著飛來的流彈，爬過一道道封鎖線，一路風餐露宿，曆盡千辛萬苦，最終輾轉到達香港。
香港成了改寫李嘉誠人生道路之地，正是香港造就出了一代商界俊才李嘉誠。但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香港等待少年李嘉誠的，並不是一片坦途。
舅父莊靜庵
李嘉誠的舅父莊靜庵，是香港的殷商，鍾表業的老行尊。至今在有關香港鍾表業的著作中，莫不會提及莊家經營的中南鍾表有限公司。
莊靜庵幼年時在潮州鄉間讀私塾，小學畢業後，也像眾多的潮州人一樣離家出外闖蕩。莊靜庵先在廣州的銀號當學徒，漸漸升為經理，然後獨立開業經營批發生意。
1935年，27歲的莊靜庵到香港闖蕩。那時香港鍾表業方興未艾，尚沒有自己的鍾表工業，鍾表產品皆是瑞士等國的西洋貨，經銷商也大多是洋商。莊靜庵初涉鍾表業，是由最簡單的仿製產品做起。他先在上環開辦了一間“山寨”式的工廠，生產布質、皮質的表帶，交給香港、九龍等地的鍾表商代為經銷。由於他工廠生產的表帶質優價廉，深受經銷商和消費者的歡迎，生產規模越來越大。
上世紀40年代初，莊靜庵開始兼營鍾表貿易，購入瑞士鍾表，再轉銷往東南亞各國。50年代，莊靜庵正式介入鍾表工業，開始製造鍾表，並漸成為香港最大的鍾表製售商。
對於李雲經、莊碧琴一家的來臨，莊靜庵予以熱情的接待，李嘉誠一家由此住在舅父家。莊靜庵初見李嘉誠時，他尚是一個瘦骨伶仃、額頭高高的12歲少年，莊靜庵怎樣也不會想到，日後這個少年會成就比自己更驚天動地的業績。
莊靜庵當時經營鍾表店，已被潮州人視為成功人士。但他不甘於鍾表店的現狀，仍在不斷向外擴大規模。他詢問了潮州老家的現狀，然後又向李家人介紹香港的狀況。莊靜庵知道以李雲經的經曆，想在香港再找到類似的工作並不容易，他勸李雲經不要著急，先安心休息，熟悉一下地方，再慢慢找工作。莊靜庵對李雲經說：“香港時時處處有發財機會，就怕人懶眼花，錯過機會。潮州人最吃得苦，做生意個個是好手。我認識好些目不識丁、從潮州鄉下來的種田佬，幾年後，都發達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