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報》記者黃達才 1941年在《今日的香港》一文中有活靈活現的描述。“物價漲房屋貴，而薪水階級的收入，卻不能跟乘風賽跑。 ”那些僑居香港的同胞，“十之九五，在生活上，像熱鍋上的螞蟻，苦悶，焦慮，極度不安。”
“有的人正在發國難財，把物價抬得高高的，也有人吃不消生活的煎熬，窮苦，饑餓，病亡，走險。恰恰成一對照，反映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一個堂堂正正的校長，一個滿腹經綸的學者，一個憂國憂民的君子，為了五鬥米，就算願意折腰，居然也徒歎奈何。可以想見，李雲經先生的內心熬煎猶勝於肌膚腸胃的痛苦。
李雲經的品格雖與香港的商業文化格格不入，但在環境的逼迫下，他也不得不努力使自己與環境融合。他麵對現實，對兒子的教育，按照行話來說因材施教，因地製宜，就是他不再死抱著古聖先賢的風範訓子，而是要求李嘉誠必須變通，簡單講，就是“學做香港人”。盡可能融入香港社會。這首先得邁過兩個坎兒，即一要學會廣東話，二要攻克英語關。因為李嘉誠來自潮州，講的是潮州話。在香港不懂粵語，可以說是寸步難行。另外，香港長期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下，其官方語言是英語，也是香港社會的最重要交際工具。尤其在上流社會，英語更是通用語言。直到今天，說英語依然是一種身份的象征，至少在某些人看來是這樣。
在潮州城雖然我們家境並不富裕，但是父親一輩都是讀書人出身。記得小時候，父親無論到哪裏去都會帶著我。當時我可以感覺到父親是受人尊敬、被人看重的。
到了香港，可能這裏的生活比較忙碌，待人的態度明顯不同，這一點印象我很深刻。我 12歲到香港，可以說，從那時候開始，我變得很生性，很懂事，絕對不要給父母添任何煩事。
李嘉誠初到香港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香港的世態炎涼，人情淡薄。當時的李嘉誠，可能除了怨恨，很難有其他的想法，如果有，那一定是蘊藏在心中的要改變貧困現狀的信念。
李嘉誠深刻領會父親的苦心。他把學廣東話當作一件大事來對待，他拜表妹表弟為師，勤練不輟，很快就學會了一口流利的廣東話。香港之所以成為國際化大都市，與港人的整體英語水平是分不開的，掌握了英語，就能夠更好地從事國際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來港之初，李嘉誠再也不是什麼學校驕子，他坐在教室裏聽老師講課就如同在聽天書，如墜雲霧，簡直不知所雲。而其他的同學，自小就開始了對英語的學習，所以聽起老師講課來毫無困難。
李嘉誠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並因此產生一種莫名的自卑心理。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但是，這種自卑，不是變為沉淪，而是成為向上的無窮動力。他知道，在香港，想做大事，非得學會英語不可。因此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掌握英語。
李嘉誠學英語，幾乎到如癡如醉，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學放學的路上，邊走邊背單詞；夜深人靜，他怕影響家人的睡眠，便獨自跑到戶外的路燈下讀英語。每日天剛蒙蒙亮，他就一骨碌爬起來，口中念念有詞，苦練英語會話能力。即使後來因父親過早病故，李嘉誠輟學到茶樓、到中南鍾表公司當學徒，每天十多個小時的辛苦勞作後，他也從不間斷學習英語。他怕遭到茶客的恥笑和老板的訓斥，常常利用短暫的空閑靠著牆角，快速拿出寫好的紙片看一眼。
李嘉誠因為從小好學善學專學能學會學多學快學易學，記憶力也異常驚人，經過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終於逾越了英語難關，能夠較熟練運用英語書寫與會話。
拿起破舊的教科書，他既是學生，也是老師。無數昏黃燈光的夜裏，他摸索教學、出題、答案的邏輯，尋找每個篇章的關鍵字句，模擬師生對話，自問自答。直到現在，他還保持這樣的習慣。
“孤獨是他的能量，也是他的朋友。獨處時，他腦海會開始做思想的掙紮，會不斷自己拋問題、自己回答。 ”他的一位友人說。正如叔本華在他的《論天才》一文中，曾引西塞羅的話說：“所有的天才都是憂鬱的。”
李嘉誠自律驚人，除了《三國誌》與《水滸傳》，幾乎不看小說，不看沒有用的書。他也確實沒有權利娛樂。沒有學曆、人脈、資金，想出人頭地，自學是他唯一武器。“上學對他來說是正麵的，因為‘不足感’纏繞在心裏，他害怕自己不足，所以學習能力特別強。”李嘉誠友人評論道。
從李嘉誠青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曆可以看出，環境的作用確實是巨大的，因此不斷學習以適應環境，進而適應創造新的環境，是一種最重要的謀生或創造自我價值的能力，這也是李嘉誠成功的不二法門。
李嘉誠審時度勢，能夠在異常艱辛的困苦環境麵前麵對現實，順應環境變化，轉變觀念，懂得拋棄自己那些不合時宜的東西，吸收新環境中有用的新東西，迅速適應了陌生的環境並在其中揮灑自如。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香港改寫了李嘉誠的人生之路，造就了商聖李嘉誠，不如說是李嘉誠適應了香港，戰勝了香港，甚或改造了香港。
其實，李雲經除了莊靜奄一家較為直係的親屬外，在香港還有幾家遠房親戚，他們偶爾也會上門看看，帶來幾鬥米，扔下幾文錢。無奈，長貧難顧。這些人家也漸行漸遠，失去了聯係。
生活窘迫幾經艱辛，李雲經總算在香港找到一份差事，在一家公司做小職員，獲取微薄的報酬。這點少而又少的酬勞，對走投無路的李雲經來說，至少也可以算得上是個心靈安慰。但是，要養活一家六口，依然是三餐不繼，上頓不接下頓。日複一日，李家生活依然窮困不堪。
為了生存，母親不得不帶著李嘉誠的弟弟妹妹返回潮州，李嘉誠則跟隨父親留在香港。看著相濡以沫手足情深的弟弟妹妹，迫於生活，依依不舍地含淚離開父親，小小的李嘉誠把眼淚硬是咽進肚子裏。
香港的太平日子還沒過上幾天，日軍瘋狂邪惡的炸彈便在九龍港島街道甚至民居炸開了花。1941年 12月 8日，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日，日本開始了對香港的大規模野蠻空襲。12月 25日，對英國人來講，是個悲慘的甚至是恥辱的黑色聖誕日。孤軍奮戰的數千英軍，無可奈何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乖乖地成了日軍的俘虜。
日本人血腥四濺的太陽旗，不費吹灰之力就插到了太平山頂。香港進入了暗無天日的日占時期。漫長的四年，痛苦的四年，絕望的四年。當然，也是英國人、香港人恥辱的四年。過慣了小國寡民，小街橫巷，悠閑自在生活的香港人，在日軍鐵蹄下膽戰心驚地痛苦呻吟著。慘無人性的日軍，為了維持所謂的“大東亞聖戰”，搜刮擄掠，將香港的僅有物資掠往日本，或轉往東南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