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為認知主體、生存主體、倫理主體、實踐主體，在社會化的生存中，必然超越自身界限，與同樣作為認知、生存、倫理和實踐主體的他者彼此關聯、相互作用。因此，在主體性之中自然隱含著主體間性的成分。主體間性就是人作為主體在對象化的活動方式中與他者的相關性。
真正的主體性不是征服性的，而是建設性的，不是消耗性的，而是生長性的。主體性不是以占有、改造，甚至是摧毀和損耗客觀世界或其他主體來加以實現的。作為主體的人，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不一定是也沒必要是一種不可和解的對立關係，而應是一種和諧的共處共生關係。片麵強調某一個體、某一群體、某一種群的主體性，把自我的主體性建立在對“客體”的征服和奴役上，不但有悖於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最終會受到規律的懲罰，而且這種粗率的、粗暴的行為方式也不會為主體帶來真正的滿足。
道理很容易明白，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問題卻總是層出不窮。正如薩特所總結的：“在我選擇我的自由時，我也要求他人的自由，然而當我進入行動領域時，我就不得不把他人作為手段而不是目的。顯然，我們在此遇到了一個二律背反……”因此，蘊含著主體間性的主體性，既是一種事實，又是一種價值；既在現實之中，也尚在途中，需要我們不斷去努力、去實現。
我們認為，以交往理性作為主體間協調的方法，是解決這一“二律背反”的根本出路。
交往行為理論是在對主體性問題進行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來的，哈貝馬斯是交往行為理論的代表。在他那裏，所謂的交往行動是指不同主體之間以語言為中介，以理解為目標，通過理解和交流，達成共識，從而實現合作、協調關係的那種行動。交往行為蘊含著交往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實質上就是對話理性和商談理性，是主體間的符號化協調和理解關係。
哈貝馬斯認為，合理交往應該堅持的共同普遍條件有：認知的真實性、主觀的真誠性、規範的正確性（或正當性）以及語言的可領會性。其中，認知真實性與客觀世界相對應，適用認識的真理性標準和訴求；主觀的真誠性與自我世界相對應，要求主體的表達意向和交往意向是誠實的、無欺的；規範的正當性與社會世界相對應，要求規範具有交互性、共同性和普遍性，這是交往的普適性標準。
交往行動不同於以往任何一種理性活動，同時涉及三種行動，即目的論（策略）的行動、規範調解的行動和戲劇行動，所以，交往行動要與三重世界發生關聯。其中，與客觀世界的關聯，追求目的合理性；與社會世界的關聯，奉行規範的正當性；與自我世界的關聯，注重動機的真誠性。第一種情形以真理性為己任，是知識理性；第二種情形以正當性為目標，是道德理想；第三種情形涉及主觀意向，是審美帶表情的。交往合理性意味著三種合理性因素的統一和共存。我們之所以用“交往行為”概括和規範主體間的共生共存關係，出於以下幾個方麵的考慮：首先，主體間是一種共在關係，存在著交往的現實性和交往的必要性；其次，交往作為一種麵向主體開放的溝通行為，意味著承認主體間存在著平等的對話關係。交往理性摒棄強製、統治、權力、金錢利益等純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動機，反對工具化、技術化、官僚化，反抗奴役和物化，是一種協調性、建設性的行為而不是以占有為目的的強製性、壓迫性行為；再次，交往行為實現的過程是一個溝通、理解、對話和協商的過程，目的是出現一個“雙贏”的局麵，在性質上是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對交往理性的履踐與維護，有助於主體道德能力和社會價值的增長，有助於維護主體間的共同權益，實現主體的共同進步；最後，盡管交往行為理論和大部分社會理論一樣，具有“以偏概全”的問題，甚至還帶有“烏托邦色彩”，在現實生活中，即便主體間的關係在形式上實現了規範和統一，但是主體間的關係也會永遠存在著張力，存在著疏離的可能。交往與主體間性並不能保證這些負麵問題的出現，但是交往理性（商談理性、對話理性）卻提供了一個合理而積極的途徑，使最終解決這些問題成為可能。其力求公正、合理的立場和積極的理想色彩，也許正與我們建設和諧社會的理想有著相協調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