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經一家到香港時已身無分文，一路逃難到此，衣衫破爛，李雲經也染上了咳疾。但因急於生計，李雲經第二天就出門找工作，可香港畢竟不同於潮州，不免四處碰壁。
李雲經心中煩悶。在家鄉，他是受人尊敬的學校校長，他淵博的學識，讓眾多的財主富商相形失色，但在香港這個商業化的社會，他所學的一切仿佛都沒有用途。在這裏，錢財多寡成為衡量人價值的準則。已愈不惑之年的李雲經，陷入深深的困惑。
香港商場競爭激烈，稍有懈怠萬貫身家也可能化為烏有，更不要提還在忙於擴充事業的莊靜庵。莊靜庵非常忙碌，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少有時間與家人相聚。生意衝淡了家庭間的氣氛和人際關係，香港雖還有不少潮州同鄉，但所謂“幫襯”也非常有限。潮州人在他鄉，向來以團結互助著稱，但潮州富翁，無一不是通過自己的勤儉努力，搏命賺取出來的。
李嘉誠曾回憶往事，這樣描繪他當時的心態：“小時候，我的家境雖然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教育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讀書人。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隨先父來到香港，舉目看到的都是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就感到這個世界原來是這樣的。因此在我的心裏產生很多感想，就這樣，童年時五彩繽紛的夢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李嘉誠所指的是當時環境下的一種社會現象，而非針對具體的人或事。少年的李嘉誠，尊敬並且崇拜舅父莊靜庵。在他印象中，舅父不像他先父叔伯那樣，總是引經據典、大談倫理道德，而是一是個實用主義者，是個搏命猛人。
李雲經雖然與香港的商業文化格格不入，但他也明白，要想在香港生存，必須得融入這個社會不可。他開始不再向兒子談古數典。
由於香港在當時尚無專門教普通話的學校，李雲經的教書本事在這裏用不到。經莊靜庵介紹，李雲經在一間潮商開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做些記賬目的工作。莊靜庵又為他們借租了一間位於九龍的民房，一家人已基本可以維持生活。
香港生活
當時，抗日戰爭正進入最艱苦的階段，香港商會號召商人、市民捐款，為中國軍隊購置飛機、武器等做支援。李雲經捐出辛苦儉省出的港元，但當時那些香港富商們，動輒捐獻出數千上萬港元，曾喊了半輩子“教育救國”的李雲經，此時也不禁對友人感歎道：“實業亦可救國！”
自從來港之後，李雲經對兒子的教育大有改觀。他不再以古代聖賢的言行風範訓子，而是要求李嘉誠“學做香港人”。
李嘉誠對父親的教誨心領神會。李嘉誠聽從舅父和父親的教導，把學廣州話當做一門大事來對待。他拜表妹表弟為師，勤學不輟，不久，他就掌握了一口流利的廣州話。
香港學校盛行英語，李嘉誠念初中，最難過的就是英語關。當時香港的中學大部分是英文中學，即便是中文中學，英文教材也占到半數以上，不會英語就等於什麼都聽不懂。李嘉誠此時不再是學校的驕子，他坐在課堂裏如聽天書，不知所雲，而其他同學從小就學習英語，他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生出難言的自卑。
李雲經詢問兒子在學校的情況，得知後告訴他：“在香港，想做大事，非得學會英語不可。”
李嘉誠銘記父親的教導，姑且不論自己的前途，單憑學費來之不易這一點，他也要勤勉學習來回報父母。數十年之後，李嘉誠每回憶起當年的狀況，都不免神色黯然：當時父親咳疾日重，有病不求醫，儉省下藥費供他讀書；母親縫補漿洗，辛苦維持家計……
李嘉誠學英語，幾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學放學路上，他邊走邊背單詞，晚上夜深人靜，他怕影響家人休息，獨自跑到外麵的路燈下讀英語；早上天剛蒙蒙亮，他又一骨碌爬起來，口中念念有詞，還是學英語。李嘉誠天賦高，記憶力強，經過一年多的刻苦努力，終於跨越了英語關，在學校能夠熟練地運用英語答題、解題。
即便後來李嘉誠輟學，仍常年自學英語不輟，在日後的商戰風雲中，英語讓他獲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