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別無選擇地降落在幼小瘦弱的李嘉誠的肩上。莫非，天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誌？在李雲經的身影倒下之後，全家人的生活、弟弟妹妹們的成長就落在了李嘉誠身上。
此時的李嘉誠，悲喪慈父的眼淚尚未擦幹，就責無旁貸，義無反顧地承擔起這副沉甸甸的家庭重擔。
曆史，別無選擇地認定了李嘉誠。李嘉誠，義無反顧地演繹了曆史。當然，李嘉誠不能也不可能隨心所欲地改寫曆史。但是李嘉誠有可能，也有能力隨心所欲地改寫個人曆史，並以此影響社會曆史。這就是將要展現在世人麵前的商聖的波瀾壯闊，驚心動魄的輝煌人生。
李嘉誠的曆史，毫無痕跡地融合在香港的曆史中，鐫刻在中國的曆史歲月中。
商聖李嘉誠，鐫刻在中國曆史的封神榜上，演繹出華夏五千年文明史上謎一般的當代神話。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抗日戰爭爆發後，我隨先父來到香港，舉目看到的都是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就感到這個世界原來是這樣的。因此在我的心裏產生很多想法。就這樣，童年時五彩繽紛的夢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曆史帶給我們的禮物是感動。”作為一個從事曆史研究二十餘年的史學工作者，作者本人居然許久許久都不曾明了德國大文豪歌德的這句話，以至於長時間都不敢自報家門。
1938年 6月，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的鐵蹄橫行潮汕，到處燒殺淫掠，致使工廠停工，商店關門，學校停課。
昔日喧鬧繁華的潮州城一片死寂，人們紛紛逃往鄉間。
兵荒馬亂，戰火紛飛，民不聊生，流離失所。水深火熱，生靈塗炭，瘡痍滿目，哀鴻遍野。展現在人們麵前的是一幅悲慘世界的淒涼的殘破的甚至血雨腥風的曆史殘卷。
1940年晚秋，一個天未亮的淩晨，寒風瑟瑟，月色蒙蒙，父親李雲經帶領一家六口，開始長途遷徙。他們跋山涉水，從梅縣、惠州、鯊魚湧到深圳，小心翼翼避開日軍的血腥鐵蹄。曆經艱辛，擔驚受怕七日，終於來到當時尚算太平安靜的香港，投奔莊碧琴的弟弟，也就是李嘉誠的舅舅莊靜奄先生。
莊靜奄是香港鍾表業的老行尊。莊氏與李嘉誠一樣是潮州人，而莊靜庵更是香港第一代鍾表商人，年輕時靠數百元白手起家。
莊靜庵 1908年在潮州出生，小學畢業後到廣州謀生，在一個銀號做學徒，由於為人聰明機靈，辦事勤快獲升至經理，之後自立門戶轉行做貿易生意。1935年，莊靜庵靠自己在廣州積攢下的數十兩碎銀子，在港島上環開辦了一間小小的鍾表配件作坊，小打小鬧，專門生產皮質、布質表帶。莊氏薄利多銷的靈活經營策略十分奏效，很快就在這個行業站穩腳跟，闖出一點名堂。
莊氏不滿足於僅僅製作表帶，擴大再生產，將生意逐漸擴至機械零配件。由於薄有積蓄而成立了中南鍾表公司，而且先後取得樂都表及得其利是表的代理經銷權。莊氏的生意已有相當之規模，公司設於德輔道中的中南行十一樓至頂樓。莊靜奄憑著自己的精明與不懈努力，終於成為香港上流社會的殷實大戶。在香港，像莊靜奄這樣的人家，是典型的吃洋肉、喝洋酒、坐洋車、住洋房的上流社會人家。
李雲經一家到來時，妻弟莊靜庵安頓李雲經一家在中南表行的貨倉住下，設家宴為麵黃肌瘦的姐姐、姐夫一家洗塵。對故土懷有深情厚誼的莊氏仔細詢問了家鄉潮州的近況，然後為姐夫詳細介紹了香港現狀，勸李雲經不要著急，先安心休息，逛逛街，熟悉熟悉環境，再慢慢找工作。
莊靜奄還意有所指地安慰李雲經父子，在香港這個充滿機會的社會，隻要自己肯努力，肯進取，肯拚搏，就一定能夠出人頭地，過上溫馨舒適的好日子。李雲經先生何嚐不急，一家六口的衣食住行，都等待他去打點。在香港，不可能靠別人生活，就算是自己的至親。飽經風霜的李雲經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
莊靜庵閉口不提讓姐夫李雲經到他的公司做職員，這倒是李雲經夫婦萬萬始料不及的。一時難以接受的莊碧琴想去張口問一問自己的親弟弟，被李雲經默默地攔住了。
李雲經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固有的清高孤傲，就算是已經淪落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使得他也不大可能張開口去求人。另外，他也想到，既來之，則安之，一切最終都還是要靠自己爭取，讓自己到外麵找工打工吧。天無絕人之路，天生我材必有用，這裏始終是香港。自己畢竟讀過幾年書，知書識墨，總還能派得上用場。相信養家糊口應該沒問題。第二天，迫不及待的李雲經就開始走街串巷，漫無目標地尋找工作。
然而，當時的香港又是怎樣的情形呢？ 1937年，內地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人口一下子猛增了近 80萬。其中，1937年，有 10萬人湧入香港避難，1938年達 18.8萬人，1939年頭五個月就達 30萬人。其結果如 1938年 8月 30日《星島日報》所描述的那樣：
“所有樓屋和房間都一掃而光，完全住滿了，業主們樂得眉開眼笑。聰明的業主認為時機不再，增加租金，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無屋階級都受夠了。
有人在背後狠命咒罵業主喪絕天良，有人在悲歌飲泣，請業主把良心捧出來，不要乘危而取。然而，這有什麼用處呢？他已經無良心可捧。”
“有的竟在騎樓下生男生女，實行著家庭生活。”許多騎樓的主人對露宿者非常討厭，就在騎樓下貼出告示，此處不準睡覺，違者送官究治。於是，露宿者連乞求的權利也沒有，隻好向別的街角移動。在清冷徹骨的寒夜裏，隻有街頭歌者那哀怨的歌聲，溫存撫慰著他們那絕國的心情。
世態炎涼此時的李雲經先生，依然秉持自己的固有信念與做人的原則，一來不想給妻弟添太多的麻煩，來香港投靠妻弟，已是萬不得已。二來還希望能夠保持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看重的清高與尊嚴。況且，李雲經也甚自負，畢竟自己也算是才高八鬥，滿腹經綸。
當時，李雲經先生逃亡到香港的另一個原因，是長輩的親友中有一人被日本人任命在當地做官。此人與李雲經素有交情，很看重李雲經的才學，每隔一兩天便派人來遊說李雲經回潮安替日本人做事，甚具民族氣節與做人傲骨的李雲經堅辭不受。為了避免發生意外與不必要的麻煩，隻好遠走他鄉，與這位親友不辭而別。
李雲經先生是一位正直愛國的知識分子，他不甘心國破家亡，也不願在日寇統治區苟且過活。但是，現實就是現實，到香港後，他才發現，香港的一切依然艱難，甚至更困難過鄉下。
20世紀 40年代初期的香港，尤其在日占時期，經濟蕭條，百業不振，李嘉誠一家在香港謀生異常艱難。李雲經四處奔波，希望能找一份小工，可以養家糊口。但是，就像每日初升的太陽的希望，隨著日落而漸漸變成日複一日的失望再失望，甚至幾近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