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旗幟鮮明地說：“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痛苦無可避免，但必須支援港府應變的策略，發展自己有能力、有基礎的事業。隻有多元化發展，香港才有希望的明天，也才能避免更大的痛苦。”
回歸以後的香港正處於風雲變幻之中，在金融風暴的侵襲下，曾經為香港創下經濟神話的股市、樓市受到衝擊，作為經濟支柱的旅遊業、傳統的服務業也遭遇挑戰，香港麵臨著再定位和重新啟動。
港府正大力倡導數碼港、國際中醫藥中心、遠東旅遊中心、國際郵輪碼頭，規劃香港未來的發展。但很多時候都不過是議而不決，決而難行。李嘉誠表示政府的方針毋庸置疑，相信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
亞洲金融風暴前，香港房地產熱火朝天，樓價飆升，經濟似乎一片繁榮。但這種現象其實就好像廣東俗語“塘水滾塘魚”，也就是“兄弟姐妹打麻將”，輸贏都是自己家人的金錢。
李嘉誠身體力行，早已邁出了多元化、國際化的步伐，投資遍布全球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雇員超過 20萬人，業務包括酒店、貨櫃碼頭、零售及製造、通信、基建和能源等多個領域。他並期望有朝一日，香港能夠從科技、服務和旅遊等領域多元化地賺取外彙。
李嘉誠以其集團發展的經驗指出，他們所做的事業最重要是能夠賺到外彙和增加就業機會。
我們要明白，香港不是單靠地產可以生存，地產對內部的經濟影響很大，但不要忘記，海外的投資在香港地產業不會超過百分之五。那麼要創造外彙，吸引外資，靠什麼？他強調一般工業在香港根本難以立足，貿易額下降，貨櫃港受內地競爭的影響，旅遊業也受到衝擊，必須創造新的支柱產業，以吸引外資，帶來新生機。
然而寸土寸金的香港，借以施展的空間越來越小。唯一的選擇，隻有精衛填海。地產界人士更抱怨道，香港人傳統的選址購樓，多重視靠山臨海這一風水，而地產商銷售樓宇時，總是標榜全海景。可如今，海港越填越小，當初“開窗臨海景，閉門聽濤聲”的豪宅，此情此景已不再。如黃埔花園，原來可遠眺大海的單位，如今已無海可望，隻能是你望我，我望你，令樓價難升。
教育界人士、建築界人士、酒店業人士……特別是常常堅持集體回憶的那班環保人士，都對填海頗有非議。就連李嘉誠也說：“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運沙船都集中到香港了，填海還要填到什麼時候？”
2005年 5月 19日，對於有建議修例提高樓花內購的透明度，李嘉誠表示，隻要對整體樓市好，集團都會讚成，但如無必要則不需立例，否則太多條例隻會影響商業運作，自由經濟的價值絕對不是體現在日益增多的繁文縟節式的規條上。
不少發展商促請政府恢複定期賣地，李澤钜重申方式並非最重要，政府能夠維持健康有序的土地供應，達致市場供求平衡，才是集團所關注的焦點。
李嘉誠曾經在房地產天地創下奇跡，但他其實早已看破房地產市場的脆弱。
李嘉誠執著於難以忘情地奮鬥了數十年的地產世界，但更明白“長江後浪推前浪”
的自然規律。在繼續主政長和集團業務的同時，李嘉誠正醞釀新的計劃，開創新的天地。
“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的負責人，我要為股東長遠利益著想。地產以外，應該做多方麵分散投資。當地產遇到低潮，或是以後土地供應增多，舊樓利潤減少時，有其他行業的收入，公司所受到的影響會最少。”
置地公司和船王包玉剛爭奪九龍倉控股權的喋血之戰，已是半個世紀前的香港商場陳年舊事，雙方爾虞我詐，槍來劍往，刀光斧影，籌謀精詳，高潮迭起，峰回路轉的驚心動魄過程，成為香港資本收購戰史上最為精彩的一頁，亦成為香港華資與英資集團勢力此消彼長的曆史轉折點。
通過這一詭波起伏的浴血交戰，更顯示出當時置身其中，超然於外的第三者李嘉誠的經韜緯略與精明的商業戰略頭腦。
當時香港經濟的發展及香港社會未來可能的變動，使華資勢力龍頭漸起，四行之首的怡和公司（另外三行是和記、會德豐和太古）已無一方獨大之勢。主因是怡和對香港前途信心不足，在 20世紀 70年代全力分散投資，致力推動走資撤資的國際化經營，給予眾多華資興風作浪並做強坐大之天賜良機。
相反，由於包玉剛、李嘉誠等人與大陸千絲萬縷的血濃於水的聯係，使得他們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當然，也不是每個有中國血統的香港人都能夠看到香港未來的美好前景，否則，怎麼會有二十萬香港人競相移民楓葉國。而且，華資通過 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及當時日、韓造船熱的轟轟烈烈，預見到世界性的經濟結構的必然轉型。所以，船王包玉剛不安心於已建立的世界上最大之獨立商船隊，而是積極推行他的登陸大計，不斷尋求新的投資機會及購入有發展潛質的產業及股票。
厭倦海洋生涯的包爵士就像鱷魚一樣，抬頭上岸後瞅準的第一塊獵物便是怡和係守在岸邊的九龍倉。
百年怡和怡和洋行創辦於 1832年，其曆史最遠可上溯到 1782年的科克斯?賴德商號和 1824年的馬尼亞克公司。
1906年後改組為渣甸?馬地臣有限公司，是以其兩個創辦人醫生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馬地臣的名字命名的。“怡和”是它在廣州注冊時所用的商行號。
入鄉隨俗，精明的洋大班為其取“快樂和諧”之意。看來，和諧是人們長久以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奇怪的是，今天的怡和，當其周邊高唱和諧之聲的時候，卻少了入鄉隨俗的自然反應。
1817年，渣甸脫離東印度公司，加入自由行商人行列，開始了毒害中國人的鴉片走私的肮髒罪惡生涯。這也應驗了中國古代南橘北枳的故事，如果渣甸一路在英倫三島懸壺濟世，完全有可能成為一代被後人稱頌的名醫扁鵲。他首先和曾任東印度公司醫生、已成為富商的老南海公司老板托馬斯?威汀，以及孟買鴉片商弗拉姆吉?科瓦斯吉合夥，購買了一條搖搖欲墜的破爛的“薩拉號”商船，從事鴉片走私活動。
很快，“薩拉號”以其敢於冒險而成為加爾各答至伶仃島快速航線上一條臭名昭著的鴉片走私船。“薩拉號”之所以出名，就在於別的船，隻要賺錢，什麼走私貨都裝載，而“薩拉號”則是名副其實的鴉片走私專船，除了鴉片，還是鴉片，獨沽一味，其他什麼貨物都不裝，最多隻是裝運銀元，或是隨船的一兩個慰安婦。
當時，渣甸主要在孟買做生意，他把中國方麵的業務委托給荷林沃茲?馬尼亞克代為經營。荷林沃茲是他哥哥查理斯的查理斯?馬尼亞克公司的合夥人。馬尼亞克兄弟則是從 18世紀以來就常駐澳門和廣州的老牌鴉片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