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誠與目的設置
真誠的要務在於傳播主體的目的設置上。當然這一目的不是直接功利性的，不是大而無當的，而是情感性和本體性的，是具體而實在的。
1.“慈故能勇”
《韓非子·解老》有這樣的說法：“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由於從根本上為對方考慮，因此才會在目的上“務致其福”，為了能夠“務致其福”，必須在思慮上考慮純熟，“思慮熟”了“則得事理”，才能在理性上“見必行之道”，才會有正確的目標和成熟的“路線圖”，由於有了充分的論證、規劃，有了良好的動機，因此才能在行動上“行之不疑”，表現在態度與精神上則是“亦慈亦勇”。這一嚴密而充滿了人性的推理，建立在人間的真愛與摯愛的基礎之上，以此行事，將無往而不成！它雖然隱含著“犧牲性”付出的前提，但何嚐不深蘊著成就自我的意涵呢！在這裏，“自失”的危險被“自為”消除了。
傳播主體在大眾傳播中也應秉持如此的情懷，隻有真正為受眾考慮，才會發現真正的需求、設立積極的目標，才會精心策劃、認真準備、考慮周詳，才會樂於“在場”、“勇於出席”，才可能“善於發言”。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之所以借鑒“慈故能勇”，不是由此強調傳播主體地位尊崇、淩駕於接受主體之上，傳受之間是“慈母之於弱子”的關係，而是因為這一比喻生動、清晰地道出了純潔、美好的目的對於主體行為的重要性。我們認為，“慈故能勇”的實質不是保護，也不是替代，不是限製，更不是為著功利的目的，而有著一種深深的“愛”與責任在其中。
2.“仁者愛人”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講究人文關懷的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最好的注解。從講求群體合作和社會價值出發而形成的理解人、尊重人、關懷人、幫助人的人生信念，成為中華民族最有代表性的優秀傳統。“仁者愛人”是我們的民族之根、立國之本、立身之本。正是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我們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燦爛的社會文明。
愛不是空洞的教條，而是主體性在人的情感世界的具體反映。愛具有主動性，是主動的求索與付出。愛也具有能動性，愛的努力導向自我的滿足與幸福。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爾就曾指出：“……誰越是能愛，世界對於他也就越有意義。”這樣，作為主體性在主體情感世界中之集中體現的愛，就成為一種生產性的力量和行為，它要求著主體的生命活力，也增強著主體的生命活力。“愛的能力要求一種敏感、清醒、增強生命活力的狀態，這種狀態隻能是在生活的其他許多領域內同樣具有這種生產性和主動的傾向之結果。如果一個人在其他許多方麵不是生產性的，那麼，他在愛的方麵也不會是生產性的”。在生活中，愛帶來的可能是內心湧動的溫暖、油然而生的感動、發自內心的快樂，也可能是煥發精神的振奮、攜手共進的團結、心靈深處的共鳴。有的愛追求結果，有的愛樂於付出。愛可能表現為行動上的體貼、幫助、攙扶，有時隻在於內心的關心、掛念、同情、祝福。愛有時也會有“恨鐵不成鋼的”焦慮，有無法表達、無處用力的苦悶，有曲解、誤會的傷痛，但卻總能給人以付出後的滿足和充實的快樂。
對於傳播主體來說，愛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切實的感觸，是意識、情感、態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顯明的效果，是感動、鼓舞、振奮、貼近。愛，不是苛刻的要求，而是主體自身的需要；不是單方麵的付出和犧牲，而是一種精神的收獲和豐足。
不管是“慈”還是“愛”，其共同點都是建立在自願基礎之上，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它著重強調了主體間相互依存的內在性和不可分割性，強調了主體間共同生存、共同成長、共同發展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立足於這樣目的之上的交往，其總體必然是真誠的。立足於這樣目的之上的有聲語言大眾傳播，也必然能規避諸多失誤，大可以“行之也不疑”。